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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断章取义，教师素质，阅读，提高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3-0028-04
日前，我市进行了历史学科教学能手的课堂比赛，渗透了课改理念，彰显了教师技能，笔者听后受益匪浅。然而仔细推敲某些教学片断，先进理念和新颖方法的背后，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现象不时浮现，笔者不揣浅陋，将其概括为对历史的“曲解”，试分析如下。
例一：在比赛中一位教师的题目是“鸦片战争”(人教必修①第10课)，这是一节容易出彩的课，也很容易激发学生的民族感情。这位老师设计了如下导语：“英国是欧洲的一个岛国，鸦片战争爆发时，中英两国的国土面积之比大概是36：1，人口是16：1，总兵力比是4：1，英国实际到中国的士兵大约为2万人，而中国的士兵大约是80万人，且中国是本土作战，补给迅速，有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有利因素。同学们猜一猜战争的胜利者应该是?(学生回答是中国，教师纠正是英国)真相却恰恰相反，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中国最终丢城失地、丧权辱国。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寻历史的奥秘吧。”
课下很多老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导课设计，以悬念入题，促凝神起兴之效。实际课堂效果也不错。但是仔细推敲，这样的对比，以数据来看有理有据，实则缪之千里，并不符合当时的史实，换言之，这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研究一下当时清朝的军事体制，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借用茅海建先生的研究，我们做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从编制来看，清军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八旗驻扎在京畿要地，绿营部署于各行省。但我们不能用今日军队之整师、整团、整营的集中驻扎来理解当时的清军。因为清朝没有警察，军队更多担负的是维持治安的日常职能，因此驻扎极为分散，像守卫吴淞口的吴淞营共1100名士兵，200名驻扎在吴淞西炮台，其余分兵驻扎于36处，每处几人、数十人、数百人不等，因此机动兵力很少。战争发生后，各地守军的任务并不能取消，只能抽调，少则几人，多则几百人。这是鸦片战争时期，作战士兵的主要来源。鸦片战争中，广东的外援部队大约为1.7万人，来自7个省份，浙江的外援部队2万人来自12个省份，这些临时抽调的部队，兵与兵不熟，将与将不习，语言沟通困难，战斗力可想而知!在这种体制下，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实际动员的部队共约10万人，并不是80万全部上了战场。
其次，中国军队是不是“补给迅速”呢?清军固然是本土作战，可是从学者们的研究来看，中国的士兵并未做到神速机动，反而是处处被动。先看英国先进的舰船，它不仅是作战武器，还是一种快速的运输手段。当时英国的海军舰船从南非的开普敦驶抵香港大约需要60多天，从印度来大约30～40天，即使是从英国来也不过4个月，1841年英国全权代表从孟买到澳门只用了25天的时间。反观中国，依靠的依然是舟、车、马等工具，步行也不在少数。1841年10月26日，政府从四川建昌、松潘调兵前往浙江，这些士兵于次年3月10日才赶到宁波，而此时距英军攻占宁波、进行修整已经半年了。劳逸对比，不言自明!另外，1841年4月16日，政府从广西调兵支援浙江，6月29日该部先头部队到达浙江，而此时英军早已撤出，部队奉命又马上赶往江苏战场，直到战争结束，该部一直奔波于路上，未参加任何战斗。茅海建先生研究了19次的调兵记录，估算清兵行军大概速度为，邻省大约30～40天，隔两省约50天，三省约70天，四省约90天。这样的速度，和英军远不能比。快速的舰船缩短了英军的补给线，落后的交通条件则延长了清军的路程。
其三，双方武器的差异，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内容。清军是冷热兵器并用，而英军则依靠先进的火器。仅就枪支而言，清军的鸟枪射程约100米，射速每分钟1～2发，而英军布伦威克式前装滑膛激发枪(bmnswich)射程约为300米，射速每分钟3—4发。大刀长矛在战争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枪支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未更换者，因此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后，清军未能击沉英军的一艘轮船、军舰，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用两国的总兵力等因素进行数量的简单相比，有失实之处，其结论难以成立。中国的战败有着具体而复杂的因素，看似总数量的强大，说明不了问题。
例二：另外一位教师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教必修②第12课)作了如下总结：“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近5万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三位；出口总额已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2.4万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一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9万元，实际增长9.8％，农村人均纯收入5200元，实际增长8.5％；2009年12月8甘法新社评论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已经让中国居于世界强国的前列，历代先贤志士所追求的大同小康社会已经实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这个结尾，既有真实的数据，还有外电的评论，史论结合，看似完整。但“大同”“小康”古今是否同义?儒学典籍把夏朝建立之前称为“大同之世”，夏朝建立之后称为“小康之世”。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的社会。孔子认为：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篇》) 至于“小康”，孔子描述为：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礼记·礼运篇》)
