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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底，赵博生领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1.7万多将士参加红军。为了对国民党士兵进行教育和整编，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和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亲自召集李伯钊等同志，批示立即组织宣传队去唱歌、跳舞、演戏，做慰问工作。成功完成演出任务后，红军政治部决定开办培养演员与艺术干部学校，成立专业表演团体蓝衫团，团长由从小具有艺术天赋、聪明麻利能干的川妹子李伯钊担任。从此，蓝衫团成了红军主要宣传队，到各地巡回演出，一直到红军北上后才解散。
今秋十月，我偶听父母说本村一老奶奶——陈才英，苏区时期是乡、区俱乐部文艺宣传员，很有名气，后来参加过蓝衫团。老奶奶今年91岁高龄，身体依然健强，精神矍铄，性格也很开朗。听说我是红军的亲属，来采访苏区时期的老红军，对我格外热情。当我一提起苏区时期的蓝衫团，老奶奶顿时眼眶湿润，声音哽咽。老奶奶略微沉思片刻，感慨地对我说：“七八十年了，想不到你还会向我提起蓝衫团的事，真是没想到呀！”老奶奶早就想将自己在蓝衫团学习、工作、生活的情况，以及苏区时候的艰辛、苏区革命精神告诉大家，传给后人。面对我的话筒，老人家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往事。
儿时聪慧过人，多才多艺，是块做文艺工作的料
陈才英，瑞金市泽覃乡安治村人，生于1920年。父亲陈玄春，学过中医，懂武术，有些文化，一生不得志，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在乡村间收徒传授武术，同时又受聘于本村塘背刘启康开办的学堂，兼任乡村教师。他生活贫穷，但好善交朋结友，性格开朗，经常用草医草药救世济民。膝下一子一女，虽算不上名师，但称得上好父亲。他经常将年幼的小才英带到学校里，一边教书，一边照顾女儿。小才英在学校里玩耍，从不影响父亲的教学，也不撒娇，比一般的小孩子懂事得多。有时也会好奇地坐在教室后面听老师讲课。一来二去，她不知不觉会认识一些字，会背一些诗词。想不到的是，她识的字比一些拜过“孔夫子”的顽童还要多出许多，学校老师经常夸赞她好聪明。父亲看在眼中，喜在心里，总觉得自己的女儿的确是块读书的料。
瑞金革命先驱邓希平在赣州读书期间，受进步人士的影响，接受了爱国民主的新思想。回来后，他一心想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创办了一所学堂并取名为“醒群小学”，寓意唤醒一方民众，教化一方百姓。陈玄春在与邓希平的长期交往中，思想也开化了许多。细细想来，大城市也有女子上学的，甚至有女子学校。自己教书一辈子，生活虽然清贫，供个把小孩上学的能力还是有的，为何不把自家的女儿也培养成读书人？一天，回到家中与老婆商量，说想让小才英上学读书。陈玄春话刚出口，立即遭到老婆的强烈反对。老婆说：“你这个老头子，发什么疯？天底下哪有女孩子上学堂的？不要说我们家穷，庵子前方圆几十里，有钱人家倒也不少，有哪家的丫头去读书的？你若将女儿送进学堂，做出这伤风败俗之事，不被旁人戳着脊梁骨，也得被邻居讥笑。使不得，使不得……”
老婆反对归反对，在当时的封建年代，家中大小事还是男人说了算，老先生陈玄春毕竟是一方“秀才”，女人哪敢违背丈夫的决定。陈玄春冲破世俗，小才英终于上学念书了，成了庵子前第一个女学生。
上了学的陈才英，变得与一般乡村女孩大不一样，见识广，胆量过人，聪明伶俐，知书识礼，能歌善舞。每年春节的茶灯、民间戏曲都是她学唱的范本、扭跳的把式。一副圆润的嗓子常常为小小山村带来欢乐和笑语，美妙动人的歌声连年老的二胡手都乐意为其免费伴奏。小小歌喉一唱，定会引来不少人捧场、喝彩。村民常常夸赞道：“真是刘三姐再世，可惜生在这山沟沟里，不然准是个唱大戏的顶尖旦儿。”
1929年的3月10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3000余人从壬田来到庵子前，打破这穷乡僻壤几千年的寂静，老百姓终于见着成队成队的大兵，终于亲眼见着不欺负穷苦百姓的红军了，终于懂得老百姓也有自己的队伍。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的到来，唤醒了众多贫苦百姓起来参加革命，跟着朱毛推翻反动政府。红军沿途的标语、口号也深深地感染着有一定文化功底的小才英。只有共产党，贫苦百姓才能翻身做主人，这样的道理在涉世未深的小才英心底留下深深的触动。
邓希平领导的农民暴动，更是鼓舞着庵子前的群众，陈才英的父亲、大哥也走上革命道路。父亲陈玄春有文化，任苏维埃区政府文书兼医生，大哥陈才林刚满16岁就当红军上前线了。陈才英不甘示弱，虽不能舞枪弄刀，血战沙场，也积极要求为苏维埃政府做事，为苏维埃区政府写标语、贴传单。由于天生是块唱戏的料，不久她还参加了乡、区政府俱乐部，经常到乡村巡回演出，宣传共产党政策，对群众进行反帝、反蒋、反封建统治的教育，动员青壮年参加革命，用歌声、用舞蹈欢送他们参加红军。
