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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后“人口红利”期结束，今后20年到40年将是吸烟导致的疾病发病高峰期。社会养老负担和沉重疾病负担叠加，如果不进行烟草控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作为世界最大的香烟制造国与消费国，长久以来烟草业对经济的贡献让控烟成为一道中国式难题。然而，烟草行业税收与公共健康之间该如何换算？烟草行业税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否已消融在医疗、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支出之中？这是人们迫切想知道的。
隐秘的烟草经济链
26098.45万支，这是中国2014年卷烟的产量。这个数字世界第一，对应的也是世界第一的烟草消费市场。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一组数据则显示，我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人，约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其中包括1.8亿儿童青少年。
9110.3亿元，这是烟草行业2014年上缴财政的数字，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49%。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另一组数字;分析发现我国可归因于烟草的医药费用支出占医药总支出的9%。按2014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字，2013年度，我国卫生总费用为31，868.95亿元，卫生总费占当年GDP的比重为5.57%。以此测算，归因于吸烟的总费用为2，868.2万亿。
如果仅仅算经济账，吸烟所带来的利害关系一目了然。但是烟草泛滥所带来的社会现象并不像算术一样简单，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控烟变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008年11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南非德班召开——中国被与会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脏烟灰缸”奖，原因是，在讨论关于烟草包装警示语的实施准则时，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不作修改地通过，但中国代表团发言说使用腐烂的肺等图片警示很困难，理由是：中国烟盒上的名山大川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因此“尽管从法律上、健康上中国不反对，但从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础上有保留意见”。发言人士正是来自中国烟草专卖局。在其看来，由于包装的巨大改变，“将可能导致我国的高档卷烟从礼品形式转移消费领域快速减少或退出，还可能导致高档卷烟的价格回落”。
透过以上观点不难看出，一根香烟背后隐藏着一本复杂的经济账，而烟草经济链正是掣肘中国控烟工作开展的重要原因。
《南方日报》此前报道称，国内有的省份就是靠烟草业生存，比如云南，2009年省财政总收入达1490.7亿元，烟草行业对全省财政贡献高于45%。在偏远的中国农村，房上甚至被刷上各种标语：“少生孩子，多种烟”、“种烟是脱贫致富的捷径”。
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烟草业税收入达到了9110.3亿元。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预算，5月10日提高卷烟消费税后，预计今年烟草行业上缴国家财政总额将达到10500亿元左右。
一万亿的财政收入，其背后牵动的不止是一个行业、一个省份，而是一条巨大的产业链背后的方方面面。
基于此，曾有烟草集团相关人士向媒体表示，如果全面禁烟，可能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全面禁烟首先会影响烟草业从业者的就业。我国种烟叶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均属较落后地区，一旦禁止烟草产业，这些人的安置、生存怎么办？
昂贵的吸烟成本
对于这样的说法，控烟人士并不认可。国务院参事马力表示，中国应该控制烟草种植，“根据对云南的每亩成本效益分析，桑蚕是4，水果是2，油菜籽是1.7，大米小麦是1，而烟叶只是0.99。”
而对于“纳税大户”烟草业对GDP的“贡献”，曾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杨功焕等控烟人士，却将其冠以“黑色的带血GDP”。据“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显示，1998年，我国烟草业所作的综合社会经济贡献（含就业贡献）仍大于其所导致的总社会成本，但从1999年开始，烟草业的综合收益已经开始低于其带来的综合成本，而且这一差距越来越大。以2005年为例，因吸烟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高达2526亿元，相当于GDP的1.4%，而当年，烟草业上交的利税总额只有2400亿元。
