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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10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成立60周年。60年繁荣的背后，是建设银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土到“洋”的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个大行崛起甲子华诞之年，本刊推出一部60回的章回体“微小说”。
作者刘仁剛自1982年加入建行，至今已有32年从业经历，见证了建设银行从专业银行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从作者的言语与表达中，足以看出一名老员工对建设银行的赤诚和感恩之心。
而作者经历的这30余年同样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30年，作者在见证建行历史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本刊将分12期（每期5回）来推出这部“微小说”，让我们一同来品读一下建设银行以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发展纪实。
作者的话：
我们度过的一朝一夕，我们经历的一点一滴，我们发生的一事一幕，我们留下的一印一辙，组成了我们的历史;
这部历史没有粉饰，但生动感人;
这部历史看似平淡，但足够辉煌……
第十一回
活气氛，处长之间"勤斗嘴" 抓工作，一丝不苟很认真
上回书提到我的正副处长，其实他们尽管性格不同，但对工作都没得说。要说我们这个处，是个团结向上的集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很有凝聚力的团队。但也充满着幽默和调侃，这些也令其他处室的同志羡慕不已。
处长祖籍河北，抗战时期是日寇三光政策的重点区域，副处长出生于大连这个日本统治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城市。如果仅从地域差别也不会有那么多话题，恰恰在抗战话题上他们之间经常会出现善意的调侃。记得有一次，处长说，刚刚与日本建交时，看到天安门广场挂满了日本太阳旗，心里觉得那个别扭，马上就想起日本鬼子在河北老家的恶行。副处长接道，日本人在大连时我们没感到他们烧杀抢掠啊？其实他们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在河北日寇的确烧杀抢掠，那是军国主义的战争暴行，在殖民地日本通过开商社开银行开工厂，那是实现经济奴役和资源掠夺。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处长觉得你的观点怎么是这样呢？处长接着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当地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一个日本翻译，一问是大连人。副处长不示弱，大连会日语的人多了，但当日军翻译的没几个啊！大家说说笑笑，转过头来又投入到了严肃的工作中了。
处长是个老党员老干部，副处长是个非党员专家型，处长对副处长非常倚重。他们之间的"斗嘴"和幽默，在我看来就是工作中的润滑剂，非但没有形成隔阂，反倒活跃了气氛，拉近了彼此的心灵。
第十二回
拨改贷，国企改革入骨髓 树观念，政策调整费苦心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建设自己财政无偿拨付，少量企业自筹资金实质上也是财政返还或分成后自用。建设银行除了拨付资金，更多的是通过监督审查等行政手段履行职责。这种体制，不仅没有充分尊重经济规律，也助长了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八十年代中期，国家提出了对在建项目的资金，全部由拨款改成银行贷款，也就是著名的“拨改贷”。标志性的文件是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审计署联合下发的2580号文件。这个文件一下发，社会反响强烈。建设单位说，我们的项目是国家的，全社会受益，为什么让企业承担利息？发文单位说，经营性单位必须按照市场规律，还本付息天经地义。政府说，就是要通过拨改贷，让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牢固树立起市场的观念、投入产出的观念、还本付息的观念。记得这次拨改贷，建设银行承担了很大工作量，由于有些事业单位不具有还款来源，后来又发文对少部分单位实行“贷改拨”。现在看来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在当时，的确经历了很大的阻力，毕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习惯了国家拨款，一下子要还本付息，难以适应。回过头看，国家实行的拨改贷，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当时艰难的一步，哪会有今天的局面呢？
第十三回
搬寿松，鸟枪换炮感觉爽 遇风波，书写四字遇"麻烦"
在罗道庄几年，总行终于集中到寿松饭店办公了。寿松饭店是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不是办公楼设计，而是客房单间，面积不大，但有洗手间，比起罗道庄真是鸟枪换炮，一步登天了。记得刚刚搬进去的时候，还真的有一小段时间的不适应。旁边就是国家地震局，听说那里食堂伙食好，不少人中午都到那里就餐。寿松饭店顶层电梯间有个乒乓球台，我成了那里的常客，经常与程宝林、孙冰峰等人交手。行领导在楼下三层，其他部门分散在其他楼层。尽管还有少数部门在外边办公，但绝大多数部门算是集中了。寿松饭店呆的时间不算短，在那里见证了不少事情。包括不少人在那里练习张香玉的香功。记得是5月20几号，广场学生开始绝食，行里一些同志要开车去声援。有几个同志找到我，希望在一个白色床单上写上标语，并说你字写得好，你就写吧。我也没犹豫，当场写下坚决声援四个空心字。事后领导找我谈话，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但我又跟了一句，我写的四个字既没有主语，也没有宾语啊！领导听后善意地拍拍我的肩膀：小刘啊，以后注意啊！
