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期从事应用光学研究及科研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在多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参与提出的“863”计划，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他提出的重视工程技术界的整体作用，成立中国工程院及我国自主研制大飞机等建议，对国家科技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就是我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者、中国改革先锋——王大珩。

漫漫求学路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王应伟对他说，“搞物理研究，会穷一辈子”，可是王大珩仍然选择了物理系，看到儿子坚定的目光，父亲很欣慰。
　　王大珩在大学面试时第一次见到叶企孙先生，叶先生也是王大珩最钦佩、最敬重的老师之一。抗战爆发后，叶先生始终教导学生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老师深沉的民族大义和拳拳的爱国之心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王大珩。《松花江上》一直是王大珩最爱唱的一首歌。“我头一次听这个歌是在船上，当时在船上的学生都是一起从天津往南走的，上面也有东北流浪的学生，这个歌是从他们嘴里唱出来的。”王大珩说：“到国外的时候我还在同学面前唱这首歌，人家都觉得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情，这个感情就是爱国、救国之情。”就是这种爱国之情，使王大珩在不易的求学路中，从未想过放弃。
　　二战期间，光学玻璃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各国将此技术列为保密技术。1941年，王大珩转学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就在着手准备博士论文时，他竟然选择到工厂去当实习员。这是因为工厂车间中的很多问题需要在实验室解决，正好王大珩实习的地点就是实验室，他可以在这里了解车间生产，这一点点的了解都相当困难。在王大珩实习的第一天，工厂技术人员就跟他约法三章，不允许他踏足生产车间，只许在实验室内活动，玻璃制造技术的保密性不仅仅在国家层面，还在各大企业层面。就是靠着一点一滴的积累，王大珩厘清了玻璃制造技术，补齐了自己的短板。英国的学习为王大珩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基础。

开拓光学路

　　1948年，满怀报国热情的王大珩回到了祖国。就在当时，偌大的中国仅有一些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放大镜的破旧工厂，光学研究与应用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他经过详细考察，建议把仪器馆设在长春。那时的长春是国内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城市之一，有利于光学事业发展。当时，在他心里就是要把长春建成像德国“蔡司”那样世界闻名的光学城。
　　次年，儀器馆在长春建成（后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被任命为代理馆长、所长。此时国家急需大量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想制造光学精密科学仪器，却拿不出光学玻璃，于是王大珩带领大家从制造光学玻璃做起。他先是把在秦皇岛工作的龚祖同聘请到长春，任仪器馆光学玻璃研究室主任，他们共同合作，利用旧厂房因陋就简地建起玻璃熔制厂房。在炼制过程中，工人们要将几十种玻璃材料放进坩埚中，用煤气熔炼，一边烧一边搅拌，24小时工作，大家都是三班倒。
　　等玻璃汤烧制出来，要将玻璃汤浇到铁槽中慢慢冷却，对于有条纹等瑕疵的地方要再熔炼。而后，还要经过“槽沉”“退火”等多道程序，熔制一锅玻璃要用上半年时间。如果对玻璃的光学性能要求比较高，耗费的时间将更长，每道工序都需要人工控制。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王大珩带领团队，在长春仪器馆熔炼出了第一炉300升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也为新中国的光学事业发展揭开了序幕。第一炉光学玻璃出炉，在攻克玻璃光吸收小、气泡条纹要求严等技术难关后，王大珩的团队又采取超精密退火等新技术，终于获得光学均匀性为1级的大尺寸的高质量光学玻璃，满足了光学工程的特殊需要。从1953年到1958年，长春光机所又把生产玻璃的方法、图样、配方、材料毫无保留地推广到北京、南京、上海、云南，从此我国的光学玻璃生产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