控烟界提供的数据一再重申，烟草行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最终将消融于医疗、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支出之中。对此，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教授胡鞍钢还有更深一层忧虑——“2015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下降，‘人口红利’期结束。而今后20年到40年将是吸烟导致的疾病发病高峰期”。在他看来，中国进入烟草归因疾病负担的高峰，将会与“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一致。而社会养老负担和沉重疾病负担叠加，如果不进行烟草控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胡鞍钢的担忧不无道理。据中国控烟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归因于烟草使用的死亡人数达到120万。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年龄在40到69岁之间。若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30年，我国归因烟草的死亡人数将会超过300万。
相较于2005年的数据，2014年12月，在国家卫计委召开的关于介绍控烟法制化建设情况会议上，宣传司副司长姚宏文提到的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显然又有提升——已达136.6万。姚宏文另外表示，每年还有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的“暴露”导致的相关疾病。而全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15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为28.1%，7.4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危害。
种种现实，迫使更多人开始权衡烟草行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利弊影响。毕竟，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烟草危害的累积效应，给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医疗负担带来“井喷”式灾难。
提税能否控烟
基于此，控烟势在必行。在2014年12月，国家卫计委召开关于介绍控烟法制化建设情况会议上，宣传司副司长姚宏文表示，世界上公认的最具有成本效应的控烟措施是提高烟草的税收和价格，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为有效的单项控烟策略。而当前，我国正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为实施提税控烟的措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然而，国家烟草专卖局烟草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保江认为，提高烟草税后，“绝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吸烟或戒烟，而是在既定的收入约束下，被迫选择档次更低的烟草产品，甚至质量更差、危害更高的假冒伪劣烟草产品，或压缩其他方面支出以满足其刚性烟草消费需求。”另外，他认为，对烟草产品不科学、不适当征收重税还有可能不公平地加重中低收入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这样的说法，控烟派表达了不同看法。在一份名为《关于提高中国烟草消费税的建议》的报告中，几乎逐条梳理了提高烟草税后，对烟草消费、财政收入、国民健康、低收入群体及经济的影响。
首先，报告假设以卷烟消费弹性-0.15保守计算，每增加一元人民币从量税，卷烟消费量将减少31亿包，410万吸烟者将因此戒烟，从而挽救100万人的生命。虽然政府加税减少了卷烟消费量，但加税的比例高于减少消费量的比例，因此政府税收会增加854亿元。另外，410万的戒烟者将直接降低医疗支出26.8亿元。
其次，针对增加卷烟税有可能使烟草企业及烟农减少就业或收入的说法，报告提出，根据收入产出关系可以估算因为加税1元，卷烟销售量减少31亿包，烟草职工可能减少1656人，而该数字和每年从烟草企业提早退休或下岗的6万人相比，只占2%-3%。同样以31亿包卷烟减售量来推算对烟叶生产量的影响，大约减产2万6千吨，和全国年产量243万吨（2005年统计数字）相比，只占1%。另外，针对加税可能会加重低收入吸烟者的经济负担问题，报告认为，低收入吸烟者对卷烟价格上涨比收入中上的吸烟者更为敏感，因此更容易戒烟或少买烟，由此节约的资金可以帮助整个家庭支付衣食住行及教育费用。另外，虽然低收入吸烟者每包增税负担的比例较高收入者大，政府可以将提高税收所得用于提供社会福利，改进医疗卫生条件，解决贫困问题，服务低收入人群。报告还指出，根据2006-2009年中国六城市5000人的追踪调查，大约有7%-8%的吸烟者在烟价上涨后，转而购买低价品牌香烟，从数量上讲，比例并不高。绝大多数吸烟者会减少吸烟或试图戒烟。
进入2015年，关于烟税调整的利弊之争，因“税价联动”政策的出台，开始出现调和可能。比如，李保江就对本次提高烟草税给予正面评价，他表示，增加财政收入确是此次提高烟草消费税“一举多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郑榕，则以自己的推算数据，解释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在其看来，从理论上粗略估计，提税后一年的烟草税会增加1300多亿元。
