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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清生：漂泊没有尽头
长篇时事小说《迫杀索罗斯》去年曾在京城出版界、文化圈、金融界里掀起不小的波澜，这部小说旨在引起全世界人民对金融投机危害的关注和警惕。书中的作者简介是这样写的：古清生、男，客家人，著有《漂泊者的晚宴》、《漂泊北京》、《风中的身影——古清生自选集》等多部著作，并与人合作撰写《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等有关国际题材著作。现旅居北京，从事职业写作。
《追杀索罗斯》刚一出版，古清生便将自己的这部新作分别寄给了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英国首相布莱尔、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等七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古清生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外国政府了解一个中国普通公民对全球发生的、尤其是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的认识及反思。事后，克林顿总统的新闻秘书在给古清生的回信中称：“古清生先生，你的探索是有价值的，你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社会责任感是令人感动的。谢谢你。”
不久，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专程开车来到文化艺术出版社。他对该书编辑说想把这本书改编成电影。有评论人士称，《追杀索罗所》一书是建国以来唯——部由本土作者写作的涉及国际题材的通俗小说。
古清生是个准自由撰稿人，他很喜欢自由这两个字，他说作为一个作家，其心灵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漂泊北京5年之久，36岁的古清生已经出版了10本书。这是生活给他最好的回报。
古清生没上过正规大学．却干过很多种工作。他的家乡在湖北省的大冶，原本在湖北有着一份闲适的工作。湖北作协给他开过文学作品讨论会，小说散文都上过选刊，还得了不少的大奖，每日稿约不断。
但他发现，闭门造车在家里搞所谓文学创作，充其量只能成为个三流作家。自己要有所成必须走出去，去体验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
古清生最初想去的地方是南方，但他还是选择了北京，因为北京是从事文学的最好城市，因为他选择了文学。1994年初春，古清生怀揣着2000元钱，背着那台跟随他多年的286老爷电脑走出北京站，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
古清生非常明白，这个社会是个信息社会，人们不仅需要吃饭、穿衣，更需要得到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因此，媒体必然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媒体永远需要好稿子——那种真正反映社会生活的稿子，自己就可以写出这种稿子。
没多久，《中国青年报》登载了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广告：本人是作家，可以为报刊撰写各种体裁的文章，报刊可以自己点题，作者保证时间和质量，报刊也可以付定金提前预定。每天早晨，古清生便来到大街上匆匆喝上一碗馄饨，就赶紧回到房屋里敲起电脑。无论有无灵感他都要敲起来，他规定自己赚钱与赚名的文章都要写，每周不能少于一篇纯粹意义上的文章，每月不能少于一篇纯粹意义上的小说。
为了能够写出具有时代气息的稿子，古清生通过艰苦的学习，涉足了众多的行业和领域，学到了许多的新知识。今天，古清生对自己当初走出家乡感到非常庆幸，否则，自己也会成为游离于知识经济时代之外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清贫作家。
现在，古清生在丰台租下了一套两居室，还置起了笔记本电脑、手机。长年漂泊京都，古清生用他的应时而作的妙文征服了北京。
伊夫：影视题材撰稿高手
和古清生的广泛涉猎不同，伊夫则专注于影视领域。近年来，他的名字在文艺圈里越来越响亮。他写的文章大都是影视方面的事儿，时不时还惹起一场官司什么的。
伊夫从小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可看着自己的纯文学路越走越窄，伊夫当时的心情挺灰，退路是没有了，只有咬着牙向前走。经朋友推荐，他来到一家剧组打工。他写的第一篇稿子是人门早已经看惯了的那种影视花絮，发表在《中国电视报》上。不久．他又写下两万多字的“剧组见闻”。两年后，这篇大稿铺天盖地地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相继推出，赢得一片喝彩。
他发现，自己真正渴望的是这种自由的、真实的生活，不看别人脸色，一切都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他是个没有记者证的记者。现在如果有谁自报家门是个自由撰稿人什么的，或许别人愣一下还能明白这行当，而那时大家的脑海里只有记者的概念。伊夫总打着这张招牌去采访，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既然拿写字当成一种职业，就要用职业的态度来对待它。他给自己定计划，每月发稿200篇，每月发一篇热点报道。
