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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哲学思想得以形成，乃是其善于继承、发展并会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为了厘清其中脉络，可从四个层面展开探讨，即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期待视野，儒学对毛泽东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因子，以及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主要内容和成果。探讨毛泽东哲学的民族因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哲学；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融合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6-0064-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代表毛泽东（1893—1976）可谓全方位地接受、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这里的全方位有两层含义：一是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二是他在总体上继承了囊括唯物史观、辩证法、实践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在这个继承过程中，他尤其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原理，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之中，并由此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期待视野
毛泽东之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本身有关，亦与毛泽东对真理的“预期”及具体的时代背景乃至个人性格有关。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当时中国之背景已使得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自发地产生了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东西，即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之到来充满某种“意向”之预期。虽然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尚不系统，然而其与马克思的主义的“同质性”、“预期性”不但使其很快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更为其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此种认识，我们可以通过青年毛泽东的相关哲学思想予以探讨。
（一）崇尚刚健、运动不息的“斗”的人生哲学
毛泽东所以倡导“斗”的人生哲学，其根源在于他的“宇宙真理”（宇宙观）乃是“动”的，是“斗”的。这种思想在其早期作品《体育之研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也。……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1]1-11 既然天地的本性是“动”的，那么一切豪杰之士也应效法天地之“动”，要敢于摧毁外在的束缚、阻碍、羁绊，去和一切腐朽的、停滞不前的思想和事物抗争。基于此动态的宇宙观，他对一潭死水的静态社会充满厌弃之情：“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恶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1]1-11由此，他发出“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之呐喊，欲以刚健不息的“动、斗”哲学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自我之快乐。他认为，“动”的具体之落实首先体现在体魄性的活动，“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精神随之”[1]1-11。在参加革命之前，毛泽东通过体力劳动、游泳等“活动”践行自己的“动、斗”的哲学理念，借以锻炼自己的体魄，磨练自己的意志。对他来说，体力劳动和体力活动甚至成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以致使他具有不从事劳动即极不愉快的身心感觉。事实上，这种体力活动确实培养、锻炼了其“斗”的意志乃至催生了其审美哲学，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毛青年时代坚持游泳至老不变的事迹，就不仅是自觉磨练体力、意志的问题，而且还表现了要求在体力、意志的展现中，来获得最高的人生快乐和审美享受。在这里，体力的叙发、意志的实现、人生的真谛、审美的快乐融为一体了。”[2]124
毛泽东哲学——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青年毛泽东的这种“动”、“斗”的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不安”哲学之品性确实有类似之处，马克思同样是主张“斗”的哲学，譬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之理论就明确表明这一点；在实践上，马克思亦是如此，其对现实决不妥协，始终以一名“斗士”的身份与黑暗的封建制度作斗争。至于其旷世名著《资本论》更是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和理由，此亦构成毛泽东的理论预期。同时，就性格而言，两人皆具无畏、激情、浪漫之特点——其性格特征必然投射到思想之中。就此而言，毛泽东关于“健动”的“斗”的哲学同马克思是合拍的。
（二）强调人之主体性的 “贵我”思想
正是由于毛泽东崇尚健动的宇宙观与“斗”的人生理念，故青年毛泽东持有“贵我之道德律”亦在情理之中了。在毛泽东看来，宇宙是动的，人效法宇宙亦应该是“动”的。不过，人虽效法宇宙之“动”，但人的道德律不可能来源于或服从于外在任何客观事物，而必须建立在人的主体性上。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写道：“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有也。”[2]125这种把道德建立在人自身上的理念，就理论而言，是受到儒家“心学”的影响；就实践层面而言，则同毛泽东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相关联，因为毛泽东是不满旧社会秩序的“叛逆者”，他的“实践自我”是以向外的感性物质活动和进行斗争、改造对象为依据，因此“与外界冲突，与传统社会、与黑暗政治、与恶劣环境相抗击，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毛的道德律的题中应有之义”[2]130。“贵我”实质上就是马克思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始终把历史的重任放置于工人的“主体性”上。毛泽东把贵我之道德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主体性上，实则意味着他尤其强调了“人”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无疑与马克思主义是合拍的；而且这种思想几乎伴随了毛泽东一生，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把人放在第一位。同时，这种“贵我”的价值取向，亦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毛泽东思想重要内容之萌芽。当然，我们亦须清楚，此种理念的有效运行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否则将带来巨大的灾难，“文革”即为典型例子。 （三）关照“当下”的实践取向
“动”的哲学理念与“贵我”的道德律必然导致关照当下的经验理性。道理很简单，“动”只能是当下的“动”，而非穿越到遥远的过去或遥不可及的未来去“动”，这种“我之动”只能实施在当下，否则将无任何意义。按毛泽东在《讲武堂》的说法就是“通今”：“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使为学而不重目前，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2]13
