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布哈林这个名字，中国共产党人一点不陌生。早在1920年大革命时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阅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启蒙小册子走近马克思主义的。此书成为当年每个入党申请人的必读书。
随着斯大林1930年的大清洗，布哈林这个名字从我们的记忆中被“清洗”掉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对农业发展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道路认识的深化，布哈林再次走近我们。当年布哈林与斯大林激烈论战并最终造成个人悲剧的“新经济政策”，后来被誉为“唯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布哈林本人也被誉为列宁身后布尔什维克高层最理解新经济政策意义的人。1980年我国经济学界还掀起了一股“布哈林热”。兔死狗烹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是继承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人物，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间发生了冲突。
他们三人各持什么观点，在斯大林看来，这不重要，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经济政策上的论争，客观上配合了斯大林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论争初期，斯大林静观双方争执，一直不表态。斯大林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布哈林的经济才干和理论权威地位，在驳斥和批判反对派的斗争中占得先机。
后来，当托季联盟被彻底摧毁后，布哈林这个昔日功臣、斯大林的座上客的地位便改变了。
美国人科恩在《布哈林》一书中说：“斯大林的政策人为地制造了1932-1933年的饥馑，俄国历史上最可怕的饥馑。”50多年后《真理报》报道：“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饿死的人大约有三四百万。”这是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一个数字。
当布哈林在下面看到一片触目惊心的饥馑景象时，感到如果不站出来说话就“有味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良心”。在1928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和斯大林发生了激烈争吵。在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化农庄遭到布哈林反对时，斯大林把经济政策论争上升到了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高度，也表明二人政治、经济上的冲突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布哈林骂斯大林是“渺小的东方暴君”，并且退出会场。随后，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提交了事先写好的辞职声明。据说，斯大林接到这些辞职声明时，脸色苍白，双手哆嗦。不仅如此，从1928年底到1929年初，布哈林还连续发表3篇文章，不点名地对斯大林的路线进行了公开抗议。其中《列宁的遗嘱》一文，阐明了列宁晚年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篇反对斯大林经济政策的宣言。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一起再次批评了斯大林的过激行为。
斯大林盼经济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挫折，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他在会上被迫作出让步。
据理力争
斯大林一向善于把经济论争上纲为政治斗争。1928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上，斯大林不点名地批评“有人想在农村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又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这种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5月28日，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的报告中，再次不点名地批评布哈林是“恢复富农经济…”离开了列宁主义”，“投奔到工人阶级的敌人方面去了”。
布哈林已经走到了斯大林容忍极限的边缘，但他“不撞南墙不回头”。
在随后一系列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布哈林又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是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后果，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衰退。
斯大林被布哈林逼到了无以转圜的死角，他开始了猛烈反击。在1929年4月召开的中央和中央监委的全会上，斯太林作了长鬻发言，全面而广泛地批评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第一次在全党面前公开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全会还作出决议：坚决谴责布哈林等人的经济观点，并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职务，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就相当于给布哈林亮出了“黄牌警告”，或者说是下了”最后通牒”。
但布哈林仍“执迷不悟”，“决心带着他的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在1929年11月1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布哈林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声明，宣称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全会作出决议：撤销右倾分子的领导者布哈林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面对斯大林的严厉反击，布哈林却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极其幼稚的错误。他秘密约见加米涅夫，并非常激动地指责：“斯大林的路线总的来说是对革命的灾难。这条路线将会给我们带来毁灭……他是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把一切都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
布哈林没想到加米涅夫把这次谈话作了记录，是他自己为经济论争涂抹上政治派别的色彩，这就给斯大林提供了打击布哈林的把柄。
1929年初，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委几位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谴责布哈林进行“派别活动”。斯大林指控“布哈林集团”反对党的路线，提出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政纲”，企图“同托洛茨基分子拼凑反党联盟”等。布哈林没有屈服，他提出了一份长达130页的反诉书，指控斯大林的政治行动和政策。
斯大林在1930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别有深意地暗示“最近党内出现了一些异己分子，他们不了解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同富农和睦相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这已经成为“屁股坐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斯大林提醒全党，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提高警惕性，“查找隐匿的阶级敌人”。并提出那个贻害无穷的论断：“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会更多地冒出来。”
至此，布哈林与斯大林的矛盾完全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布哈林被处死