第十四回
苦谈判，千万美元转贷款 蓦回首，外方代表影无踪
话说89年3月，世界银行与建设银行就几千万美元转贷款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还觉得挺新鲜，我方派出强大阵容，按专业对口，每天与世行代表会谈。谈了大约两个多月，我们发现，这不是什么谈判，而是地地道道的汇报，而这种考试性的汇报因为双方体制的不同，很难沟通也很难理解。比如，外方就我国统计通用的行业口径提出他们的质疑：你们的运输业为什么只包括铁路公路民航，为什么是transportation？我们的运输业包含传播，是communacation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茶歇时我们私下议论，就几千万美元的转贷款，至于投入这么多的精力，至于费这么多周折吗？没办法，那时的中国还缺乏资金，我们代表的不是一个个人，甚至不是一个单位，绝不能凭着自己的情绪感情用事啊！持续了三个月，我们整天西装革履，坚持着每天的议程。就在6月3日还在坚持，这让我们多少有些感动。6月4日，我们依旧按时走进谈判会议室，得知他们已经不在了。这次谈判耗时最长，但效果最不理想，整天穿西服、打领带、擦皮鞋，整天查资料、背数据、想策略，换来的却是他们对中国的制裁。
第十五回
北戴河，计委办班急救场 硬头皮，一天下来受好评
1990年6月，国家计委重点建设司和培训中心在北戴河举办重点建设项目总经理培训班，这个班比较特殊，一是层级髙，对象都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总经理，都是司局级以上，而且都冠有教授级高工、研究员级高工，甚至还有个别院士;二是领导重视，国家计委两位副主任跟班，陈光健副主任、石启荣委员任正副班主任，重点司沈司长任协调员;三是师资面广，有高校教授，有社科院理论权威，有各部委专家。共安排了30多门课程，我是第十三个授课者。总行领导十分重视，道炯行长岐山副行长专门批示，认真准备，介绍业务，展示风采。讲课前沈司长专门对我说，这些学员层级高、有实践、有理论，提出的问题很刁钻，前面12位专家大部分是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效果不太好，学员意见大，希望你能转变这种局面啊！听了这话，我的压力很大，我还不满35岁，只是投资部综合处的副处长，我靠什么能力挽狂澜啊？话是怎么说，课还得讲，台还得上。我的题目是“论建设资金的管理”，6个小时授课，40分钟Q&A，一气下来，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立即按规定向46名学员发放标有35项指标的评价表，结果是当场宣布我得了全A。陈主任、石委员、沈司长以及全体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国家计委领导专门给建行领导写信，希望调我到国家计委投资司工作，并给予优厚的条件，想想在建设银行工作了八年，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于是我谢绝了他们的诚邀和好意。
过了大约几个月，广西分行的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说，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委给他们推售我的讲课录像带呢！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机构业务部总经理）
作者刘仁剛自1982年加入建行，至今已有32年从业经历，见证了建设银行从专业银行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从作者的言语与表达中，足以看出一名老员工对建设银行的赤诚和感恩之心。
而作者经历的这30余年同样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30年，作者在见证建行历史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本刊将分12期（每期5回）来推出这部“微小说”，让我们一同来品读一下建设银行以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发展纪实。
作者的话：
我们度过的一朝一夕，我们经历的一点一滴，我们发生的一事一幕，我们留下的一印一辙，组成了我们的历史;
这部历史没有粉饰，但生动感人;
这部历史看似平淡，但足够辉煌……
第十一回
活气氛，处长之间"勤斗嘴" 抓工作，一丝不苟很认真
上回书提到我的正副处长，其实他们尽管性格不同，但对工作都没得说。要说我们这个处，是个团结向上的集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很有凝聚力的团队。但也充满着幽默和调侃，这些也令其他处室的同志羡慕不已。
处长祖籍河北，抗战时期是日寇三光政策的重点区域，副处长出生于大连这个日本统治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城市。如果仅从地域差别也不会有那么多话题，恰恰在抗战话题上他们之间经常会出现善意的调侃。记得有一次，处长说，刚刚与日本建交时，看到天安门广场挂满了日本太阳旗，心里觉得那个别扭，马上就想起日本鬼子在河北老家的恶行。副处长接道，日本人在大连时我们没感到他们烧杀抢掠啊？其实他们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在河北日寇的确烧杀抢掠，那是军国主义的战争暴行，在殖民地日本通过开商社开银行开工厂，那是实现经济奴役和资源掠夺。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处长觉得你的观点怎么是这样呢？处长接着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当地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一个日本翻译，一问是大连人。副处长不示弱，大连会日语的人多了，但当日军翻译的没几个啊！大家说说笑笑，转过头来又投入到了严肃的工作中了。
处长是个老党员老干部，副处长是个非党员专家型，处长对副处长非常倚重。他们之间的"斗嘴"和幽默，在我看来就是工作中的润滑剂，非但没有形成隔阂，反倒活跃了气氛，拉近了彼此的心灵。
第十二回