关注当下的“动”，不是简单说辞，而是具体的行动，是实践。青年毛泽东虽具极富思辨的头脑，但却不喜欢流行于某些知识分子中的辩论，他认为一些无关痛痒、不着实际的辩论是无益的，他对美国哲学家罗素在长沙的演讲曾作如是评论：“（罗素）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4]青年毛泽东重视实践、倡导行动，不但理论上如此，且在现实中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亦正是在具体的实践行动（如对学生的组织、对湖南乡村生活的调查等等）中，青年毛泽东初步具有了诸如实践理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光辉思想的萌芽。譬如，“五四运动”后（1920年2月）他在《湘江评论》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和“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之主张，无疑既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经验理性层次的具体操作，亦开启了“群众路线”之光辉思想的先声：这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很明显，早期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甚至已经含有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子”，只是其思想出于自发的、不系统阶段，它期待一种更成熟、更深刻的思想理论体系来给其理论提供支撑，它期待一种具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变旧中国的命运：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过，在探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契合之前，我们还应关照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哲学对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二、儒学对毛泽东潜移默化的影响
毛泽东受传统文化影响可谓深矣，举凡历史、文学、艺术、军事等等，莫不潜移默化影响之。若系统谈论，非长篇大论不可，固非拙文所能承担。笔者仅就毛泽东所受到的儒家影响做一简要说明。
首先，毛泽东受到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受其影响颇深：他既受到儒家刚健有为思想的熏陶，又受到儒家仁爱思想的滋润。据资料载，毛泽东少年入南岸私塾先读《三字经》、《论语》，其后则系统学习“四书五经”。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美国友人斯诺在1936年的谈话中有所提及：“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读了六年，可是不到位。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5]从留下来的大量早期文稿看，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夫子的，譬如1917年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在《夜学日志》中曾这样记载：“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6]87
当毛泽东接受了新思想尤其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对孔子的态度有了变化，譬如“五四”爆发后，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谈及：“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的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6]363从毛泽东主办《湘江评论》起，其文稿中很少再见到引用或恭维孔子的话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对孔夫子的完全否定，相反，恰恰反映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有的客观的辩证的方法和立场。此在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他批判了孔子的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仍然肯定孔子。如，1937年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会议上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7]1938年他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干部会上讲到：“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孔夫子是个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8]295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续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534。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中提及：“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0]在建国后的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亦相当客观，既有批评的成分，也有肯定的成分：在政治上、道德上对孔子采取严厉批评的态度，在教育、学术方面持肯定的立场。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的提纲上曾写道：“没有孔夫子，中国更进步了。”[11] 1957年在谈及哲学与辩证法时亦言：“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12]
“文革”期间，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路线，其对儒家、对孔子的态度采取了一边倒的“全盘否定”做法，但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子的态度。终其一生，儒家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那么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儒学都是不公正的。
其次，毛泽东受到“湖湘实学思想”的影响。湖湘学派亦可谓儒学之分支，在近代中国影响颇大。该学派最早奠定于两宋之交的胡安国、胡弘父子，后经弟子张拭弘扬而续其血脉。宋以后，最能彰显湖湘之学的领军人物首推王夫之，其个人经历、思想乃至人格，已为湖湘学风之楷模。此后，又有“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将“思想与实践融为一炉”的曾国藩、“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先进人物”郭嵩焘等人崛起，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湖南上学读书，自然受其影响颇深，且对此“实学”深怀敬意，譬如在《讲武堂》中，毛泽东就对王夫之、曾国藩、郭嵩焘等人进行中肯之评价。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道德，而有大功大名者。”[6]589曾国藩——“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6]581郭嵩焘——“郭筠仙以好名与好利判时代之隆污（汉人好名，魏人好利，晋名唐利，宋名元利，明名清利）。”[6]593从上述列举的《讲武堂》的记录来看，毛泽东感兴趣的主要是湖湘学派所体现出来的重现实、敢实践的务实精神。类似的，《讲武堂》还有诸多毛泽东评论伊尹、张载、顾炎武等人的语录，这些语录的核心思想同样是“实践”。 除了老一辈的湖湘学派对毛泽东产生重要的影响外，以谭嗣同、唐才常为首的青年改革家所传承的湖湘学风，更是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影响。谭嗣同虽非湖南人，但他与唐才常积极在长沙创办南学会，并主办抨击现实、提倡新思想的《湘报》。无疑，作为新思想、新观念之发源地的《湘报》和“南学会”，乃是点燃毛泽东革命激情的火种。正是在务实的、“敢为天下先”的湖湘学风直接影响下，毛泽东也开始了“行动”：1918年，毛泽东创立新民学会，是年又创办了《湘江评论》。“学会”和“评论”的创立标志着毛泽东的革命热情逐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此实则是“湖湘学派”知行合一之观念在毛泽东身上的呈现和折射。
哲学思想成熟时期的毛泽东更是将湖湘学派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实践观，其哲学名篇《实践论》对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了更为深刻的阐发。其中关于知识来源问题，毛泽东在该篇中谈到：“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3]其实，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魏源在探讨“知行”问题时，也提到类似的例子，其尝言：“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14]毛泽东的实践论受湖湘学风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因子
