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吴投文（以下简称“吴”）：文学总是与生活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先简单地谈一谈你的求学与工作经历吧。
李春龙（以下简称“李”）：我的求学经历很简单，在村小读到三年级，到隔壁村的片小读完六年级，再在双凤中学初中毕业，考上邵阳师范，然后自考了汉语言文学专科、本科。工作经历也很简单，师范毕业后在乡村教了几年书，然后改行做公务员，到乡镇与机关工作，从来没有出县工作过，估计以后也出不了，能力有限。不过再简单的经历，也会有生活的复杂性，生活的温情与残酷，是无所不在的，大家都会有切身体会。而能不能写出来，或者说怎么写出来，则是另外一回事。
吴：发表的第一件作品是诗吗？对你有些什么影响？
李：发表的第一件作品还真是一首诗，叫《飘零》，是发在1993年10月1日的《中师报》上。当时我17岁，在师范学校读二年级，文学热在学校还有余温。学校的希望文学社举行了一场“咏秋”诗歌散文赛，我写了这平生第一首诗。抄了两份，一份参赛，一份寄给了《中师报》。没想到先是《中师报》发了出来，然后在比赛中也得了二等奖，奖了好几本世界名著。一下子就觉得生活多了很多阳光，每天都好像有很有意思的东西要写出来一样。崽总是自己的好，这首诗现在还慎重其事地躺在我的剪贴本的第一页上：
当萧瑟的风儿吹来
便有了飘零这个苦涩的概念
落叶成了主角
或是栖于荒野外
与那野草形影相吊
或是归根在苗圃里
将身心化成肥料
天涯海角
何处不是安身的地方
当花儿鲜红时
飘零便是一种真正的奉献
此后，我陆续在当时的学生刊物《中国校园文学》《小溪流》《文学少年》《青少年日记》《作文报》等上面发表了好些诗歌、散文、小说。特别是1994年6月，我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中师生作文大赛一等奖，当时邵阳师范学校就我一个人获奖，还是一等奖，历届来学校里都没有学生获过一等奖，反响很大。记得学校德高望重的楚辞专家易重廉老师都专门找到我，“狠狠”表扬了我，还在《邵阳师范学校校史》上就创作成绩唯一给我大书了一笔。当然，现在看来，那些所谓的成绩，都不值一提，那些发表的文字也太稚嫩，让人红脸出汗，只是一段个人文字经历而已。但写作确实让我的师范生活过得很充实，有滋有味。毕业已二十年多了，现在校友中的文学爱好者总还是不时会提起，也会满足一点小虚荣，人性总是有弱点的嘛。
吴：从199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2005年止，这十年多时间里，你在尝试多种文体与多种题材的写作，有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有没有困惑与苦恼？
李：这十年多时间里，我谈不上有意识地写作，基本上是一种无意识的写作状态。有所思有所感就记下来，觉得哪种文体方便表达就用哪种，诗歌、散文、小说都有。就一个人写，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交流，也没有专业老师来指导，更没有什么目标。刚写出来时有些觉得满意，现在来看，有几首诗还马马虎虎，其余的实在不怎么样。
写作倒是给我带来了一回实实在在的困惑与苦恼。那时年轻气盛，认为校长没什么水平，不够资格当校长，就不怎么把校长的话当回事，还专门写了一篇小小说《中巴车装满想法》讽刺校长，结果被好事者看到打了小报告。校长气坏了，将我从中学下放到村小教了一年书。当时真的很困惑很苦恼。一个人在村小包一个三年级班，教学之余，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唯有写些东西打发时光。现在回想，当然不算个事，反而是一段难忘的记忆。那几首还马马虎虎的诗，也大多是那一年写的。其中有一首《村小的孩子》，开头“当——/村小的铁钟通开喉咙喊一声”，我一直比较满意。要不是村小用的是铁钟，凭空想象是难以写出来的。
吴：写作者一般都有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从2005年开始，你专注于胞衣地“大兴村”系列诗歌写作，先大致介绍一下你的出生地大兴村好吗？