拨改贷，国企改革入骨髓 树观念，政策调整费苦心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建设自己财政无偿拨付，少量企业自筹资金实质上也是财政返还或分成后自用。建设银行除了拨付资金，更多的是通过监督审查等行政手段履行职责。这种体制，不仅没有充分尊重经济规律，也助长了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八十年代中期，国家提出了对在建项目的资金，全部由拨款改成银行贷款，也就是著名的“拨改贷”。标志性的文件是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审计署联合下发的2580号文件。这个文件一下发，社会反响强烈。建设单位说，我们的项目是国家的，全社会受益，为什么让企业承担利息？发文单位说，经营性单位必须按照市场规律，还本付息天经地义。政府说，就是要通过拨改贷，让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牢固树立起市场的观念、投入产出的观念、还本付息的观念。记得这次拨改贷，建设银行承担了很大工作量，由于有些事业单位不具有还款来源，后来又发文对少部分单位实行“贷改拨”。现在看来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在当时，的确经历了很大的阻力，毕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习惯了国家拨款，一下子要还本付息，难以适应。回过头看，国家实行的拨改贷，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当时艰难的一步，哪会有今天的局面呢？
第十三回
搬寿松，鸟枪换炮感觉爽 遇风波，书写四字遇"麻烦"
在罗道庄几年，总行终于集中到寿松饭店办公了。寿松饭店是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不是办公楼设计，而是客房单间，面积不大，但有洗手间，比起罗道庄真是鸟枪换炮，一步登天了。记得刚刚搬进去的时候，还真的有一小段时间的不适应。旁边就是国家地震局，听说那里食堂伙食好，不少人中午都到那里就餐。寿松饭店顶层电梯间有个乒乓球台，我成了那里的常客，经常与程宝林、孙冰峰等人交手。行领导在楼下三层，其他部门分散在其他楼层。尽管还有少数部门在外边办公，但绝大多数部门算是集中了。寿松饭店呆的时间不算短，在那里见证了不少事情。包括不少人在那里练习张香玉的香功。记得是5月20几号，广场学生开始绝食，行里一些同志要开车去声援。有几个同志找到我，希望在一个白色床单上写上标语，并说你字写得好，你就写吧。我也没犹豫，当场写下坚决声援四个空心字。事后领导找我谈话，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但我又跟了一句，我写的四个字既没有主语，也没有宾语啊！领导听后善意地拍拍我的肩膀：小刘啊，以后注意啊！
第十四回
苦谈判，千万美元转贷款 蓦回首，外方代表影无踪
话说89年3月，世界银行与建设银行就几千万美元转贷款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还觉得挺新鲜，我方派出强大阵容，按专业对口，每天与世行代表会谈。谈了大约两个多月，我们发现，这不是什么谈判，而是地地道道的汇报，而这种考试性的汇报因为双方体制的不同，很难沟通也很难理解。比如，外方就我国统计通用的行业口径提出他们的质疑：你们的运输业为什么只包括铁路公路民航，为什么是transportation？我们的运输业包含传播，是communacation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茶歇时我们私下议论，就几千万美元的转贷款，至于投入这么多的精力，至于费这么多周折吗？没办法，那时的中国还缺乏资金，我们代表的不是一个个人，甚至不是一个单位，绝不能凭着自己的情绪感情用事啊！持续了三个月，我们整天西装革履，坚持着每天的议程。就在6月3日还在坚持，这让我们多少有些感动。6月4日，我们依旧按时走进谈判会议室，得知他们已经不在了。这次谈判耗时最长，但效果最不理想，整天穿西服、打领带、擦皮鞋，整天查资料、背数据、想策略，换来的却是他们对中国的制裁。
第十五回
北戴河，计委办班急救场 硬头皮，一天下来受好评
1990年6月，国家计委重点建设司和培训中心在北戴河举办重点建设项目总经理培训班，这个班比较特殊，一是层级髙，对象都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总经理，都是司局级以上，而且都冠有教授级高工、研究员级高工，甚至还有个别院士;二是领导重视，国家计委两位副主任跟班，陈光健副主任、石启荣委员任正副班主任，重点司沈司长任协调员;三是师资面广，有高校教授，有社科院理论权威，有各部委专家。共安排了30多门课程，我是第十三个授课者。总行领导十分重视，道炯行长岐山副行长专门批示，认真准备，介绍业务，展示风采。讲课前沈司长专门对我说，这些学员层级高、有实践、有理论，提出的问题很刁钻，前面12位专家大部分是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效果不太好，学员意见大，希望你能转变这种局面啊！听了这话，我的压力很大，我还不满35岁，只是投资部综合处的副处长，我靠什么能力挽狂澜啊？话是怎么说，课还得讲，台还得上。我的题目是“论建设资金的管理”，6个小时授课，40分钟Q&A，一气下来，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立即按规定向46名学员发放标有35项指标的评价表，结果是当场宣布我得了全A。陈主任、石委员、沈司长以及全体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国家计委领导专门给建行领导写信，希望调我到国家计委投资司工作，并给予优厚的条件，想想在建设银行工作了八年，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于是我谢绝了他们的诚邀和好意。
过了大约几个月，广西分行的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说，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委给他们推售我的讲课录像带呢！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机构业务部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