正是因为拥有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其思想中才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优秀因子。譬如，他善于把孔子和儒学典籍中的一些思想、概念、范畴、语汇，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笔者仅从哲学层面对毛泽东思想中最核心的传统文化因子进行简要分析。
在唯物论之经世致用层面，毛泽东继承和提升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实事求是”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关于“实事求是”的解释，人们所熟知的乃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出的定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5]无疑，这种解释凸显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的娴熟把握和高品质的理论素养，乃迄今为止最为经典的定义和把握。然而，若追溯其思想渊源，那么除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外，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亦是巨大的。首先，就“实事求是”这一词语而言，乃本于《汉书》，班固称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此后，“实事求是”便成为成语流传下来，泛指治学、治国和做人的一种态度。其次，就实事求是的传统而言，它凸显了“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和作风。“实事求是”反对空谈误国，主张以实兴邦，自古治国者莫不崇尚此论，在近代自王夫之以降的湖湘学派尤其如此，且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价值取向。关于此，前文已述，兹不赘言。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始，就践行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并在其后的革命实践中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给古老的“实事求是”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鲜血液。
在方法论层面，毛泽东吸收中国古代的“矛盾”学说，并将之整合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矛盾”的资源可谓丰厚矣！《老子》、《周易》、《孙子兵法》、《庄子》、《荀子》等经典著作中莫不蕴涵着丰富的“矛盾”学说和辩证思维。其内容之丰、思辨之精，莫不傲视异域，以至于李约瑟博士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渊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中国。”[16]2自幼浸润于其中的毛泽东受此古老且富于辩证思维的思想影响颇深，客观地讲，中国古代的矛盾学说，既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引擎，又是被毛泽东发展、提升的主要内容。
学生时代，青年毛泽东对矛盾思想已开始关注并有所思考，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列举了诸如阴阳、上下、大小、高低、尊卑、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等独立的概念后，开始思索对立面的转化问题，他认为“有生必有死”，“有成必有毁”，是自然法则。毛泽东的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子”间的变化，而且还将这种对反式的思维运用到社会分析中，紧接着写了这样一段话：“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6]593这表明毛泽东认识到“对子”（矛盾）双方不但是互相转化的，而且是带有“进化”的意向。只是鉴于其经历及学力所限，当时他还不可能划清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界限。
在革命时期，随着知识之提升、阅历之增长，尤其是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毛泽东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颇具辩证思维的经典如《易经》、《孙子兵法》、《老子》等著作之精华，在实践中将中国古代的矛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其哲学名篇《矛盾论》即为明证。该著作既以矛盾的对立性解决了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又以同一性解决了事物的稳定问题，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性，并同相对主义、诡辩论划清了界限。对此，许全兴先生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毛泽东对矛盾转化的阐发和运用是前所未有的。他的辩证法思想的这种特点，是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密切相关的，是对我国传统的相反相成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8]249这个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
在实践观与认识论层面，毛泽东吸收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知行学说”，并将之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青年时期，毛泽东受“湖湘学派”的实学思想影响，注重“实践”的行动，但还没有深入地研究关于理论（知）与实践（行）的关系。随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逐步深入，他开始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先秦时期的孔子、老子、墨子、荀子皆多次讲到“知行”的问题，只是由于当时思辨的核心不在于此，故“知行”问题未成系统。经两汉、隋唐尤其宋明之发展，“知行”问题成为哲学家思辨的重要问题之一，且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即所谓“先后”问题、“难易”问题及“本末”问题。①需说明的是，古人的“知行”问题主要囿于道德领域内。上述学派，观点林立，既为后人留下了开放的思维空间，同时也成了千古难题——即便领导并实践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也没有解决好。 及至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才真正将“知行”问题引向深入。当时的环境不容许毛泽东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但是他却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慧眼识金，转化和拓展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知行关系”这一命题：把知行问题转化为思维与实践的问题，同时把囿于道德领域的“知行”扩展到人类的整个认识和实践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唯物的辩证法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当然不是王阳明的“一念动处便是行”的知行合一之心学主张，而是“发扬了自古以来认识论上的唯物论传统，解决了中国这种知行合一的问题”[17]，科学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合一观，使认识与实践、知和行在具体的历史中得到统一，进而把此问题提升至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奋斗目标、人生观等层面，毛泽东吸收了儒家的大同、克己奉公、自强不息等诸多理念。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美好的理想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同儒家的大同之治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此乃国人得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有利条件。作为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自然对此认识得更为清晰，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人终生所追求的乃是建立在物质无限丰富基础之上的充满平等、友爱的“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达成这个理想，他发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乃是党的唯一宗旨”的号召，益发凸显了中国古代圣哲所追求的“天下为公”的传统美德和理想信念。 这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人既要继承中华先哲的“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为公”的优良传统，又要发扬“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等奋发图强、愚公移山的“刚毅”精神，同时也要强调并发挥人之“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主体性，发挥群众集体的力量。