出色的文艺才能征服众考官，破格录取为工农剧社演员
1932年初，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创办了高尔基戏剧学校，附设工农剧社，驻扎在城郊下坊义学（今瑞金市第二中学一带）。倪志侠、李伯钊先后为戏校校长，李伯钊又任剧社社长。学校面向苏区各地招收学员，为苏区培养了数千名戏剧工作者；工农剧社又是苏区主要的文艺宣传队。为了充实工农剧社，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将最优秀的演员选送上来。
一天，桃阳区政府主席邓世宏领着精心筛选的陈才英等8个女孩子到县城工农剧社。工农剧社挑选演员非常严格，“考官”铁面无私，唱歌、跳舞样样考核，地方上推荐上来的后备人员十有八九被筛选掉。这次招收100多人，照例由苏区各个县区推荐，要求年龄十八九岁，在文艺表演上有一定特长。当时，陈才英才14岁（虚岁），按规定是不能入选的，年龄实在太小。但她出色的歌喉和表演天赋，一招一式，不单打动了众多考官，就连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被誉为苏区“三个赤色舞蹈明星”和红色戏剧的“三大名旦”之一的社长李伯钊也很赞赏。这样，陈才英被破格录取为演员。
工农剧社招录的这些演员，来自不同地方，大多是贫苦人家出身，生活俭朴，衣着破烂。为了提高演出效果，临时中央政府拨款，为所有演员统一定做了演出道服，道服是一身蓝衫，三角形的上襟，里红外白，登台时，不用花多少时间化装，翻出红的代表革命人物，白的代表反动人物。表演角色简单明确。谁也没有想到，一群俏丽的姑娘们，穿着整齐划一的蓝衫，行走在乡间大道，竞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不少民众的眼球。穿蓝衫的演员们精湛的表演也深得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喜爱。久而久之，“蓝衫团”唱响了整个苏区，传遍了整个红色根据地。
工农剧社蓝衫团既是剧团也是学校，李伯钊兼团长。团员们一边学习，一边到各地宣传演出，是苏区的主要宣传队。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鼓舞红军战士的士气，慰问红军伤病员，对俘虏将士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开展扩红宣传，促进春耕生产。每当蓝衫团到一地方演出，当地军民定会热情接待，群众奔走相告，把远在十几里的亲戚也接来看戏。西洋乐器见得少，老百姓就统称为洋鼓洋号。留声机能唱歌，农民更是觉得稀奇，便称之为“洋戏”。小孩子们则兴奋地奔走高呼：“演文明戏的来了！演文明戏的来了！”
团长李伯钊非常关心团员，特别关心小才英。演出任务艰巨，频繁穿梭苏区各地，有时需要长行军，翻山涉水。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密探，有时不得不夜间行军，常常不得不绕开大道，选择崎岖不平的山路。李伯钊本是城市中长大的大家闺秀，身材瘦小，翻山越岭远不如乡下人。但她看到还未成年的陈才英艰难地随大伙儿一同到各处演出，不顾其他人的反对，毅然把临时中央政府分配给自己的、全团唯一的一匹马让给陈才英骑，自己则与普通演员一样，白天挑着演出道具徒步前行到下一个慰问演出场地，夜晚则一同登台演出，还要抽空撰写剧本和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同伴们有时开玩笑地对陈才英说：“你的职务够高的！李伯钊是我们的校长、社长兼团长，陈才英是我们的老板兼董事长。”
冒着生命危险训练和演出，险些为革命事业牺牲
1933年末，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经常到苏区根据地来轰炸，长汀、瑞金两县城是敌人轰炸的重点目标。机关、学校纷纷疏散到偏僻之处。为了安全，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被迫从城郊的下坊村迁移至瑞金城外的沙洲坝“二苏”大礼堂旁。沙洲坝地势平坦，小山岗众多，树林茂密，大树底下是天然的舞台，隐蔽性好，是姑娘们演戏、练功的好场所。但好景不长，可恶的反动派找不到红军机关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就像疯狂的恶狗，到处狂轰乱炸，村庄附近的林子，更是反动派轰炸机的靶子。一日，蓝衫团员们正在“二苏”大礼堂旁的树林里排练，突然来了敌机偷袭，不知是防空人员的疏忽大意，还是演员们过于投入，敌机来了也没觉察，也没听到防空警报声。等发现敌机时，大部分蓝衫团员们已经来不及转移进防空洞了，大家慌忙躲避，飞机就在头顶上盘旋，发动机响声、炸弹爆炸声、哭声交织在一起，人们乱作一团。