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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去不同的高校作关于非洲文学讲座的时候，总会在提问环节被问到一个相同的问题：现在高校的文学系的学生连中国文学都没时间读了，干嘛要读非洲文学？而我们的回答也总是相同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有和大国相匹配的关于世界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文学的要读非洲文学、阿拉伯文学和拉美文学的原因，而搞历史和政治的也应该研究除了中国和西方之外的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很多人都意识到，中国目前无法在国际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囿于我们对世界了解甚少，我们还没有一套自己的关于世界知识的体系，而缺乏这么一套独立自主的知识，无论我们有多么强的经济实力，也不足以让我们成为被人敬重的一个有担当和有抱负的大国。
中国急需关于世界的知识，但这套知识并不是现成品，好像摆在那里，只要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就顺手可以拿回来。知识不是现实，现实也不是知识；相反，我们只有深刻地意识到，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知识生产出来的，我们才开始站到生产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知识的出发点上。
我们将要有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一定不是被现实给定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知识是那种将要转化为现实的一种规定性，一种建构性的力量。知识、权力和现实实在是一样东西的三个不同方面。当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不进入这种循环生长的系统中，实际的知识便是不存在的。
任何一个研究殖民主义史的人都会知道，西方那套庞大的帝国知识体系不是简单的反应论的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塑造殖民地的现实的源泉。当年，西方把宗教、语言、贸易规则和治理术带到了殖民地，改变了那里的人文和社会生态环境，脱殖之后，西方无法将这些带来的知识再带走，因为它们已由知识转化为非洲、拉美、阿拉伯和南亚国家的现实。关于现实的知识是我们急需掌握的，但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知道这部分现实是如何转化生成的，我们才真正拥有和这些国家人民一起改变西方遗留下的殖民后果的能力和视野。
去殖民化是非洲和许多其他前殖民地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因而中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不能是旧的殖民知识的延续，而必须是一种去殖民化的知识。当代非洲最知名的思想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于2016年年底对中国做了访问，同北京、杭州和上海三地的知识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在不同场合问了中国同行同一个问题：中国已经是这么强大的国家了，但她想给我们什么？想给世界带来什么新秩序呢？由于毫无准备，中国学者基本被问得哑口无言。汪晖则反问，作为非洲学者，你认为非洲需要中国带来什么新的秩序呢？马姆达尼回答：学者的天职与其是给出答案不如是提出问题，让实践来给出答案吧。是的，问题先于答案，在我们盲目无知地向非洲推销我们的发展模式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非洲真正的问题。马姆达尼本人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后殖民历史语境下世界所面临的某些主要问题。
西方对非洲方方面面都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马姆达尼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关心这么一个基本问题：非洲内部为什么有着这么多的分裂的倾向？谁造成了非洲人之间的仇恨和分裂？解决的途径是什么？所谓非洲的分裂可与西方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公民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一样，非洲的分裂不表现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亚文化团体与主流社会价值的冲突，也不完全表现为不同社会阶级在不同时期产生的或缓和或激烈的阶级对抗，更不能以文明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来简单概括。