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重点探讨内生式发展模式在乡村旅游的应用。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二：一为简要地梳理内生式发展理论的形成背景、现实意义及其内涵，及内生式发展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的主要内容和二者关系，并介绍ANT在乡村发展上的应用；二为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实地调研浙江浦江仙华山村，观察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发展的情形。最后讨论观察结果，得出启示及其展望。
[关键词]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行动者网络；转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2—0065—07
一、前言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途径，寻求一种符合农民利益乃至社区利益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乡村发展有不同的途径，本文引入的“内生式发展”理论(endogenous development)，一种“自我导向”(self-oriented)的发展模式，可以比“外生式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对环境保护、产品质量、资源利用效率、保留当地创造的传统文化价值产生积极影响，并可以在考虑环境、社会、就业效益的情形下仍然产生经济效益。
二、内生式发展理论概述
(一)内生式发展理论内涵
“内生式发展”，又称“由下而上的发展”(bottom up development)或“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内生式发展的理论来源，得益于马克思的“自由人”假设。针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认为，未来的人类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1975年，瑞典一家财团(Dag Hammarskjold)在一份关于“世界的未来”的联合国总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内生式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有如下要点：消除绝对贫困(need-oriented)；自力更生的(self-reliant)；保护生态的(ecologically sound)；必须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based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其中“自力更生”的概念得益于经济学者杜德里·西尔斯，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基本理念，来源于毛泽东提倡的“自力更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点被引入乡村研究中，许多乡村地区的衰落现象重新得到解释，研究者认为，如果想要获得本地区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应采取内生式发展。在此，乡村成为一个反映社会、道德与文化价值的世界，克洛克等人把这样的乡村观点称为“乡村性的后现代观念”(post-modern notions of rurality)。
随着不发达地区的乡村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课题，对于内生式发展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但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一些松散的概念的集合。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主要的代表观点如下：
普勒格和塞克考曼德(1995)认为：“内生式发展意味着一个本地社会动员(local social mobilisation)的过程，它需要一个能够将各种利益团体集合起来的组织结构，去追求符合本地意愿的战略规划过程以及资源分配机制，其最终目的是发展本地在技能和资格方面的能力。”
根据宫本宪一的研究，内生式发展模式的要点包括以下4个方面：
1．地区内的居民要以本地的技术、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地区内的市场为主要对象，开展学习、计划、经营活动。但这并非是地区保护主义。
2．在环保的框架内考虑开发，追求包括生活适意、福利、文化以及居民人权的综合目标。
3．产业开发并不限于某一种相关产业，而是要跨越复杂的产业领域，力图建立一种在各个阶段都能使附加价值回归本地的地区产业关联。
4．建立居民参与制度，自治体要体现居民的意志，并拥有为了实现该计划而管制资本与土地利用的自治权。
此外，还有联合国发表的《马德里宣言》等关于内生式发展的多种说法。概括来说，虽然对于内生式发展定义的描述各有不同，但仍存在着相通的要点。参考相关研究，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应包括3个方面(见图1)：