李伯钊、邓淑英等一些大姐不顾个人安危，冷静地指挥大家疏散。陈才英在她们的引导下迅速钻进一片姜芋丛里，双手捂住耳朵，吓得直哭。敌机飞走后，听到解除防空警报声，陈才英从姜芋丛里出来。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遍地布满炸弹的弹片，火药味刺鼻，死伤者也不少。非常惋惜的是，一同从家里来到蓝衫团的好姐妹、亲密战友邓淑英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炸死了。陈才英、邓淑玉跪在邓淑英烈士的遗体前悲痛欲绝。在往日，一同从庵子前来的邓淑英、邓淑玉、陈才英三人情似亲姐妹，形影不离，邓淑英、邓淑玉两位大姐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这位同村小妹妹。邓淑英的亲哥哥邓希平和老母亲此前都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亲人的尸骨未寒，邓淑英又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炸弹下，短短一两年时间，一家三口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献身。
陈才英在蓝衫团的几年中，遇到的险境真不少，经常要上前线，在火线上为红军将士呐喊助阵。有时要冒着枪林弹雨面向敌人阵地，对那些被反动派抓来的壮丁进行革命宣传，用歌声打动贫苦出身的国民党士兵，使他们放下武器投诚。时间一长，每当蓝衫团员出现在火线，疯狂的反动派长官就会下命令向这些演员扫射，生怕手下被策反。
有一次，蓝衫团到兴国县巡回演出，路过雪竹岽时，陈才英骑马速度比步行队伍上山要快得多。当马走到一座木桥上时，谁知桥面有些木板年久腐朽，咔嚓一声，马的后腿掉下去了，大半条腿被桥板夹住，马背上的陈才英差点被甩下万丈深渊，虽然没摔下去，但悬在半空中的陈才英看见深不见底的峡谷，吓得发呆。此时整个山谷只有小姑娘一人，随时都有人翻马落的危险，上又不能上，下又不能下，只得死死抱紧马脖颈听天由命。幸亏这是一匹老马，不急不躁，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老马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慢慢地蠕动着身体。不知过了多久，真是命不该绝，奇迹出现了，马自个儿拔出了掉下去的后腿，脱离险境。过完桥，陈才英跳下马，坐在路旁伤心地痛哭起来，直到后面的战友赶来才得以平静。后来提及此事，她常常对人讲，是这匹通人性的老马救了自己的小命，这匹老马是自己患难之交的战友，从此更加体贴照料这匹马了。
蓝衫团的演出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强烈的战斗性，广泛的群众性。每逢打了胜仗，进一城，占一镇，总要召开群众大会，演几台戏剧，热烈庆祝，这已成为惯例。部队在战争空隙休息和整顿时，除了洗衣服、打草鞋、擦拭武器、进行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以外，还以驻地为单位，举行晚会“演它几个剧”。这样，戏剧就成了红军政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戏剧也是红色苏区军民娱乐的主要方式。
1934年春，中央在瑞金的沙洲坝新建了一座能容2000人的大礼堂，并在这里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蓝衫团组织了七八次话剧、歌舞、采茶和杂技晚会，演出了《工农兵代表会歌》《台湾草裙舞》《黑人舞》等剧目以及插秧、播种、收割、打禾、送粮、追击、肉搏等各种各样表现生活题材的歌舞，演出了《沈阳号炮》《松鼠》《武装起来》《活菩萨》《非人生活》等话剧，还用赣南采荼戏曲调演唱了《送郎当红军》《欢送哥哥上前方》等小戏。每场演出演员极为严肃认真，舞台、布景、服装、道具、效果、灯光等，都较平常完备。蓝衫团的演出受到大会代表一致好评和中央首长的嘉勉，毛主席还亲自招待他们吃饭。
主力红军长征、蓝衫团解散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形势严峻，不仅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了马背上的政府，苏区的许多机构、团体也被精减或解散。同样，根据中央的决定，蓝衫团也不得不解散。解散时，李伯钊特地找到陈才英，希望带小姑娘一同转移北上。李伯钊真诚地对陈才英说：“你是好苗子，有悟性，又好学上进，在艺术道路上很有发展前途，希望与我们一起走，我们的党和红军队伍很需要像你这样的好姑娘！革命需要你，你随主力部队走也能得到更好的锻炼。”陈才英那时还是个小孩，听了李伯钊的话不知如何是好，自己也很想随主力一块走，无奈父亲陈玄春死活不让女儿随红军主力转移。原来，不久前，老先生得知自己唯一的爱子在反“围剿”中壮烈牺牲。忠孝两难全，陈才英只好惜别红军主力，惜别可敬可爱的领导、战友李伯钊大姐。
