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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20天后，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让步、妥协，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
给清政府打击、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这一天之内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德，成立山西军政府;二是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统领蓝天尉等人发动“滦州兵谏”，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
然而，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就很难停下来，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严复认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二）
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对大清王朝生死存亡来说，究竟是一个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颁布效果才会大不一样，很难精确“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错失，或者说浪费了一些历史的节点。不必从鸦片战争细往后数，仅盘点一下这四道上谕的内容，就知其最近浪费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时清廷许诺“速行宪政”“速定宪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从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结果必然是立宪派的激进化、革命化。
对是否组织内阁、开国会，清政府内一直有不同意见。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两位亲弟弟，他们掌握海陆军大权，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对开明，支持立宪。但权倾一时，掌控军机处大权的亲庆王奕劻却表反对。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反对立宪。
1910年秋，张人骏得知李经羲、锡良等人商议奏请设立内阁与开国会时，立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对张人骏等人的主张和观点，锡良等一大批官员起来反驳。但几天后，锡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决定三年后再开国会的消息，焦急万分，于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强调速开国会、建立内阁的紧迫性。
这次电奏，比上次少了张鸣岐、宝棻、广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闽浙总督松寿和四川总督赵尔巽。此奏不长，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透彻，尤其提出朝廷应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气”，一针见血。载洵、载涛二位皇叔的意见，锡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折，全都未发生作用，最终获选的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这种相当保守的主张，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发谕公布。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由于清廷严禁，梁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
清廷此举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愚蠢之极，一些高官也大为担忧、不满。无论是资政院议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两位“皇叔”，他们的有关建议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个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取消皇族内阁，承认其“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内阁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责，使真正决定王朝存亡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其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而且，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如果三个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协，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激烈抨击、反对，尤其是立宪派、绅商的激烈抨击、反对，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此举必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民“如再不服约束，格杀勿论”。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顺应民情，不仅代川民上奏，并且自上密折请朝廷改变决定，将始作俑者、邮传大臣盛宣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同时请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然而，清廷大怒，将尽职尽忠的王人文调离，并令其进京候讯，准备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府顺舆情，也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同时，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在这种情势下，赵尔丰转而血腥镇压保路民众，最终直接引发武昌起义。
结果，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哪怕一个多月前，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结果或许不一样。
（三）
正如严复所说，“所有这些都太遲了”。此四道谕旨颁下后，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当天，革命党和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11月3日，贵州、浙江、上海的革命党和立宪派发动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公布《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折》，即所谓“十九信条”，完全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条件，体现了英国式“虚君共和”内阁制。
但这种局面下，“十九信条”没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继续。11月7日，广西、安徽宣布独立。8日，福州革命党与新军起义。9日，广州宣布独立;同一天，清廷万般无奈答应袁世凯提出的种种条件，颁布《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谕》，授命袁世凯组阁。此时，清王朝只能任人摆布，由袁世凯与革命者来决定其命运了。
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打断了晚清的“立宪”。其实，是清廷自己断送了“立宪”，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望，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连载洵、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摘自搜狐网历史）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20天后，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让步、妥协，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
给清政府打击、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这一天之内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德，成立山西军政府;二是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统领蓝天尉等人发动“滦州兵谏”，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
然而，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就很难停下来，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严复认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二）
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对大清王朝生死存亡来说，究竟是一个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颁布效果才会大不一样，很难精确“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错失，或者说浪费了一些历史的节点。不必从鸦片战争细往后数，仅盘点一下这四道上谕的内容，就知其最近浪费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时清廷许诺“速行宪政”“速定宪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从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结果必然是立宪派的激进化、革命化。
对是否组织内阁、开国会，清政府内一直有不同意见。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两位亲弟弟，他们掌握海陆军大权，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对开明，支持立宪。但权倾一时，掌控军机处大权的亲庆王奕劻却表反对。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反对立宪。
1910年秋，张人骏得知李经羲、锡良等人商议奏请设立内阁与开国会时，立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对张人骏等人的主张和观点，锡良等一大批官员起来反驳。但几天后，锡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决定三年后再开国会的消息，焦急万分，于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强调速开国会、建立内阁的紧迫性。
这次电奏，比上次少了张鸣岐、宝棻、广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闽浙总督松寿和四川总督赵尔巽。此奏不长，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透彻，尤其提出朝廷应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气”，一针见血。载洵、载涛二位皇叔的意见，锡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折，全都未发生作用，最终获选的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这种相当保守的主张，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发谕公布。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由于清廷严禁，梁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
清廷此举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愚蠢之极，一些高官也大为担忧、不满。无论是资政院议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两位“皇叔”，他们的有关建议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个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取消皇族内阁，承认其“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内阁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责，使真正决定王朝存亡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其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而且，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如果三个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协，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激烈抨击、反对，尤其是立宪派、绅商的激烈抨击、反对，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此举必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民“如再不服约束，格杀勿论”。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顺应民情，不仅代川民上奏，并且自上密折请朝廷改变决定，将始作俑者、邮传大臣盛宣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同时请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然而，清廷大怒，将尽职尽忠的王人文调离，并令其进京候讯，准备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府顺舆情，也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同时，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在这种情势下，赵尔丰转而血腥镇压保路民众，最终直接引发武昌起义。
结果，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哪怕一个多月前，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结果或许不一样。
（三）
正如严复所说，“所有这些都太遲了”。此四道谕旨颁下后，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当天，革命党和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11月3日，贵州、浙江、上海的革命党和立宪派发动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公布《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折》，即所谓“十九信条”，完全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条件，体现了英国式“虚君共和”内阁制。
但这种局面下，“十九信条”没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继续。11月7日，广西、安徽宣布独立。8日，福州革命党与新军起义。9日，广州宣布独立;同一天，清廷万般无奈答应袁世凯提出的种种条件，颁布《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谕》，授命袁世凯组阁。此时，清王朝只能任人摆布，由袁世凯与革命者来决定其命运了。
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打断了晚清的“立宪”。其实，是清廷自己断送了“立宪”，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望，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连载洵、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摘自搜狐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