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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窖摘要：莫高窟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发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研究五代宋初于阗王统非常重要的学术新材料。然而，由于残缺带来的释读差异，此处题记的学术价值并未真正显露出来。本文在重新确认题记文字的基础上，就继李圣天之后为王的尉迟输罗(966～977)其人身份另辟新说。
关键词：莫高窟；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尉迟输罗
中图分类号：K87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004-04
一 第244窟题记再确认
莫高窟第244窟为隋代洞窟，五代、西夏分别重修过。上个世纪40年代，甬道两壁西夏表层壁画被揭，露出下层篦伤严重的五代供养人像。据研究，此窟曹元德时(935—940年)重修。作为重修功德主，元德的肖像被画于甬道北壁，身后跟随三身侍从，其中一身为双髻童子形象。元德对面的甬道南壁是他已故的父亲曹议金(914—935在位)，身后侍从一如北壁，也有一身双髻童子。
8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又在甬道两壁的中部各发现一则墨书于阗太子题记。北壁两行，从左至右书写，贺世哲录作“德从子／口德太子”，施萍婷录作“德从子／口(从)德太子”。南壁三行，亦从左至右书写，贺世哲录作“戊口口五／月十口日／口口太子”，施萍婷录做“戊辰口五／月十五日／从口太子”。
贺、施二先生一致认为，以上二则题记不是元德修窟时所写，而是宋初于阗太子补写的。施先生说得更具体，题写时间在“戊辰”年，即968年。她还进一步说到北壁题记中的人物和身份关系：“德从子”中的“德从”，就是《宋史》记载的于阗国王李圣天之子“德从”。后者曾于乾德四年(966)到北宋朝贡；“从德太子”是“德从”的儿子，也即李圣天的孙子。
因为涉及到五代宋初于阗史上的重要人物“从德太子”，早在题记刊布之前的1983年，于阗史家张广达、荣新江师徒便根据当年的考察笔记，对甬道北壁题记中的人物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看法与施萍婷截然不同：第二行“从德太子”即是乾德四年(966)奉父李圣天之命朝贡的“德从”，其名字的颠倒(写作“德从”)可能是由于传译或宋朝国史实录当时记录、抄写之误i至于第一行“德从子”，似乎是一位贵戚之子——于阗王尉迟输罗和尉迟达摩两朝重臣张金山的叔父张德从之子。
贺、施录文发表以后，张、荣氏于1989年再次撰文，针对“施说”进行质疑。主要两条：
第一，对南壁“戊辰”(968)的读法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第二，断定北壁“德从子”下有阙文，故从文理上很难把它和下一行连读为“德从子从德太子”。
面对质疑，施萍婷教授一直没有回应。是狃于私谊不愿争论，还是放弃了主张，转从张、荣之论，我们不知。
利用守在莫高窟的方便，我们依照于阗史家的存疑处，对壁审查了施录。结果如下：
南壁，第一行“辰”字剩残划，其余全同施录；
北壁，第一行后无字，第二行头确有“从”字残样，施录是也。
施萍婷教授的录文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信从。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北壁两行题记字体大小不一，第一行“德从子”三字略小。故两行之间似乎只能构成一种说明关系，即“德从子”是“从德太子”身份的解释。
由上看来，对于244窟于阗太子题记的释读，我们还是应该以石窟专家的意见为准。
顺带要说的是，贺、施也有疏误之处——他们认为以上两则题记分别指向两壁童子，两孩童乃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孙子。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归义军时期的壁画和绢画中有不少童子供养像，如果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系主要供养人的亲属，必然带有标准题记；凡是不带题记或者带有不规则题记的童子像都是侍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千手千眼观音绢画中的施主樊继寿与仆从供养像是这方面的好例。如果两壁童子果然是于阗太子，那么当画之日就应该带有标准的题记，而不会后来补写，更不会像现在这样随手题写。此其一。
其二，从题写的距离观察，两则题记均位于前方元德父子与后方孩童中间，与孩童的距离若即若离，很难确认彼此的所指关系。
严格地讲，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不属于供养人题记，只是洞窟中的杂写文字，类似的情形在莫高窟还不少见，略举一例，第53窟前室西壁甬道南侧天王脚前“禅师道安”所书文字即是。我们估计，它们可能是从德太子和另一位佚名的于阗太子在洞窟设斋时的遣闷物。当然，南壁“从口太子”同样有可能是从德。
总之，将甬道两壁童子指认为从德太子等人是一种误会。
二 尉迟输罗王(966—977在位)不是从德太子而是德从
接着施先生的结论(李圣天——德从——从德太子)往下讲，必然会修正目前对五代宋初于阗王统的某些共识，这也正是我们重审第244窟题记的目的所在。
很遗憾，不得不指出，张、荣二位教授曲解了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之所以如此，跟他们对敦煌文书中出现的“从德太子”的身份判定直接相关。他们认为，“从德太子”乃于阗国王李圣天(912—966)的长子，与继圣天之后为王的尉迟输罗(966—977在位)为同一人。有了这样的认识前提，题记处处可疑也就不奇怪了——既然从德与圣天为父子，“德从子”当然要作他解；既然968年“从德太子”已经为王，“戊辰”年号的出现焉得不疑?
