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创新二字不断见诸报端，但是自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创新二字从科学的观念变成了具体的行动，越来越接地气，成为大众化的诉求与目标。为了使广大读者更确切地理解创新的涵义，《经济》记者专访了河北省廊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河北省主委、国土资源部物化探研究所应用地球化学室主任王学求。
　　《经济》：创新一词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们也不断地看到身边各种各样的创新事例。但是，创新的真正涵义是什么？恐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您是怎么看待创新的？
　　王学求：创新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原始性的，当然，从来没有过的原始性创新更好。比如说过去没有汽车，后来造出汽车来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产品，那就是创新。电视机、手机，都是从无到有，刚出现时都是创新。后来，不断地出新型号，增加新功能，也是创新。这是不同层次的创新，型号、功能的创新虽然意义不如产品创新来得重大，但往往是这些创新的积累，带来质的飞跃。因此，这个层面上的创新，其意义同样不可估量。
　　在经济领域里讲，创新的结果就是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消费。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到外国去买东西，因为中国的许多产品还是有差距，有些人有高端产品方面的需求，咱们或者没有这样的产品，或者有但是质量不如对方。我们不必为这个而自卑，应该感到这是我们创新的空间。只有方方面面都创新，才能使经济发展再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家要建立研究中心、企业要建立技术中心。创新需要国家的支持，但最根本还是企业的努力。国外的技术性创新都是在企业。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普遍较弱，很多企业就没有什么研发能力，谈不上什么技术含量，也就没有什么眼光。创新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建立其中的链条，就是和科研院所、大学联合起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使这个系统工程产生的知识在企业能够转化为应用技术。建议中央出台一些鼓励措施，包括确定科技人员可以获创新效益的百分之多少。但问题是政策能否真正落实。企业能不能把创新效益按比例分给技术人员？有政策鼓励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到企业去，保留现在工资待遇三年不变，位置不变，但创新总是有风险的，如果失败了，是否还能回到原单位？如果没有这个退路的话，就很少有人敢去冒险；可如果总有这个退路存在，还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吗？
　　《经济》：我国人才流动机制不够完善，缺少灵活性，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创新的积极性。据您看，导致人才流动机制不灵活的原因在哪？
　　王学求：应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人保守的惯性，他不愿意冒风险。就是说在创新的理念上与国外还是有差距的。另一方面是资本市场也就是企业家对创新缺少投入，这不仅仅是眼光问题，也是理念问题。
　　现在大量的科研成果锁在抽屉里面，企业没有把它转化成产品和市场。这个怎么转换，以我做科研的角度讲，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很多科研的副产品会形成市场。创新不是不能失败，这个东西没做，但可能衍生出了其他的东西。即使什么都没做成，至少获得了经验教训吧。
　　咱们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比较足，对战略性高技术研究投入也比较多，但对应用基础研究的投资不足。应用基础研究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这个东西外壳非常简单，但核心是芯片，芯片就是应用基础性研究的东西，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需要长期的积累。另外，组装的东西一出来，效果马上就能显现，但要做一个里面的核心器件，就得经过多少年的研究。包括过去电视机里的芯片，咱们自己都不能生产。计算机也是如此，我们就是在组装。应用基础在咱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弱项。我想对科研人员的考核办法应该变一变，不是要他一年必须出一篇论文，那不能使技术马上就转化为应用。应该鼓励这些人踏踏实实地工作，搞纯基础研究的人要写好论文，但搞应用研究的人他不好写论文，用十年才把东西做成，一年就要论文出来，那怎么可能？整个社会一定要沉下心来，把一些短板补上去，要鼓励真正干活的人踏实工作，不要浮躁，好东西一定是经过长期磨练出来的。
　　《经济》：要发展应用技术，基础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您能再谈一下基础研究吗？


　　王学求：咱们国家基础研究这些年进步比较快，但是首创性的纯技术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中国人数理化比较好，所以这些基础研究是不落后的。但在应用技术基础研究这一块，一个是科研人员本身不愿去涉猎，因为不太容易出成果，二是中国总是把科学和技术混到一起。国外科学和技术是分得特别清楚的。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技术是改造世界的。技术和科学之间有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应用基础研究。传统的搞技术研究的人他能看上这个搞应用基础的，一些科研院校就看不上这种东西，所以它就处在夹缝之中。没人做这些，就成为咱们国家的短板，很多东西上不去都和应用基础研究薄弱有关系。应用基础研究又烧钱又不容易出成果，需要一代代努力，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也已经开始投入了，情况会越来越好的，咱们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