四、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问题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问题，上文已部分涉及，为了使问题更为清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稍作探究。
首先，就融合的性质看，二者之融合乃是“实践性”中的融合。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思想的吸收和宣传，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唯物辩证法的传播阶段，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第三个阶段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面传播与发展，以毛泽东、李达、艾思奇等为代表。这其中，尤以毛泽东为卓越代表，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理论上的“空中楼阁”，而是在实践中且始终在实践中逐步理解、应用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提升马克思主义品质（李大钊、陈独秀亦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就辩证法而言，如果说瞿秋白等理论家仍停留在理论的思辨层面，那么毛泽东的辩证法则是活生生的，带有生命质感，他从不把辩证法当作远离生活的辞藻，而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法，并将之视为革命和建设的法宝。譬如，他对学与干的理解，就体现了辩证法的精髓：“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8]
同时，就“实践观”本身而言，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更是内化为毛泽东血液中的品质。兹举一例：据逄先知先生讲，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反复地读，尤其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多的是列宁的著作；“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19]，此即经世致用实践观之明证。确实，毛泽东始终在实践中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始终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考量，此为其超越前人之处，亦是他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人之处。
其次，就契合的内容言，乃是全方位的融合。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契合的重点，主要在于阶级斗争和实践的辩证法及群众路线等方面。其实，我们可从青年毛泽东的哲学观揣测一二。继承儒家刚健传统的毛泽东崇尚动态的宇宙观，崇尚“斗”的哲学和“贵我”的人生哲学，“健动的宇宙观”承认了宇宙的存在，亦等于承认了马克思唯物论这个基本前提。
“斗”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哲学有天然的契合之处，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同时也体现了“辩证法”的“实践活性”。因为理论上旧事物必然要灭亡，但是没有新事物的“斗争”，旧事物是不会主动灭亡的。因此，在毛泽东的哲学观念里，“斗”的哲学是辩证法同实践论的统一。
“贵我”的人生理念乃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主体能动性的素朴表达，也是形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思想的萌芽，同时“贵我”还是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因为“贵我”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每一个主体之中，诸多主体的联合之“贵我”即构成群体，群体之“贵我”即群众则超越了个体“贵我”的狭隘、局限。基于此，毛泽东常告诫人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0]
美国学者窦宗仪在比较了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后，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哲学体系之间确有许多类似和平衡之处。……两者大同而小异。两者的基本前提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以‘斗争’为主，而儒家以‘中和’为主。”[16]3这种见解虽然有失偏颇，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次，就“契合”的结果和影响看，乃是丰硕的、是前无古人的。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建设中，毛泽东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诞生了人所共知的两个伟大成果：一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笔者这里要补充的是，毛泽东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实际”倡导者和执行者。也许就时间上而言，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倡者，但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中国化”②这一主张，其科学内涵和意义论述比艾思奇要深刻得多，其影响更是艾思奇所不能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毛泽东不但善于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还涉及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尤其强调要根据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9]534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式上提出语言风格的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534 毛泽东是这样倡导的，也是这样做的，其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今天，理论界所探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要说中国话”，所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皆渊源自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源自该报告中的光辉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我们深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的体系，它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它仍然在路上，没有终结。
注释：
① 关于先后问题，有三种观点：知先行后、行先知后及知行合一；关于难易问题，有两派观点：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关于本末问题，有三种观点：“知本行末”、“行本知末”及“知行并重”。