李：我是龙年立春那天出生在大兴村，我的名字应该就是父母这样顺手捡来的。大兴村属湘中的一个典型丘陵地区小村落，在邵东县的边界，与祁东县相连，口音是邵东腔与祁东腔混合，冬暖夏凉四季分明。有日月星辰和蓝天白云，有椅子山和高石头岭，有张家冲水库和弯弯溪，有大大小小的山塘和方方圆圆的田地，有一条毛马路和一条石板路十字交叉，有标志性建筑大兴亭和一棵老凉树，有隐隐约约的房屋和八九百人。与别的村子没有任何不同，不同的是我生在这里，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就觉得与别的村子都不相同。
说到对大兴村有很深的感情，容我多说几句。我爷爷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出生在现乡政府所在地，一岁时父死母嫁，由一好心老人带养。九岁时左膝盖生毒疮，无钱医治，任由其烂了一年，左腿从此瘸拐，走路时大歪大斜，旁人看一眼都会觉得痛苦。十二岁跟乡里名匠茂裁缝学徒，三十岁出师，成为方圆三十里有名的梅裁缝。当时大兴村有个方和尚，是村里的大户，要做一件百衲衣，衣上要有108个口袋，袋袋要相通，一粒黄豆能从第一个口袋用手挤到最后一个，只有爷爷能做。方和尚看重爷爷，留爷爷在大兴村落户。爷爷做一天手艺两升米，五斗米一块银元。爷爷花100多块银元砌起五间锁形大屋，置下几十亩良田，从祁东县新屋排娶回寡妇奶奶，生下三个儿子。后来，田土收公，缝纫机出现，以手缝衣的爷爷黯然退场。爷爷无法正常参加其他劳动，家中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大伯父在村里招郎，二伯父辗转远走炎陵县招郎，父亲九岁去牵八字先生，一毛钱一天。后来爷爷奶奶相继于70年代初在贫病中离世，父亲继承爷爷手艺并加以创新，也成了一名好裁缝。田土到户，手艺在身，日子渐渐有了生气，也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童年。父亲也有意把手艺传给我或弟弟。我心不在焉地学了一些皮毛，终究兴致不高，觉得不如读书有味；弟弟更是根本就不当一回事，父亲只得作罢。三代人的生活，听起来像小说故事梗概，但实实在在就是我的家族生活，一一在大兴村上演。从2005年开始，我一心一意写“大兴村”，觉得写什么都顺手，越写越深入越透彻，越写越有话写越能打动自己。这些年走了很多地方，也工作了好几个地方，包括在县城生活了十几年，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深的感受，要有也是联系到大兴村才有，感觉才写得好。 吴：听你这么一说，我对你十年如一日地写“大兴村”的执着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有论者指出你主要是用“村里”与“村外”两个视角交错在写你的“大兴村”，我注意到你还经常用“童年”和“成人”两个视角来写，尤其是你以“童年”视角写的“大兴村”，能瞬间勾起一代人的美好回忆，对你儿子一代新世纪出生的小朋友也很有吸引力，说说你的美好童年吧。
李：我的童年生活虽然电都没有，但很有味道。看牛扯猪草，摸田螺捉泥鳅，采蘑菇扯笋子，摘黄花挖红薯，看戏看电影，赶场卖麦杆，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好像不怎么要读书，一整天就是玩耍和劳动。记得一九八四年的冬天特别冷，冰天雪地，方塘圆塘里冻了一尺多厚。我们扛条板凳到塘中间倒置着开火车，玩得热气腾腾。哪像现在的小朋友，一整天绝大部分时间就在读书做作业上培训班，或者在看电视上网，也没见把书读得有多好，倒是出现了一大批小“眼镜先生”，有什么意思。教育的利益导向出了问题，非一朝一夕改得了的，扯宽了。我一直认为城里的孩子是没有童年可供回味的，所以经常带儿子回大兴村，每次儿子都高兴得什么似的。
表达现实生活，我喜欢用“成人”视角；回忆过往美好，则用“童年”视角。我以“童年”视角写的一些诗，朋友们看了之后，颇有同感，就给自己的小孩看。有朋友是当老师的、办培训班的，还不时组织专门的读诗会。为此，我应朋友要求编了一本小册子《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童年》，经常有小朋友吵着要家长来索书，我有求必应，统一签名，送上一句“童年快乐，一生回味！”一首再好的诗，在成人读来，最多心有所动一下；但在小朋友读来，也许会影响一生。儿子也读我的诗，但他经常提意见，说太长了，不如《静夜思》那样容易背。这么来比较，呵呵，我也是醉了。
