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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1年，我准备去长春学习日语。
去长春前，我在北京有时会去找外语学院的林老师补习英语。我的英语不怎么样，不过林老师对我读过不少翻译的文学作品似乎印象深刻，我又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夹生年龄，能够背诵一串串书名和情节概要，于是补习变成了聊天，到后来，林老师竟与我成了忘年交。他当时40多岁，虽是闽人，却南人北相，颀长清瘦，深目高鼻。许是教了多年外语的原因，他说话清晰柔和，用词讲究，颇具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书卷气。
知道我要去长春，林老师说：“我有个大学同学在那里，我写一封信，你临走前来取，拿着我的信去见她，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请她帮忙。”临行前去告别，林老师递给我一封至少四五张纸厚的信，停了片刻，说：“陈老师是我们同学里最优秀的。”
这句话多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长春安顿下来以后，我就去见了陈老师。她住在一栋筒子楼最里面的一间北屋，光线很暗，但房间整洁。背对光线，我看见陈老师脸色苍白、身形瘦小，一望便知来自南方。她穿一件20世纪80年代初常见的洗褪色的蓝外衣，戴着袖套，看上去比林老师老不少。然而她的声音年轻，语速很慢，眼睛笑眯眯的，目光沉静。和我说了一会儿话后，陈老师开始读信，读了很久，抬起眼睛注视着我说：“克琛很欣赏你，欢迎你以后常来。”我其实并不清楚林老师的名字。我注意到陈老师提到他的名字时眼眸一闪，很亮。
后来的几个月，我先是忙于学习，即便饥肠辘辘时，也没好意思去找陈老师，毕竟以“老战友的孩子”“老领导的孩子”这样的身份去别处蹭饭，心里相对踏实点。转眼大学都放暑假了，我还在满头大汗地背单词。有一天，陈老师忽然来看我，让我星期天去她家吃午饭，我自然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再去陈老师家的时候，她正在楼道里的灶台边忙个不停。我问她需要帮什么忙，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会做饭吗？”我告诉陈老师，我10岁时就会自己做饭。她笑说：“原来你不是从小娇生惯养啊。”接着她问我：“你喝酒吗？”我老老实实地说喜欢喝酒。她就说：“那好，喝点葡萄酒吧。”
不一会儿，陈老师竟然变出来四样上海小炒，清爽精致，在1981年的长春，这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开了一瓶通化葡萄酒，从斟酒的熟练程度，可以看出她酒量很好。两杯过后，陈老师苍白的脸色变得微红，整个人开始焕发光彩。
她先问我家里的情况，然后很仔细地询问了我和林老师的交往。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也说了林老师对她的评价。陈老师微微一笑，说：“哪像他说的那样！不过，我是我们年级的‘大右派’。”我并不知道陳老师曾被打成“右派”，一惊之下便问：“那您去过劳改农场吗？”陈老师又一笑说：“我20多岁的时候都是在那里过的。”我一下子说不出话，也不敢再问了。我那时虽还年轻，但见过的“地富反坏右”不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都有过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
陈老师对我这个临时的私塾弟子相当用心。她的家不到20平方米，一桌、一几、一柜、一书架、一床，干净整齐，舒舒服服，不似林老师那凌乱的房间，地上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林老师有神采飞扬的一面，兴起时会滔滔不绝；而陈老师话不多，慢条斯理，一边认真想，一边说。
有一次，我说起“文革”中同事、师生、朋友乃至亲人之间互相揭发构陷的现象，言下之意颇为不齿。陈老师很平静地说：“你还年轻，想法太偏激了。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自保，不得不那么做，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她停了一下又说，“我被打成‘右派’后，私下里要求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学积极揭发批判我，幸亏他们这样做了，才没被打成‘右派’。”我脱口而出：“林老师也揭发批判您了吗？”陈老师说：“当然了，克琛那个时候和我最谈得来，如果不狠狠批判我，不深刻检讨，根本过不了关。”
结业考试前的星期日，零下10摄氏度的天气，室友煮了热腾腾的酸菜白肉，我们饮着65度的高粱酒。忽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陈老师。她说：“你要走了，我来给你道个别，也托你带件东西。”我看她冻得满脸通红，就问：“陈老师，您要不要也喝一杯？”陈老师点头，接过酒一饮而尽，然后说：“这酒不错，喝了真暖和，再来一杯吧。”酒毕，她拿出一个小包裹，包裹外面贴着一封信，陈老师对我说：“麻烦你把这个亲手交给克琛。”