时间一长，报刊界就认识到，他的文章是真正的记者稿，有着作为一个记者独到的观察、判断和思考。他每天都很忙，每天都是“星期一”。早晨九点写稿，等到九点半，他的两部电话便开始响起，有演员、歌手主动找他谈话的，有报刊编辑找他约稿的，有渴望出道的新秀请他介绍导演的。他就像一座立交桥，每天群车由此分流。几年前，伊夫同全国３０多名记者到三峡参加笔会，就在别人看山玩水之际，伊夫征得领队的同意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当大家过三峡、游漓江或去越南边境归来时，却发现伊夫的一大篇8000多字的大特写《百万移民大迁徙》相继刊出，着实令众人吃惊不小。
那年，伊夫应《济南日报》之邀前去参加笔会，计划游览泰山那天，他突然得知山东试验中学一个优秀学生、年仅17岁的董波涛自杀的消息。他当即决定去采访，得知董波涛是由于家境贫寒考清华大学的理想破灭而自杀的事实后，伊夫临走时将身上仅有的300元钱塞给了董波涛的老父亲。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不爱流泪的伊夫流泪了。他说如果他早认识董波涛，小伙子就不会自杀了。
方刚：一个真正的精神独立者
方刚属猴，1米83的个头，走起路来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但说话的节奏却很快。不久前，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本书——《精神分析》和《动物哲学》，书籍上市第六天，方刚便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说方刚能以自己为个案写一本精神分析的书，在当今颇为浮躁的尘世中，实属难能可贵！方刚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人们在这个十分功利的世界上，看到了点点星光。
近年来，方刚的写作题材一直在不停地变化着——从写作边缘题材的社会纪实到感悟生命的随笔散文，从接触普通人群的生存状态到深究中西文化的差异。方刚从一个题材跳向另一个题材，总是在打破一个个“定格”。几年前，作为中国第一个付费采访的记者，以及第一个完成关于同性恋长篇纪实的作者，方刚曾一度引起传媒的关注，关于他的海外的报道更多于内地。路透社、BBC等许多有影响的传媒均对其进行过专访。
方刚被称为“记者型“的作家。他出版了12部长篇社会纪实，其中一部被翻译到日本，另一部在香港出版。正当前景看好之际，方刚突然沉寂了。方刚自称是一个喜欢不断挑战未知、体验新事物的自由撰稿人，纪实这种题材已经无法再激活方刚生命中的潜力了。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他时常感到对学术思想的渴望，生活之树需要理论的指导，于是他彻底放弃了正成为抢手货的纪实写作，一头扎进了学术领域。
方刚18岁那年没有考上大学，来到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做了一名讲解员，后来进一家报社打工做记者，文章也越写越大，终于出了书。从报社辞职后，方刚把自己关在家里做了自由撰稿人。
拥有不幸童年的孩子，长大后往往容易成为一个叛逆者。方刚便是很好的证明。他发现，自己真正渴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作一个真正的精神独立者，虽然他也很爱钱。如果他按照惯性生活，充其量也只会成为社会大机器里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儿，天长日久便也被打磨得没了个性。生命于我们只有一次，方刚感到那样生活太可怕了。30岁那年的冬天，方刚终于在北京的郊区置下一套100多平方米的跃层式住宅，楼上靠墙的一面是个大书架、里边摆满了书，那是他的书房。窗外是湛蓝的天空、时而有一群哨鸽从他的视野里悠闲地掠过。方刚说他今后要致力于两性问题的研究。
牛立明：从退伍兵到高产作者
在人们的印象里，从部队这所大学校出来的退伍兵似乎是高大壮实、粗犷豪爽的人。而牛立明一看上去却像个十足的大学生，文弱而谦和，但文章却写得兵味十足。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牛立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他不跟人动心眼儿．总是怀着一颗平常心生活。
不久前我去天津看他，刚满30岁一直想有个家的他却刚刚离了婚。这事对他打击很大。
每当有人问牛立明为什么以卖文的方式作为生存方式时，他都会调侃地说他太爱文学了。其实个中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退伍后，牛立明先后做过保安员、汽车修理工、摆过书摊。最后，他去了深圳，到一家报社做记者。在做记者的日子里，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架机器不停地运转，对这个知识至上的社会多了许多认识，专心地用自己的笔记录着社会的种种变化。
两年后，他供职的那家报社因种种原因停办了。只有高中文凭的他连续找了多家报刊，均因他没有大学文凭而遭拒绝。他将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写稿子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他用稿费到商店买回来一台486电脑。他知道，给谁打工，都不如给自己打工。他决定以卖文做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做一个自由撰稿人。散文、小说、消息、纪实，甚至广告词也写。
他至今都在感谢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孙晓梅。他是牛立明平生采访的第一位名人。那天孙晓梅刚录完节目，就将牛立明叫到播音室。牛立明对她说，我是自由撰稿人，刚开始单练，名片还没印呢，你同意采访吗？孙晓梅笑着说。能写就是记者，我相信你!她这句话让牛立明感动到今天。在回去的火车上，牛立明看着采访笔记和孙晓梅的两张照片，心情激动。这之后，牛立明采访了很多艺人、演员、主持人、作家，他的作品多次被转载、也多次获奖。他从那些名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有的名人还跟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每天在电脑里码3000个字，这是他单练以来不变的习惯。