由于阶级立场和个人际遇不同，诸子百家对“大同”“小康”的理解也不同，而今天所流传较广的大同小康学说中天下为公的境界，是春秋晚期儒家门人总结当时社会理想而设想的一种农业乌托邦。
但是今之“大同”“小康”非彼之意。关于“小康”，按照十七大报告，就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当然我们知道“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毕生的理想。2010年两会上，温总理也承诺：“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 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可知，古代的“大同”“小康”和今天的含义既有区别，亦存联系，教师切不可信马由缰。
上文列举的“曲解”现象，在教学中时有出现，究其根源，还是个别教师的史学功底不足，缺乏良好的阅读思考习惯，以己之昏昏，何以使人之昭昭?我认为解决对策有三：
首先，教师要做好知识的储备和更新。就知识的储备而言，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涉猎教育理论、通读史学名著、精读教研文章。我认为中学教师对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没必要做深入研究，那是专家、学者厘清的范围，但应该做基本了解，因为那是我们教学的指针，前行的方向。对一些史学经典，如《国史大纲》《走近甲午》《全球通史》都应经常通读，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以备不时之需。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对“鸦片战争”的论述中，认为中国处于“绝望的军事劣势”，“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悬殊得多”，关于战争的叙述，不是对中英双方面积、人口、兵力的泛泛对比，也没有讨论双方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是从全球发展态势进行思考，这种描述能使人深思，给我的感觉也不是简单的心痛和震惊，掩卷之余，“为什么”在脑海中迟迟不能抹去。再如杰克逊·斯皮尔福格尔的《世界历史(学生版)》中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更是言简意赅：“英国军队几乎没有遇到真正有威胁的抵抗。他们的舰队摧毁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要塞。当英国舰队沿长江开到南京时，清政府被迫求和。”中国有那么多的军队，世界第一的人口，巨大的国土面积，可是为什么“几乎没有遇到真正有威胁的抵抗”?我相信，教师在上课之前，如果对这些材料有过接触的话，课堂的深度和维度一定会不同。就不会再用几个数字作简单的对比了，因为那说明不了全部问题。反观我们几个版本的高中教材，主要侧重于宏观背景、爱国英雄、《南京条约》这几个环节，也许是有着民族感情的羁绊，但我认为西方学者这种治史之道更值得借鉴，有利于我们追寻历史的真相。“胸藏万汇凭吞吐，腹有诗书气自华”，长期坚持，必有所获。对教研类文章应该精读，这些文章在《历史教学》等三大中学历史期刊上不胜枚举，如金雁老师的长篇文章“历史教学中的十月革命问题”、计翔翔、周百呜老师的“地理大发现探幽”等，读后令人受益良多。再如我借鉴“《商鞅变法》的教学设计”思路，又添加了我对“商鞅之死”写的一篇考证文章——“‘商鞅之死’的教学反思”，一并在课堂上作为学材使用，结果课堂气氛很好，在山东省2010年夏季高中教师培训中，这个教学设计也得到诸多课程专家的关注和赞许。这些都是知识更新的有效途径。
其次，我认为教师还应该适当的做点研究。教师的阵地是课堂，然而做点研究绝不会影响我们的课堂教学，只能助力于我们教学水平的提高。如本地的乡土历史研究，我对此颇有点心得。我们县是武训故里、义和团发源地、革命老区，抗战时期曾留下刘伯承、邓小平、陈赓、宋任穷、杨得志、杨勇、杨易辰、赵建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影和足迹，当时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和分区部队长时间驻扎在这里，被誉为“鲁西北平原上的小延安”。总共17万人口的小县，就有1.5万人参军，1908名英雄儿女血染疆场。1939年11月15日和12月5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分别在漳卫河畔的秤钩湾村和营镇村召开了重要会议，为鲁西北广大军民坚持抗战指明了方向。解放战争时期，全县人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战略后盾”的历史重任，成为前线兵员和物资供给的保障，并全力支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自参加工作伊始，我便注意这方面材料的搜集、整理，将这些内容渗入课堂，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说实话，当前中学教师中会教书的不少，能真正做点研究的不是很多，能静下心来做点研究的更少，因此我想提议，教师要有自己的思想，一定要抛弃浮躁的风气、功利的观念，完整的占有材料，踏踏实实地做点学问，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史由证来，切勿断章取义。 