天色已暮，陈老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送她到校门口，她和我道别时，先是声音很轻地说：“你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一切都很好。”然后她的眼睛忽然睁大，目光深邃而明亮，“小伙子，以后路还长，要好好珍惜啊。”
我目送陈老师走向公共汽车站，她头裹毛围巾，身穿棉大衣，臃肿的外表下，身形显得更加瘦小。
一回到北京，我就把陈老师嘱托我带的东西送到林老师家里。林老师见到我很高兴，热情地装了一小盘当年挺贵的散装巧克力给我吃。我把包裹交到他手上，他笑呵呵地说：“陈老师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随即剪开封得严严实实的布包，却见里面是两支巨参。
林老师一愣，自言自语道：“这份礼物太贵重了。”他小心翼翼地把东西重新包好，把信拆下来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聊天，问我在长春学习的情况，自然也问了我和陈老师见面的经过。
最后他忽然问：“你没见到陈老师的爱人和孩子？”我一惊，回答说：“陈老师一直是单身呀。”这次轮到林老师大惊失色：“你是说陈老师是一个人？”我说：“是啊，陈老师亲口对我讲她没有结婚。”林老师没说话，深深地望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陈老师告诉过我，她已经结婚快20年了，女儿也快考大学了。”他又停顿了一下，眼神有些迷茫，“她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没有告诉我究竟发生过什么。这些年她过得怎么样，我一点都不知道。”向来健谈的林老师忽然沉默，我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起身告别。他没有留我，只是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握了好一会儿。
在那个冬天，我自然也预料不到从此将永去故国。转瞬间，30多年过去，许多人再未相见，也许今生不会再见。去年2月的一个夜晚，我随意搜索了一下林老师的名字，居然找到了他的博客，里面有近照，满头白发、面容祥和，老教授模样。根据博客的链接，我又找到他大学校友会的班级网页，那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左边的林老师年轻潇洒，右边的陈老师明眸善睐……
（清荷夕梦摘自《财新周刊》2016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刘程民图）
去长春前，我在北京有时会去找外语学院的林老师补习英语。我的英语不怎么样，不过林老师对我读过不少翻译的文学作品似乎印象深刻，我又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夹生年龄，能够背诵一串串书名和情节概要，于是补习变成了聊天，到后来，林老师竟与我成了忘年交。他当时40多岁，虽是闽人，却南人北相，颀长清瘦，深目高鼻。许是教了多年外语的原因，他说话清晰柔和，用词讲究，颇具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书卷气。
知道我要去长春，林老师说：“我有个大学同学在那里，我写一封信，你临走前来取，拿着我的信去见她，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请她帮忙。”临行前去告别，林老师递给我一封至少四五张纸厚的信，停了片刻，说：“陈老师是我们同学里最优秀的。”
这句话多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长春安顿下来以后，我就去见了陈老师。她住在一栋筒子楼最里面的一间北屋，光线很暗，但房间整洁。背对光线，我看见陈老师脸色苍白、身形瘦小，一望便知来自南方。她穿一件20世纪80年代初常见的洗褪色的蓝外衣，戴着袖套，看上去比林老师老不少。然而她的声音年轻，语速很慢，眼睛笑眯眯的，目光沉静。和我说了一会儿话后，陈老师开始读信，读了很久，抬起眼睛注视着我说：“克琛很欣赏你，欢迎你以后常来。”我其实并不清楚林老师的名字。我注意到陈老师提到他的名字时眼眸一闪，很亮。
后来的几个月，我先是忙于学习，即便饥肠辘辘时，也没好意思去找陈老师，毕竟以“老战友的孩子”“老领导的孩子”这样的身份去别处蹭饭，心里相对踏实点。转眼大学都放暑假了，我还在满头大汗地背单词。有一天，陈老师忽然来看我，让我星期天去她家吃午饭，我自然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再去陈老师家的时候，她正在楼道里的灶台边忙个不停。我问她需要帮什么忙，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会做饭吗？”我告诉陈老师，我10岁时就会自己做饭。她笑说：“原来你不是从小娇生惯养啊。”接着她问我：“你喝酒吗？”我老老实实地说喜欢喝酒。她就说：“那好，喝点葡萄酒吧。”