苏区沦陷后，整个瑞金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敌军占领瑞金后，还认为红军主力没有走，估计隐藏在茫茫的武夷山中。他们一面加紧构筑城防工事，几天时间就沿绵江河岸修筑了近10里的城墙，在主要交通口修筑碉堡，设置哨卡盘查过往行人，一面派重兵进入武夷山深处搜寻红军和地方游击队。他们到处张贴反共布告，勒令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在共产党的机关、工厂、学校、农会工作过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限期到乡、区、县登记“自首”，违抗者一律处死。为此，他们还成立“清乡”委员会、联保办事处、没收委员会、铲共义勇队、别动队、便衣队、挨户团。敌人对瑞金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他们公开叫嚣“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进行丧心病狂的反攻倒算。
陈才英从蓝衫团回来后，立即寻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上山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司令员胡荣佳对大伙儿说：“敌人封锁严密，山上游击队生活艰苦，粮食、物资紧缺，队伍大，目标大，难以隐蔽，我们的原则是党员、干部分散活动，相互联系。除苏区主要干部需要避开锋芒外，一般干部、革命群众，能回到家的尽量回家，只要与组织保持联系，同样可以干革命，为游击队服务，共同斗争。”这样，陈才英听从组织安排回到家里。
没过多久，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越来越严厉。苏区沦陷后，本村的地主高敬昌被反动派委任为安治乡联保办事处主任。为了邀功请赏，他心狠手辣地举报、捕捉失散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苏区干部。陈才英也以“参加过红军土匪”的罪名，被高敬昌告发，抓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在狱中，她和许多红军战士一样，经常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人格侮辱、身心摧残。监狱里关押的大多数是来不及转移的红军伤病员，也有从山上“清剿”下来的游击队战士。反动派为了尽快肃清“赤匪”，分化瓦解苏区共产党、红军游击队，一面使用毒辣手段酷刑拷问，一面又进行所谓的感化教育。一旦查清某某是红军领导、苏区干部即遭杀害，有的没弄清身份就遭杀害。反动派拷问陈才英：“你的领导是谁？有多少红军土匪隐匿下来？藏在哪里？同党是谁？窝藏了多少同伙？”不说或说不清楚，各种刑罚就来了，陈才英身上不知承受了多少刑罚。天天轮番拷问，日日受其折磨。许多战友被反动派折磨得死去活来。许多女战友不但要经受反动派拷问，还要遭受兵痞兽性般地侮辱，经常是受审后回到狱中，就和姐妹们抱头痛哭。在监狱关押了一段时间后，陈才英有个表兄时任国民党保长，在长辈们的央求下，通过他的特殊身份与反动政府周旋，才把她从监狱保释出来。
出狱后的陈才英并没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上街、赶集、进入公共场所，胸前必须佩戴黄徽章（布质、长方形、黄底蓝字，上面印刷“自新、自首证”几个方块字），以示自己是曾经参加过红军的“土匪”，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地主恶霸的监督，必须定期到乡、区政府汇报改造情况。同时，还不得随意与人交谈，即使想和人说说话，也得躲躲闪闪，不然殃及无辜。更让人难过的是，由于党组织遭到破坏，陈才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年，陈玄春为了报答表侄的救命之恩，强行将陈才英嫁入表兄家。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陈才英不得不顺从。没有爱情的生活是不可能幸福的，曾经性情活泼的小姑娘其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非常关心红军失散人员，年迈的红军女战士陈才英也享受到政府的关怀，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组织照顾，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采访结束时，老奶奶特意唱起了当年的红军歌曲：
《十送郎当兵》
一送郎去当兵，革命要认清，豪绅地主剥削我穷人。
二送郎去当兵，坚决打敌人，消灭反动个个有田分。