1．地区开发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本地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能以牺牲本地的生态或者文化作为代价，从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为了实现第1个方面，最好的途径是以当地人作为地区开发主体，即使当地人成为地区开发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
3．为了保证第2个方面，必须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当地人意志，并且有权干涉地区发展决策制定的有效组织。
内生式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与外生式发展相对应的。李嘉减(2005)整理了二者的简要区别。笔者根据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就资金、产品和参与者等几个方面，做了一些修改，如表1所示。
(二)乡村旅游的两个重要概念和内生式发展
对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的研究在特别强调发展的同时，还强调保护乡村旅游的自然和文化传统，即“乡村性(rurality)”特征。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独特卖点，是吸引旅游者进行乡村旅游的基础，也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标志。随着旅游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开发的深入，乡村的乡村性特征可能会受到削弱，从而使乡村旅游的发展面临挑战。内生式发展主张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和认同，发掘本地资源，保护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以自立的、内在的成长达到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和“乡村性”理论不谋而合。
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即“过去性(pastness)”，包含着人类价值当中的传统(tradition)，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载，同时也是对未来的预示，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后现代主义重新评价了“传统”，将基本价值转向“生存安全”(existential security)，强调个人健康、环境保护及生活质量，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传统”已经引起消费者的新追求，即追求“真实性”(authenticity)，追求与文化传统、遗产等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也正基于此，主张变“给予顾客想要的”为“出售我们能生产的”的内生式发展，日益成为欧美乡村发展策略的倡导模式。
《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乡村旅游是摆脱“贫困陷阱”，实现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国家旅游局宣布，2006年中国旅游主题为“中国乡村游”，力求更好地发挥旅游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因此，认真探讨内生式发展理论在我国乡村旅游开发乃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价值，即“发展的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的选择由本地 决定，发展的利益保留在本地”的模式，意义重大。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又称为转译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詹金提出，ANT是内生式发展的基础理论，是内生式发展的概念化过程。如果通过一个行动者网络，使得乡村成功地发展，必然使得该乡村发生某种程度上的重整；乡村中的地方资源，例如传统文化、人际关系、基础设施等，也会影响到行动者网络的形成。
基于ANT的乡村发展，重点考虑经济因素之间相联系的特性和当地、外部力量之间的互动平衡，强调网络互动中的成本、权力关系和价值观，为当地资源利用、机制互动、技术创新和当地参与者维持控制权、价值的条件提供战略指导。
三、实证研究
(一)ANT应用于乡村内生式发展的个案研究架构
本文以浙江乡村旅游开展较为悠久的浦江仙华山村作为调查地域，在研究其背景、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发展。
实证研究过程如下：首先，根据仙华山村的实际发展情况，建构乡村旅游的行动者网络，主要包括三方面：确认网络应涵盖的主体；分析行动者的转译过程；观察网络运作的结果。其次，分析行动者网络与研究地区互构的情形，主要是观察透过网络的运作如何使地方社会重整，并检验网络如何受社会结构影响。最后，讨论观察结果，得出启示及其展望。
ANT应用于乡村发展个案观察的研究架构具体如图2所示。
(二)ANT应用于仙华山村发展的个案研究实例
仙华山距浙江省浦江县城6公里，以峰林奇特、清溪幽谷而独秀浙中，1991年被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2005年门票收入300万元，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AAAA风景区。仙华山村位于仙华山脚，毗邻仙华山景区入口处，海拔500米左右，是浦江人的避暑胜地。