非洲的分裂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那就是它以种族冲突为表现形式，这种种族冲突几乎成为独立后非洲上演的长盛不衰的历史剧：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胡图人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发生在今日南苏丹的不同部落间的内战；津巴布韦穆加贝上台后将自己的政权和绍纳人绑在一起而对恩德贝勒人实行的压迫政策；肯尼亚肯雅塔执政时期对茅茅运动的主要力量基库尤人的打压；60年代末尼日利亚爆发豪萨人、伊博人和约鲁巴人之间的内战；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将公民分成白人、印度人、有色人和黑人而采取分别治理的种族隔离政策；今日非洲穆斯林极端势力对北非的干扰；南非历史由来已久的移民工和种族排外倾向以及今日白人和黑人无法调节的憎恨；等等，上述这些矛盾冲突往往不能在一个国家的法治层面得到控制和解决，而不幸终结于内战、屠杀和各种形式的仇恨，这些还不包括非洲社会巨大的官僚民主体制内部暗涌的种族矛盾，即部落或种族利益代表不均的不公正问题。由此可见，理解非洲内部根深蒂固分裂倾向不能依靠西方的公民社会的经验，也不能完全依靠中共的阶级矛盾的理论，更不能带有偏见地将之归于非洲人的天生好斗的本性，那么如何理解非洲的种族冲突呢？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几乎成为马姆达尼一生学术的全部内容，而他的意见在这个领域无疑最具有启发性。
他的回答很简单：造成今日非洲内部分裂的种族矛盾和部落仇杀乃是殖民者的发明，他在2012年出版的《界而治之》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这种矛盾是英、法、荷等帝國采取间接统治的后果，也就是说，今日之现实乃昔日西方知识和权力交互运作的结果，而处理非洲的问题，必须在现实和知识两个维度同时展开才可能切中要害，因为非洲，包括其他西方的殖民地，不仅仅是一块块透明的现实体，而更像是从西方知识背景下凸显出来的现实的浮雕。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面的化身决定我们必须采取马姆达尼的研究方法：用一种非常辩证的方式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找到它们背后依附的那种流动的历史的知识和权力的形式，这种方法是马姆达尼特有的方法，这使得他既对非洲问题有着深刻的把握力，同时也很容易将之转化为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在知识层面对西方的殖民危害做进一步批判。
为了叙述的方便，马姆达尼将殖民统治分成两种模式，一种为直接统治，一种为间接统治，这是一种常规的划分方法，它排除了对在西方殖民政府介入之前的贸易阶段的殖民模式的考虑。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政府管理行为自然是马姆达尼观察问题的主要切入点。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对间接统治提出了新的解释。对间接统治的一般理解是，这是一种由西方自由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倡导的仁慈统治，即给殖民地人民以一定的自治权力，让殖民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殖民者倾向在宗教和行政方面采取不介入的政策，这样，就会极大缓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非洲本土宗教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减轻殖民政府管理的成本，殖民政府可以采取小政府的方式，作为税收者，而日常行政则移交到西方扶持的土著政府手里。这样，西方就作为非洲文化的保护者而不是破坏者的形象出现。我们都知道，西方从直接的武力征服、宗教皈依、文化同化转向寻找代理人来治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这里面既有英法等国无力统治庞大帝国的原因，也有19世纪末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在西方代替启蒙主义和抽象的实用主义的原因，这种渐渐占据主导位置的个体宗教自由和财产权的观念促进了西方间接统治的政策的形成。可以说，西方间接统治主要设计师，英国的梅因爵士和荷兰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学者赫格隆都不是教条的进化论和启蒙理性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谱系里的思想家。尽管他们视西方文明高人一等，但已深知对其他落后的文明不能拔苗助长，毕其功于一役，要先施加保护以防止其灭绝，进而同化这些文明内的精英层来渐次达到使其文明化的目的。这种统治观念的转变基于如下的现实：帝国需要将殖民地的全部庞大的人口视为管理的对象，这些人口的主体是处于穷乡僻壤的农民，而之前帝国的策略是统治与西方贸易发生直接关系的地区和沿海港口，却忽略了对农民的治理问题。对于这些与现代文明深度隔绝的臣民，让他们自治无疑比让他们西化现实得多。至此，帝国统治者注意到将西方的价值观内化为殖民地本土文化的需要。 马姆达尼不同寻常之处是，他不从西方内部政治困境和思想史角度来理解间接统治，而是从其对殖民地社会造成的长远历史效验来解释其真实内涵，并由此给出他的定义：“间接统治的建筑师们具有宏伟的抱负：重新制造主体性，以便重新匹配其承担者。