于阗史家为何认定“从德”太子即尉迟输罗呢?理由不外这几条：
第一，据向达先生1942—1943年所见，武威民众教育馆藏一木塔，内有小银塔一座，原出敦煌千佛洞，银塔上镌刻“于阗国王大师从德”云云，可见从德太子后来做过于阗国王。
第二，据敦煌于阗文书P.3510((从德太子发愿文》，从德太子的母亲是一位“大汉皇后”，来自沙州的和亲公主。
第三，据莫高窟第98、61窟题记，曹议金之女、曹元忠之“姊”曾经嫁给李圣天，号称于阗天皇后。因为她是敦煌曹家遣嫁于阗的唯一女子，因此，从德太子的母亲“大汉皇后”非此曹氏皇后莫属。
第四，P.5538a《天尊四年(970年)于阗王尉迟输罗致舅沙州大王曹元忠书》，信中称曹元忠为“大王”、“曹大王”、“母舅”，说明尉迟输罗为元忠的外甥，这跟“从德太子”的身份正相吻合。
以上诸项多为事实，问题出在曹议金之女乃敦煌曹家遣嫁于阗的唯一女子的判断上。的确，现在确知于阗曹皇后者仅曹议金之女一人不假，但是否只有她一人，对此学界颇有异议，应该说是悬而未决。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德太子的汉家母后自然也可以被理解为其他于阗国王的皇后，未必非要跟李圣天挂在一起不可。也就是说，“从德”太子未必即是李圣天之子尉迟输罗。
从莫高窟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显示的有关李圣天祖孙三代的血缘关系出发，我们认为，966—977年在位的尉迟输罗不是从德太子，而是从德太子的父亲李德从。这个结论既与968年“从
内窖摘要：莫高窟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发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研究五代宋初于阗王统非常重要的学术新材料。然而，由于残缺带来的释读差异，此处题记的学术价值并未真正显露出来。本文在重新确认题记文字的基础上，就继李圣天之后为王的尉迟输罗(966～977)其人身份另辟新说。
关键词：莫高窟；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尉迟输罗
中图分类号：K87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004-04
一 第244窟题记再确认
莫高窟第244窟为隋代洞窟，五代、西夏分别重修过。上个世纪40年代，甬道两壁西夏表层壁画被揭，露出下层篦伤严重的五代供养人像。据研究，此窟曹元德时(935—940年)重修。作为重修功德主，元德的肖像被画于甬道北壁，身后跟随三身侍从，其中一身为双髻童子形象。元德对面的甬道南壁是他已故的父亲曹议金(914—935在位)，身后侍从一如北壁，也有一身双髻童子。
8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又在甬道两壁的中部各发现一则墨书于阗太子题记。北壁两行，从左至右书写，贺世哲录作“德从子／口德太子”，施萍婷录作“德从子／口(从)德太子”。南壁三行，亦从左至右书写，贺世哲录作“戊口口五／月十口日／口口太子”，施萍婷录做“戊辰口五／月十五日／从口太子”。
贺、施二先生一致认为，以上二则题记不是元德修窟时所写，而是宋初于阗太子补写的。施先生说得更具体，题写时间在“戊辰”年，即968年。她还进一步说到北壁题记中的人物和身份关系：“德从子”中的“德从”，就是《宋史》记载的于阗国王李圣天之子“德从”。后者曾于乾德四年(966)到北宋朝贡；“从德太子”是“德从”的儿子，也即李圣天的孙子。
因为涉及到五代宋初于阗史上的重要人物“从德太子”，早在题记刊布之前的1983年，于阗史家张广达、荣新江师徒便根据当年的考察笔记，对甬道北壁题记中的人物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看法与施萍婷截然不同：第二行“从德太子”即是乾德四年(966)奉父李圣天之命朝贡的“德从”，其名字的颠倒(写作“德从”)可能是由于传译或宋朝国史实录当时记录、抄写之误i至于第一行“德从子”，似乎是一位贵戚之子——于阗王尉迟输罗和尉迟达摩两朝重臣张金山的叔父张德从之子。
贺、施录文发表以后，张、荣氏于1989年再次撰文，针对“施说”进行质疑。主要两条：
第一，对南壁“戊辰”(968)的读法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第二，断定北壁“德从子”下有阙文，故从文理上很难把它和下一行连读为“德从子从德太子”。
面对质疑，施萍婷教授一直没有回应。是狃于私谊不愿争论，还是放弃了主张，转从张、荣之论，我们不知。