仙华山村自1999年创办“农家乐”以来，一炮而红，走出了一条依托本地资源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子，成为了浙江省其他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取经必到之地。但是，如今的仙华山农家乐业已失去昔日“一枝独秀”的风光，发展停滞甚而有倒退的危险。以下个案研究分为发展历程简介、发展模式分析以及行动者网络组构三部分，分别进行具体分析。
1．发展历程简介
仙华山村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92年。该村庄居民原居住于现仙华山景区内，1992年因景区建设需要，搬迁至现居住地。搬迁时按户口多少分配土地面积，并抽签决定地理位置。经营“农家乐”之前，村民主要以在家务农、出外打工为生。
1999年，曹成仕一家新建卫生间等设施，开创浦江第一家“农家乐”；2002年，全村35户人家全部经营“农家乐”，如今共有床位1200余个，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2005年全村营业收入已达452万元，农户年均收入6.5万元，是开发乡村旅游之前收入的10倍以上。2006年浦江旅游局成立农家乐服务中心，专门负责农家乐事宜。
2．发展模式分析
通过对仙华山村1992—2006年的历史回顾(图3)，可以发现，仙华山村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仙华山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本村乡村旅舍的兴旺，其关键因素包括仙华山旅游资源、浦江旅游局政策、仙华山村村委会组织能力、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包括工商局、卫生局、公安局等)执行能力及农家的经营服务意识等。
对上述因素进行归纳整理，可得到与仙华山村乡村旅游发展有关的重要因素及其内生或外生因素的简单划分。详见表2。
从表2可发现，尽管仙华山村的旅游开发交织着内、外因素，但整体而言，应属于趋向于内生式发展的模式，尤其是1999年开创的“农家乐”，从第一家农家旅舍的创办、资金的来源到市场运作的结果均属于内生因素，而且浦江农家乐服务中心、仙华山村村庄整治小组的成立则加剧了内生趋向。在某种程度上，仙华山村的旅游开发可被视为“过程由本地控制，选择由本地决定，利益保留在本地”的内生式发展。
3．行动者网络组构
根据卡隆的研究(1986)，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依赖于“5个转译的关键”(five moments of translation)：问题呈现(problematisation)、利益赋予(interessment)、征召(enrolment)、动员(mobilisation)及异议(dissidence)。卡隆特别提出，各主体之间需要有共同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本文通过：(1)“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2)“转译过程分析”两个方面，分析仙华山村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
4．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
前述发展乡村旅游的相关利益主体，构成行动者网络的“行动者”。仙华山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主体与OPP如图4所示，图中还显示各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目标(利益)而必需在网络中排除的障碍。
5．转译过程分析
结合卡隆分辨出的“5个转译的关键”，笔者也从5个方面进一步说明图4中各转译的关键。
(1)问题呈现：各行动主体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较好地开发仙华山村的乡村旅游”。为了解决该问题，逐渐形成仙华山村乡村旅游开发网络。
(2)征召：在该网络中，每一个行动者被赋予的互相可以接受的任务。例如，浦江旅游局在仙华山村有两个常设机构，即仙华山景区管理委员会和浦江农家乐服务中心，前者主要负责景区管理，后者则负责游客登记、门票结算、协助农户、协调农户间及主客矛盾等。浦江街道办事处在仙华山村无常设机构，仙华山村自然村村委会为其全权代表，主要负责村容整治，包括修路(包括村内及对外交通)、绿化(房前屋后种树)、污水处理等。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包括工商局、卫生局、公安局等)负责加强责任范围内的规范管理与平时检查工作，尤其是安全隐患。按照规定，经营“农家乐”的农户需要办理“5大件”：承包责任险、特种行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述各个被征召的主体，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仙华山村的乡村旅游开发。但值得注意的是，农家经营“农家乐”属于自发行为，并非受到征召。反而是在开展“农家乐”之后，农家受到其他行动者主体的征召，如其他相关组织机构的规定、旅游局的门票回扣措施、国家的免税政策等。