这已不再仅仅是分而治之，而是界而治之。”这里面的关键是“主体”一词，与直接统治生产帝国的臣民不同，间接统治生产殖民地的主体。我们今日遇见的非洲、拉美、阿拉伯世界和部分亚洲国家的主体，原来是经过这套程序生产出来的，他们貌似自由主体，实则是西方的赝品。他们关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对自我历史的理解，依然受着西方殖民知识的束缚。间接统治的本质是让被殖民的传统社会沿着两条线断裂开来，一条是种族线，一条是部落线，这些传统社会原本完整的自我镜像就像一块玻璃一样，在间接统治的高压下，沿着这两条裂痕断裂开，散成无数的碎片，这些碎片便是一个个标有种族和部落身份认同的主体，而整个间接统治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把每一块破碎的玻璃的棱角打磨圆润，使它不再尖锐而危险，但长此以往，这些分裂的主体已经无法复合成原来的完整而统一的图案了：非洲碎了，阿拉伯世界碎了，南亚碎了，主体却因此制造出来。
马姆达尼的著作一以贯之地揭示这些殖民地破碎主体生产的流程以及今日的遗害。他的工作的重心不是处理非洲在解殖后上升的阶级矛盾，而是由殖民间接统治遗留下来的人民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而且解决起来非常棘手，就是因为它是被殖民者不怀好意地制造出来。马姆达尼向人们解释道，西方的非洲问题专家和历史学家向来采取这么一个假设，即非洲传统社会是停滞不前的，从中找不到任何自我发展的内因，相反，非洲在历史上的每一点改进都是受外来文明的影响。正是从这个假设出发，殖民者将生活在非洲的居民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原住民，他们被认为是这块土地亘古以来的居住者，他们形成了固定不变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因此从一开始，土著人就没有历史；第二类是外来移民，他们包括亚洲人、有色人和阿拉伯人，在南非这种内殖民化的国家，则还包括白人。这些人带来了不同的文明，促进了非洲土著社会的进步。在移民创造非洲历史的叙述中，前于西方到来的是三次重大的移民：埃及的柏柏尔人进入西非，为豪萨人带来伊斯兰文明；中东阿拉伯人进入苏丹促使苏丹经历三次重大阿拉伯化阶段；北非图西人进入中非带来闪米特文明。在西方人看来，不管移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何已经融入了当地非洲社会，他们依然是外来户，需要用制度将他们区别开来。这种无视民族间已形成的历史融合，而从中挑拨、制造差异、强行拆分，便是西方殖民者在间接治理时所使用的民族和种族政策。
比如，20世纪20年代，比利时人制造了图西种族优越论，开始制定土地政策，剥夺占85%的图图人土地所有权和取缔酋长制，利用图西人来统治图图人，这种种族分裂的政策经过几十年的执行，深化两个族裔之间的矛盾，终于积重难返，于1994年爆发了图图人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再如，西方将苏丹的阿拉伯化解释为阿拉伯人入侵的结果，这是源于他们的历史逻辑，即视非洲的历史为不同种族和民族冲突的历史。而事实上，正如马姆达尼指出的，苏丹境内阿拉伯化最彻底的地区并不是遭受阿拉伯入侵的努比亚和贝贾，而是没有发生过入侵的丰吉苏丹国。而三次阿拉伯化都是苏丹帝国内部的需求，第一次是贵族转向伊斯兰信仰，第二次是商人阶层自称为阿拉伯后裔，第三次则是反抗西方殖民统治时期的泛阿拉伯运动和纳塞尔主义的一部分。今日苏丹的问题就是西方殖民者强行将阿拉伯化的土著人和未阿拉伯化的土著人分开，采取不同的土地和权利分配政策，逼迫南部阿拉伯人北迁，于是造成南苏丹国从北苏丹独立出来；再如，因为柏柏尔人带来了穆斯林文明，豪萨就被定义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它和约鲁巴和伊博一起变成尼日利亚三大族群。这种对本来混居的说着不同语言的人群以语言（豪萨、约鲁巴和伊博）来重新命名各自的族群，制定各自的身份和居住地，发展各自独立的土著政权，等于强行把尼日利亚人的团结打散，形成今日矛盾冲突的状况。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乌斯曼坚决认为，在尼日利亚南方和北方、穆斯里与基督徒、各种族裔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尼日利亚出现之前，并不存在像今天这样被叫作‘豪萨人’的族裔民族。相反，过去我们有的是卡纳瓦，卡诺的人；卡齐瓦纳，卡齐纳的人；扎格扎基，扎若的人；萨卡塔瓦，索克托的人；等等。实际上，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约鲁巴人。”