不一会儿，陈老师竟然变出来四样上海小炒，清爽精致，在1981年的长春，这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开了一瓶通化葡萄酒，从斟酒的熟练程度，可以看出她酒量很好。两杯过后，陈老师苍白的脸色变得微红，整个人开始焕发光彩。
她先问我家里的情况，然后很仔细地询问了我和林老师的交往。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也说了林老师对她的评价。陈老师微微一笑，说：“哪像他说的那样！不过，我是我们年级的‘大右派’。”我并不知道陳老师曾被打成“右派”，一惊之下便问：“那您去过劳改农场吗？”陈老师又一笑说：“我20多岁的时候都是在那里过的。”我一下子说不出话，也不敢再问了。我那时虽还年轻，但见过的“地富反坏右”不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都有过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
陈老师对我这个临时的私塾弟子相当用心。她的家不到20平方米，一桌、一几、一柜、一书架、一床，干净整齐，舒舒服服，不似林老师那凌乱的房间，地上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林老师有神采飞扬的一面，兴起时会滔滔不绝；而陈老师话不多，慢条斯理，一边认真想，一边说。
有一次，我说起“文革”中同事、师生、朋友乃至亲人之间互相揭发构陷的现象，言下之意颇为不齿。陈老师很平静地说：“你还年轻，想法太偏激了。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自保，不得不那么做，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她停了一下又说，“我被打成‘右派’后，私下里要求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学积极揭发批判我，幸亏他们这样做了，才没被打成‘右派’。”我脱口而出：“林老师也揭发批判您了吗？”陈老师说：“当然了，克琛那个时候和我最谈得来，如果不狠狠批判我，不深刻检讨，根本过不了关。”
结业考试前的星期日，零下10摄氏度的天气，室友煮了热腾腾的酸菜白肉，我们饮着65度的高粱酒。忽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陈老师。她说：“你要走了，我来给你道个别，也托你带件东西。”我看她冻得满脸通红，就问：“陈老师，您要不要也喝一杯？”陈老师点头，接过酒一饮而尽，然后说：“这酒不错，喝了真暖和，再来一杯吧。”酒毕，她拿出一个小包裹，包裹外面贴着一封信，陈老师对我说：“麻烦你把这个亲手交给克琛。”
天色已暮，陈老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送她到校门口，她和我道别时，先是声音很轻地说：“你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一切都很好。”然后她的眼睛忽然睁大，目光深邃而明亮，“小伙子，以后路还长，要好好珍惜啊。”
我目送陈老师走向公共汽车站，她头裹毛围巾，身穿棉大衣，臃肿的外表下，身形显得更加瘦小。
一回到北京，我就把陈老师嘱托我带的东西送到林老师家里。林老师见到我很高兴，热情地装了一小盘当年挺贵的散装巧克力给我吃。我把包裹交到他手上，他笑呵呵地说：“陈老师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随即剪开封得严严实实的布包，却见里面是两支巨参。
林老师一愣，自言自语道：“这份礼物太贵重了。”他小心翼翼地把东西重新包好，把信拆下来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聊天，问我在长春学习的情况，自然也问了我和陈老师见面的经过。
最后他忽然问：“你没见到陈老师的爱人和孩子？”我一惊，回答说：“陈老师一直是单身呀。”这次轮到林老师大惊失色：“你是说陈老师是一个人？”我说：“是啊，陈老师亲口对我讲她没有结婚。”林老师没说话，深深地望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陈老师告诉过我，她已经结婚快20年了，女儿也快考大学了。”他又停顿了一下，眼神有些迷茫，“她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没有告诉我究竟发生过什么。这些年她过得怎么样，我一点都不知道。”向来健谈的林老师忽然沉默，我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起身告别。他没有留我，只是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握了好一会儿。
在那个冬天，我自然也预料不到从此将永去故国。转瞬间，30多年过去，许多人再未相见，也许今生不会再见。去年2月的一个夜晚，我随意搜索了一下林老师的名字，居然找到了他的博客，里面有近照，满头白发、面容祥和，老教授模样。根据博客的链接，我又找到他大学校友会的班级网页，那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左边的林老师年轻潇洒，右边的陈老师明眸善睐……
（清荷夕梦摘自《财新周刊》2016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