第三，充分利用学生资源。历史课程标准提出：“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素都是课程资源，历史课程资源既包括教材、教学设备、图书馆、互联网以及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物质资源，也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等人力资源。”因此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除各种常见教学资源外，我们更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作用，这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最宝贵和最值得珍惜的资源。教师不能仅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言，还要让学生参与到备课、上课甚至于讲课、命题、阅卷等诸多环节，还学生之探索的身份，以他们的眼光看历史，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精彩。我曾经让学生试讲过“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人教版《历史》必修②第11课)一课，学生的一些思路、问题值得参考：
1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大幅度推广机械化，节省人力资源，可是为什么没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呢?
2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人们吃不饱饭，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什么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3 1956年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为什么没有实行呢?天灾还是人祸? 4 谁应该为“大跃进”和“文革”买单呢?是毛主席还是……
人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处处留心皆学问，教师与学生都可以在双方知识体系的冲突中完成升华和提高。可以想象，当坦然面对学生一次次的质疑、发问时，就是我们最为欣喜的时刻，也是我们的史学功底日渐丰厚的时刻，更是我们以后不再尴尬的时刻。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许只有这样，我们上课时才会更多地看到学生会心的微笑，感知他们的思考，坦然面对他们那清澈求知的眼神。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世纪金榜马冬老师的悉心指导，特致谢意。)
【作者简介】田占军，男，1973年生，山东冠县人。中学一级教师，山东冠县武训高中教师，主要从事高中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3-0028-04
日前，我市进行了历史学科教学能手的课堂比赛，渗透了课改理念，彰显了教师技能，笔者听后受益匪浅。然而仔细推敲某些教学片断，先进理念和新颖方法的背后，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现象不时浮现，笔者不揣浅陋，将其概括为对历史的“曲解”，试分析如下。
例一：在比赛中一位教师的题目是“鸦片战争”(人教必修①第10课)，这是一节容易出彩的课，也很容易激发学生的民族感情。这位老师设计了如下导语：“英国是欧洲的一个岛国，鸦片战争爆发时，中英两国的国土面积之比大概是36：1，人口是16：1，总兵力比是4：1，英国实际到中国的士兵大约为2万人，而中国的士兵大约是80万人，且中国是本土作战，补给迅速，有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有利因素。同学们猜一猜战争的胜利者应该是?(学生回答是中国，教师纠正是英国)真相却恰恰相反，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中国最终丢城失地、丧权辱国。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寻历史的奥秘吧。”
课下很多老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导课设计，以悬念入题，促凝神起兴之效。实际课堂效果也不错。但是仔细推敲，这样的对比，以数据来看有理有据，实则缪之千里，并不符合当时的史实，换言之，这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研究一下当时清朝的军事体制，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借用茅海建先生的研究，我们做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从编制来看，清军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八旗驻扎在京畿要地，绿营部署于各行省。但我们不能用今日军队之整师、整团、整营的集中驻扎来理解当时的清军。因为清朝没有警察，军队更多担负的是维持治安的日常职能，因此驻扎极为分散，像守卫吴淞口的吴淞营共1100名士兵，200名驻扎在吴淞西炮台，其余分兵驻扎于36处，每处几人、数十人、数百人不等，因此机动兵力很少。战争发生后，各地守军的任务并不能取消，只能抽调，少则几人，多则几百人。这是鸦片战争时期，作战士兵的主要来源。鸦片战争中，广东的外援部队大约为1.7万人，来自7个省份，浙江的外援部队2万人来自12个省份，这些临时抽调的部队，兵与兵不熟，将与将不习，语言沟通困难，战斗力可想而知!在这种体制下，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实际动员的部队共约10万人，并不是80万全部上了战场。