不管多少代人已经移居非洲了，移民就是移民，土著就是土著；管理移民用西方的民法，管理土著用传统的习俗法；移民处于文明阶梯的上端，土著则是下端；移民可以进入大都市的公民社会，土著人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反之，不同土著部落的土地也不能向移民开放，更不能向其他土著族裔开放，于是，被重新发明的族群就通过立法、行政和土地制度被牢牢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土地不允许买卖，投资不能引入，据说这是为了保护部落不流失祖先的土地；每个部落有自己的法律和酋长，外人不得进入高层政府管理体系，据说这样就可以保证部落实现真正的自治，其结果却是生活在相同土地上的外来移民的政治权力（参政）和经济权力（拥有土地）就被剥夺，民族彼此的流動和交往受到阻遏，部落日益封闭和排他；最后，所有的诉讼纠纷必须采取本部落的习俗法来解决。但非洲传统部落大多数不是权力集中制度，而是由长辈、荣誉头衔获得者、祭司、妇女权威等不同团体共同组成评审团。现在，权力被高度集中于受西方控制的酋长一人手中，习俗法规被书写成文，这种变化使得富有活力和变化的传统法律诉讼程序变得官僚化和机械化。总之，马姆达尼的研究旨在揭示，这种强行推动的部落和族裔身份认同及其相应制度对非洲的团结、发展和共同进步都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马姆达尼的著作无疑让我们从惯常的阶级分析视角之外去透视重重叠叠历史帷幕后面的非洲现实矛盾的原因，他的著作因此极有启发性。他启发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第一，如果没有社会达尔文的种族理论、没有以研究起源论为核心的人类学，就不会有间接统治赖以形成的知识条件。正是这些知识让殖民者在“本真”和“非本真”的概念框架里区分了原住民和移民，把一个非洲变成两个非洲，把非洲人共同的历史变成无数碎片化历史。因此，研究非洲必须同时处理现实和形成这些现实背后的知识，没有知识的革命和观念的革命，就不会有关于非洲的知识；第二，间接统治追求治理效率最大化，其设计类似边沁的圆形监狱，一个个部落就如一个个狱室，权力通过增加被管理者自我管理的能力而避免直接介入，以降低权力运行成本；马姆达尼同时证明，不同部落的身份认同是政府通过全国调查问卷这样的技术手段来强化实现的，因此，福柯微观政治分析模式同样适用于分析帝国在殖民地的治理术；第三，间接统治的实质是管理差异，这是现代政治的主要内涵。专制制度强调同化和臣服，现代民主制度则保护差异，因为差异是民主制的社会存在的前提，界而治之乃是民主之义。然而，间接统治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地方是，间接统治管辖的差异可能并不存在，这就要求通过一系列技术操作先创造出差异来管理，此即部落和种族条分缕析之由来；第四，不可避免的，知识生产差异，差异要求管理，于是一个庞大的现代官僚系统便在非洲扎根。荷兰帝国最杰出的法学家瓦伦霍文1907年到达印度尼西亚，毕生致力于编订亚达特法（adatrecht），即将印度尼西亚习俗法条文化。他在印尼群岛划分出九个不同的习俗法区域，他的划分出自语言、习俗和文化、使用方法四个考虑，同时还附加一个条件，每个区域习俗法最古怪的地方在其他区域则没有，这样，这位帝国学者就为印尼编撰出九个习俗法控制的原住民区域，完成了对印尼人民的分化瓦解，成功解决了持续近30年的亚齐反殖民战争（1873—1904）。可以想见的是，配合这套繁复的划分，多少相应的司法行政单位将被创造出来。间接治理是现代官僚体制逻辑运行的结果，至此，整个人类社会都处于分工不断细化、知识分门别类、评价体系枝蔓繁复，仲裁机制自行运转的高度理性化时代，这种分裂也是我们今天生产主体的条件。 也许我们应该指出，马姆达尼在书中谈到西方殖民地由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的转变，但事实上这种转变并非是整齐划一的，作用不同地区的结果迥异，就尼日利亚而言，英国在尼日利亚北方实行的间接统治获得了较大成功，在南方的推广则遭遇到严重的抵制和反抗。北方豪萨和博尔努相对完整的土著政权体系，政治文化的同化程度极高，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官僚统治架构，地区内由伊斯兰教所助推的民族主义也发展的较为成熟。英国殖民统治者利用了这套较为成熟的政治、经济治理体系，并充分地利用“豪萨”作为其推行文化霸权、实施殖民身份认同和社会阶层分化。而东部伊博族则不同，因为没有酋长制度，故而英国殖民者就不得不为伊博人创建一种“委任酋长”（warrantchief）体制，间接统治强化了约鲁巴国王的权力和地位，但使得受教育精英被边缘化。馬姆达尼《界而治之》在历史层面缺乏必要的分析精度。
另外，因书中涉及亚洲和非洲的多种语言、伊斯兰教和殖民主义史相关术语，《界而治之》的译文在翻译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如原住民权力机构（nativeauthority）应为土著当局，原住民行政（nativeadministration）应为土著政权，涉及豪萨文的翻译问题包括了马拉麦（mallamai）应为毛拉、卡齐纳萨亲（theSarkinKatsina）应为卡齐纳酋长、贾马运动（jama’a）应为大众运动，萨豪泰制度（sarautasystem）应为政权体系、卡纳瓦（Kanawa）应为卡诺人、扎若“哈比人”（habe）应为扎里亚原著民，文中提及的“扎扎噶瓦人”即为“扎里亚人”；涉及马来、印尼文的部分包括了虎克姆—亚达特法（hukom adat）应为习俗法（hukumadat）、马来语言（babasa）应为语言（bahasa）、orangMantra（哼唱之民）应为念咒之人、bhumiputera（土地之子）应为土著（bumiputera）；涉及苏丹的阿拉伯文表述翻译中，神民（fuqara）应为贫民、哈库拉（hakura）应为领地、属地、玛齐度（maqdum）应为官员或头目、泰腊卜苏丹（MuhammadTayrab）应为穆罕默德·泰拉卜。