烟草控制虽涉及复杂利益关系，但当控烟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后，曾举步维艰的中国控烟之路已经迈开一小步后，小步快走起来。
（《小康》2015年7月刊下）
作为世界最大的香烟制造国与消费国，长久以来烟草业对经济的贡献让控烟成为一道中国式难题。然而，烟草行业税收与公共健康之间该如何换算？烟草行业税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否已消融在医疗、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支出之中？这是人们迫切想知道的。
隐秘的烟草经济链
26098.45万支，这是中国2014年卷烟的产量。这个数字世界第一，对应的也是世界第一的烟草消费市场。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一组数据则显示，我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人，约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其中包括1.8亿儿童青少年。
9110.3亿元，这是烟草行业2014年上缴财政的数字，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49%。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另一组数字;分析发现我国可归因于烟草的医药费用支出占医药总支出的9%。按2014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字，2013年度，我国卫生总费用为31，868.95亿元，卫生总费占当年GDP的比重为5.57%。以此测算，归因于吸烟的总费用为2，868.2万亿。
如果仅仅算经济账，吸烟所带来的利害关系一目了然。但是烟草泛滥所带来的社会现象并不像算术一样简单，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控烟变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008年11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南非德班召开——中国被与会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脏烟灰缸”奖，原因是，在讨论关于烟草包装警示语的实施准则时，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不作修改地通过，但中国代表团发言说使用腐烂的肺等图片警示很困难，理由是：中国烟盒上的名山大川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因此“尽管从法律上、健康上中国不反对，但从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础上有保留意见”。发言人士正是来自中国烟草专卖局。在其看来，由于包装的巨大改变，“将可能导致我国的高档卷烟从礼品形式转移消费领域快速减少或退出，还可能导致高档卷烟的价格回落”。
透过以上观点不难看出，一根香烟背后隐藏着一本复杂的经济账，而烟草经济链正是掣肘中国控烟工作开展的重要原因。
《南方日报》此前报道称，国内有的省份就是靠烟草业生存，比如云南，2009年省财政总收入达1490.7亿元，烟草行业对全省财政贡献高于45%。在偏远的中国农村，房上甚至被刷上各种标语：“少生孩子，多种烟”、“种烟是脱贫致富的捷径”。
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烟草业税收入达到了9110.3亿元。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预算，5月10日提高卷烟消费税后，预计今年烟草行业上缴国家财政总额将达到10500亿元左右。
一万亿的财政收入，其背后牵动的不止是一个行业、一个省份，而是一条巨大的产业链背后的方方面面。
基于此，曾有烟草集团相关人士向媒体表示，如果全面禁烟，可能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全面禁烟首先会影响烟草业从业者的就业。我国种烟叶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均属较落后地区，一旦禁止烟草产业，这些人的安置、生存怎么办？
昂贵的吸烟成本
对于这样的说法，控烟人士并不认可。国务院参事马力表示，中国应该控制烟草种植，“根据对云南的每亩成本效益分析，桑蚕是4，水果是2，油菜籽是1.7，大米小麦是1，而烟叶只是0.99。”
而对于“纳税大户”烟草业对GDP的“贡献”，曾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杨功焕等控烟人士，却将其冠以“黑色的带血GDP”。据“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显示，1998年，我国烟草业所作的综合社会经济贡献（含就业贡献）仍大于其所导致的总社会成本，但从1999年开始，烟草业的综合收益已经开始低于其带来的综合成本，而且这一差距越来越大。以2005年为例，因吸烟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高达2526亿元，相当于GDP的1.4%，而当年，烟草业上交的利税总额只有2400亿元。
