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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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于去年年底在广州召开。与会的120多名同志提供了70多篇论文,对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进行了研讨。与会代表认为,我国传统文学在渐进的发展历程中,融化在民族文化的意识和行为规范里,积淀成一种文化基因,成为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美上,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土壤中的“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制约着当代作家的审美意识,拆映在当代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上。尽管时代、阶级、地域和创作、欣赏的个体不同,会导致这种审美传统观念的不同表现,但言志载道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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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于去年年底在广州召开。与会的120多名同志提供了70多篇论文,对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进行了研讨。与会代表认为,我国传统文学在渐进的发展历程中,融化在民族文化的意识和行为规范里,积淀成一种文化基因,成为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美上,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土壤中的“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制约着当代作家的审美意识,拆映在当代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上。尽管时代、阶级、地域和创作、欣赏的个体不同,会导致这种审美传统观念的不同表现,但言志载道的审美模式或框架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民族每一成员的审美活动。这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必然。
其他文献
<正> 在长达两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上。屈宋并称于我国文坛,这原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近百年来,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高潮迭起,争论的范围甚至超越国界。相形之下,宋玉研究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真正可称为学术研究的论文数量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宋玉其人其作真伪问题上存在极大的分歧。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关宋玉一节的论述,说出了问题的症结,书中说:
<正> 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的考察与把握,是一次异常复杂的工作,其复杂的程度不仅来自于一个浩繁的文学话语系统,而且来自于新中国四十年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运作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几乎所有问题的症结都隐含在这一题材领域的文学话语与权威历史话语互为表里的关系中,这构成一种“泛本文”现象。维特根斯坦说:“为了明白审美表达,必须描述生活方式,”“我们用来作为审美判断的那些词语,在我们称之为一个时期的文化的东西中有一种复杂的,但当然也很确定的作用,为了描述它们,或
<正> 由南京师范大学、中华书局主办的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5月25日至29日在南京举行。八十余名海內外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的议题和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面回顾了十年来唐宋诗词发展的历程,交流了海内外唐宋诗词研究的经验和信息。十年来,唐诗、唐五代两宋词的研究更加丰实,作家、群体风格和流派研究,资料工作和文献整理的成绩斐然可观,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形成了繁荣多样的研究格局和良好的学术气氛;宋诗研究也在长期的冷落之后得到蓬勃展开,成为十年来我国古
<正> 当我翻完了1989年以来的《文学评论》后,一种欣喜的心情油然而生:作为全国性的文学研究刊物的《文学评论》,终于蹒跚地但又是坚定地走出“低谷”,迈开新步了。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文学评论的指导。在前些年的《文学评论》上,确实发表过诸如《历史不可回避》(1989.4)《爱国主义的文化特征》(1989.4)等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全面否定的文章,在读者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但近年来的《文学评论》在正本清源,在坚持马克思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目
<正> 意识形态的文艺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是多年来一直在争论,而且现在还在争论着的。刘再复把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都认为是所谓文艺的外部规律,宣称文艺批评应该回到审美自身,锋芒是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唯心主义的观点。那些所谓文学艺术超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所谓淡化政治,以及与此有关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僵化”、“过”时等等的喧嚷,往往都和是否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认识文艺的社会本质这个基本问题有直接联系。
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唐弢同志于1992年1月4日在京逝世,本刊特发此文以志纪念。——编者
<正> 闻一多先生将建安元年至天宝末期近五个半世纪称为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黄金时代”,①这基本上揭示了古代诗歌在中古时期由兴趋盛的过程特征。建安与盛唐无疑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极富有意义的时代,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中古时期诗美流程的起点与终点。考察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古代诗歌在这个时期的演变,大致可以公元七世纪前后即南北朝与隋代交替之际为标志而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诗人们主要着力于诗歌美感形式的
<正> 曾在以前的一二篇小文中都谈到,我最喜欢一个人在静寂的深夜中独自枉想。偶有风雨,惊天动地,这时的想象力也最丰富。即便是不写,坐着,也有非同寻常的感觉。明月之夜,风雨之夕,是枉想的最佳境界。这时刻会没有一切繁琐的骚扰,只有自己心灵的宁静,可以自由联想。林语堂先生说一个作家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最好的环境莫过于坐监狱了。想必他不是真想请作家都去受牢囚苦。马尔克斯也说过,他认为创作的最好环境是妓女院,夜晚歌语嘈杂,黎明一片寂静,他喜欢在此时此境中构思写作,说的无非都是一个极端宁静的佳境。
<正> 汪曾祺是一位浸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神的老作家,他的小说有一种特殊的清逸风怀和细腻的敏感。读他的作品,总感到有一股流曳飘忽的情调或韵味灌注其间;他笔端的人物就弥漫在由情思和意绪所运化的美的氛围气中。的确,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并不十分注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描画,也不十分留意情节的因果组合,而着力于氛围气的渲染和酿造。他的小说,往往只是几笔景物素描和人物行状,然而,这些素材断片却神奇般地将他独特的审美观照包括情思,睿智,感受,理趣都融合在由文字所散发的内在气势中。
<正> 拜读铁峰同志《也谈东北沦陷区文学思潮——与黄万华同志辩析》(载1991年5期《文学评论》,以下简称铁文),感到该文对拙作《“回归”:沦陷区文学思潮的矛盾运动》(以下简称《“回归”》)的“基本观点”的理解有违拙作原意,是用拙作中不同段落的句子“组成”的。拙作第一部份最后一个自然段和第四部份第二自然段已清楚地表明了我在“回归”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另外拙著《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①中有关段落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