布哈林和列宁之间，有着长期而亲密的友谊。在那封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信中，列宁给予布哈林极高的评价：“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列宁患病期间，布哈林经常去看望他。布哈林一到，列宁总是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花园去，谈论各种问题。
要消除布哈林的影响，首先就要破坏人们印象中列宁与布哈林亲密的关系和感情。斯大林要通过法庭向人们宣布：“布哈林从来就不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而是列宁最凶恶的敌人。”
斯大林命令审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曾企图暗杀列宁。内务部人员起草了一份审讯笔录，其中写道：早在1917年，当他得知德国政府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态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同 德国人之间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当列宁坚持要与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便确信列宁是德国间谍，从而生出了杀害列宁的念头和计划。这是一箭双雕的阴谋，既陷害了布哈林，又贬低了列宁。布哈林拍案而起，拒绝在供词上签字，并怒不可遏地说：“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布哈林一直拒绝招供。内务部人员加紧了刑讯，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亲自督战，伏罗希洛夫作为政治局的代表也参与审讯。他们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作为“人质”，以他们的安全为要挟，对布哈林“晓以利害”。内务部像对待其他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布哈林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平安无事，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
就在两年前1935年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还亲自为布哈林敬酒，与此同时，内务部却正在准备一份布哈林“过去反列宁”的材料。
1936年，十月革命19周年纪念日，布哈林拿着《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参加红场的庆祝活动。一年前，他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登上列宁墓上的主观礼台，而现在只能站在观礼台的一侧了。这时，一个卫兵跑过来向布哈林敬了个礼，说：“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我转告您，您站的不是您应站的地方，他请您马上到主观礼台去。”就在说这话的时候，斯大林已决定把布哈林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名单里清除出去。
1936年12月底，内务部人员带着搜查证闯进布哈林家。正要开始搜查时，通向克里姆林宫的专线电话响了。电话是斯大林打来的。布哈林局促不安地告诉斯大林内务部的人正在家里搜查，斯大林大声吼道：“叫他们统统滚出去。”于是搜查停止了。而当时，斯大林正在召开会议讨论是否马上逮捕布哈林。
无数事实让布哈林对斯大林有了清醒的认识。布哈林知道自己难免一死，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只有一个念头：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最后，双方作出妥协，达成一个方案：在法庭上，布哈林可以不再提列宁与德国勾结之事，也可以不说企图谋杀列宁，只说为阻止和约签订而打算将列宁逮捕，并扣押一昼夜。布哈林也可以不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但必须承认参与了对基洛夫和高尔基的谋杀，还得承认企图谋杀斯大林。这样，布哈林的家人将不受任何牵连，他本人也能保全性命。然而斯大林再次“轻诺寡信”，布哈林最终还是被处以极刑。
斯蒂茨·科恩在《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说：“布哈林死的时候嘴里咒骂着斯大林。他是挺着胸脯站着死去的，而不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是趴在地下室的地上哭泣着要求怜悯。”
随着斯大林1930年的大清洗，布哈林这个名字从我们的记忆中被“清洗”掉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对农业发展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道路认识的深化，布哈林再次走近我们。当年布哈林与斯大林激烈论战并最终造成个人悲剧的“新经济政策”，后来被誉为“唯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布哈林本人也被誉为列宁身后布尔什维克高层最理解新经济政策意义的人。1980年我国经济学界还掀起了一股“布哈林热”。兔死狗烹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是继承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人物，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间发生了冲突。
他们三人各持什么观点，在斯大林看来，这不重要，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经济政策上的论争，客观上配合了斯大林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论争初期，斯大林静观双方争执，一直不表态。斯大林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布哈林的经济才干和理论权威地位，在驳斥和批判反对派的斗争中占得先机。
后来，当托季联盟被彻底摧毁后，布哈林这个昔日功臣、斯大林的座上客的地位便改变了。
美国人科恩在《布哈林》一书中说：“斯大林的政策人为地制造了1932-1933年的饥馑，俄国历史上最可怕的饥馑。”50多年后《真理报》报道：“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饿死的人大约有三四百万。”这是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一个数字。
当布哈林在下面看到一片触目惊心的饥馑景象时，感到如果不站出来说话就“有味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良心”。在1928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和斯大林发生了激烈争吵。在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化农庄遭到布哈林反对时，斯大林把经济政策论争上升到了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高度，也表明二人政治、经济上的冲突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布哈林骂斯大林是“渺小的东方暴君”，并且退出会场。随后，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提交了事先写好的辞职声明。据说，斯大林接到这些辞职声明时，脸色苍白，双手哆嗦。不仅如此，从1928年底到1929年初，布哈林还连续发表3篇文章，不点名地对斯大林的路线进行了公开抗议。其中《列宁的遗嘱》一文，阐明了列宁晚年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篇反对斯大林经济政策的宣言。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一起再次批评了斯大林的过激行为。
斯大林盼经济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挫折，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他在会上被迫作出让步。
据理力争
斯大林一向善于把经济论争上纲为政治斗争。1928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上，斯大林不点名地批评“有人想在农村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又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这种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5月28日，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的报告中，再次不点名地批评布哈林是“恢复富农经济…”离开了列宁主义”，“投奔到工人阶级的敌人方面去了”。