② 据考证，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较艾思奇晚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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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畅兰]
[关键词] 毛泽东；哲学；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融合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6-0064-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代表毛泽东（1893—1976）可谓全方位地接受、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这里的全方位有两层含义：一是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二是他在总体上继承了囊括唯物史观、辩证法、实践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在这个继承过程中，他尤其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原理，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之中，并由此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期待视野
毛泽东之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本身有关，亦与毛泽东对真理的“预期”及具体的时代背景乃至个人性格有关。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当时中国之背景已使得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自发地产生了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东西，即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之到来充满某种“意向”之预期。虽然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尚不系统，然而其与马克思的主义的“同质性”、“预期性”不但使其很快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更为其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此种认识，我们可以通过青年毛泽东的相关哲学思想予以探讨。
（一）崇尚刚健、运动不息的“斗”的人生哲学
毛泽东所以倡导“斗”的人生哲学，其根源在于他的“宇宙真理”（宇宙观）乃是“动”的，是“斗”的。这种思想在其早期作品《体育之研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也。……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1]1-11 既然天地的本性是“动”的，那么一切豪杰之士也应效法天地之“动”，要敢于摧毁外在的束缚、阻碍、羁绊，去和一切腐朽的、停滞不前的思想和事物抗争。基于此动态的宇宙观，他对一潭死水的静态社会充满厌弃之情：“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恶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1]1-11由此，他发出“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之呐喊，欲以刚健不息的“动、斗”哲学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自我之快乐。他认为，“动”的具体之落实首先体现在体魄性的活动，“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精神随之”[1]1-11。在参加革命之前，毛泽东通过体力劳动、游泳等“活动”践行自己的“动、斗”的哲学理念，借以锻炼自己的体魄，磨练自己的意志。对他来说，体力劳动和体力活动甚至成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以致使他具有不从事劳动即极不愉快的身心感觉。事实上，这种体力活动确实培养、锻炼了其“斗”的意志乃至催生了其审美哲学，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毛青年时代坚持游泳至老不变的事迹，就不仅是自觉磨练体力、意志的问题，而且还表现了要求在体力、意志的展现中，来获得最高的人生快乐和审美享受。在这里，体力的叙发、意志的实现、人生的真谛、审美的快乐融为一体了。”[2]124
毛泽东哲学——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青年毛泽东的这种“动”、“斗”的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不安”哲学之品性确实有类似之处，马克思同样是主张“斗”的哲学，譬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之理论就明确表明这一点；在实践上，马克思亦是如此，其对现实决不妥协，始终以一名“斗士”的身份与黑暗的封建制度作斗争。至于其旷世名著《资本论》更是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和理由，此亦构成毛泽东的理论预期。同时，就性格而言，两人皆具无畏、激情、浪漫之特点——其性格特征必然投射到思想之中。就此而言，毛泽东关于“健动”的“斗”的哲学同马克思是合拍的。
（二）强调人之主体性的 “贵我”思想
正是由于毛泽东崇尚健动的宇宙观与“斗”的人生理念，故青年毛泽东持有“贵我之道德律”亦在情理之中了。在毛泽东看来，宇宙是动的，人效法宇宙亦应该是“动”的。不过，人虽效法宇宙之“动”，但人的道德律不可能来源于或服从于外在任何客观事物，而必须建立在人的主体性上。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写道：“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有也。”[2]125这种把道德建立在人自身上的理念，就理论而言，是受到儒家“心学”的影响；就实践层面而言，则同毛泽东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相关联，因为毛泽东是不满旧社会秩序的“叛逆者”，他的“实践自我”是以向外的感性物质活动和进行斗争、改造对象为依据，因此“与外界冲突，与传统社会、与黑暗政治、与恶劣环境相抗击，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毛的道德律的题中应有之义”[2]130。“贵我”实质上就是马克思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始终把历史的重任放置于工人的“主体性”上。毛泽东把贵我之道德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主体性上，实则意味着他尤其强调了“人”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无疑与马克思主义是合拍的；而且这种思想几乎伴随了毛泽东一生，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把人放在第一位。同时，这种“贵我”的价值取向，亦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毛泽东思想重要内容之萌芽。当然，我们亦须清楚，此种理念的有效运行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否则将带来巨大的灾难，“文革”即为典型例子。 （三）关照“当下”的实践取向
“动”的哲学理念与“贵我”的道德律必然导致关照当下的经验理性。道理很简单，“动”只能是当下的“动”，而非穿越到遥远的过去或遥不可及的未来去“动”，这种“我之动”只能实施在当下，否则将无任何意义。按毛泽东在《讲武堂》的说法就是“通今”：“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使为学而不重目前，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2]13