三送郎去当兵，切莫想家庭，分到田地政府雇人耕。
四送郎去当兵，纪律最严明，放哨出发亲郎要留心。
五送郎去当兵，红军敢文明，公买公卖大家来欢迎。
六送郎去当兵，阶级要认清，富农流氓都是不革命。
七送郎去当兵，冲锋向前进，帝国主义杀他不留情。
八送郎去当兵，努力去革命，为功为劳都是为穷人。
九送郎去当兵，苏联要认清，反动宣传亲郎莫去听。
十送郎去当兵，亲郎慢慢行，革命成功亲郎回家庭。○
题图 陈才英老人
责任编辑 马永义
今秋十月，我偶听父母说本村一老奶奶——陈才英，苏区时期是乡、区俱乐部文艺宣传员，很有名气，后来参加过蓝衫团。老奶奶今年91岁高龄，身体依然健强，精神矍铄，性格也很开朗。听说我是红军的亲属，来采访苏区时期的老红军，对我格外热情。当我一提起苏区时期的蓝衫团，老奶奶顿时眼眶湿润，声音哽咽。老奶奶略微沉思片刻，感慨地对我说：“七八十年了，想不到你还会向我提起蓝衫团的事，真是没想到呀！”老奶奶早就想将自己在蓝衫团学习、工作、生活的情况，以及苏区时候的艰辛、苏区革命精神告诉大家，传给后人。面对我的话筒，老人家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往事。
儿时聪慧过人，多才多艺，是块做文艺工作的料
陈才英，瑞金市泽覃乡安治村人，生于1920年。父亲陈玄春，学过中医，懂武术，有些文化，一生不得志，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在乡村间收徒传授武术，同时又受聘于本村塘背刘启康开办的学堂，兼任乡村教师。他生活贫穷，但好善交朋结友，性格开朗，经常用草医草药救世济民。膝下一子一女，虽算不上名师，但称得上好父亲。他经常将年幼的小才英带到学校里，一边教书，一边照顾女儿。小才英在学校里玩耍，从不影响父亲的教学，也不撒娇，比一般的小孩子懂事得多。有时也会好奇地坐在教室后面听老师讲课。一来二去，她不知不觉会认识一些字，会背一些诗词。想不到的是，她识的字比一些拜过“孔夫子”的顽童还要多出许多，学校老师经常夸赞她好聪明。父亲看在眼中，喜在心里，总觉得自己的女儿的确是块读书的料。
瑞金革命先驱邓希平在赣州读书期间，受进步人士的影响，接受了爱国民主的新思想。回来后，他一心想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创办了一所学堂并取名为“醒群小学”，寓意唤醒一方民众，教化一方百姓。陈玄春在与邓希平的长期交往中，思想也开化了许多。细细想来，大城市也有女子上学的，甚至有女子学校。自己教书一辈子，生活虽然清贫，供个把小孩上学的能力还是有的，为何不把自家的女儿也培养成读书人？一天，回到家中与老婆商量，说想让小才英上学读书。陈玄春话刚出口，立即遭到老婆的强烈反对。老婆说：“你这个老头子，发什么疯？天底下哪有女孩子上学堂的？不要说我们家穷，庵子前方圆几十里，有钱人家倒也不少，有哪家的丫头去读书的？你若将女儿送进学堂，做出这伤风败俗之事，不被旁人戳着脊梁骨，也得被邻居讥笑。使不得，使不得……”
老婆反对归反对，在当时的封建年代，家中大小事还是男人说了算，老先生陈玄春毕竟是一方“秀才”，女人哪敢违背丈夫的决定。陈玄春冲破世俗，小才英终于上学念书了，成了庵子前第一个女学生。
上了学的陈才英，变得与一般乡村女孩大不一样，见识广，胆量过人，聪明伶俐，知书识礼，能歌善舞。每年春节的茶灯、民间戏曲都是她学唱的范本、扭跳的把式。一副圆润的嗓子常常为小小山村带来欢乐和笑语，美妙动人的歌声连年老的二胡手都乐意为其免费伴奏。小小歌喉一唱，定会引来不少人捧场、喝彩。村民常常夸赞道：“真是刘三姐再世，可惜生在这山沟沟里，不然准是个唱大戏的顶尖旦儿。”
1929年的3月10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3000余人从壬田来到庵子前，打破这穷乡僻壤几千年的寂静，老百姓终于见着成队成队的大兵，终于亲眼见着不欺负穷苦百姓的红军了，终于懂得老百姓也有自己的队伍。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的到来，唤醒了众多贫苦百姓起来参加革命，跟着朱毛推翻反动政府。红军沿途的标语、口号也深深地感染着有一定文化功底的小才英。只有共产党，贫苦百姓才能翻身做主人，这样的道理在涉世未深的小才英心底留下深深的触动。
邓希平领导的农民暴动，更是鼓舞着庵子前的群众，陈才英的父亲、大哥也走上革命道路。父亲陈玄春有文化，任苏维埃区政府文书兼医生，大哥陈才林刚满16岁就当红军上前线了。陈才英不甘示弱，虽不能舞枪弄刀，血战沙场，也积极要求为苏维埃政府做事，为苏维埃区政府写标语、贴传单。由于天生是块唱戏的料，不久她还参加了乡、区政府俱乐部，经常到乡村巡回演出，宣传共产党政策，对群众进行反帝、反蒋、反封建统治的教育，动员青壮年参加革命，用歌声、用舞蹈欢送他们参加红军。
出色的文艺才能征服众考官，破格录取为工农剧社演员