(3)利益赋予：此为“行动者”用来稳定其他主体的手段。要获得上述利益，行动者都遭遇到了困难。浦江旅游局认为，农家乐最大的竞争是其他地方(例如临安、仙居等地)的分流，采取的对策是在2006年成立浦江农家乐服务中心，专门负责乡村旅游发展事宜，拟加强领导规范管理(包括制定行 业规范、成立“农家乐”协会，实施农家旅舍星级评审工作、规定最低价格标准)、加强宣传(将以上海、杭州为主，走进社区宣传)、增加客流量(包括改进原有景区建设，扩大仙华山景区范围，形成包括宝掌寺、礼张村、石宕源等在内的山水文化一条线；与浦江其他旅游景点如“江南第一家”合作，实行联票制等)等。浦江街道办事处认为主要障碍是仙华山农家乐先天不足，如自有房建设不规范(如房间标准不一等)，外观缺乏美感，破坏整体景观等。采取的对策是加强村容整治，包括修路(包括村内及对外交通)、绿化(房前屋后种树)、污水处理(投资3000万元)等。农家则认为主要的障碍是受到的支持与重视不够，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支持，例如定价混乱，高低不一，形成恶性竞争；交通不便，尤其是散客上下山难；景区价格过高，景区吸引力不够；工商局、卫生局、公安局等检查太多，要求太麻烦等。
(4)动员：卡隆认为只有达到这个阶段，一个成功的网络才算完成。例如，旅游局能够动员农户搬迁以修建景区，并利用门票回扣来鼓励农户带领游客至景区游玩。仙华街道办事处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加强教育，提高卫生安全意识。
(5)异议：显然，在这个已经组织起来的仙华山村乡村旅游开发的网络中，存在着许多异议(表3)。这也正是仙华山村丧失昔日“一枝独秀”地位，乡村旅游发展停滞甚而有倒退危险的原因所在。
按照上述所述步骤，本文将仙华山村乡村旅游开发的行动者网络绘制成图5。
四、讨论、启示与展望
(一)讨论：内生式发展是一种值得倡导的乡村发展模式
实证研究印证了内生式发展及ANT理论的观点。尽管仙华山村的发展需要回溯到1992年仙华景区的建设，但实现其腾飞的巨大转折点在于1999年农家开始创办“农家乐”。正是这一内生因素的激发，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并对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
异议部分(表3)所示的仙华景区是否为吸引游客的主因引起了争执。仙华景区自1992年建成之后，一直为浦江县获得一定利润，这也是农家乐开始经营并获得成功的一大主要因素。虽然农家可以8折优惠价取得景区门票(原价40元)，众多村民也声称两折的回扣是一大利润来源，但是，由于景区的大部分经营利润被外来者(浦江县旅游局)拿走，景区并不被村民认可，为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1．ANT强调的非人类因素应与人类因素对等看待，在仙华山村的乡村旅游发展中显现出来。
上述的分析暗含着非人类因素即仙华山旅游资源在网络中的积极性。距仙华山村4公里的塘下村，同样经营农家乐却以失败收场，基本无客人上门。可见，在仙华山村的发展上，非人类因素(仙华山旅游资源)与人类因素(服务热忱、善于沟通、特色农家菜等)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
2．仙华山村的“有力行动者”发生了“伪取代”。
由此可以解释仙华山村旅游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缺少“仙华山村农家乐协会”这样的基层自组织。据调研发现，当前仙华山村的农家乐价格混乱，收费为每人20元至50元不等，内部恶性竞争严重。若不发生变革而继续按照这种个体户模式发展下去，仙华山村的ANT网络将走向解体。
在已有的ANT案例研究中，都涉及到“有力行动者”(创始主体)的问题，通过这些“有力行动者”才把网络组构起来。1999年，农户为“有力行动者”，自发开办、自主经营农家乐；但是在我国行政主导的情形下，到2006年，浦江旅游局已成为主导力量，“有力行动者”发生了伪取代(图6)。
“有力行动者”发生伪取代的事实，说明行动者网络的本质是一个动态网络，它的动力来源是不停地征召、赋予利益、动员与异议，但关键在于内部基层组织的建设(图1)，并成为“有力行动者”。下面的分析表明，浦江旅游局这样的伪取代，并不能使这一地区的乡村旅游得到更好发展。
3．“有力行动者”发生伪取代后，行动者网络内缺乏沟通渠道，各主体缺乏对等意识。ANT网络已趋于僵化、丧失活力。
图4显示，行动者网络在实际运作中，各主体之间的对等性正在丧失，主要表现为异议过多、沟通不足，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如农家与多个主体之间都存在着异议：价格混乱，是旅游局管得不够；交通不便，没有路灯，是村委会无所作为；景区老旧，是旅游局建设不力；规定太多，是相关部门找麻烦等。最关键的是，相关主体并未与农户达成一致，或是尚未意识到异议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农户开创经营“农家乐”，并非受到征召，反而是在开展“农家乐”之后，受到其他行动者主体的征召，并逐渐丧失其“有力行动者”地位。另一方面，农户与其他主体有效沟通不够，产生受到支持、重视不够的认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来客登记的规定：公安部门要求每家经营农家乐的农户必须购买用于来客登记的电脑设备(软、硬件：5000元／家)，否则不予发放特种行业营业执照。但是，由于农户本身能力有限以及电脑登记的操作手续麻烦，尽管实行了相关培训，基本无农户使用购买了的电脑设备进行来客登记。很明显，公安部门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具体实际情况，而是主观地希望加强规范管理，且错误地以城市饭店为标准，结果事与愿违。而农户则是在抱怨连天的同时掏了腰包，并不是缺乏自我维护意识，而是没有强而有力的内部基层组织，与相关部门谈判能力不足。
我们很遗憾地发现，乡村中的地方资源，例如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发展乡村旅游之后，得到传承；人际关系反而因为乡村旅舍经营上的竞争，变得紧张。目前的ANT网络，已不足以支撑仙华山村进入下一步的发展，如发展富有特色的游客参与体验项目、建立品牌形象等等。
(二)启示与展望