关注当下的“动”，不是简单说辞，而是具体的行动，是实践。青年毛泽东虽具极富思辨的头脑，但却不喜欢流行于某些知识分子中的辩论，他认为一些无关痛痒、不着实际的辩论是无益的，他对美国哲学家罗素在长沙的演讲曾作如是评论：“（罗素）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4]青年毛泽东重视实践、倡导行动，不但理论上如此，且在现实中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亦正是在具体的实践行动（如对学生的组织、对湖南乡村生活的调查等等）中，青年毛泽东初步具有了诸如实践理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光辉思想的萌芽。譬如，“五四运动”后（1920年2月）他在《湘江评论》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和“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之主张，无疑既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经验理性层次的具体操作，亦开启了“群众路线”之光辉思想的先声：这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很明显，早期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甚至已经含有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子”，只是其思想出于自发的、不系统阶段，它期待一种更成熟、更深刻的思想理论体系来给其理论提供支撑，它期待一种具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变旧中国的命运：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过，在探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契合之前，我们还应关照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哲学对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二、儒学对毛泽东潜移默化的影响
毛泽东受传统文化影响可谓深矣，举凡历史、文学、艺术、军事等等，莫不潜移默化影响之。若系统谈论，非长篇大论不可，固非拙文所能承担。笔者仅就毛泽东所受到的儒家影响做一简要说明。
首先，毛泽东受到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受其影响颇深：他既受到儒家刚健有为思想的熏陶，又受到儒家仁爱思想的滋润。据资料载，毛泽东少年入南岸私塾先读《三字经》、《论语》，其后则系统学习“四书五经”。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美国友人斯诺在1936年的谈话中有所提及：“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读了六年，可是不到位。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5]从留下来的大量早期文稿看，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夫子的，譬如1917年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在《夜学日志》中曾这样记载：“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6]87
当毛泽东接受了新思想尤其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对孔子的态度有了变化，譬如“五四”爆发后，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谈及：“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的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6]363从毛泽东主办《湘江评论》起，其文稿中很少再见到引用或恭维孔子的话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对孔夫子的完全否定，相反，恰恰反映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有的客观的辩证的方法和立场。此在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他批判了孔子的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仍然肯定孔子。如，1937年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会议上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7]1938年他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干部会上讲到：“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孔夫子是个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8]295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续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534。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中提及：“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0]在建国后的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亦相当客观，既有批评的成分，也有肯定的成分：在政治上、道德上对孔子采取严厉批评的态度，在教育、学术方面持肯定的立场。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的提纲上曾写道：“没有孔夫子，中国更进步了。”[11] 1957年在谈及哲学与辩证法时亦言：“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12]
“文革”期间，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路线，其对儒家、对孔子的态度采取了一边倒的“全盘否定”做法，但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子的态度。终其一生，儒家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那么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儒学都是不公正的。
其次，毛泽东受到“湖湘实学思想”的影响。湖湘学派亦可谓儒学之分支，在近代中国影响颇大。该学派最早奠定于两宋之交的胡安国、胡弘父子，后经弟子张拭弘扬而续其血脉。宋以后，最能彰显湖湘之学的领军人物首推王夫之，其个人经历、思想乃至人格，已为湖湘学风之楷模。此后，又有“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将“思想与实践融为一炉”的曾国藩、“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先进人物”郭嵩焘等人崛起，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湖南上学读书，自然受其影响颇深，且对此“实学”深怀敬意，譬如在《讲武堂》中，毛泽东就对王夫之、曾国藩、郭嵩焘等人进行中肯之评价。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道德，而有大功大名者。”[6]589曾国藩——“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6]581郭嵩焘——“郭筠仙以好名与好利判时代之隆污（汉人好名，魏人好利，晋名唐利，宋名元利，明名清利）。”[6]593从上述列举的《讲武堂》的记录来看，毛泽东感兴趣的主要是湖湘学派所体现出来的重现实、敢实践的务实精神。类似的，《讲武堂》还有诸多毛泽东评论伊尹、张载、顾炎武等人的语录，这些语录的核心思想同样是“实践”。 除了老一辈的湖湘学派对毛泽东产生重要的影响外，以谭嗣同、唐才常为首的青年改革家所传承的湖湘学风，更是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影响。谭嗣同虽非湖南人，但他与唐才常积极在长沙创办南学会，并主办抨击现实、提倡新思想的《湘报》。无疑，作为新思想、新观念之发源地的《湘报》和“南学会”，乃是点燃毛泽东革命激情的火种。正是在务实的、“敢为天下先”的湖湘学风直接影响下，毛泽东也开始了“行动”：1918年，毛泽东创立新民学会，是年又创办了《湘江评论》。“学会”和“评论”的创立标志着毛泽东的革命热情逐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此实则是“湖湘学派”知行合一之观念在毛泽东身上的呈现和折射。
哲学思想成熟时期的毛泽东更是将湖湘学派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实践观，其哲学名篇《实践论》对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了更为深刻的阐发。其中关于知识来源问题，毛泽东在该篇中谈到：“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3]其实，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魏源在探讨“知行”问题时，也提到类似的例子，其尝言：“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14]毛泽东的实践论受湖湘学风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因子
