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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角七号》的成功给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台湾电影带来了新的启示。影片在显文本中预设的叙事立场和在潜文本中带给观众的情感体验实现了和谐同一。正是这种同一性，使得观众对于情感的体验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 《海角七号》 显文本 潜文本 “合”与“和”
[DOI] 10.3969/j.issn.1002-6916.2011.02.026
《海角七号》在台湾创下近4亿新台币的票房佳绩，给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台湾电影带来了一阵暖风。这部关于青春、爱情、音乐的电影，在主题表达上一如既往地承袭着台湾电影偏爱的方式，但是影片中始终贯穿的为60年前的爱情寻找归宿的七封情书，使得影片在主题的诉求上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无论是影片中勾勒的小人物群像，还是杂和了现代乐器和民族乐器的本土乐团，都在显文本层面实现了从冲突到融合这一叙事立场的建立。而由这一叙事立场所带来的对于一种新身份的追寻（即一种在融合之后的新身份），以及对于当下台湾文化的审美体验，使得影片在潜文本中对于“和”理念的传达自然流露于镜语之中，从而完成主题诉求上的深层次表达。这部电影在显文本中所预设的立场，最终和潜文本中所传达出的情感实现了从“合”到“和”的契合。这种统一使得显文本中的预设立场显得真实、可信，因而对于潜文本中情感的体验才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价值。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电影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海角七号》中小人物群像的勾勒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人物自身的身份和语言是同一的，人物之间性格的异质化描写也十分鲜明，因而使得每个人独特的性格存在具有了合理的依托。首先，依托于人物身份的多重性。他们中有客家人、原住民、日本人，社会地位从民代主席、国宝级月琴大师到邮递员、助理、交警再到清洁工、推销员、机车修理员等等，这样的身份定位为冲突埋下伏笔。失意音乐青年从台北回到小镇恒春，一句开场白，一次狠狠的摔吉他，便将人物心里的浮躁、焦虑表露无遗；在台留学的日本女青年，对工作甚感失落，却又无可奈何；交警一出场就一改警察贯有的形象，故意找茬，甚至大打出手。影片中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之中，梦想的破灭、爱人的离去、家庭的破碎……流露出对于梦想、爱情、家的遗憾心态，进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来自时代的沧桑感。人物在年龄上囊括了台湾老、中、青三代人。作为老一代台湾人代表的茂伯，具有不服老、不服输的性格，努力在现代社会里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中年一代的水蛙、女清洁工、劳马，在他们身上共同表现出来的是对于过往的怀念，对于现实的接受以及对于未来的憧憬之情；青年一代的阿嘉、日本女青年友子、马拉桑，代表一种“不放弃”的精神——阿嘉对于音乐的坚持、友子对于爱情的坚持、马拉桑对于事业的坚持。年龄上的巨大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时代背景所赋予人物在文化、思想上的差异，势必成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其次，依托于人物语言的多样性。影片的主要语言是台语，其中夹杂着国语和日语。台语造就的亲缘性，是影片在台湾票房极佳的原因之一。影片中导演似乎刻意安排的日本女青年说着一口不标准的国语，茂伯操着比较流利的日语，又体现出一种中外文化上的逐渐融合之势。作为人物语言元素之一的对白，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茂伯的诙谐之语，阿嘉的时温时火，民代主席的偶尔狂言，是人物性格所致，和性格吻合，在一定程度上丰满了人物形象。
影片中人物语言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对于乐器的使用上。乐器作为人物外在肢体语言的延伸，不仅表现出人物的不同性格，更重要的是象征了人物性格背后具有的不同文化背景。影片中由各色小人物临时组建的“杂牌乐团”，其实是一个缩影。吉他、贝司、键盘和月琴、口琴、手铃作为缩影分别代表了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彩排初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合拍”实际上体现的是各个时代文化的“不融合”。传统文化急需在现代社会找到“传承”，而现代文化需要在更大程度上接纳包容传统文化，给予传统文化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影片中，阿嘉（青年一代）抛出的吉他，劳马（中年一代）接到了手里；茂伯（老年一代）抛出的手铃，台下追星的年轻一代接住了它。这两个细节所表达的内涵，正是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现代文化得到了“接受”。在最后的演出中，吉他、贝司、键盘、月琴、口琴、手铃“其乐融融”，共同奏响了“融合”的动人旋律。