“新农村建设”不仅是政府注入资源、激发民间充分参与的过程，也是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村庄社区共同体观念成长的过程，有着“看不见的”社会文化的重构。回顾仙华山村的发展历程，正是农户这一内生因素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上一节的讨论也指出，该山村的ANT网络已日趋僵化且亟须变革，农户或农户组织亟须重返“有力行动者”的地位；内生式发展理论指出，为真正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当地人意志，且有权干涉地区发展、制定决策的有效基层组织。这并不是行政上隶属于旅游局的农家乐服务中心可以胜任的。
其次，本次研究的最大不足，是未能将竞争者及购买者纳入网络建构中。被排除在网络外部的主体，对已组成的网络随时可能产生影响。例如，在个案研究中涉及的其他地区同类型的农家乐经营者，可能导致客人分流，造成竞争。这一可能的行为会对既有网络进行破坏，或迫使其重组。
本次研究只是形成以供应方为主的行动者网络，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以仙华山村的纵向发展历程为切入口，由曾经的一枝独秀转而前景堪忧，来分析探讨乡村旅游的内生式发展，在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第二，竞争者与购买者的调研工作量大，若将两者纳入考虑范围，则需建立多个行动者网络，目前的调研，尚不足以建立多个复杂行动者网络并进行关联分析。
致谢：感谢浦江县政府杨际副县长、县府办傅立君主任、浦江街道办事处郭兴根主任、浦江农家乐服务中心贾海生主任等人的支持。
[责任编辑：宋子千；责任校对：王玉洁]
[关键词]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行动者网络；转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2—0065—07
一、前言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途径，寻求一种符合农民利益乃至社区利益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乡村发展有不同的途径，本文引入的“内生式发展”理论(endogenous development)，一种“自我导向”(self-oriented)的发展模式，可以比“外生式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对环境保护、产品质量、资源利用效率、保留当地创造的传统文化价值产生积极影响，并可以在考虑环境、社会、就业效益的情形下仍然产生经济效益。
二、内生式发展理论概述
(一)内生式发展理论内涵
“内生式发展”，又称“由下而上的发展”(bottom up development)或“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内生式发展的理论来源，得益于马克思的“自由人”假设。针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认为，未来的人类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1975年，瑞典一家财团(Dag Hammarskjold)在一份关于“世界的未来”的联合国总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内生式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有如下要点：消除绝对贫困(need-oriented)；自力更生的(self-reliant)；保护生态的(ecologically sound)；必须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based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其中“自力更生”的概念得益于经济学者杜德里·西尔斯，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基本理念，来源于毛泽东提倡的“自力更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点被引入乡村研究中，许多乡村地区的衰落现象重新得到解释，研究者认为，如果想要获得本地区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应采取内生式发展。在此，乡村成为一个反映社会、道德与文化价值的世界，克洛克等人把这样的乡村观点称为“乡村性的后现代观念”(post-modern notions of rurality)。
随着不发达地区的乡村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课题，对于内生式发展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但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一些松散的概念的集合。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主要的代表观点如下：
普勒格和塞克考曼德(1995)认为：“内生式发展意味着一个本地社会动员(local social mobilisation)的过程，它需要一个能够将各种利益团体集合起来的组织结构，去追求符合本地意愿的战略规划过程以及资源分配机制，其最终目的是发展本地在技能和资格方面的能力。”
根据宫本宪一的研究，内生式发展模式的要点包括以下4个方面：
1．地区内的居民要以本地的技术、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地区内的市场为主要对象，开展学习、计划、经营活动。但这并非是地区保护主义。
2．在环保的框架内考虑开发，追求包括生活适意、福利、文化以及居民人权的综合目标。
3．产业开发并不限于某一种相关产业，而是要跨越复杂的产业领域，力图建立一种在各个阶段都能使附加价值回归本地的地区产业关联。