正是因为拥有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其思想中才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优秀因子。譬如，他善于把孔子和儒学典籍中的一些思想、概念、范畴、语汇，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笔者仅从哲学层面对毛泽东思想中最核心的传统文化因子进行简要分析。
在唯物论之经世致用层面，毛泽东继承和提升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实事求是”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关于“实事求是”的解释，人们所熟知的乃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出的定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5]无疑，这种解释凸显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的娴熟把握和高品质的理论素养，乃迄今为止最为经典的定义和把握。然而，若追溯其思想渊源，那么除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外，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亦是巨大的。首先，就“实事求是”这一词语而言，乃本于《汉书》，班固称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此后，“实事求是”便成为成语流传下来，泛指治学、治国和做人的一种态度。其次，就实事求是的传统而言，它凸显了“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和作风。“实事求是”反对空谈误国，主张以实兴邦，自古治国者莫不崇尚此论，在近代自王夫之以降的湖湘学派尤其如此，且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价值取向。关于此，前文已述，兹不赘言。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始，就践行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并在其后的革命实践中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给古老的“实事求是”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鲜血液。
在方法论层面，毛泽东吸收中国古代的“矛盾”学说，并将之整合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矛盾”的资源可谓丰厚矣！《老子》、《周易》、《孙子兵法》、《庄子》、《荀子》等经典著作中莫不蕴涵着丰富的“矛盾”学说和辩证思维。其内容之丰、思辨之精，莫不傲视异域，以至于李约瑟博士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渊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中国。”[16]2自幼浸润于其中的毛泽东受此古老且富于辩证思维的思想影响颇深，客观地讲，中国古代的矛盾学说，既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引擎，又是被毛泽东发展、提升的主要内容。
学生时代，青年毛泽东对矛盾思想已开始关注并有所思考，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列举了诸如阴阳、上下、大小、高低、尊卑、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等独立的概念后，开始思索对立面的转化问题，他认为“有生必有死”，“有成必有毁”，是自然法则。毛泽东的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子”间的变化，而且还将这种对反式的思维运用到社会分析中，紧接着写了这样一段话：“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6]593这表明毛泽东认识到“对子”（矛盾）双方不但是互相转化的，而且是带有“进化”的意向。只是鉴于其经历及学力所限，当时他还不可能划清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界限。
在革命时期，随着知识之提升、阅历之增长，尤其是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毛泽东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颇具辩证思维的经典如《易经》、《孙子兵法》、《老子》等著作之精华，在实践中将中国古代的矛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其哲学名篇《矛盾论》即为明证。该著作既以矛盾的对立性解决了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又以同一性解决了事物的稳定问题，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性，并同相对主义、诡辩论划清了界限。对此，许全兴先生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毛泽东对矛盾转化的阐发和运用是前所未有的。他的辩证法思想的这种特点，是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密切相关的，是对我国传统的相反相成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8]249这个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
在实践观与认识论层面，毛泽东吸收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知行学说”，并将之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青年时期，毛泽东受“湖湘学派”的实学思想影响，注重“实践”的行动，但还没有深入地研究关于理论（知）与实践（行）的关系。随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逐步深入，他开始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先秦时期的孔子、老子、墨子、荀子皆多次讲到“知行”的问题，只是由于当时思辨的核心不在于此，故“知行”问题未成系统。经两汉、隋唐尤其宋明之发展，“知行”问题成为哲学家思辨的重要问题之一，且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即所谓“先后”问题、“难易”问题及“本末”问题。①需说明的是，古人的“知行”问题主要囿于道德领域内。上述学派，观点林立，既为后人留下了开放的思维空间，同时也成了千古难题——即便领导并实践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也没有解决好。 及至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才真正将“知行”问题引向深入。当时的环境不容许毛泽东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但是他却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慧眼识金，转化和拓展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知行关系”这一命题：把知行问题转化为思维与实践的问题，同时把囿于道德领域的“知行”扩展到人类的整个认识和实践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唯物的辩证法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当然不是王阳明的“一念动处便是行”的知行合一之心学主张，而是“发扬了自古以来认识论上的唯物论传统，解决了中国这种知行合一的问题”[17]，科学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合一观，使认识与实践、知和行在具体的历史中得到统一，进而把此问题提升至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奋斗目标、人生观等层面，毛泽东吸收了儒家的大同、克己奉公、自强不息等诸多理念。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美好的理想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同儒家的大同之治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此乃国人得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有利条件。作为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自然对此认识得更为清晰，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人终生所追求的乃是建立在物质无限丰富基础之上的充满平等、友爱的“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达成这个理想，他发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乃是党的唯一宗旨”的号召，益发凸显了中国古代圣哲所追求的“天下为公”的传统美德和理想信念。 这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人既要继承中华先哲的“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为公”的优良传统，又要发扬“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等奋发图强、愚公移山的“刚毅”精神，同时也要强调并发挥人之“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主体性，发挥群众集体的力量。