吴：你2015年发表的近100首诗，具体写作时间从2005年到2015年，基本上每年都有。我发现你表达的主题都是童年、生死、环境、故乡、苦难、亲人等所谓宏大命题。你在诗中把世界分为村里与村外，在写村里时，都是在写外部世界；在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点，你都可以联系村里来写。不知我的看法对不对？
李：是的。我一直认为，写一些天地人世间永恒的主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些。在县里要大办工业的时候，我写了《荒芜》，认为与其大办那些产业转移淘汰来的污染工业，不如像大兴村一样，把地荒在那里，长满杂草也是一片绿色。在一片昏天黑地对现实的控诉声中，我写了《诉苦》，指出与瘸腿的爷爷、夭折的大弟弟比，唯有坚强，没有任何苦值得诉。别人写留守老人的凄苦，我写了《躺》，表达了对外公挺然独立在大兴村过老，生死淡然的钦佩。历经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自驾车去西藏看了蓝天白云，我写了《离我最近的蓝天白云》，认为大兴村的蓝天白云与西藏的一样蓝一样白，只是更近更亲切。你可以吐槽我，但我也可以忠实于我的内心。大兴村就是一个小世界，人情世故与外面的大世界没有多大的区别。我在村里村外生活，自然能把两个世界结合起来写。
吴：注重永恒主题，但我发现，你好像在刻意回避，为何没有一首写爱情的呢？
李：在大兴村，我没有爱情，哈哈，总不能无中生有捏造出来吧。我写“大兴村”，注重在场感，主张先感己再动人。童年生活中有一个关系好的女玩伴五朵，也是在诗中反复出现的，当然那与爱情无关。
吴：写诗这么多年，对诗的语言，有什么特别讲究或追求没有？
李：喜欢一读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再读还会有更深一层意思的语言，不喜欢反复读后终于明白是什么意思的语言。你又不是苏东坡、曹雪芹，凭什么让我来反复揣摩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没那闲工夫。具体一点说，就是准确、干净、直抵人心吧。我还偏爱在一首诗中，通过语境的营造，把一些家常俚语翻出新意。在《萢是一种好果子》中，我结尾写道“来大兴村就有你好果子吃/你不来/萢红了又紫了就落了多可惜”。这主要是受宋词的影响。语言是文学的第一媒介，孜孜以求，永无止境。
吴：喜欢什么样的诗人，什么样的诗？这个问题有点笼统，随便谈谈吧。
李：是有点一只老鼠掉进谷仓里——无从下口的感觉。我想反过来，说一说不喜欢什么样的诗人，什么样的诗。生活在县城，没有什么文学氛围，跟诗人打交道不多。我比较不喜欢一种是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诗人，一天到晚端着，谁都不放在眼里，终归要挂在半空中，上不了天下不了地。一种是不务正业的诗人，整天打着诗的幌子东游西荡，招摇撞骗，害人害己，迟早饿死。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总会看到这两种诗人在晃荡。外国诗、中国诗，古代诗、现代诗，多多少少读了一点。比较不喜欢一种是故弄玄虚的诗，转过来折过去，总以为余音绕梁三日，博大精深，其实说不定自己都不清楚要表达什么。一种是假慈悲的诗，比如说一边吃着鸭子，一边在诗里说杀鸭太残忍，大发悲悯之心。难道喂鸭子不杀来吃让它们老死才是正道？十足的伪诗。世上万物皆有其宿命，道法自然当为上。
吴：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的生态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微信的兴起，一夜之间，刷朋友圈，诗歌“繁荣”，诗人剧增，你怎么看？
李：诗歌本来就是一种最具包容性的文体，伟大领袖在写，布衣草民也在写；教授在写，文盲也在写，而且都能从诗中得到温暖或者力量。字数少嘛，省力气，几句话，谁“灵光一现”，诗就来了，没听说谁谁都要写小说散文吧。其实大家平时就在写，只是由于微信的兴起，传播方式的革命，一夜之间都看到了才有瞬间“繁荣”之感。有些有影响的诗人，一首诗一夜之间点赞上千，阅读转发量上十万，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市文联微信平台去年推出我的诗，两天内阅读转发量三万，现在过去半年多了，还是三万多，别太当真。倒是要读到自己喜欢的好诗，就有的是选择的余地了，点开微信，到处都是。喜欢的诗就读，喜欢的诗人有机会就见，没有人强迫你，多么好的诗歌黄金时代！
