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山西最西北的小县右玉曾被外国专家断言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在2010年，右玉却当选为“联合国最佳宜居生态县”。出现这一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61年来，右玉18任县委书记没有因为官员变迁而动摇绿化右玉这一长期施政思路，锲而不舍，最终成功实现了县域的大绿化。
　　这一案例生动地说明，相关重要政务，需要持之以恒，才可能出现大的进步和改善。
　　五年一次的地方政坛换届工作已经开始快一年了。
　　地方官员换届周期基本上是五年，而届中调整使一些官员在某地的任期会更短一些，这就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即伴随每次大规模的换届调整，有的新官员上任后有可能会为了自身的短期政绩需求，对前任确定的施政思路、建设项目等采取调整或变更，其中当然有许多创新之举、合理之措，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忽略那些必须一届一届干部持之以恒抓下去的工作，更不能让新政和长期坚持方能见效的工作冲突，造成经济发展的起伏乃至资源浪费，最终影响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
　　这种现象以前并不鲜见。如某县因为县委书记更换过于频繁，新任县委书记上任后对上一任的执政思路进行大变更，在几任县委书记的更替过程中，单是围绕以农业发展为主还是工业发展为主的县域经济发展主战略，就来回几次变动，最终导致该县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况。
　　中国整体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是外需因为欧债危机的影响开始出现下滑，内需因为居民收入增加不快消费尚难快速拉动。其次，民众除需要收入提升以外，对社会进步的诉求加大。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隐患没有消除，保护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加剧。
　　主题、主线确定后，关键是执行。中国面临的上述挑战，原本就给地方新任领导以巨大压力，如果再处理不好眼前和长远的关系，新官只理短期见效之政而忽略长期努力方可见效之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度。
　　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存的具体条件来看，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策设计，具体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并尽量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减少人为的资源消耗。要从政绩考核设计上，让官员无法从急功近利的变更中获得政绩好处。这样，就会减少政策和路径变更的频率和力度，改变过于追求短期效应的利益驱动。
　　具体操作层面上，其一，要在政绩考核上淡化短期行为，淡化经济考核。当前地方官员主政中之所以过于看重GDP，将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关键在于经济建设可以通过要素投入实现短时间的快速发展，而其他和经济建设同样重要的社会、生态建设方面则很难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投入和持续努力才能发生积极变化。
　　所以对现有的官员政绩考核，要适量减少经济所占的比重，建立全方位的考核体系。这方面广东建立的幸福广东考核体系，重庆建立的共富考核体系，江苏建立了科技考核体系等，已做出积极探索。
　　其二，要在政绩考核方面更多体现行政区域内的民意。一般而言，行政区域内的民众和官员对比，民众更追求长期利益，因为他们并不容易离开自己生存的这个区域。这意味着当地民众不但要考虑一辈子的长期利益，也会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这种利益出发点的不同，会让其淡化政府工作的短期性而追求长期性。如果在对官员的考核中，提高民众参与考核的权重，将对地方长远发展有益。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民意调查等各种方式来探索。
　　相信通过调整政绩考核，会在很大程度上倒逼新官重视长远之效的政务，进而促进地方一些合理政策的延续。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