控烟界提供的数据一再重申，烟草行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最终将消融于医疗、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支出之中。对此，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教授胡鞍钢还有更深一层忧虑——“2015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下降，‘人口红利’期结束。而今后20年到40年将是吸烟导致的疾病发病高峰期”。在他看来，中国进入烟草归因疾病负担的高峰，将会与“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一致。而社会养老负担和沉重疾病负担叠加，如果不进行烟草控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胡鞍钢的担忧不无道理。据中国控烟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归因于烟草使用的死亡人数达到120万。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年龄在40到69岁之间。若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30年，我国归因烟草的死亡人数将会超过300万。
相较于2005年的数据，2014年12月，在国家卫计委召开的关于介绍控烟法制化建设情况会议上，宣传司副司长姚宏文提到的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显然又有提升——已达136.6万。姚宏文另外表示，每年还有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的“暴露”导致的相关疾病。而全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15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为28.1%，7.4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危害。
种种现实，迫使更多人开始权衡烟草行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利弊影响。毕竟，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烟草危害的累积效应，给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医疗负担带来“井喷”式灾难。
提税能否控烟
基于此，控烟势在必行。在2014年12月，国家卫计委召开关于介绍控烟法制化建设情况会议上，宣传司副司长姚宏文表示，世界上公认的最具有成本效应的控烟措施是提高烟草的税收和价格，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为有效的单项控烟策略。而当前，我国正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为实施提税控烟的措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然而，国家烟草专卖局烟草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保江认为，提高烟草税后，“绝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吸烟或戒烟，而是在既定的收入约束下，被迫选择档次更低的烟草产品，甚至质量更差、危害更高的假冒伪劣烟草产品，或压缩其他方面支出以满足其刚性烟草消费需求。”另外，他认为，对烟草产品不科学、不适当征收重税还有可能不公平地加重中低收入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这样的说法，控烟派表达了不同看法。在一份名为《关于提高中国烟草消费税的建议》的报告中，几乎逐条梳理了提高烟草税后，对烟草消费、财政收入、国民健康、低收入群体及经济的影响。
首先，报告假设以卷烟消费弹性-0.15保守计算，每增加一元人民币从量税，卷烟消费量将减少31亿包，410万吸烟者将因此戒烟，从而挽救100万人的生命。虽然政府加税减少了卷烟消费量，但加税的比例高于减少消费量的比例，因此政府税收会增加854亿元。另外，410万的戒烟者将直接降低医疗支出26.8亿元。
其次，针对增加卷烟税有可能使烟草企业及烟农减少就业或收入的说法，报告提出，根据收入产出关系可以估算因为加税1元，卷烟销售量减少31亿包，烟草职工可能减少1656人，而该数字和每年从烟草企业提早退休或下岗的6万人相比，只占2%-3%。同样以31亿包卷烟减售量来推算对烟叶生产量的影响，大约减产2万6千吨，和全国年产量243万吨（2005年统计数字）相比，只占1%。另外，针对加税可能会加重低收入吸烟者的经济负担问题，报告认为，低收入吸烟者对卷烟价格上涨比收入中上的吸烟者更为敏感，因此更容易戒烟或少买烟，由此节约的资金可以帮助整个家庭支付衣食住行及教育费用。另外，虽然低收入吸烟者每包增税负担的比例较高收入者大，政府可以将提高税收所得用于提供社会福利，改进医疗卫生条件，解决贫困问题，服务低收入人群。报告还指出，根据2006-2009年中国六城市5000人的追踪调查，大约有7%-8%的吸烟者在烟价上涨后，转而购买低价品牌香烟，从数量上讲，比例并不高。绝大多数吸烟者会减少吸烟或试图戒烟。
进入2015年，关于烟税调整的利弊之争，因“税价联动”政策的出台，开始出现调和可能。比如，李保江就对本次提高烟草税给予正面评价，他表示，增加财政收入确是此次提高烟草消费税“一举多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郑榕，则以自己的推算数据，解释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在其看来，从理论上粗略估计，提税后一年的烟草税会增加1300多亿元。
烟草控制虽涉及复杂利益关系，但当控烟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后，曾举步维艰的中国控烟之路已经迈开一小步后，小步快走起来。
（《小康》2015年7月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