4．建立居民参与制度，自治体要体现居民的意志，并拥有为了实现该计划而管制资本与土地利用的自治权。
此外，还有联合国发表的《马德里宣言》等关于内生式发展的多种说法。概括来说，虽然对于内生式发展定义的描述各有不同，但仍存在着相通的要点。参考相关研究，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应包括3个方面(见图1)：
1．地区开发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本地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能以牺牲本地的生态或者文化作为代价，从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为了实现第1个方面，最好的途径是以当地人作为地区开发主体，即使当地人成为地区开发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
3．为了保证第2个方面，必须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当地人意志，并且有权干涉地区发展决策制定的有效组织。
内生式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与外生式发展相对应的。李嘉减(2005)整理了二者的简要区别。笔者根据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就资金、产品和参与者等几个方面，做了一些修改，如表1所示。
(二)乡村旅游的两个重要概念和内生式发展
对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的研究在特别强调发展的同时，还强调保护乡村旅游的自然和文化传统，即“乡村性(rurality)”特征。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独特卖点，是吸引旅游者进行乡村旅游的基础，也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标志。随着旅游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开发的深入，乡村的乡村性特征可能会受到削弱，从而使乡村旅游的发展面临挑战。内生式发展主张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和认同，发掘本地资源，保护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以自立的、内在的成长达到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和“乡村性”理论不谋而合。
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即“过去性(pastness)”，包含着人类价值当中的传统(tradition)，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载，同时也是对未来的预示，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后现代主义重新评价了“传统”，将基本价值转向“生存安全”(existential security)，强调个人健康、环境保护及生活质量，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传统”已经引起消费者的新追求，即追求“真实性”(authenticity)，追求与文化传统、遗产等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也正基于此，主张变“给予顾客想要的”为“出售我们能生产的”的内生式发展，日益成为欧美乡村发展策略的倡导模式。
《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乡村旅游是摆脱“贫困陷阱”，实现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国家旅游局宣布，2006年中国旅游主题为“中国乡村游”，力求更好地发挥旅游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因此，认真探讨内生式发展理论在我国乡村旅游开发乃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价值，即“发展的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的选择由本地 决定，发展的利益保留在本地”的模式，意义重大。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又称为转译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詹金提出，ANT是内生式发展的基础理论，是内生式发展的概念化过程。如果通过一个行动者网络，使得乡村成功地发展，必然使得该乡村发生某种程度上的重整；乡村中的地方资源，例如传统文化、人际关系、基础设施等，也会影响到行动者网络的形成。
基于ANT的乡村发展，重点考虑经济因素之间相联系的特性和当地、外部力量之间的互动平衡，强调网络互动中的成本、权力关系和价值观，为当地资源利用、机制互动、技术创新和当地参与者维持控制权、价值的条件提供战略指导。
三、实证研究
(一)ANT应用于乡村内生式发展的个案研究架构
本文以浙江乡村旅游开展较为悠久的浦江仙华山村作为调查地域，在研究其背景、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发展。
实证研究过程如下：首先，根据仙华山村的实际发展情况，建构乡村旅游的行动者网络，主要包括三方面：确认网络应涵盖的主体；分析行动者的转译过程；观察网络运作的结果。其次，分析行动者网络与研究地区互构的情形，主要是观察透过网络的运作如何使地方社会重整，并检验网络如何受社会结构影响。最后，讨论观察结果，得出启示及其展望。