诗人本来就遍地皆是，任何一个人写了一首打动自己的诗，我认为都可以称为广义的诗人。那首诗对他本人来说，就是一首好诗。而狭义的诗人是指除了打动自己，还打动了其他人，打动的人越多越是好诗人。成为诗人何其易，成为好诗人何其难。个人觉得，新诗百年，李白、杜甫那样的大诗人还没有出现，百年何其短，且待后来人。写旧诗不可能，写新诗还有可能成为李白、杜甫，多么致命的诱惑！
吴：你在诗中经常写到父母，父母读过你的诗吗？怎么评价你的诗？
李：父母没什么文化，父亲是高小毕业，母亲是高中毕业，都是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没怎么读书。他们从来不读我的诗，估计如果读首先会有很多字不认得，当然更谈不上怎么评价。我有一首这样的诗：
自然回来
饭快好了
我想带儿子去喊
在椅子山砍柴的父亲
母亲说不要喊
椅子山那么大
不晓得在哪里
到时候了
自然会回来
我写好之后，读给母亲听，母亲说这不就是我讲的话，这也叫诗？明显的一脸狐疑与不屑。好在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写首诗，比父亲缝一件衣服或者母亲做一双布鞋高明到哪里，有意义在何处。各有所长，侧重点不一样。写诗毕竟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讲，都是锦上添花的事，起不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吴：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李：没有什么很明确的写作计划，会继续每年写30首左右的诗，可能也会写一些散文和小说。有些题材，像一部家族史，像村里有一家四兄弟，三个长脸与自己父亲一模一样，一个圆脸与村干部一模一样，有意思，但不太好用诗来表达。当然内容都是与大兴村有关的，这是一个我用情最深的地方，够我写的。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
李春龙（以下简称“李”）：我的求学经历很简单，在村小读到三年级，到隔壁村的片小读完六年级，再在双凤中学初中毕业，考上邵阳师范，然后自考了汉语言文学专科、本科。工作经历也很简单，师范毕业后在乡村教了几年书，然后改行做公务员，到乡镇与机关工作，从来没有出县工作过，估计以后也出不了，能力有限。不过再简单的经历，也会有生活的复杂性，生活的温情与残酷，是无所不在的，大家都会有切身体会。而能不能写出来，或者说怎么写出来，则是另外一回事。
吴：发表的第一件作品是诗吗？对你有些什么影响？
李：发表的第一件作品还真是一首诗，叫《飘零》，是发在1993年10月1日的《中师报》上。当时我17岁，在师范学校读二年级，文学热在学校还有余温。学校的希望文学社举行了一场“咏秋”诗歌散文赛，我写了这平生第一首诗。抄了两份，一份参赛，一份寄给了《中师报》。没想到先是《中师报》发了出来，然后在比赛中也得了二等奖，奖了好几本世界名著。一下子就觉得生活多了很多阳光，每天都好像有很有意思的东西要写出来一样。崽总是自己的好，这首诗现在还慎重其事地躺在我的剪贴本的第一页上：
当萧瑟的风儿吹来
便有了飘零这个苦涩的概念
落叶成了主角
或是栖于荒野外
与那野草形影相吊
或是归根在苗圃里
将身心化成肥料
天涯海角
何处不是安身的地方
当花儿鲜红时
飘零便是一种真正的奉献
此后，我陆续在当时的学生刊物《中国校园文学》《小溪流》《文学少年》《青少年日记》《作文报》等上面发表了好些诗歌、散文、小说。特别是1994年6月，我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中师生作文大赛一等奖，当时邵阳师范学校就我一个人获奖，还是一等奖，历届来学校里都没有学生获过一等奖，反响很大。记得学校德高望重的楚辞专家易重廉老师都专门找到我，“狠狠”表扬了我，还在《邵阳师范学校校史》上就创作成绩唯一给我大书了一笔。当然，现在看来，那些所谓的成绩，都不值一提，那些发表的文字也太稚嫩，让人红脸出汗，只是一段个人文字经历而已。但写作确实让我的师范生活过得很充实，有滋有味。毕业已二十年多了，现在校友中的文学爱好者总还是不时会提起，也会满足一点小虚荣，人性总是有弱点的嘛。