尽管有这些瑕疵，《界而治之》依然不失为一部重要的非洲研究著作。对中国新兴起的非洲研究学来说，其意义与其说在具体结论上不如说在其表达的历史洞见上：在作者言简意赅、单刀直入的叙述中，许多历史的真相清晰起来，那么多从殖民时代残留的违章建筑（虚构的种族和部落矛盾）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能错把这些现实当作知识，我们真正需要的知识是像马姆达尼那样的知识，即去殖民化的知识，也即能转化为新的世界秩序的、马姆达尼询问他的中国同事并希望得到答案的知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殖民时期非洲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本土文学嬗变研究（1900—1960）”（16BWW08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急需关于世界的知识，但这套知识并不是现成品，好像摆在那里，只要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就顺手可以拿回来。知识不是现实，现实也不是知识；相反，我们只有深刻地意识到，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知识生产出来的，我们才开始站到生产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知识的出发点上。
我们将要有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一定不是被现实给定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知识是那种将要转化为现实的一种规定性，一种建构性的力量。知识、权力和现实实在是一样东西的三个不同方面。当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不进入这种循环生长的系统中，实际的知识便是不存在的。
任何一个研究殖民主义史的人都会知道，西方那套庞大的帝国知识体系不是简单的反应论的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塑造殖民地的现实的源泉。当年，西方把宗教、语言、贸易规则和治理术带到了殖民地，改变了那里的人文和社会生态环境，脱殖之后，西方无法将这些带来的知识再带走，因为它们已由知识转化为非洲、拉美、阿拉伯和南亚国家的现实。关于现实的知识是我们急需掌握的，但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知道这部分现实是如何转化生成的，我们才真正拥有和这些国家人民一起改变西方遗留下的殖民后果的能力和视野。
去殖民化是非洲和许多其他前殖民地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因而中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不能是旧的殖民知识的延续，而必须是一种去殖民化的知识。当代非洲最知名的思想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于2016年年底对中国做了访问，同北京、杭州和上海三地的知识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在不同场合问了中国同行同一个问题：中国已经是这么强大的国家了，但她想给我们什么？想给世界带来什么新秩序呢？由于毫无准备，中国学者基本被问得哑口无言。汪晖则反问，作为非洲学者，你认为非洲需要中国带来什么新的秩序呢？马姆达尼回答：学者的天职与其是给出答案不如是提出问题，让实践来给出答案吧。是的，问题先于答案，在我们盲目无知地向非洲推销我们的发展模式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非洲真正的问题。马姆达尼本人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后殖民历史语境下世界所面临的某些主要问题。
西方对非洲方方面面都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马姆达尼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关心这么一个基本问题：非洲内部为什么有着这么多的分裂的倾向？谁造成了非洲人之间的仇恨和分裂？解决的途径是什么？所谓非洲的分裂可与西方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公民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一样，非洲的分裂不表现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亚文化团体与主流社会价值的冲突，也不完全表现为不同社会阶级在不同时期产生的或缓和或激烈的阶级对抗，更不能以文明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来简单概括。非洲的分裂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那就是它以种族冲突为表现形式，这种种族冲突几乎成为独立后非洲上演的长盛不衰的历史剧：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胡图人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发生在今日南苏丹的不同部落间的内战；津巴布韦穆加贝上台后将自己的政权和绍纳人绑在一起而对恩德贝勒人实行的压迫政策；肯尼亚肯雅塔执政时期对茅茅运动的主要力量基库尤人的打压；60年代末尼日利亚爆发豪萨人、伊博人和约鲁巴人之间的内战；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将公民分成白人、印度人、有色人和黑人而采取分别治理的种族隔离政策；今日非洲穆斯林极端势力对北非的干扰；南非历史由来已久的移民工和种族排外倾向以及今日白人和黑人无法调节的憎恨；等等，上述这些矛盾冲突往往不能在一个国家的法治层面得到控制和解决，而不幸终结于内战、屠杀和各种形式的仇恨，这些还不包括非洲社会巨大的官僚民主体制内部暗涌的种族矛盾，即部落或种族利益代表不均的不公正问题。