影片中小人物群像的勾勒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亲和力，还在于其源于生活本身的人物原型追溯。观众能够在众多的人物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身边人的影子，因而使得情感的体验具有了现实生活的基础，也就使得影片潜文本中蕴含的情感能够更好的得到共鸣。影片前半部份人物的焦虑，扩大化了的家庭内部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甚至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台湾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冲突以及人物身份、年龄、心理、文化背景差异所带来的冲突，所有的问题都在影片后半部分逐渐得到了解决，特别是最后出现的那个彩虹意象，使一切在有所期待后，走向和谐。“难道你不期待彩虹吗？”与其说是日本歌手向日本女青年提问，不如说是导演在向所有观众提问，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在提出要求——应该期待彩虹。雨停了，彩虹现身，所有的焦虑最终都将消逝，遗憾都能找到弥补的缺口，冲突都将被和谐化解。就像影片的最后，相隔60年的两段爱情都找到了作为归宿的“家”；执着的马拉桑找到了事业的“家”；坚守爱情的交警找到了思念的“家”；不服老的茂伯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家”；叛逆的大大找到了健康成长的“家”。在恒春这样一个融合了传统农业社会特点和现代旅游气息的小镇中，实现了台湾老、中、青三代人对于“家”的追寻。而这样一种体验，正是当下台湾民众对于新身份追寻的现实经历。
长期的殖民生活，给台湾人心理造成的无根感和身份的迷失感，从而引起的社会普遍焦虑。面对多种文化的渗入和碰撞，在台湾民众的观念中突然激发出的本土意识越来越强烈，使得许多人开始对身份进行重新确认，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又重回议程。当下的台湾文化正处于转向中，旧有的“侵蚀”文化在消逝，不断涌入的新的文化还在逐渐适应新的生存土壤。本土文化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语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契机。再加上台湾民众重新焕发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得本土文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其宣传作用无可置疑。如从台湾第一代导演李行就开始的对于台湾城乡文明的影像展现，到后来的侯孝贤、杨德昌，再到李安、蔡明亮，他们都用影像或多或少的抒写了台湾各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海角七号》中，对于城墙、婚礼、琉璃、妈祖的细节描写，其实是导演本土文化意识的外化表现，而导演的这种本土文化意识又在潜文本中和当下台湾民众的整体民族意识相呼应。这一情感体验上的和谐同一，使得《海角七号》在台湾民众甚至对于台湾本土文化有认同感的人当中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极佳的票房成绩也就合乎情理了。
参考文献
[1]覃嫦 孙慰川：《论当代台湾电影对城乡文明的书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3月第1期。
[2]李心怡：《海角七号 仿佛是你我故事》，《新浪杂志》新台湾vol.656, Thu, 16 Oct, 2008。
作者简介
温慧舒，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传播学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 《海角七号》 显文本 潜文本 “合”与“和”
[DOI] 10.3969/j.issn.1002-6916.2011.02.026
《海角七号》在台湾创下近4亿新台币的票房佳绩，给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台湾电影带来了一阵暖风。这部关于青春、爱情、音乐的电影，在主题表达上一如既往地承袭着台湾电影偏爱的方式，但是影片中始终贯穿的为60年前的爱情寻找归宿的七封情书，使得影片在主题的诉求上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无论是影片中勾勒的小人物群像，还是杂和了现代乐器和民族乐器的本土乐团，都在显文本层面实现了从冲突到融合这一叙事立场的建立。而由这一叙事立场所带来的对于一种新身份的追寻（即一种在融合之后的新身份），以及对于当下台湾文化的审美体验，使得影片在潜文本中对于“和”理念的传达自然流露于镜语之中，从而完成主题诉求上的深层次表达。这部电影在显文本中所预设的立场，最终和潜文本中所传达出的情感实现了从“合”到“和”的契合。这种统一使得显文本中的预设立场显得真实、可信，因而对于潜文本中情感的体验才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价值。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电影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海角七号》中小人物群像的勾勒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人物自身的身份和语言是同一的，人物之间性格的异质化描写也十分鲜明，因而使得每个人独特的性格存在具有了合理的依托。首先，依托于人物身份的多重性。他们中有客家人、原住民、日本人，社会地位从民代主席、国宝级月琴大师到邮递员、助理、交警再到清洁工、推销员、机车修理员等等，这样的身份定位为冲突埋下伏笔。失意音乐青年从台北回到小镇恒春，一句开场白，一次狠狠的摔吉他，便将人物心里的浮躁、焦虑表露无遗；在台留学的日本女青年，对工作甚感失落，却又无可奈何；交警一出场就一改警察贯有的形象，故意找茬，甚至大打出手。影片中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之中，梦想的破灭、爱人的离去、家庭的破碎……流露出对于梦想、爱情、家的遗憾心态，进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来自时代的沧桑感。人物在年龄上囊括了台湾老、中、青三代人。作为老一代台湾人代表的茂伯，具有不服老、不服输的性格，努力在现代社会里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中年一代的水蛙、女清洁工、劳马，在他们身上共同表现出来的是对于过往的怀念，对于现实的接受以及对于未来的憧憬之情；青年一代的阿嘉、日本女青年友子、马拉桑，代表一种“不放弃”的精神——阿嘉对于音乐的坚持、友子对于爱情的坚持、马拉桑对于事业的坚持。