吴：从199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2005年止，这十年多时间里，你在尝试多种文体与多种题材的写作，有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有没有困惑与苦恼？
李：这十年多时间里，我谈不上有意识地写作，基本上是一种无意识的写作状态。有所思有所感就记下来，觉得哪种文体方便表达就用哪种，诗歌、散文、小说都有。就一个人写，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交流，也没有专业老师来指导，更没有什么目标。刚写出来时有些觉得满意，现在来看，有几首诗还马马虎虎，其余的实在不怎么样。
写作倒是给我带来了一回实实在在的困惑与苦恼。那时年轻气盛，认为校长没什么水平，不够资格当校长，就不怎么把校长的话当回事，还专门写了一篇小小说《中巴车装满想法》讽刺校长，结果被好事者看到打了小报告。校长气坏了，将我从中学下放到村小教了一年书。当时真的很困惑很苦恼。一个人在村小包一个三年级班，教学之余，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唯有写些东西打发时光。现在回想，当然不算个事，反而是一段难忘的记忆。那几首还马马虎虎的诗，也大多是那一年写的。其中有一首《村小的孩子》，开头“当——/村小的铁钟通开喉咙喊一声”，我一直比较满意。要不是村小用的是铁钟，凭空想象是难以写出来的。
吴：写作者一般都有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从2005年开始，你专注于胞衣地“大兴村”系列诗歌写作，先大致介绍一下你的出生地大兴村好吗？
李：我是龙年立春那天出生在大兴村，我的名字应该就是父母这样顺手捡来的。大兴村属湘中的一个典型丘陵地区小村落，在邵东县的边界，与祁东县相连，口音是邵东腔与祁东腔混合，冬暖夏凉四季分明。有日月星辰和蓝天白云，有椅子山和高石头岭，有张家冲水库和弯弯溪，有大大小小的山塘和方方圆圆的田地，有一条毛马路和一条石板路十字交叉，有标志性建筑大兴亭和一棵老凉树，有隐隐约约的房屋和八九百人。与别的村子没有任何不同，不同的是我生在这里，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就觉得与别的村子都不相同。
说到对大兴村有很深的感情，容我多说几句。我爷爷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出生在现乡政府所在地，一岁时父死母嫁，由一好心老人带养。九岁时左膝盖生毒疮，无钱医治，任由其烂了一年，左腿从此瘸拐，走路时大歪大斜，旁人看一眼都会觉得痛苦。十二岁跟乡里名匠茂裁缝学徒，三十岁出师，成为方圆三十里有名的梅裁缝。当时大兴村有个方和尚，是村里的大户，要做一件百衲衣，衣上要有108个口袋，袋袋要相通，一粒黄豆能从第一个口袋用手挤到最后一个，只有爷爷能做。方和尚看重爷爷，留爷爷在大兴村落户。爷爷做一天手艺两升米，五斗米一块银元。爷爷花100多块银元砌起五间锁形大屋，置下几十亩良田，从祁东县新屋排娶回寡妇奶奶，生下三个儿子。后来，田土收公，缝纫机出现，以手缝衣的爷爷黯然退场。爷爷无法正常参加其他劳动，家中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大伯父在村里招郎，二伯父辗转远走炎陵县招郎，父亲九岁去牵八字先生，一毛钱一天。后来爷爷奶奶相继于70年代初在贫病中离世，父亲继承爷爷手艺并加以创新，也成了一名好裁缝。田土到户，手艺在身，日子渐渐有了生气，也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童年。父亲也有意把手艺传给我或弟弟。我心不在焉地学了一些皮毛，终究兴致不高，觉得不如读书有味；弟弟更是根本就不当一回事，父亲只得作罢。三代人的生活，听起来像小说故事梗概，但实实在在就是我的家族生活，一一在大兴村上演。从2005年开始，我一心一意写“大兴村”，觉得写什么都顺手，越写越深入越透彻，越写越有话写越能打动自己。这些年走了很多地方，也工作了好几个地方，包括在县城生活了十几年，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深的感受，要有也是联系到大兴村才有，感觉才写得好。 吴：听你这么一说，我对你十年如一日地写“大兴村”的执着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有论者指出你主要是用“村里”与“村外”两个视角交错在写你的“大兴村”，我注意到你还经常用“童年”和“成人”两个视角来写，尤其是你以“童年”视角写的“大兴村”，能瞬间勾起一代人的美好回忆，对你儿子一代新世纪出生的小朋友也很有吸引力，说说你的美好童年吧。