　　1958年，长春光机所研制出闻名全国科技界的八种高精度光学仪器和一系列新品种光学玻璃，对推动我国仪器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加了自主创业的信心，还培养了一批富有朝气的青年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1961年我国第一台激光器——红宝石激光器在这里诞生。
　　60年代，光机所科研工作中的一大重心是“150”工程。当时国家要发展远程火箭，并要在此基础上发展洲际导弹及人造卫星，这便需要在靶场上建立大型光学观测系统，对导弹轨道进行跟踪及精密测量。国家为此部署了“150工程”，即有关现代靶场光学测试设备的工程性研制任务，这是为了配合“两弹”研制而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长春光机所承担了“150”样机大型电影经纬仪的研制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王大珩主张“一竿子插到底”，即要求研究所不仅负责大型电影经纬仪的研制，还要负责整机的制造和生产，这样一来，科研工作的压力便增大了。但王大珩对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光机所很有信心，他坚信研究所有实力完成这一任务。作为该项目的总设计师，他从电影经纬仪望远镜的口径、焦距等结构参数，对仪器的总体框架方案提出了设想，并对经纬仪光学作用距离进行了总体分析，使整个工程从模型试验到技术设计再到加工安装调试，进展顺利，做到了一次试制成功。

“863”不凡路

　　1986年以后，人们只要提起“863”计划，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王大珩院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是王大珩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四位老科学家一起于1986年3月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正是因为这一建议的提出，后来形成了我国波澜壮阔的“863”计划。 　　“863”计划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简称。从此，“863”计划作为高科技的一面旗帜，使我国在生物、航天、信息等高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瞄准世界前沿、跟踪起步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些项目很多都出自简称为“863”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在新世纪的头年，我们完全可以骄傲地说：“863”所规划的20世纪末的既定战略目标已经全部实现。“863”为我国科技整体实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做出卓越的贡献，几乎成为我国高科技的代名词。
　　王大珩曾经说：“863”作为一个“计划”，它在探索中加以完善，在滚动中得到发展。比如起初我们对海洋领域没有充分考虑，后来根据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把它及时加进去；比如通讯，我们当初意想不到它在过后的几年会发展如此迅猛，后5年我们的决策部门审时度势添加了这一项，现在我国通讯领域的高技术研究和产业化业绩令世人瞩目；航空过去一直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之外，现在大家达成了共识，航空在我国应有的高技术地位得以确立。现在，“863”计划已和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对接起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发挥不可估量的深远作用。
　　进入晚年的王大珩从未放弃过工作，他时刻关注着科学发展的前沿，为国家出谋划策。他总是斩钉截铁对周围的人说：“谁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就是剥夺我的生命！”正是这样，从1986年起，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多次联名上书，推动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2003年，他又与几位老院士一起，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要求发展“大飞机”。2005年，90岁高龄的他亲自来到长春，参加第20届国际光学委员会代表大会，并为大会致辞，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多年来，只要身体允许，他便一刻不停地参加各种报告会、咨询会，不断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严谨治学路

　　王大珩一生桃李滿天下，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蒋筑英、著名的光学家马祖光、中科院院士陈佳洱等都是他的学生。他有近30位学生已成为院士，学生们从王大珩那里得到的，除了学术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做人与做学问的态度。
　　1982年，王大珩的学生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王大珩一眼就看出他的名字署在前面。这件事情引起了王大珩的重视，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实际影响很大，做导师在署名问题上应该严肃对待，王大珩认为，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导师应该用行动向学生证明，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找到赵文兴说，文章的观点虽然是自己在英国时提出的，但一直未证实，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实验，最大的功劳理应属于赵文兴。就这样，最终署名顺序被改了过来。
　　王大珩一生中恪守着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工作。有一次，有个公司提出请王大珩去做顾问，除了每月可得到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在王大珩看来，当顾问虽说不必负太多的责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应。在认真了解该公司的具体情况后，他发现这个公司的业务与自己的专业根本没有关系，王大珩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个工作。对于各种名目的成果鉴定会，只要和他专业没关系的一律回绝。
　　2009年12月，在中国光学科技馆论证会上，王大珩委托秘书蔡恒源带去一份特别的嘱托。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大珩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但一直关心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有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就是很多人把他称作“中国光学之父”或“中国光学泰斗”，王大珩认为这样不妥。他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2011年7月21日13时02分，王大珩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的光学事业，从国家战略层面指挥布局，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略科学家，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对国家科技事业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培养英才的成就，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建议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