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历史学家迈克尔·华纳的这本书从间谍活动和间谍技术的发展故事着手，系统阐述了国际安全的发展历程，完整呈现了情报活动从原始的秘密活动到走向专业化、机制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以及它与所处历史现实的相互影响，尤其是探讨了国家对间谍活动传统上的垄断的“衰落”，以及这一衰落对今天乃至未来的深远影响。
　　欧洲的民心争夺战
　　西欧的命运仍是未知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于1945年5月结束，在此之前即将得胜的盟军已经开始争论如何塑造即将到来的和平。斯大林将苏联军队留在了从希特勒手中夺来的领土之上—对于那里的人民而言，一个新的专制统治者取代了之前的那位，所以使用“解放”一词似乎并不恰当。美国人尽快地离开了欧洲，将兵力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日本在那年9月投降时，美国迅速遣散了大量部队。到1946年，美国在欧洲大陆上只剩下少量警察部队，而且几乎没有战斗编队。在东欧，当地的共产党和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开始改造那些苏联在雅尔塔向盟国承诺给予自决权的国家。而此时，西欧的命运仍然是未知数。
　　欧洲的政治稳定和自由民主的未来需要经济的稳定，反之亦然。这两种情况似乎都不太可能。欧洲大陆因为战争而精疲力竭，德国疮痍满目，正在恢复中的法国和意大利走马灯似的更换联合政府，左翼运动势力强大（且拥有武装）。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显得单薄而零散。英国驻巴黎大使在1946年记录道：“共产党人似乎为所欲为，他们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是他们的优势。”
　　1947年年初，美国宣布用杜鲁门主义来应对共产党人在希腊和土耳其煽动起的人民运动，随后美国又很快推出马歇尔计划，以重建欧洲各大经济体，这就迫使苏联不得不接招。杜鲁门总统邀请苏联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然而斯大林拒绝了该计划以及在他看来苛刻的条件。当时，斯大林统领着各国的共产党，作为对马歇尔计划的回应，他联合几个主要国家的共产党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当年9月，在波兰举行的该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斯大林的代表们推翻了战时“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宣布要压制东欧残存的多元主义，并命令西方的共产党尽全力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在各国的巩固。
　　当年年末，罢工浪潮已使法国和意大利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到来之前濒临破产。在1947年10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也组织了“和平攻势”，通过党的工作人员及志同道合者走到工会、和平组织、退伍军人组织、青年与学生集会以及其他的组织中去，敦促他们接受一个共同的信息：美国正寻求分裂欧洲并加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同时，斯大林通过匈牙利（1947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的政变巩固了他在东欧的统治。为了阻止在法、英、美占领区内组建联邦德国，他封锁了进入西方盟国管控下的西柏林地区的通 道。
　　美苏对抗
　　新的全球性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开展了对欧洲民心的争夺，这似乎注定会引发新的全球性冲突。欧洲大陆的这场危机使得铁幕两边的情报系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东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联通过设立兄弟党的安全部门，来拼凑一个情报联盟，共同合作对抗西方的情报收集活动。在西方，美国则从1947年开始带头发展秘密行动能力来应对共产主义在西欧的影响，支持人们对苏联统治不满并鼓励他们反抗。
　　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对峙使欧洲领导人陷入困境。他们无法忽视来自社会内部的、服从于苏联的不同政见者联合运动所采用的施压手段；然而，他们也害怕镇压这些党派以及这些党派控制下的工会和团体会引发暴动，或者至少会为共产主义者控诉美国的武装霸权授以口实。在西方，有很多人赞同马歇尔计划以及最终形式的北约，西方政府就这些措施的细节公开辩论，将其纳入民主程序之中。然而同时，法国的劳工领袖、欧洲大陆的很多私人组织以及政客，都不愿接受公开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资助，因为这将令自己面临左翼的口诛笔伐。作为对苏联“邪恶心理攻势”的回击，西方对铁幕内外的共产主义者发动了心理攻势。反击的主要工作都是公开的，由美国之音、BBC、美国新闻总署、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五花八门的官方文化与教育交流项目承担。负责公共事务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爱德华·巴雷特用他1953年出版的书的书名—《事实就是武器》表明了对此的看法。然而从一开始，大量工作在本质上是隐蔽的，试图通过秘密的手段产生公开的效应。
　　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拥有全球性情报项目的西方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实施秘密心理战。在英国，克莱门特·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政府利用外交部下属的几个部门来达到这一目的。1945年到1949年间，英国文化关系部根据军情五处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提供的线索，悄悄地帮助英国学生和青年领袖认识到共产党人是如何收买国际青年团体，并帮助他们另起炉灶的。艾德礼政府还于1948年1月在外交部的控制下建立了一个信息研究部。信息研究部作为秘密的政府智库一直运行到1977年，负责就国际事件起草评论和报告，并将它们交给选定的记者和北约合作伙伴。最终，其可信任的联系人遍及了整个世界，而它的使命就是在不明显暴露信息来源是英国政府提供的前提下，把关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真实故事放到更具影响力的地方。
　　另一种活法
　　欧洲意识形态斗争的转变
　　1956年，西方在欧洲的民意争夺上取得了两场影响深远的胜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当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指责斯大林及对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按赫鲁晓夫的估计，这导致在1930年代超过100万人被逮捕，数十万人被处决。当然，这场大清洗运动只是冰山一角—赫鲁晓夫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及其他恐怖行为，也没有为革命以来所造成的痛苦而道歉，但他承认了数十年来针对苏联提出的数不清的控诉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有关其演讲的小道消息在两周内就传入了西方媒体的耳朵。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在4月从一个波兰籍犹太人手里获得了演讲的全文并交给了中情局，中情局又转交给了《纽约时报》和自由欧洲电台。到了6月下旬，赫鲁晓夫的演讲全文已通过电台播送给了铁幕后的听众，这使得华约共产党领导人大为惊骇。 　　赫鲁晓夫回忆道，该演讲“开始了党清洗斯大林主义的进程”，但也引发了对共产主义统治不满的浪潮，当年秋天，这种不满情绪在匈牙利达到顶峰。匈牙利人一整个夏天都在旁观波兰的抗议和改革，而他们所期望的更多。当伊姆雷·纳吉总统的政府在10月要求苏联军队撤离匈牙利的时候，苏联领导人答应了，苏共似乎瞬间濒临权力失控的边缘。赫鲁晓夫非常震惊：“党内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契卡成员在大街上受到追杀，党委和契卡被破坏。”多家小功率的匈牙利广播站号召人们抵抗苏联人并呼吁匈牙利退出华约，自由欧洲电台给予了转播，这使莫斯科更为震惊。
　　对于莫斯科而言，1956年是一场公共关系灾难，它标志着欧洲意识形态斗争的转变。当然，冷战的斗争还将持续几十年，但是匈牙利事件放大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这就是西方的生活比东方好。五年后柏林墙的建立正是这种分化的象征。对东德而言，最大的威胁就是西德—因为它告诉东德人，德国人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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