1932年初，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创办了高尔基戏剧学校，附设工农剧社，驻扎在城郊下坊义学（今瑞金市第二中学一带）。倪志侠、李伯钊先后为戏校校长，李伯钊又任剧社社长。学校面向苏区各地招收学员，为苏区培养了数千名戏剧工作者；工农剧社又是苏区主要的文艺宣传队。为了充实工农剧社，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将最优秀的演员选送上来。
一天，桃阳区政府主席邓世宏领着精心筛选的陈才英等8个女孩子到县城工农剧社。工农剧社挑选演员非常严格，“考官”铁面无私，唱歌、跳舞样样考核，地方上推荐上来的后备人员十有八九被筛选掉。这次招收100多人，照例由苏区各个县区推荐，要求年龄十八九岁，在文艺表演上有一定特长。当时，陈才英才14岁（虚岁），按规定是不能入选的，年龄实在太小。但她出色的歌喉和表演天赋，一招一式，不单打动了众多考官，就连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被誉为苏区“三个赤色舞蹈明星”和红色戏剧的“三大名旦”之一的社长李伯钊也很赞赏。这样，陈才英被破格录取为演员。
工农剧社招录的这些演员，来自不同地方，大多是贫苦人家出身，生活俭朴，衣着破烂。为了提高演出效果，临时中央政府拨款，为所有演员统一定做了演出道服，道服是一身蓝衫，三角形的上襟，里红外白，登台时，不用花多少时间化装，翻出红的代表革命人物，白的代表反动人物。表演角色简单明确。谁也没有想到，一群俏丽的姑娘们，穿着整齐划一的蓝衫，行走在乡间大道，竞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不少民众的眼球。穿蓝衫的演员们精湛的表演也深得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喜爱。久而久之，“蓝衫团”唱响了整个苏区，传遍了整个红色根据地。
工农剧社蓝衫团既是剧团也是学校，李伯钊兼团长。团员们一边学习，一边到各地宣传演出，是苏区的主要宣传队。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鼓舞红军战士的士气，慰问红军伤病员，对俘虏将士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开展扩红宣传，促进春耕生产。每当蓝衫团到一地方演出，当地军民定会热情接待，群众奔走相告，把远在十几里的亲戚也接来看戏。西洋乐器见得少，老百姓就统称为洋鼓洋号。留声机能唱歌，农民更是觉得稀奇，便称之为“洋戏”。小孩子们则兴奋地奔走高呼：“演文明戏的来了！演文明戏的来了！”
团长李伯钊非常关心团员，特别关心小才英。演出任务艰巨，频繁穿梭苏区各地，有时需要长行军，翻山涉水。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密探，有时不得不夜间行军，常常不得不绕开大道，选择崎岖不平的山路。李伯钊本是城市中长大的大家闺秀，身材瘦小，翻山越岭远不如乡下人。但她看到还未成年的陈才英艰难地随大伙儿一同到各处演出，不顾其他人的反对，毅然把临时中央政府分配给自己的、全团唯一的一匹马让给陈才英骑，自己则与普通演员一样，白天挑着演出道具徒步前行到下一个慰问演出场地，夜晚则一同登台演出，还要抽空撰写剧本和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同伴们有时开玩笑地对陈才英说：“你的职务够高的！李伯钊是我们的校长、社长兼团长，陈才英是我们的老板兼董事长。”
冒着生命危险训练和演出，险些为革命事业牺牲
1933年末，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经常到苏区根据地来轰炸，长汀、瑞金两县城是敌人轰炸的重点目标。机关、学校纷纷疏散到偏僻之处。为了安全，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被迫从城郊的下坊村迁移至瑞金城外的沙洲坝“二苏”大礼堂旁。沙洲坝地势平坦，小山岗众多，树林茂密，大树底下是天然的舞台，隐蔽性好，是姑娘们演戏、练功的好场所。但好景不长，可恶的反动派找不到红军机关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就像疯狂的恶狗，到处狂轰乱炸，村庄附近的林子，更是反动派轰炸机的靶子。一日，蓝衫团员们正在“二苏”大礼堂旁的树林里排练，突然来了敌机偷袭，不知是防空人员的疏忽大意，还是演员们过于投入，敌机来了也没觉察，也没听到防空警报声。等发现敌机时，大部分蓝衫团员们已经来不及转移进防空洞了，大家慌忙躲避，飞机就在头顶上盘旋，发动机响声、炸弹爆炸声、哭声交织在一起，人们乱作一团。李伯钊、邓淑英等一些大姐不顾个人安危，冷静地指挥大家疏散。陈才英在她们的引导下迅速钻进一片姜芋丛里，双手捂住耳朵，吓得直哭。敌机飞走后，听到解除防空警报声，陈才英从姜芋丛里出来。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遍地布满炸弹的弹片，火药味刺鼻，死伤者也不少。非常惋惜的是，一同从家里来到蓝衫团的好姐妹、亲密战友邓淑英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炸死了。