李：我的童年生活虽然电都没有，但很有味道。看牛扯猪草，摸田螺捉泥鳅，采蘑菇扯笋子，摘黄花挖红薯，看戏看电影，赶场卖麦杆，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好像不怎么要读书，一整天就是玩耍和劳动。记得一九八四年的冬天特别冷，冰天雪地，方塘圆塘里冻了一尺多厚。我们扛条板凳到塘中间倒置着开火车，玩得热气腾腾。哪像现在的小朋友，一整天绝大部分时间就在读书做作业上培训班，或者在看电视上网，也没见把书读得有多好，倒是出现了一大批小“眼镜先生”，有什么意思。教育的利益导向出了问题，非一朝一夕改得了的，扯宽了。我一直认为城里的孩子是没有童年可供回味的，所以经常带儿子回大兴村，每次儿子都高兴得什么似的。
表达现实生活，我喜欢用“成人”视角；回忆过往美好，则用“童年”视角。我以“童年”视角写的一些诗，朋友们看了之后，颇有同感，就给自己的小孩看。有朋友是当老师的、办培训班的，还不时组织专门的读诗会。为此，我应朋友要求编了一本小册子《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童年》，经常有小朋友吵着要家长来索书，我有求必应，统一签名，送上一句“童年快乐，一生回味！”一首再好的诗，在成人读来，最多心有所动一下；但在小朋友读来，也许会影响一生。儿子也读我的诗，但他经常提意见，说太长了，不如《静夜思》那样容易背。这么来比较，呵呵，我也是醉了。
吴：你2015年发表的近100首诗，具体写作时间从2005年到2015年，基本上每年都有。我发现你表达的主题都是童年、生死、环境、故乡、苦难、亲人等所谓宏大命题。你在诗中把世界分为村里与村外，在写村里时，都是在写外部世界；在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点，你都可以联系村里来写。不知我的看法对不对？
李：是的。我一直认为，写一些天地人世间永恒的主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些。在县里要大办工业的时候，我写了《荒芜》，认为与其大办那些产业转移淘汰来的污染工业，不如像大兴村一样，把地荒在那里，长满杂草也是一片绿色。在一片昏天黑地对现实的控诉声中，我写了《诉苦》，指出与瘸腿的爷爷、夭折的大弟弟比，唯有坚强，没有任何苦值得诉。别人写留守老人的凄苦，我写了《躺》，表达了对外公挺然独立在大兴村过老，生死淡然的钦佩。历经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自驾车去西藏看了蓝天白云，我写了《离我最近的蓝天白云》，认为大兴村的蓝天白云与西藏的一样蓝一样白，只是更近更亲切。你可以吐槽我，但我也可以忠实于我的内心。大兴村就是一个小世界，人情世故与外面的大世界没有多大的区别。我在村里村外生活，自然能把两个世界结合起来写。
吴：注重永恒主题，但我发现，你好像在刻意回避，为何没有一首写爱情的呢？
李：在大兴村，我没有爱情，哈哈，总不能无中生有捏造出来吧。我写“大兴村”，注重在场感，主张先感己再动人。童年生活中有一个关系好的女玩伴五朵，也是在诗中反复出现的，当然那与爱情无关。
吴：写诗这么多年，对诗的语言，有什么特别讲究或追求没有？
李：喜欢一读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再读还会有更深一层意思的语言，不喜欢反复读后终于明白是什么意思的语言。你又不是苏东坡、曹雪芹，凭什么让我来反复揣摩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没那闲工夫。具体一点说，就是准确、干净、直抵人心吧。我还偏爱在一首诗中，通过语境的营造，把一些家常俚语翻出新意。在《萢是一种好果子》中，我结尾写道“来大兴村就有你好果子吃/你不来/萢红了又紫了就落了多可惜”。这主要是受宋词的影响。语言是文学的第一媒介，孜孜以求，永无止境。