由此可见，理解非洲内部根深蒂固分裂倾向不能依靠西方的公民社会的经验，也不能完全依靠中共的阶级矛盾的理论，更不能带有偏见地将之归于非洲人的天生好斗的本性，那么如何理解非洲的种族冲突呢？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几乎成为马姆达尼一生学术的全部内容，而他的意见在这个领域无疑最具有启发性。
他的回答很简单：造成今日非洲内部分裂的种族矛盾和部落仇杀乃是殖民者的发明，他在2012年出版的《界而治之》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这种矛盾是英、法、荷等帝國采取间接统治的后果，也就是说，今日之现实乃昔日西方知识和权力交互运作的结果，而处理非洲的问题，必须在现实和知识两个维度同时展开才可能切中要害，因为非洲，包括其他西方的殖民地，不仅仅是一块块透明的现实体，而更像是从西方知识背景下凸显出来的现实的浮雕。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面的化身决定我们必须采取马姆达尼的研究方法：用一种非常辩证的方式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找到它们背后依附的那种流动的历史的知识和权力的形式，这种方法是马姆达尼特有的方法，这使得他既对非洲问题有着深刻的把握力，同时也很容易将之转化为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在知识层面对西方的殖民危害做进一步批判。
为了叙述的方便，马姆达尼将殖民统治分成两种模式，一种为直接统治，一种为间接统治，这是一种常规的划分方法，它排除了对在西方殖民政府介入之前的贸易阶段的殖民模式的考虑。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政府管理行为自然是马姆达尼观察问题的主要切入点。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对间接统治提出了新的解释。对间接统治的一般理解是，这是一种由西方自由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倡导的仁慈统治，即给殖民地人民以一定的自治权力，让殖民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殖民者倾向在宗教和行政方面采取不介入的政策，这样，就会极大缓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非洲本土宗教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减轻殖民政府管理的成本，殖民政府可以采取小政府的方式，作为税收者，而日常行政则移交到西方扶持的土著政府手里。这样，西方就作为非洲文化的保护者而不是破坏者的形象出现。我们都知道，西方从直接的武力征服、宗教皈依、文化同化转向寻找代理人来治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这里面既有英法等国无力统治庞大帝国的原因，也有19世纪末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在西方代替启蒙主义和抽象的实用主义的原因，这种渐渐占据主导位置的个体宗教自由和财产权的观念促进了西方间接统治的政策的形成。可以说，西方间接统治主要设计师，英国的梅因爵士和荷兰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学者赫格隆都不是教条的进化论和启蒙理性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谱系里的思想家。尽管他们视西方文明高人一等，但已深知对其他落后的文明不能拔苗助长，毕其功于一役，要先施加保护以防止其灭绝，进而同化这些文明内的精英层来渐次达到使其文明化的目的。这种统治观念的转变基于如下的现实：帝国需要将殖民地的全部庞大的人口视为管理的对象，这些人口的主体是处于穷乡僻壤的农民，而之前帝国的策略是统治与西方贸易发生直接关系的地区和沿海港口，却忽略了对农民的治理问题。对于这些与现代文明深度隔绝的臣民，让他们自治无疑比让他们西化现实得多。至此，帝国统治者注意到将西方的价值观内化为殖民地本土文化的需要。 马姆达尼不同寻常之处是，他不从西方内部政治困境和思想史角度来理解间接统治，而是从其对殖民地社会造成的长远历史效验来解释其真实内涵，并由此给出他的定义：“间接统治的建筑师们具有宏伟的抱负：重新制造主体性，以便重新匹配其承担者。这已不再仅仅是分而治之，而是界而治之。”这里面的关键是“主体”一词，与直接统治生产帝国的臣民不同，间接统治生产殖民地的主体。我们今日遇见的非洲、拉美、阿拉伯世界和部分亚洲国家的主体，原来是经过这套程序生产出来的，他们貌似自由主体，实则是西方的赝品。他们关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对自我历史的理解，依然受着西方殖民知识的束缚。间接统治的本质是让被殖民的传统社会沿着两条线断裂开来，一条是种族线，一条是部落线，这些传统社会原本完整的自我镜像就像一块玻璃一样，在间接统治的高压下，沿着这两条裂痕断裂开，散成无数的碎片，这些碎片便是一个个标有种族和部落身份认同的主体，而整个间接统治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把每一块破碎的玻璃的棱角打磨圆润，使它不再尖锐而危险，但长此以往，这些分裂的主体已经无法复合成原来的完整而统一的图案了：非洲碎了，阿拉伯世界碎了，南亚碎了，主体却因此制造出来。