陈才英、邓淑玉跪在邓淑英烈士的遗体前悲痛欲绝。在往日，一同从庵子前来的邓淑英、邓淑玉、陈才英三人情似亲姐妹，形影不离，邓淑英、邓淑玉两位大姐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这位同村小妹妹。邓淑英的亲哥哥邓希平和老母亲此前都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亲人的尸骨未寒，邓淑英又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炸弹下，短短一两年时间，一家三口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献身。
陈才英在蓝衫团的几年中，遇到的险境真不少，经常要上前线，在火线上为红军将士呐喊助阵。有时要冒着枪林弹雨面向敌人阵地，对那些被反动派抓来的壮丁进行革命宣传，用歌声打动贫苦出身的国民党士兵，使他们放下武器投诚。时间一长，每当蓝衫团员出现在火线，疯狂的反动派长官就会下命令向这些演员扫射，生怕手下被策反。
有一次，蓝衫团到兴国县巡回演出，路过雪竹岽时，陈才英骑马速度比步行队伍上山要快得多。当马走到一座木桥上时，谁知桥面有些木板年久腐朽，咔嚓一声，马的后腿掉下去了，大半条腿被桥板夹住，马背上的陈才英差点被甩下万丈深渊，虽然没摔下去，但悬在半空中的陈才英看见深不见底的峡谷，吓得发呆。此时整个山谷只有小姑娘一人，随时都有人翻马落的危险，上又不能上，下又不能下，只得死死抱紧马脖颈听天由命。幸亏这是一匹老马，不急不躁，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老马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慢慢地蠕动着身体。不知过了多久，真是命不该绝，奇迹出现了，马自个儿拔出了掉下去的后腿，脱离险境。过完桥，陈才英跳下马，坐在路旁伤心地痛哭起来，直到后面的战友赶来才得以平静。后来提及此事，她常常对人讲，是这匹通人性的老马救了自己的小命，这匹老马是自己患难之交的战友，从此更加体贴照料这匹马了。
蓝衫团的演出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强烈的战斗性，广泛的群众性。每逢打了胜仗，进一城，占一镇，总要召开群众大会，演几台戏剧，热烈庆祝，这已成为惯例。部队在战争空隙休息和整顿时，除了洗衣服、打草鞋、擦拭武器、进行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以外，还以驻地为单位，举行晚会“演它几个剧”。这样，戏剧就成了红军政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戏剧也是红色苏区军民娱乐的主要方式。
1934年春，中央在瑞金的沙洲坝新建了一座能容2000人的大礼堂，并在这里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蓝衫团组织了七八次话剧、歌舞、采茶和杂技晚会，演出了《工农兵代表会歌》《台湾草裙舞》《黑人舞》等剧目以及插秧、播种、收割、打禾、送粮、追击、肉搏等各种各样表现生活题材的歌舞，演出了《沈阳号炮》《松鼠》《武装起来》《活菩萨》《非人生活》等话剧，还用赣南采荼戏曲调演唱了《送郎当红军》《欢送哥哥上前方》等小戏。每场演出演员极为严肃认真，舞台、布景、服装、道具、效果、灯光等，都较平常完备。蓝衫团的演出受到大会代表一致好评和中央首长的嘉勉，毛主席还亲自招待他们吃饭。
主力红军长征、蓝衫团解散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形势严峻，不仅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了马背上的政府，苏区的许多机构、团体也被精减或解散。同样，根据中央的决定，蓝衫团也不得不解散。解散时，李伯钊特地找到陈才英，希望带小姑娘一同转移北上。李伯钊真诚地对陈才英说：“你是好苗子，有悟性，又好学上进，在艺术道路上很有发展前途，希望与我们一起走，我们的党和红军队伍很需要像你这样的好姑娘！革命需要你，你随主力部队走也能得到更好的锻炼。”陈才英那时还是个小孩，听了李伯钊的话不知如何是好，自己也很想随主力一块走，无奈父亲陈玄春死活不让女儿随红军主力转移。原来，不久前，老先生得知自己唯一的爱子在反“围剿”中壮烈牺牲。忠孝两难全，陈才英只好惜别红军主力，惜别可敬可爱的领导、战友李伯钊大姐。