布哈林已经走到了斯大林容忍极限的边缘，但他“不撞南墙不回头”。
在随后一系列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布哈林又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是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后果，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衰退。
斯大林被布哈林逼到了无以转圜的死角，他开始了猛烈反击。在1929年4月召开的中央和中央监委的全会上，斯太林作了长鬻发言，全面而广泛地批评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第一次在全党面前公开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全会还作出决议：坚决谴责布哈林等人的经济观点，并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职务，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就相当于给布哈林亮出了“黄牌警告”，或者说是下了”最后通牒”。
但布哈林仍“执迷不悟”，“决心带着他的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在1929年11月1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布哈林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声明，宣称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全会作出决议：撤销右倾分子的领导者布哈林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面对斯大林的严厉反击，布哈林却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极其幼稚的错误。他秘密约见加米涅夫，并非常激动地指责：“斯大林的路线总的来说是对革命的灾难。这条路线将会给我们带来毁灭……他是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把一切都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
布哈林没想到加米涅夫把这次谈话作了记录，是他自己为经济论争涂抹上政治派别的色彩，这就给斯大林提供了打击布哈林的把柄。
1929年初，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委几位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谴责布哈林进行“派别活动”。斯大林指控“布哈林集团”反对党的路线，提出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政纲”，企图“同托洛茨基分子拼凑反党联盟”等。布哈林没有屈服，他提出了一份长达130页的反诉书，指控斯大林的政治行动和政策。
斯大林在1930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别有深意地暗示“最近党内出现了一些异己分子，他们不了解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同富农和睦相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这已经成为“屁股坐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斯大林提醒全党，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提高警惕性，“查找隐匿的阶级敌人”。并提出那个贻害无穷的论断：“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会更多地冒出来。”
至此，布哈林与斯大林的矛盾完全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布哈林被处死
布哈林和列宁之间，有着长期而亲密的友谊。在那封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信中，列宁给予布哈林极高的评价：“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列宁患病期间，布哈林经常去看望他。布哈林一到，列宁总是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花园去，谈论各种问题。
要消除布哈林的影响，首先就要破坏人们印象中列宁与布哈林亲密的关系和感情。斯大林要通过法庭向人们宣布：“布哈林从来就不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而是列宁最凶恶的敌人。”
斯大林命令审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曾企图暗杀列宁。内务部人员起草了一份审讯笔录，其中写道：早在1917年，当他得知德国政府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态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同 德国人之间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当列宁坚持要与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便确信列宁是德国间谍，从而生出了杀害列宁的念头和计划。这是一箭双雕的阴谋，既陷害了布哈林，又贬低了列宁。布哈林拍案而起，拒绝在供词上签字，并怒不可遏地说：“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布哈林一直拒绝招供。内务部人员加紧了刑讯，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亲自督战，伏罗希洛夫作为政治局的代表也参与审讯。他们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作为“人质”，以他们的安全为要挟，对布哈林“晓以利害”。内务部像对待其他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布哈林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平安无事，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
就在两年前1935年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还亲自为布哈林敬酒，与此同时，内务部却正在准备一份布哈林“过去反列宁”的材料。
1936年，十月革命19周年纪念日，布哈林拿着《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参加红场的庆祝活动。一年前，他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登上列宁墓上的主观礼台，而现在只能站在观礼台的一侧了。这时，一个卫兵跑过来向布哈林敬了个礼，说：“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我转告您，您站的不是您应站的地方，他请您马上到主观礼台去。”就在说这话的时候，斯大林已决定把布哈林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名单里清除出去。
1936年12月底，内务部人员带着搜查证闯进布哈林家。正要开始搜查时，通向克里姆林宫的专线电话响了。电话是斯大林打来的。布哈林局促不安地告诉斯大林内务部的人正在家里搜查，斯大林大声吼道：“叫他们统统滚出去。”于是搜查停止了。而当时，斯大林正在召开会议讨论是否马上逮捕布哈林。
无数事实让布哈林对斯大林有了清醒的认识。布哈林知道自己难免一死，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只有一个念头：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最后，双方作出妥协，达成一个方案：在法庭上，布哈林可以不再提列宁与德国勾结之事，也可以不说企图谋杀列宁，只说为阻止和约签订而打算将列宁逮捕，并扣押一昼夜。布哈林也可以不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但必须承认参与了对基洛夫和高尔基的谋杀，还得承认企图谋杀斯大林。这样，布哈林的家人将不受任何牵连，他本人也能保全性命。然而斯大林再次“轻诺寡信”，布哈林最终还是被处以极刑。
斯蒂茨·科恩在《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说：“布哈林死的时候嘴里咒骂着斯大林。他是挺着胸脯站着死去的，而不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是趴在地下室的地上哭泣着要求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