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4日，我送女儿去机场。机场满是戴着口罩的人流。我嘱咐女儿，如果回老家后发烧，一定让奶奶送她去医院。然后我回到单位，参与当期SARS封面报道的编辑工作。
　　当年，关于SARS我们做了四个封面报道，分别是：《非典型之祸》《SARS：我们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北京之痛》《中国初愈》。审视当年的那场疫情，我们在《政经十人谈：中国由此改变》一文中提出，政府的角色应以公民服务为中心，也提出危机处理需要常备不息的专业机制。
　　17年之后，又一场疫情来临，仍然如此猝不及防。2020年1月31日，我结束假期返京，又是首都机场，又是戴着口罩的人流和穿着防护服的检疫人员。去药店买酒精、口罩和手套，一切个人防护用品早已经脱销。
　　而在武汉，在湖北，甚至整个中国，医疗和个人防护物资都十分紧缺。经历了SARS之后，本以为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防疫体制，却是如此不堪一击，败给了一个新出现的病毒。
　　记忆中的SARS，是空旷的街道和忙碌地上班，当时，周刊记者去地坛医院、人民医院采访，哪里危险就去哪里。采访完回家写稿，顺带自我隔离一周才能重新投入采访，但少有焦虑和不安，更多的是工作中的紧张。
　　这一次是否派记者前往武汉，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决策过程。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派出了三名记者，加上先期组建的后方报道团队，没日没夜地连轴转，《“超级传播者”：他转移4次病房，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确诊病例破千：为何SARS用了4个月，武汉肺炎只用了25天？》全网刷屏，成为现象级稿件。
　　此时，我们正在制作新的一期杂志——《新冠病毒：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我们忠实地记录下这场疫情，因为我们知道，信息公开透明是我们战胜疫情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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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收冬藏：我是从创刊号就开始关注《中国新闻周刊》的老读者，二十年的报道持续影响着有影响力的人，也影响着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所思所感。向时代的记录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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