其次，中国军队是不是“补给迅速”呢?清军固然是本土作战，可是从学者们的研究来看，中国的士兵并未做到神速机动，反而是处处被动。先看英国先进的舰船，它不仅是作战武器，还是一种快速的运输手段。当时英国的海军舰船从南非的开普敦驶抵香港大约需要60多天，从印度来大约30～40天，即使是从英国来也不过4个月，1841年英国全权代表从孟买到澳门只用了25天的时间。反观中国，依靠的依然是舟、车、马等工具，步行也不在少数。1841年10月26日，政府从四川建昌、松潘调兵前往浙江，这些士兵于次年3月10日才赶到宁波，而此时距英军攻占宁波、进行修整已经半年了。劳逸对比，不言自明!另外，1841年4月16日，政府从广西调兵支援浙江，6月29日该部先头部队到达浙江，而此时英军早已撤出，部队奉命又马上赶往江苏战场，直到战争结束，该部一直奔波于路上，未参加任何战斗。茅海建先生研究了19次的调兵记录，估算清兵行军大概速度为，邻省大约30～40天，隔两省约50天，三省约70天，四省约90天。这样的速度，和英军远不能比。快速的舰船缩短了英军的补给线，落后的交通条件则延长了清军的路程。
其三，双方武器的差异，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内容。清军是冷热兵器并用，而英军则依靠先进的火器。仅就枪支而言，清军的鸟枪射程约100米，射速每分钟1～2发，而英军布伦威克式前装滑膛激发枪(bmnswich)射程约为300米，射速每分钟3—4发。大刀长矛在战争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枪支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未更换者，因此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后，清军未能击沉英军的一艘轮船、军舰，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用两国的总兵力等因素进行数量的简单相比，有失实之处，其结论难以成立。中国的战败有着具体而复杂的因素，看似总数量的强大，说明不了问题。
例二：另外一位教师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教必修②第12课)作了如下总结：“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近5万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三位；出口总额已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2.4万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一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9万元，实际增长9.8％，农村人均纯收入5200元，实际增长8.5％；2009年12月8甘法新社评论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已经让中国居于世界强国的前列，历代先贤志士所追求的大同小康社会已经实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这个结尾，既有真实的数据，还有外电的评论，史论结合，看似完整。但“大同”“小康”古今是否同义?儒学典籍把夏朝建立之前称为“大同之世”，夏朝建立之后称为“小康之世”。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的社会。孔子认为：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篇》) 至于“小康”，孔子描述为：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礼记·礼运篇》)
由于阶级立场和个人际遇不同，诸子百家对“大同”“小康”的理解也不同，而今天所流传较广的大同小康学说中天下为公的境界，是春秋晚期儒家门人总结当时社会理想而设想的一种农业乌托邦。
但是今之“大同”“小康”非彼之意。关于“小康”，按照十七大报告，就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当然我们知道“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毕生的理想。2010年两会上，温总理也承诺：“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 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可知，古代的“大同”“小康”和今天的含义既有区别，亦存联系，教师切不可信马由缰。
上文列举的“曲解”现象，在教学中时有出现，究其根源，还是个别教师的史学功底不足，缺乏良好的阅读思考习惯，以己之昏昏，何以使人之昭昭?我认为解决对策有三：
首先，教师要做好知识的储备和更新。就知识的储备而言，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涉猎教育理论、通读史学名著、精读教研文章。我认为中学教师对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没必要做深入研究，那是专家、学者厘清的范围，但应该做基本了解，因为那是我们教学的指针，前行的方向。对一些史学经典，如《国史大纲》《走近甲午》《全球通史》都应经常通读，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以备不时之需。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对“鸦片战争”的论述中，认为中国处于“绝望的军事劣势”，“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悬殊得多”，关于战争的叙述，不是对中英双方面积、人口、兵力的泛泛对比，也没有讨论双方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是从全球发展态势进行思考，这种描述能使人深思，给我的感觉也不是简单的心痛和震惊，掩卷之余，“为什么”在脑海中迟迟不能抹去。再如杰克逊·斯皮尔福格尔的《世界历史(学生版)》中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更是言简意赅：“英国军队几乎没有遇到真正有威胁的抵抗。