利用守在莫高窟的方便，我们依照于阗史家的存疑处，对壁审查了施录。结果如下：
南壁，第一行“辰”字剩残划，其余全同施录；
北壁，第一行后无字，第二行头确有“从”字残样，施录是也。
施萍婷教授的录文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信从。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北壁两行题记字体大小不一，第一行“德从子”三字略小。故两行之间似乎只能构成一种说明关系，即“德从子”是“从德太子”身份的解释。
由上看来，对于244窟于阗太子题记的释读，我们还是应该以石窟专家的意见为准。
顺带要说的是，贺、施也有疏误之处——他们认为以上两则题记分别指向两壁童子，两孩童乃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孙子。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归义军时期的壁画和绢画中有不少童子供养像，如果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系主要供养人的亲属，必然带有标准题记；凡是不带题记或者带有不规则题记的童子像都是侍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千手千眼观音绢画中的施主樊继寿与仆从供养像是这方面的好例。如果两壁童子果然是于阗太子，那么当画之日就应该带有标准的题记，而不会后来补写，更不会像现在这样随手题写。此其一。
其二，从题写的距离观察，两则题记均位于前方元德父子与后方孩童中间，与孩童的距离若即若离，很难确认彼此的所指关系。
严格地讲，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不属于供养人题记，只是洞窟中的杂写文字，类似的情形在莫高窟还不少见，略举一例，第53窟前室西壁甬道南侧天王脚前“禅师道安”所书文字即是。我们估计，它们可能是从德太子和另一位佚名的于阗太子在洞窟设斋时的遣闷物。当然，南壁“从口太子”同样有可能是从德。
总之，将甬道两壁童子指认为从德太子等人是一种误会。
二 尉迟输罗王(966—977在位)不是从德太子而是德从
接着施先生的结论(李圣天——德从——从德太子)往下讲，必然会修正目前对五代宋初于阗王统的某些共识，这也正是我们重审第244窟题记的目的所在。
很遗憾，不得不指出，张、荣二位教授曲解了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之所以如此，跟他们对敦煌文书中出现的“从德太子”的身份判定直接相关。他们认为，“从德太子”乃于阗国王李圣天(912—966)的长子，与继圣天之后为王的尉迟输罗(966—977在位)为同一人。有了这样的认识前提，题记处处可疑也就不奇怪了——既然从德与圣天为父子，“德从子”当然要作他解；既然968年“从德太子”已经为王，“戊辰”年号的出现焉得不疑?
于阗史家为何认定“从德”太子即尉迟输罗呢?理由不外这几条：
第一，据向达先生1942—1943年所见，武威民众教育馆藏一木塔，内有小银塔一座，原出敦煌千佛洞，银塔上镌刻“于阗国王大师从德”云云，可见从德太子后来做过于阗国王。
第二，据敦煌于阗文书P.3510((从德太子发愿文》，从德太子的母亲是一位“大汉皇后”，来自沙州的和亲公主。
第三，据莫高窟第98、61窟题记，曹议金之女、曹元忠之“姊”曾经嫁给李圣天，号称于阗天皇后。因为她是敦煌曹家遣嫁于阗的唯一女子，因此，从德太子的母亲“大汉皇后”非此曹氏皇后莫属。
第四，P.5538a《天尊四年(970年)于阗王尉迟输罗致舅沙州大王曹元忠书》，信中称曹元忠为“大王”、“曹大王”、“母舅”，说明尉迟输罗为元忠的外甥，这跟“从德太子”的身份正相吻合。
以上诸项多为事实，问题出在曹议金之女乃敦煌曹家遣嫁于阗的唯一女子的判断上。的确，现在确知于阗曹皇后者仅曹议金之女一人不假，但是否只有她一人，对此学界颇有异议，应该说是悬而未决。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德太子的汉家母后自然也可以被理解为其他于阗国王的皇后，未必非要跟李圣天挂在一起不可。也就是说，“从德”太子未必即是李圣天之子尉迟输罗。
从莫高窟第244窟于阗太子题记显示的有关李圣天祖孙三代的血缘关系出发，我们认为，966—977年在位的尉迟输罗不是从德太子，而是从德太子的父亲李德从。这个结论既与968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