马姆达尼的著作一以贯之地揭示这些殖民地破碎主体生产的流程以及今日的遗害。他的工作的重心不是处理非洲在解殖后上升的阶级矛盾，而是由殖民间接统治遗留下来的人民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而且解决起来非常棘手，就是因为它是被殖民者不怀好意地制造出来。马姆达尼向人们解释道，西方的非洲问题专家和历史学家向来采取这么一个假设，即非洲传统社会是停滞不前的，从中找不到任何自我发展的内因，相反，非洲在历史上的每一点改进都是受外来文明的影响。正是从这个假设出发，殖民者将生活在非洲的居民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原住民，他们被认为是这块土地亘古以来的居住者，他们形成了固定不变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因此从一开始，土著人就没有历史；第二类是外来移民，他们包括亚洲人、有色人和阿拉伯人，在南非这种内殖民化的国家，则还包括白人。这些人带来了不同的文明，促进了非洲土著社会的进步。在移民创造非洲历史的叙述中，前于西方到来的是三次重大的移民：埃及的柏柏尔人进入西非，为豪萨人带来伊斯兰文明；中东阿拉伯人进入苏丹促使苏丹经历三次重大阿拉伯化阶段；北非图西人进入中非带来闪米特文明。在西方人看来，不管移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何已经融入了当地非洲社会，他们依然是外来户，需要用制度将他们区别开来。这种无视民族间已形成的历史融合，而从中挑拨、制造差异、强行拆分，便是西方殖民者在间接治理时所使用的民族和种族政策。
比如，20世纪20年代，比利时人制造了图西种族优越论，开始制定土地政策，剥夺占85%的图图人土地所有权和取缔酋长制，利用图西人来统治图图人，这种种族分裂的政策经过几十年的执行，深化两个族裔之间的矛盾，终于积重难返，于1994年爆发了图图人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再如，西方将苏丹的阿拉伯化解释为阿拉伯人入侵的结果，这是源于他们的历史逻辑，即视非洲的历史为不同种族和民族冲突的历史。而事实上，正如马姆达尼指出的，苏丹境内阿拉伯化最彻底的地区并不是遭受阿拉伯入侵的努比亚和贝贾，而是没有发生过入侵的丰吉苏丹国。而三次阿拉伯化都是苏丹帝国内部的需求，第一次是贵族转向伊斯兰信仰，第二次是商人阶层自称为阿拉伯后裔，第三次则是反抗西方殖民统治时期的泛阿拉伯运动和纳塞尔主义的一部分。今日苏丹的问题就是西方殖民者强行将阿拉伯化的土著人和未阿拉伯化的土著人分开，采取不同的土地和权利分配政策，逼迫南部阿拉伯人北迁，于是造成南苏丹国从北苏丹独立出来；再如，因为柏柏尔人带来了穆斯林文明，豪萨就被定义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它和约鲁巴和伊博一起变成尼日利亚三大族群。这种对本来混居的说着不同语言的人群以语言（豪萨、约鲁巴和伊博）来重新命名各自的族群，制定各自的身份和居住地，发展各自独立的土著政权，等于强行把尼日利亚人的团结打散，形成今日矛盾冲突的状况。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乌斯曼坚决认为，在尼日利亚南方和北方、穆斯里与基督徒、各种族裔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尼日利亚出现之前，并不存在像今天这样被叫作‘豪萨人’的族裔民族。相反，过去我们有的是卡纳瓦，卡诺的人；卡齐瓦纳，卡齐纳的人；扎格扎基，扎若的人；萨卡塔瓦，索克托的人；等等。实际上，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约鲁巴人。”
不管多少代人已经移居非洲了，移民就是移民，土著就是土著；管理移民用西方的民法，管理土著用传统的习俗法；移民处于文明阶梯的上端，土著则是下端；移民可以进入大都市的公民社会，土著人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反之，不同土著部落的土地也不能向移民开放，更不能向其他土著族裔开放，于是，被重新发明的族群就通过立法、行政和土地制度被牢牢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土地不允许买卖，投资不能引入，据说这是为了保护部落不流失祖先的土地；每个部落有自己的法律和酋长，外人不得进入高层政府管理体系，据说这样就可以保证部落实现真正的自治，其结果却是生活在相同土地上的外来移民的政治权力（参政）和经济权力（拥有土地）就被剥夺，民族彼此的流動和交往受到阻遏，部落日益封闭和排他；最后，所有的诉讼纠纷必须采取本部落的习俗法来解决。但非洲传统部落大多数不是权力集中制度，而是由长辈、荣誉头衔获得者、祭司、妇女权威等不同团体共同组成评审团。现在，权力被高度集中于受西方控制的酋长一人手中，习俗法规被书写成文，这种变化使得富有活力和变化的传统法律诉讼程序变得官僚化和机械化。