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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社会语言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言语社区”和“实践社区”的分析和对比，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发展和变化，从而准确地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实践社区;社会认同
引言
我们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既通过语言现象发现社会文化问题，也从社会语境中探索语言背后的社会意义，语言自始至终都与人类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社会相互依存，是组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语言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没有社会，就无需语言;社会的存在也离不开语言，没有语言，社会将无法形成和维持;二者的结合，使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下面对社会语言学中的两个重要术语——“言语社区”和“实践社区”进行分析。
1.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认为，划分言语社区的标准不仅在于其成员是否具有同样的言语特征，而且在于他们对某一语言变体是否具有同样的评价和认同：同一言语社区的人说话方式并不一定一样，但是他们至少具有“共有的规范”，即相同的行为价值观和语言变异模式，而这种语言变异相对于某个层面的语言使用而言是稳定的。根据Labov的观点，在进行著名的纽约市居民发音调查时，他发现，纽约人形成了一个言语社区，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怎样，他们都会认为post-vocalic /r/ 具有高声望，而生活在英国南部的说一口纯正英式英语的人与纽约人就构不成一个言语社区，因为他们并不认为post-vocalic /r/具有高声望。
杨晓黎（2006）指出，言语社区要具备三个基本元素：“可以大体圈定的区域”，“相对稳定而适量的人群”，“由区域群体成员共同认可并使用的、与其他群体或与整个社会语言有所区别的符号体系或曰语言变体”。以上均未对“言语社区的成员是否必须为本地人”做出回答。虽然Labov本人没有明确把“本土性”作为确定言语社区的因素，但是在他的相关研究中，半数以上的纽约人因不是“纽约本地人”而被排斥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外。这时，问题来了：如果语言使用者要是一个言语社区的成员，那么他必须是“本地人”吗？一个地区的人口组成不可能全是本地人口，根据地区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外来人口总要占据一定的比例，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就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在对言语社区进行界定的时候，除了本地人口外，还应看到外地人口在本地生活空间内是否受本地工作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或为适应当地生活工作环境，有意识地形成本地人的说话方式及行为方式。这些更有助于我们捕捉言语社区中的语言变化。
2.实践社区（Communities of Practice）
瑞士人温格（Etienne Wenger）提出了“实践社区”（Communities of Practice）的概念，Wenger（1988）的“实践社区”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获取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理论，他的“实践社区”是由一群具有共同兴趣的人所组成，他们有着共同关注的主题，并且通过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网络沟通和书面沟通等正式或非正式交流手段相互进行交流以扩大自己在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不同于“言语社区”中的成员不一定彼此相识，“实践社区”强调成员共同参与。它由以下三项标准组成：共同参与，共同事业，和共享技能。其中“事业”（enterprise）主要指的是“目的”，围绕这个目的来构建共同约定的结构。如果一个社区没有一个共同的事业或共同的目的，那么这个社区就不是一个“实践社区”。但在“言语社区”中，成员身份并不以共同的约定或目的为先决条件。
我们仍以Labov（1966）在“纽约百货商场-r”的调查研究为例，他的调查以事先预定的社会阶层为起点，然后把个人置于这些他事先制定好的言语社区之中，而被置于同一个言语社区的人们彼此之间可能没有共同之处。由此可看出，Labov以“言语社区”为基本单位的研究是一个自上而下、从整体到个体的研究。而“实践社区”往往遵循自下而上、由个体到整体的研究模式，以群体中的个体作为基本单位，并以个体为研究出发点，其身份和界限主要是由成员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感受来确定的。以Eckert（2000）对底特律市的Belten高中的调查研究为例，他在研究中发现了两个“实践社区”：“Jocks”和“Burnouts”，分别代表了中产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Jocks”把他们的社交网络和社会生活建立在学校的课业活动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紧密而竞争的等级制度，并与教师和管理人员保持良好的学院关系，其最终目标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以便进入一所好的高校深造;而所有的“Burnouts”几乎都倾向于职业课程，拒绝把学校作為社交活动的场所，而是把他们的社交网络、身份和社会生活建立在社区和更广泛的大都市中，其最终目标是在本地找一份技术活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Eckert发现“Jocks”和“Burnouts”不同的“事业”导致了他们社会行为和文化行为的不同，由此导致了他们语言行为的不同。
3.结语
一个言语社区所共有的规范可能是语言规范，也有可能不是语言规范。即使是语言规范，这种规范也很难绝对共有、高度一致，因为语言的使用会随着社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言语社区应该是个动态的概念，社区成员仅共有同种语言或同种方言还不够，他们必须能够使用相同语言或方言进行正常的交际和互动。“实践社区”这一概念的出现弥补了“言语社区”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其强调社区成员自觉参与某项实践活动，共同的实践活动是人们说话方式具有相似性的原因。通过对“言语社区”和“实践社区”这两个概念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发展和变化，从而准确地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最终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
参考文献
[1]朱跃，朱小超，鲍曼.语言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Labov， W.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3]Labov， William.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1966.
[4]杨晓黎.关于“言语社区”构成基本要素的思考[J].学术界，2006，5：82-86.
[5]Wenger， 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Eckert， Penelope. Linguistic vari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Belten High. Oxford： Blackwell， 2000.