ANT应用于乡村发展个案观察的研究架构具体如图2所示。
(二)ANT应用于仙华山村发展的个案研究实例
仙华山距浙江省浦江县城6公里，以峰林奇特、清溪幽谷而独秀浙中，1991年被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2005年门票收入300万元，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AAAA风景区。仙华山村位于仙华山脚，毗邻仙华山景区入口处，海拔500米左右，是浦江人的避暑胜地。
仙华山村自1999年创办“农家乐”以来，一炮而红，走出了一条依托本地资源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子，成为了浙江省其他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取经必到之地。但是，如今的仙华山农家乐业已失去昔日“一枝独秀”的风光，发展停滞甚而有倒退的危险。以下个案研究分为发展历程简介、发展模式分析以及行动者网络组构三部分，分别进行具体分析。
1．发展历程简介
仙华山村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92年。该村庄居民原居住于现仙华山景区内，1992年因景区建设需要，搬迁至现居住地。搬迁时按户口多少分配土地面积，并抽签决定地理位置。经营“农家乐”之前，村民主要以在家务农、出外打工为生。
1999年，曹成仕一家新建卫生间等设施，开创浦江第一家“农家乐”；2002年，全村35户人家全部经营“农家乐”，如今共有床位1200余个，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2005年全村营业收入已达452万元，农户年均收入6.5万元，是开发乡村旅游之前收入的10倍以上。2006年浦江旅游局成立农家乐服务中心，专门负责农家乐事宜。
2．发展模式分析
通过对仙华山村1992—2006年的历史回顾(图3)，可以发现，仙华山村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仙华山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本村乡村旅舍的兴旺，其关键因素包括仙华山旅游资源、浦江旅游局政策、仙华山村村委会组织能力、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包括工商局、卫生局、公安局等)执行能力及农家的经营服务意识等。
对上述因素进行归纳整理，可得到与仙华山村乡村旅游发展有关的重要因素及其内生或外生因素的简单划分。详见表2。
从表2可发现，尽管仙华山村的旅游开发交织着内、外因素，但整体而言，应属于趋向于内生式发展的模式，尤其是1999年开创的“农家乐”，从第一家农家旅舍的创办、资金的来源到市场运作的结果均属于内生因素，而且浦江农家乐服务中心、仙华山村村庄整治小组的成立则加剧了内生趋向。在某种程度上，仙华山村的旅游开发可被视为“过程由本地控制，选择由本地决定，利益保留在本地”的内生式发展。
3．行动者网络组构
根据卡隆的研究(1986)，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依赖于“5个转译的关键”(five moments of translation)：问题呈现(problematisation)、利益赋予(interessment)、征召(enrolment)、动员(mobilisation)及异议(dissidence)。卡隆特别提出，各主体之间需要有共同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本文通过：(1)“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2)“转译过程分析”两个方面，分析仙华山村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
4．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
前述发展乡村旅游的相关利益主体，构成行动者网络的“行动者”。仙华山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主体与OPP如图4所示，图中还显示各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目标(利益)而必需在网络中排除的障碍。
5．转译过程分析
结合卡隆分辨出的“5个转译的关键”，笔者也从5个方面进一步说明图4中各转译的关键。
(1)问题呈现：各行动主体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较好地开发仙华山村的乡村旅游”。为了解决该问题，逐渐形成仙华山村乡村旅游开发网络。
(2)征召：在该网络中，每一个行动者被赋予的互相可以接受的任务。例如，浦江旅游局在仙华山村有两个常设机构，即仙华山景区管理委员会和浦江农家乐服务中心，前者主要负责景区管理，后者则负责游客登记、门票结算、协助农户、协调农户间及主客矛盾等。浦江街道办事处在仙华山村无常设机构，仙华山村自然村村委会为其全权代表，主要负责村容整治，包括修路(包括村内及对外交通)、绿化(房前屋后种树)、污水处理等。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包括工商局、卫生局、公安局等)负责加强责任范围内的规范管理与平时检查工作，尤其是安全隐患。按照规定，经营“农家乐”的农户需要办理“5大件”：承包责任险、特种行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述各个被征召的主体，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仙华山村的乡村旅游开发。但值得注意的是，农家经营“农家乐”属于自发行为，并非受到征召。反而是在开展“农家乐”之后，农家受到其他行动者主体的征召，如其他相关组织机构的规定、旅游局的门票回扣措施、国家的免税政策等。