长篇时事小说《迫杀索罗斯》去年曾在京城出版界、文化圈、金融界里掀起不小的波澜，这部小说旨在引起全世界人民对金融投机危害的关注和警惕。书中的作者简介是这样写的：古清生、男，客家人，著有《漂泊者的晚宴》、《漂泊北京》、《风中的身影——古清生自选集》等多部著作，并与人合作撰写《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等有关国际题材著作。现旅居北京，从事职业写作。
《追杀索罗斯》刚一出版，古清生便将自己的这部新作分别寄给了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英国首相布莱尔、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等七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古清生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外国政府了解一个中国普通公民对全球发生的、尤其是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的认识及反思。事后，克林顿总统的新闻秘书在给古清生的回信中称：“古清生先生，你的探索是有价值的，你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社会责任感是令人感动的。谢谢你。”
不久，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专程开车来到文化艺术出版社。他对该书编辑说想把这本书改编成电影。有评论人士称，《追杀索罗所》一书是建国以来唯——部由本土作者写作的涉及国际题材的通俗小说。
古清生是个准自由撰稿人，他很喜欢自由这两个字，他说作为一个作家，其心灵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漂泊北京5年之久，36岁的古清生已经出版了10本书。这是生活给他最好的回报。
古清生没上过正规大学．却干过很多种工作。他的家乡在湖北省的大冶，原本在湖北有着一份闲适的工作。湖北作协给他开过文学作品讨论会，小说散文都上过选刊，还得了不少的大奖，每日稿约不断。
但他发现，闭门造车在家里搞所谓文学创作，充其量只能成为个三流作家。自己要有所成必须走出去，去体验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
古清生最初想去的地方是南方，但他还是选择了北京，因为北京是从事文学的最好城市，因为他选择了文学。1994年初春，古清生怀揣着2000元钱，背着那台跟随他多年的286老爷电脑走出北京站，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
古清生非常明白，这个社会是个信息社会，人们不仅需要吃饭、穿衣，更需要得到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因此，媒体必然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媒体永远需要好稿子——那种真正反映社会生活的稿子，自己就可以写出这种稿子。
没多久，《中国青年报》登载了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广告：本人是作家，可以为报刊撰写各种体裁的文章，报刊可以自己点题，作者保证时间和质量，报刊也可以付定金提前预定。每天早晨，古清生便来到大街上匆匆喝上一碗馄饨，就赶紧回到房屋里敲起电脑。无论有无灵感他都要敲起来，他规定自己赚钱与赚名的文章都要写，每周不能少于一篇纯粹意义上的文章，每月不能少于一篇纯粹意义上的小说。
为了能够写出具有时代气息的稿子，古清生通过艰苦的学习，涉足了众多的行业和领域，学到了许多的新知识。今天，古清生对自己当初走出家乡感到非常庆幸，否则，自己也会成为游离于知识经济时代之外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清贫作家。
现在，古清生在丰台租下了一套两居室，还置起了笔记本电脑、手机。长年漂泊京都，古清生用他的应时而作的妙文征服了北京。
伊夫：影视题材撰稿高手
和古清生的广泛涉猎不同，伊夫则专注于影视领域。近年来，他的名字在文艺圈里越来越响亮。他写的文章大都是影视方面的事儿，时不时还惹起一场官司什么的。
伊夫从小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可看着自己的纯文学路越走越窄，伊夫当时的心情挺灰，退路是没有了，只有咬着牙向前走。经朋友推荐，他来到一家剧组打工。他写的第一篇稿子是人门早已经看惯了的那种影视花絮，发表在《中国电视报》上。不久．他又写下两万多字的“剧组见闻”。两年后，这篇大稿铺天盖地地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相继推出，赢得一片喝彩。
他发现，自己真正渴望的是这种自由的、真实的生活，不看别人脸色，一切都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他是个没有记者证的记者。现在如果有谁自报家门是个自由撰稿人什么的，或许别人愣一下还能明白这行当，而那时大家的脑海里只有记者的概念。伊夫总打着这张招牌去采访，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既然拿写字当成一种职业，就要用职业的态度来对待它。他给自己定计划，每月发稿200篇，每月发一篇热点报道。
时间一长，报刊界就认识到，他的文章是真正的记者稿，有着作为一个记者独到的观察、判断和思考。他每天都很忙，每天都是“星期一”。早晨九点写稿，等到九点半，他的两部电话便开始响起，有演员、歌手主动找他谈话的，有报刊编辑找他约稿的，有渴望出道的新秀请他介绍导演的。他就像一座立交桥，每天群车由此分流。几年前，伊夫同全国３０多名记者到三峡参加笔会，就在别人看山玩水之际，伊夫征得领队的同意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当大家过三峡、游漓江或去越南边境归来时，却发现伊夫的一大篇8000多字的大特写《百万移民大迁徙》相继刊出，着实令众人吃惊不小。