四、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问题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问题，上文已部分涉及，为了使问题更为清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稍作探究。
首先，就融合的性质看，二者之融合乃是“实践性”中的融合。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思想的吸收和宣传，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唯物辩证法的传播阶段，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第三个阶段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面传播与发展，以毛泽东、李达、艾思奇等为代表。这其中，尤以毛泽东为卓越代表，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理论上的“空中楼阁”，而是在实践中且始终在实践中逐步理解、应用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提升马克思主义品质（李大钊、陈独秀亦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就辩证法而言，如果说瞿秋白等理论家仍停留在理论的思辨层面，那么毛泽东的辩证法则是活生生的，带有生命质感，他从不把辩证法当作远离生活的辞藻，而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法，并将之视为革命和建设的法宝。譬如，他对学与干的理解，就体现了辩证法的精髓：“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8]
同时，就“实践观”本身而言，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更是内化为毛泽东血液中的品质。兹举一例：据逄先知先生讲，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反复地读，尤其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多的是列宁的著作；“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19]，此即经世致用实践观之明证。确实，毛泽东始终在实践中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始终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考量，此为其超越前人之处，亦是他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人之处。
其次，就契合的内容言，乃是全方位的融合。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契合的重点，主要在于阶级斗争和实践的辩证法及群众路线等方面。其实，我们可从青年毛泽东的哲学观揣测一二。继承儒家刚健传统的毛泽东崇尚动态的宇宙观，崇尚“斗”的哲学和“贵我”的人生哲学，“健动的宇宙观”承认了宇宙的存在，亦等于承认了马克思唯物论这个基本前提。
“斗”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哲学有天然的契合之处，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同时也体现了“辩证法”的“实践活性”。因为理论上旧事物必然要灭亡，但是没有新事物的“斗争”，旧事物是不会主动灭亡的。因此，在毛泽东的哲学观念里，“斗”的哲学是辩证法同实践论的统一。
“贵我”的人生理念乃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主体能动性的素朴表达，也是形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思想的萌芽，同时“贵我”还是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因为“贵我”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每一个主体之中，诸多主体的联合之“贵我”即构成群体，群体之“贵我”即群众则超越了个体“贵我”的狭隘、局限。基于此，毛泽东常告诫人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0]
美国学者窦宗仪在比较了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后，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哲学体系之间确有许多类似和平衡之处。……两者大同而小异。两者的基本前提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以‘斗争’为主，而儒家以‘中和’为主。”[16]3这种见解虽然有失偏颇，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次，就“契合”的结果和影响看，乃是丰硕的、是前无古人的。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建设中，毛泽东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诞生了人所共知的两个伟大成果：一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笔者这里要补充的是，毛泽东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实际”倡导者和执行者。也许就时间上而言，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倡者，但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中国化”②这一主张，其科学内涵和意义论述比艾思奇要深刻得多，其影响更是艾思奇所不能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毛泽东不但善于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还涉及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尤其强调要根据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9]534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式上提出语言风格的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534 毛泽东是这样倡导的，也是这样做的，其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今天，理论界所探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要说中国话”，所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皆渊源自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源自该报告中的光辉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我们深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的体系，它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它仍然在路上，没有终结。
注释：
① 关于先后问题，有三种观点：知先行后、行先知后及知行合一；关于难易问题，有两派观点：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关于本末问题，有三种观点：“知本行末”、“行本知末”及“知行并重”。
② 据考证，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较艾思奇晚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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