总之，马姆达尼的研究旨在揭示，这种强行推动的部落和族裔身份认同及其相应制度对非洲的团结、发展和共同进步都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马姆达尼的著作无疑让我们从惯常的阶级分析视角之外去透视重重叠叠历史帷幕后面的非洲现实矛盾的原因，他的著作因此极有启发性。他启发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第一，如果没有社会达尔文的种族理论、没有以研究起源论为核心的人类学，就不会有间接统治赖以形成的知识条件。正是这些知识让殖民者在“本真”和“非本真”的概念框架里区分了原住民和移民，把一个非洲变成两个非洲，把非洲人共同的历史变成无数碎片化历史。因此，研究非洲必须同时处理现实和形成这些现实背后的知识，没有知识的革命和观念的革命，就不会有关于非洲的知识；第二，间接统治追求治理效率最大化，其设计类似边沁的圆形监狱，一个个部落就如一个个狱室，权力通过增加被管理者自我管理的能力而避免直接介入，以降低权力运行成本；马姆达尼同时证明，不同部落的身份认同是政府通过全国调查问卷这样的技术手段来强化实现的，因此，福柯微观政治分析模式同样适用于分析帝国在殖民地的治理术；第三，间接统治的实质是管理差异，这是现代政治的主要内涵。专制制度强调同化和臣服，现代民主制度则保护差异，因为差异是民主制的社会存在的前提，界而治之乃是民主之义。然而，间接统治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地方是，间接统治管辖的差异可能并不存在，这就要求通过一系列技术操作先创造出差异来管理，此即部落和种族条分缕析之由来；第四，不可避免的，知识生产差异，差异要求管理，于是一个庞大的现代官僚系统便在非洲扎根。荷兰帝国最杰出的法学家瓦伦霍文1907年到达印度尼西亚，毕生致力于编订亚达特法（adatrecht），即将印度尼西亚习俗法条文化。他在印尼群岛划分出九个不同的习俗法区域，他的划分出自语言、习俗和文化、使用方法四个考虑，同时还附加一个条件，每个区域习俗法最古怪的地方在其他区域则没有，这样，这位帝国学者就为印尼编撰出九个习俗法控制的原住民区域，完成了对印尼人民的分化瓦解，成功解决了持续近30年的亚齐反殖民战争（1873—1904）。可以想见的是，配合这套繁复的划分，多少相应的司法行政单位将被创造出来。间接治理是现代官僚体制逻辑运行的结果，至此，整个人类社会都处于分工不断细化、知识分门别类、评价体系枝蔓繁复，仲裁机制自行运转的高度理性化时代，这种分裂也是我们今天生产主体的条件。 也许我们应该指出，马姆达尼在书中谈到西方殖民地由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的转变，但事实上这种转变并非是整齐划一的，作用不同地区的结果迥异，就尼日利亚而言，英国在尼日利亚北方实行的间接统治获得了较大成功，在南方的推广则遭遇到严重的抵制和反抗。北方豪萨和博尔努相对完整的土著政权体系，政治文化的同化程度极高，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官僚统治架构，地区内由伊斯兰教所助推的民族主义也发展的较为成熟。英国殖民统治者利用了这套较为成熟的政治、经济治理体系，并充分地利用“豪萨”作为其推行文化霸权、实施殖民身份认同和社会阶层分化。而东部伊博族则不同，因为没有酋长制度，故而英国殖民者就不得不为伊博人创建一种“委任酋长”（warrantchief）体制，间接统治强化了约鲁巴国王的权力和地位，但使得受教育精英被边缘化。馬姆达尼《界而治之》在历史层面缺乏必要的分析精度。
另外，因书中涉及亚洲和非洲的多种语言、伊斯兰教和殖民主义史相关术语，《界而治之》的译文在翻译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如原住民权力机构（nativeauthority）应为土著当局，原住民行政（nativeadministration）应为土著政权，涉及豪萨文的翻译问题包括了马拉麦（mallamai）应为毛拉、卡齐纳萨亲（theSarkinKatsina）应为卡齐纳酋长、贾马运动（jama’a）应为大众运动，萨豪泰制度（sarautasystem）应为政权体系、卡纳瓦（Kanawa）应为卡诺人、扎若“哈比人”（habe）应为扎里亚原著民，文中提及的“扎扎噶瓦人”即为“扎里亚人”；涉及马来、印尼文的部分包括了虎克姆—亚达特法（hukom adat）应为习俗法（hukumadat）、马来语言（babasa）应为语言（bahasa）、orangMantra（哼唱之民）应为念咒之人、bhumiputera（土地之子）应为土著（bumiputera）；涉及苏丹的阿拉伯文表述翻译中，神民（fuqara）应为贫民、哈库拉（hakura）应为领地、属地、玛齐度（maqdum）应为官员或头目、泰腊卜苏丹（MuhammadTayrab）应为穆罕默德·泰拉卜。
尽管有这些瑕疵，《界而治之》依然不失为一部重要的非洲研究著作。对中国新兴起的非洲研究学来说，其意义与其说在具体结论上不如说在其表达的历史洞见上：在作者言简意赅、单刀直入的叙述中，许多历史的真相清晰起来，那么多从殖民时代残留的违章建筑（虚构的种族和部落矛盾）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能错把这些现实当作知识，我们真正需要的知识是像马姆达尼那样的知识，即去殖民化的知识，也即能转化为新的世界秩序的、马姆达尼询问他的中国同事并希望得到答案的知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殖民时期非洲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本土文学嬗变研究（1900—1960）”（16BWW08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