作者简介：闫茹（1995-），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英语教育）。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实践社区;社会认同
引言
我们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既通过语言现象发现社会文化问题，也从社会语境中探索语言背后的社会意义，语言自始至终都与人类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社会相互依存，是组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语言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没有社会，就无需语言;社会的存在也离不开语言，没有语言，社会将无法形成和维持;二者的结合，使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下面对社会语言学中的两个重要术语——“言语社区”和“实践社区”进行分析。
1.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认为，划分言语社区的标准不仅在于其成员是否具有同样的言语特征，而且在于他们对某一语言变体是否具有同样的评价和认同：同一言语社区的人说话方式并不一定一样，但是他们至少具有“共有的规范”，即相同的行为价值观和语言变异模式，而这种语言变异相对于某个层面的语言使用而言是稳定的。根据Labov的观点，在进行著名的纽约市居民发音调查时，他发现，纽约人形成了一个言语社区，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怎样，他们都会认为post-vocalic /r/ 具有高声望，而生活在英国南部的说一口纯正英式英语的人与纽约人就构不成一个言语社区，因为他们并不认为post-vocalic /r/具有高声望。
杨晓黎（2006）指出，言语社区要具备三个基本元素：“可以大体圈定的区域”，“相对稳定而适量的人群”，“由区域群体成员共同认可并使用的、与其他群体或与整个社会语言有所区别的符号体系或曰语言变体”。以上均未对“言语社区的成员是否必须为本地人”做出回答。虽然Labov本人没有明确把“本土性”作为确定言语社区的因素，但是在他的相关研究中，半数以上的纽约人因不是“纽约本地人”而被排斥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外。这时，问题来了：如果语言使用者要是一个言语社区的成员，那么他必须是“本地人”吗？一个地区的人口组成不可能全是本地人口，根据地区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外来人口总要占据一定的比例，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就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在对言语社区进行界定的时候，除了本地人口外，还应看到外地人口在本地生活空间内是否受本地工作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或为适应当地生活工作环境，有意识地形成本地人的说话方式及行为方式。这些更有助于我们捕捉言语社区中的语言变化。
2.实践社区（Communities of Practice）
瑞士人温格（Etienne Wenger）提出了“实践社区”（Communities of Practice）的概念，Wenger（1988）的“实践社区”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获取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理论，他的“实践社区”是由一群具有共同兴趣的人所组成，他们有着共同关注的主题，并且通过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网络沟通和书面沟通等正式或非正式交流手段相互进行交流以扩大自己在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不同于“言语社区”中的成员不一定彼此相识，“实践社区”强调成员共同参与。它由以下三项标准组成：共同参与，共同事业，和共享技能。其中“事业”（enterprise）主要指的是“目的”，围绕这个目的来构建共同约定的结构。如果一个社区没有一个共同的事业或共同的目的，那么这个社区就不是一个“实践社区”。但在“言语社区”中，成员身份并不以共同的约定或目的为先决条件。
我们仍以Labov（1966）在“纽约百货商场-r”的调查研究为例，他的调查以事先预定的社会阶层为起点，然后把个人置于这些他事先制定好的言语社区之中，而被置于同一个言语社区的人们彼此之间可能没有共同之处。由此可看出，Labov以“言语社区”为基本单位的研究是一个自上而下、从整体到个体的研究。而“实践社区”往往遵循自下而上、由个体到整体的研究模式，以群体中的个体作为基本单位，并以个体为研究出发点，其身份和界限主要是由成员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感受来确定的。以Eckert（2000）对底特律市的Belten高中的调查研究为例，他在研究中发现了两个“实践社区”：“Jocks”和“Burnouts”，分别代表了中产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Jocks”把他们的社交网络和社会生活建立在学校的课业活动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紧密而竞争的等级制度，并与教师和管理人员保持良好的学院关系，其最终目标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以便进入一所好的高校深造;而所有的“Burnouts”几乎都倾向于职业课程，拒绝把学校作為社交活动的场所，而是把他们的社交网络、身份和社会生活建立在社区和更广泛的大都市中，其最终目标是在本地找一份技术活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Eckert发现“Jocks”和“Burnouts”不同的“事业”导致了他们社会行为和文化行为的不同，由此导致了他们语言行为的不同。
3.结语
一个言语社区所共有的规范可能是语言规范，也有可能不是语言规范。即使是语言规范，这种规范也很难绝对共有、高度一致，因为语言的使用会随着社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言语社区应该是个动态的概念，社区成员仅共有同种语言或同种方言还不够，他们必须能够使用相同语言或方言进行正常的交际和互动。“实践社区”这一概念的出现弥补了“言语社区”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其强调社区成员自觉参与某项实践活动，共同的实践活动是人们说话方式具有相似性的原因。通过对“言语社区”和“实践社区”这两个概念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发展和变化，从而准确地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最终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
参考文献
[1]朱跃，朱小超，鲍曼.语言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Labov， W.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3]Labov， William.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1966.
[4]杨晓黎.关于“言语社区”构成基本要素的思考[J].学术界，2006，5：82-86.
[5]Wenger， 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Eckert， Penelope. Linguistic vari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Belten High. Oxford： Blackwell， 2000.
作者简介：闫茹（1995-），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