苏区沦陷后，整个瑞金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敌军占领瑞金后，还认为红军主力没有走，估计隐藏在茫茫的武夷山中。他们一面加紧构筑城防工事，几天时间就沿绵江河岸修筑了近10里的城墙，在主要交通口修筑碉堡，设置哨卡盘查过往行人，一面派重兵进入武夷山深处搜寻红军和地方游击队。他们到处张贴反共布告，勒令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在共产党的机关、工厂、学校、农会工作过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限期到乡、区、县登记“自首”，违抗者一律处死。为此，他们还成立“清乡”委员会、联保办事处、没收委员会、铲共义勇队、别动队、便衣队、挨户团。敌人对瑞金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他们公开叫嚣“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进行丧心病狂的反攻倒算。
陈才英从蓝衫团回来后，立即寻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上山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司令员胡荣佳对大伙儿说：“敌人封锁严密，山上游击队生活艰苦，粮食、物资紧缺，队伍大，目标大，难以隐蔽，我们的原则是党员、干部分散活动，相互联系。除苏区主要干部需要避开锋芒外，一般干部、革命群众，能回到家的尽量回家，只要与组织保持联系，同样可以干革命，为游击队服务，共同斗争。”这样，陈才英听从组织安排回到家里。
没过多久，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越来越严厉。苏区沦陷后，本村的地主高敬昌被反动派委任为安治乡联保办事处主任。为了邀功请赏，他心狠手辣地举报、捕捉失散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苏区干部。陈才英也以“参加过红军土匪”的罪名，被高敬昌告发，抓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在狱中，她和许多红军战士一样，经常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人格侮辱、身心摧残。监狱里关押的大多数是来不及转移的红军伤病员，也有从山上“清剿”下来的游击队战士。反动派为了尽快肃清“赤匪”，分化瓦解苏区共产党、红军游击队，一面使用毒辣手段酷刑拷问，一面又进行所谓的感化教育。一旦查清某某是红军领导、苏区干部即遭杀害，有的没弄清身份就遭杀害。反动派拷问陈才英：“你的领导是谁？有多少红军土匪隐匿下来？藏在哪里？同党是谁？窝藏了多少同伙？”不说或说不清楚，各种刑罚就来了，陈才英身上不知承受了多少刑罚。天天轮番拷问，日日受其折磨。许多战友被反动派折磨得死去活来。许多女战友不但要经受反动派拷问，还要遭受兵痞兽性般地侮辱，经常是受审后回到狱中，就和姐妹们抱头痛哭。在监狱关押了一段时间后，陈才英有个表兄时任国民党保长，在长辈们的央求下，通过他的特殊身份与反动政府周旋，才把她从监狱保释出来。
出狱后的陈才英并没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上街、赶集、进入公共场所，胸前必须佩戴黄徽章（布质、长方形、黄底蓝字，上面印刷“自新、自首证”几个方块字），以示自己是曾经参加过红军的“土匪”，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地主恶霸的监督，必须定期到乡、区政府汇报改造情况。同时，还不得随意与人交谈，即使想和人说说话，也得躲躲闪闪，不然殃及无辜。更让人难过的是，由于党组织遭到破坏，陈才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年，陈玄春为了报答表侄的救命之恩，强行将陈才英嫁入表兄家。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陈才英不得不顺从。没有爱情的生活是不可能幸福的，曾经性情活泼的小姑娘其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非常关心红军失散人员，年迈的红军女战士陈才英也享受到政府的关怀，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组织照顾，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采访结束时，老奶奶特意唱起了当年的红军歌曲：
《十送郎当兵》
一送郎去当兵，革命要认清，豪绅地主剥削我穷人。
二送郎去当兵，坚决打敌人，消灭反动个个有田分。
三送郎去当兵，切莫想家庭，分到田地政府雇人耕。
四送郎去当兵，纪律最严明，放哨出发亲郎要留心。
五送郎去当兵，红军敢文明，公买公卖大家来欢迎。
六送郎去当兵，阶级要认清，富农流氓都是不革命。
七送郎去当兵，冲锋向前进，帝国主义杀他不留情。
八送郎去当兵，努力去革命，为功为劳都是为穷人。
九送郎去当兵，苏联要认清，反动宣传亲郎莫去听。
十送郎去当兵，亲郎慢慢行，革命成功亲郎回家庭。○
题图 陈才英老人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