那年，伊夫应《济南日报》之邀前去参加笔会，计划游览泰山那天，他突然得知山东试验中学一个优秀学生、年仅17岁的董波涛自杀的消息。他当即决定去采访，得知董波涛是由于家境贫寒考清华大学的理想破灭而自杀的事实后，伊夫临走时将身上仅有的300元钱塞给了董波涛的老父亲。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不爱流泪的伊夫流泪了。他说如果他早认识董波涛，小伙子就不会自杀了。
方刚：一个真正的精神独立者
方刚属猴，1米83的个头，走起路来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但说话的节奏却很快。不久前，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本书——《精神分析》和《动物哲学》，书籍上市第六天，方刚便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说方刚能以自己为个案写一本精神分析的书，在当今颇为浮躁的尘世中，实属难能可贵！方刚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人们在这个十分功利的世界上，看到了点点星光。
近年来，方刚的写作题材一直在不停地变化着——从写作边缘题材的社会纪实到感悟生命的随笔散文，从接触普通人群的生存状态到深究中西文化的差异。方刚从一个题材跳向另一个题材，总是在打破一个个“定格”。几年前，作为中国第一个付费采访的记者，以及第一个完成关于同性恋长篇纪实的作者，方刚曾一度引起传媒的关注，关于他的海外的报道更多于内地。路透社、BBC等许多有影响的传媒均对其进行过专访。
方刚被称为“记者型“的作家。他出版了12部长篇社会纪实，其中一部被翻译到日本，另一部在香港出版。正当前景看好之际，方刚突然沉寂了。方刚自称是一个喜欢不断挑战未知、体验新事物的自由撰稿人，纪实这种题材已经无法再激活方刚生命中的潜力了。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他时常感到对学术思想的渴望，生活之树需要理论的指导，于是他彻底放弃了正成为抢手货的纪实写作，一头扎进了学术领域。
方刚18岁那年没有考上大学，来到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做了一名讲解员，后来进一家报社打工做记者，文章也越写越大，终于出了书。从报社辞职后，方刚把自己关在家里做了自由撰稿人。
拥有不幸童年的孩子，长大后往往容易成为一个叛逆者。方刚便是很好的证明。他发现，自己真正渴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作一个真正的精神独立者，虽然他也很爱钱。如果他按照惯性生活，充其量也只会成为社会大机器里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儿，天长日久便也被打磨得没了个性。生命于我们只有一次，方刚感到那样生活太可怕了。30岁那年的冬天，方刚终于在北京的郊区置下一套100多平方米的跃层式住宅，楼上靠墙的一面是个大书架、里边摆满了书，那是他的书房。窗外是湛蓝的天空、时而有一群哨鸽从他的视野里悠闲地掠过。方刚说他今后要致力于两性问题的研究。
牛立明：从退伍兵到高产作者
在人们的印象里，从部队这所大学校出来的退伍兵似乎是高大壮实、粗犷豪爽的人。而牛立明一看上去却像个十足的大学生，文弱而谦和，但文章却写得兵味十足。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牛立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他不跟人动心眼儿．总是怀着一颗平常心生活。
不久前我去天津看他，刚满30岁一直想有个家的他却刚刚离了婚。这事对他打击很大。
每当有人问牛立明为什么以卖文的方式作为生存方式时，他都会调侃地说他太爱文学了。其实个中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退伍后，牛立明先后做过保安员、汽车修理工、摆过书摊。最后，他去了深圳，到一家报社做记者。在做记者的日子里，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架机器不停地运转，对这个知识至上的社会多了许多认识，专心地用自己的笔记录着社会的种种变化。
两年后，他供职的那家报社因种种原因停办了。只有高中文凭的他连续找了多家报刊，均因他没有大学文凭而遭拒绝。他将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写稿子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他用稿费到商店买回来一台486电脑。他知道，给谁打工，都不如给自己打工。他决定以卖文做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做一个自由撰稿人。散文、小说、消息、纪实，甚至广告词也写。
他至今都在感谢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孙晓梅。他是牛立明平生采访的第一位名人。那天孙晓梅刚录完节目，就将牛立明叫到播音室。牛立明对她说，我是自由撰稿人，刚开始单练，名片还没印呢，你同意采访吗？孙晓梅笑着说。能写就是记者，我相信你!她这句话让牛立明感动到今天。在回去的火车上，牛立明看着采访笔记和孙晓梅的两张照片，心情激动。这之后，牛立明采访了很多艺人、演员、主持人、作家，他的作品多次被转载、也多次获奖。他从那些名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有的名人还跟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每天在电脑里码3000个字，这是他单练以来不变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