他们的舰队摧毁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要塞。当英国舰队沿长江开到南京时，清政府被迫求和。”中国有那么多的军队，世界第一的人口，巨大的国土面积，可是为什么“几乎没有遇到真正有威胁的抵抗”?我相信，教师在上课之前，如果对这些材料有过接触的话，课堂的深度和维度一定会不同。就不会再用几个数字作简单的对比了，因为那说明不了全部问题。反观我们几个版本的高中教材，主要侧重于宏观背景、爱国英雄、《南京条约》这几个环节，也许是有着民族感情的羁绊，但我认为西方学者这种治史之道更值得借鉴，有利于我们追寻历史的真相。“胸藏万汇凭吞吐，腹有诗书气自华”，长期坚持，必有所获。对教研类文章应该精读，这些文章在《历史教学》等三大中学历史期刊上不胜枚举，如金雁老师的长篇文章“历史教学中的十月革命问题”、计翔翔、周百呜老师的“地理大发现探幽”等，读后令人受益良多。再如我借鉴“《商鞅变法》的教学设计”思路，又添加了我对“商鞅之死”写的一篇考证文章——“‘商鞅之死’的教学反思”，一并在课堂上作为学材使用，结果课堂气氛很好，在山东省2010年夏季高中教师培训中，这个教学设计也得到诸多课程专家的关注和赞许。这些都是知识更新的有效途径。
其次，我认为教师还应该适当的做点研究。教师的阵地是课堂，然而做点研究绝不会影响我们的课堂教学，只能助力于我们教学水平的提高。如本地的乡土历史研究，我对此颇有点心得。我们县是武训故里、义和团发源地、革命老区，抗战时期曾留下刘伯承、邓小平、陈赓、宋任穷、杨得志、杨勇、杨易辰、赵建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影和足迹，当时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和分区部队长时间驻扎在这里，被誉为“鲁西北平原上的小延安”。总共17万人口的小县，就有1.5万人参军，1908名英雄儿女血染疆场。1939年11月15日和12月5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分别在漳卫河畔的秤钩湾村和营镇村召开了重要会议，为鲁西北广大军民坚持抗战指明了方向。解放战争时期，全县人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战略后盾”的历史重任，成为前线兵员和物资供给的保障，并全力支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自参加工作伊始，我便注意这方面材料的搜集、整理，将这些内容渗入课堂，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说实话，当前中学教师中会教书的不少，能真正做点研究的不是很多，能静下心来做点研究的更少，因此我想提议，教师要有自己的思想，一定要抛弃浮躁的风气、功利的观念，完整的占有材料，踏踏实实地做点学问，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史由证来，切勿断章取义。 第三，充分利用学生资源。历史课程标准提出：“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素都是课程资源，历史课程资源既包括教材、教学设备、图书馆、互联网以及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物质资源，也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等人力资源。”因此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除各种常见教学资源外，我们更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作用，这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最宝贵和最值得珍惜的资源。教师不能仅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言，还要让学生参与到备课、上课甚至于讲课、命题、阅卷等诸多环节，还学生之探索的身份，以他们的眼光看历史，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精彩。我曾经让学生试讲过“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人教版《历史》必修②第11课)一课，学生的一些思路、问题值得参考：
1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大幅度推广机械化，节省人力资源，可是为什么没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呢?
2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人们吃不饱饭，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什么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3 1956年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为什么没有实行呢?天灾还是人祸? 4 谁应该为“大跃进”和“文革”买单呢?是毛主席还是……
人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处处留心皆学问，教师与学生都可以在双方知识体系的冲突中完成升华和提高。可以想象，当坦然面对学生一次次的质疑、发问时，就是我们最为欣喜的时刻，也是我们的史学功底日渐丰厚的时刻，更是我们以后不再尴尬的时刻。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许只有这样，我们上课时才会更多地看到学生会心的微笑，感知他们的思考，坦然面对他们那清澈求知的眼神。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世纪金榜马冬老师的悉心指导，特致谢意。)
【作者简介】田占军，男，1973年生，山东冠县人。中学一级教师，山东冠县武训高中教师，主要从事高中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