吴：喜欢什么样的诗人，什么样的诗？这个问题有点笼统，随便谈谈吧。
李：是有点一只老鼠掉进谷仓里——无从下口的感觉。我想反过来，说一说不喜欢什么样的诗人，什么样的诗。生活在县城，没有什么文学氛围，跟诗人打交道不多。我比较不喜欢一种是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诗人，一天到晚端着，谁都不放在眼里，终归要挂在半空中，上不了天下不了地。一种是不务正业的诗人，整天打着诗的幌子东游西荡，招摇撞骗，害人害己，迟早饿死。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总会看到这两种诗人在晃荡。外国诗、中国诗，古代诗、现代诗，多多少少读了一点。比较不喜欢一种是故弄玄虚的诗，转过来折过去，总以为余音绕梁三日，博大精深，其实说不定自己都不清楚要表达什么。一种是假慈悲的诗，比如说一边吃着鸭子，一边在诗里说杀鸭太残忍，大发悲悯之心。难道喂鸭子不杀来吃让它们老死才是正道？十足的伪诗。世上万物皆有其宿命，道法自然当为上。
吴：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的生态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微信的兴起，一夜之间，刷朋友圈，诗歌“繁荣”，诗人剧增，你怎么看？
李：诗歌本来就是一种最具包容性的文体，伟大领袖在写，布衣草民也在写；教授在写，文盲也在写，而且都能从诗中得到温暖或者力量。字数少嘛，省力气，几句话，谁“灵光一现”，诗就来了，没听说谁谁都要写小说散文吧。其实大家平时就在写，只是由于微信的兴起，传播方式的革命，一夜之间都看到了才有瞬间“繁荣”之感。有些有影响的诗人，一首诗一夜之间点赞上千，阅读转发量上十万，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市文联微信平台去年推出我的诗，两天内阅读转发量三万，现在过去半年多了，还是三万多，别太当真。倒是要读到自己喜欢的好诗，就有的是选择的余地了，点开微信，到处都是。喜欢的诗就读，喜欢的诗人有机会就见，没有人强迫你，多么好的诗歌黄金时代！
诗人本来就遍地皆是，任何一个人写了一首打动自己的诗，我认为都可以称为广义的诗人。那首诗对他本人来说，就是一首好诗。而狭义的诗人是指除了打动自己，还打动了其他人，打动的人越多越是好诗人。成为诗人何其易，成为好诗人何其难。个人觉得，新诗百年，李白、杜甫那样的大诗人还没有出现，百年何其短，且待后来人。写旧诗不可能，写新诗还有可能成为李白、杜甫，多么致命的诱惑！
吴：你在诗中经常写到父母，父母读过你的诗吗？怎么评价你的诗？
李：父母没什么文化，父亲是高小毕业，母亲是高中毕业，都是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没怎么读书。他们从来不读我的诗，估计如果读首先会有很多字不认得，当然更谈不上怎么评价。我有一首这样的诗：
自然回来
饭快好了
我想带儿子去喊
在椅子山砍柴的父亲
母亲说不要喊
椅子山那么大
不晓得在哪里
到时候了
自然会回来
我写好之后，读给母亲听，母亲说这不就是我讲的话，这也叫诗？明显的一脸狐疑与不屑。好在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写首诗，比父亲缝一件衣服或者母亲做一双布鞋高明到哪里，有意义在何处。各有所长，侧重点不一样。写诗毕竟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讲，都是锦上添花的事，起不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吴：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李：没有什么很明确的写作计划，会继续每年写30首左右的诗，可能也会写一些散文和小说。有些题材，像一部家族史，像村里有一家四兄弟，三个长脸与自己父亲一模一样，一个圆脸与村干部一模一样，有意思，但不太好用诗来表达。当然内容都是与大兴村有关的，这是一个我用情最深的地方，够我写的。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