数十年坚持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经济上走向了富裕，在社会结构方面则日益显示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征。这个特征所反映的政治基础将长久地影响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
　　1949年起，政府对全国经济活动实行集中控制，建立起一套“命令经济系统”。这是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体，利益的多元分化受到严格限制。这个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和谐”的，但这是一种高度紧张下的控制与服从，并非真正的和谐。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社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时期，经济领域里的突出標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放活了农民，就放活了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口。多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教育开始吸收和传播新思想，新一代大学生给正在扩张的媒体服务业、法律服务业等行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员。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具有自由职业的特点，这种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大大加速，最能表现社会生活多元化特征的是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1990年到2002年，在国家部门和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减少了31%，而同期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45%。“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冲击了分配关系，同时也冲击了人们脑袋里的秩序，而在现实中则是一大批富豪迅速崛起。眨眼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高过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尽管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因为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和谐，但中国社会还在包容这种变化。
　　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也迅速成长壮大了。农民新型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总数已经突破15万个。城市里正在兴起各种形式的志愿者组织，引起国际机构的关注。中国政府推动的“村民自治”尽管遇到不小的困难，但也形成了不小的气候。
　　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时有发生的地方政府“违规行为”常常使中央政府头痛，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地方政治中不时冒出有创新意识的政治家，向社会显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有时候地方政府踩了“红线”，中央政府拍巴掌下来，也出自全局的考虑。在利益磨合中，地方政府学会了自律，中央政府提高了掌控艺术，规则在磨合中得以完善，最后大家都得到好处。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冲突，不可能没有裂痕。好的社会不断地用法律制度和道德力量化解冲突，融合裂痕。如果政治家不敢正视社会冲突和裂痕，也就不可能担当起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政治文明的重任。
　　建立和谐社会的一切难题来自我们选择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而建立和谐社会的唯一可能性也在于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利益主体多元化发展不会让中国的天塌下来。相反，只有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才能创造出和谐社会的基础。多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权威形成和整合的过程。社会利益的分化同时在加强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依赖关系，使社会组织程度和社会稳定性得以提高。利益分化基础上每一个社会单元自身的组织程度也会大大提高，由此产生出一大批职业政治领袖，从而大大降低社会的对话成本，提高社会的整合程度，但这种组织程度的提高是通过权威的作用来实现的。国家权威的最终象征是国家的法律体系，任何利益主体都要服从国家的法律。人们通过立法建立共识，又借助法律求得行动的协调。社会和谐的机制大抵是这样形成的，我们要为建立这样的社会和谐机制做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