年龄上的巨大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时代背景所赋予人物在文化、思想上的差异，势必成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其次，依托于人物语言的多样性。影片的主要语言是台语，其中夹杂着国语和日语。台语造就的亲缘性，是影片在台湾票房极佳的原因之一。影片中导演似乎刻意安排的日本女青年说着一口不标准的国语，茂伯操着比较流利的日语，又体现出一种中外文化上的逐渐融合之势。作为人物语言元素之一的对白，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茂伯的诙谐之语，阿嘉的时温时火，民代主席的偶尔狂言，是人物性格所致，和性格吻合，在一定程度上丰满了人物形象。
影片中人物语言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对于乐器的使用上。乐器作为人物外在肢体语言的延伸，不仅表现出人物的不同性格，更重要的是象征了人物性格背后具有的不同文化背景。影片中由各色小人物临时组建的“杂牌乐团”，其实是一个缩影。吉他、贝司、键盘和月琴、口琴、手铃作为缩影分别代表了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彩排初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合拍”实际上体现的是各个时代文化的“不融合”。传统文化急需在现代社会找到“传承”，而现代文化需要在更大程度上接纳包容传统文化，给予传统文化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影片中，阿嘉（青年一代）抛出的吉他，劳马（中年一代）接到了手里；茂伯（老年一代）抛出的手铃，台下追星的年轻一代接住了它。这两个细节所表达的内涵，正是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现代文化得到了“接受”。在最后的演出中，吉他、贝司、键盘、月琴、口琴、手铃“其乐融融”，共同奏响了“融合”的动人旋律。
影片中小人物群像的勾勒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亲和力，还在于其源于生活本身的人物原型追溯。观众能够在众多的人物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身边人的影子，因而使得情感的体验具有了现实生活的基础，也就使得影片潜文本中蕴含的情感能够更好的得到共鸣。影片前半部份人物的焦虑，扩大化了的家庭内部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甚至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台湾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冲突以及人物身份、年龄、心理、文化背景差异所带来的冲突，所有的问题都在影片后半部分逐渐得到了解决，特别是最后出现的那个彩虹意象，使一切在有所期待后，走向和谐。“难道你不期待彩虹吗？”与其说是日本歌手向日本女青年提问，不如说是导演在向所有观众提问，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在提出要求——应该期待彩虹。雨停了，彩虹现身，所有的焦虑最终都将消逝，遗憾都能找到弥补的缺口，冲突都将被和谐化解。就像影片的最后，相隔60年的两段爱情都找到了作为归宿的“家”；执着的马拉桑找到了事业的“家”；坚守爱情的交警找到了思念的“家”；不服老的茂伯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家”；叛逆的大大找到了健康成长的“家”。在恒春这样一个融合了传统农业社会特点和现代旅游气息的小镇中，实现了台湾老、中、青三代人对于“家”的追寻。而这样一种体验，正是当下台湾民众对于新身份追寻的现实经历。
长期的殖民生活，给台湾人心理造成的无根感和身份的迷失感，从而引起的社会普遍焦虑。面对多种文化的渗入和碰撞，在台湾民众的观念中突然激发出的本土意识越来越强烈，使得许多人开始对身份进行重新确认，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又重回议程。当下的台湾文化正处于转向中，旧有的“侵蚀”文化在消逝，不断涌入的新的文化还在逐渐适应新的生存土壤。本土文化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语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契机。再加上台湾民众重新焕发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得本土文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其宣传作用无可置疑。如从台湾第一代导演李行就开始的对于台湾城乡文明的影像展现，到后来的侯孝贤、杨德昌，再到李安、蔡明亮，他们都用影像或多或少的抒写了台湾各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海角七号》中，对于城墙、婚礼、琉璃、妈祖的细节描写，其实是导演本土文化意识的外化表现，而导演的这种本土文化意识又在潜文本中和当下台湾民众的整体民族意识相呼应。这一情感体验上的和谐同一，使得《海角七号》在台湾民众甚至对于台湾本土文化有认同感的人当中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极佳的票房成绩也就合乎情理了。
参考文献
[1]覃嫦 孙慰川：《论当代台湾电影对城乡文明的书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3月第1期。
[2]李心怡：《海角七号 仿佛是你我故事》，《新浪杂志》新台湾vol.656, Thu, 16 Oct, 2008。
作者简介
温慧舒，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传播学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