(3)利益赋予：此为“行动者”用来稳定其他主体的手段。要获得上述利益，行动者都遭遇到了困难。浦江旅游局认为，农家乐最大的竞争是其他地方(例如临安、仙居等地)的分流，采取的对策是在2006年成立浦江农家乐服务中心，专门负责乡村旅游发展事宜，拟加强领导规范管理(包括制定行 业规范、成立“农家乐”协会，实施农家旅舍星级评审工作、规定最低价格标准)、加强宣传(将以上海、杭州为主，走进社区宣传)、增加客流量(包括改进原有景区建设，扩大仙华山景区范围，形成包括宝掌寺、礼张村、石宕源等在内的山水文化一条线；与浦江其他旅游景点如“江南第一家”合作，实行联票制等)等。浦江街道办事处认为主要障碍是仙华山农家乐先天不足，如自有房建设不规范(如房间标准不一等)，外观缺乏美感，破坏整体景观等。采取的对策是加强村容整治，包括修路(包括村内及对外交通)、绿化(房前屋后种树)、污水处理(投资3000万元)等。农家则认为主要的障碍是受到的支持与重视不够，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支持，例如定价混乱，高低不一，形成恶性竞争；交通不便，尤其是散客上下山难；景区价格过高，景区吸引力不够；工商局、卫生局、公安局等检查太多，要求太麻烦等。
(4)动员：卡隆认为只有达到这个阶段，一个成功的网络才算完成。例如，旅游局能够动员农户搬迁以修建景区，并利用门票回扣来鼓励农户带领游客至景区游玩。仙华街道办事处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加强教育，提高卫生安全意识。
(5)异议：显然，在这个已经组织起来的仙华山村乡村旅游开发的网络中，存在着许多异议(表3)。这也正是仙华山村丧失昔日“一枝独秀”地位，乡村旅游发展停滞甚而有倒退危险的原因所在。
按照上述所述步骤，本文将仙华山村乡村旅游开发的行动者网络绘制成图5。
四、讨论、启示与展望
(一)讨论：内生式发展是一种值得倡导的乡村发展模式
实证研究印证了内生式发展及ANT理论的观点。尽管仙华山村的发展需要回溯到1992年仙华景区的建设，但实现其腾飞的巨大转折点在于1999年农家开始创办“农家乐”。正是这一内生因素的激发，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并对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
异议部分(表3)所示的仙华景区是否为吸引游客的主因引起了争执。仙华景区自1992年建成之后，一直为浦江县获得一定利润，这也是农家乐开始经营并获得成功的一大主要因素。虽然农家可以8折优惠价取得景区门票(原价40元)，众多村民也声称两折的回扣是一大利润来源，但是，由于景区的大部分经营利润被外来者(浦江县旅游局)拿走，景区并不被村民认可，为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1．ANT强调的非人类因素应与人类因素对等看待，在仙华山村的乡村旅游发展中显现出来。
上述的分析暗含着非人类因素即仙华山旅游资源在网络中的积极性。距仙华山村4公里的塘下村，同样经营农家乐却以失败收场，基本无客人上门。可见，在仙华山村的发展上，非人类因素(仙华山旅游资源)与人类因素(服务热忱、善于沟通、特色农家菜等)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
2．仙华山村的“有力行动者”发生了“伪取代”。
由此可以解释仙华山村旅游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缺少“仙华山村农家乐协会”这样的基层自组织。据调研发现，当前仙华山村的农家乐价格混乱，收费为每人20元至50元不等，内部恶性竞争严重。若不发生变革而继续按照这种个体户模式发展下去，仙华山村的ANT网络将走向解体。
在已有的ANT案例研究中，都涉及到“有力行动者”(创始主体)的问题，通过这些“有力行动者”才把网络组构起来。1999年，农户为“有力行动者”，自发开办、自主经营农家乐；但是在我国行政主导的情形下，到2006年，浦江旅游局已成为主导力量，“有力行动者”发生了伪取代(图6)。
“有力行动者”发生伪取代的事实，说明行动者网络的本质是一个动态网络，它的动力来源是不停地征召、赋予利益、动员与异议，但关键在于内部基层组织的建设(图1)，并成为“有力行动者”。下面的分析表明，浦江旅游局这样的伪取代，并不能使这一地区的乡村旅游得到更好发展。
3．“有力行动者”发生伪取代后，行动者网络内缺乏沟通渠道，各主体缺乏对等意识。ANT网络已趋于僵化、丧失活力。
图4显示，行动者网络在实际运作中，各主体之间的对等性正在丧失，主要表现为异议过多、沟通不足，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如农家与多个主体之间都存在着异议：价格混乱，是旅游局管得不够；交通不便，没有路灯，是村委会无所作为；景区老旧，是旅游局建设不力；规定太多，是相关部门找麻烦等。最关键的是，相关主体并未与农户达成一致，或是尚未意识到异议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农户开创经营“农家乐”，并非受到征召，反而是在开展“农家乐”之后，受到其他行动者主体的征召，并逐渐丧失其“有力行动者”地位。另一方面，农户与其他主体有效沟通不够，产生受到支持、重视不够的认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来客登记的规定：公安部门要求每家经营农家乐的农户必须购买用于来客登记的电脑设备(软、硬件：5000元／家)，否则不予发放特种行业营业执照。但是，由于农户本身能力有限以及电脑登记的操作手续麻烦，尽管实行了相关培训，基本无农户使用购买了的电脑设备进行来客登记。很明显，公安部门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具体实际情况，而是主观地希望加强规范管理，且错误地以城市饭店为标准，结果事与愿违。而农户则是在抱怨连天的同时掏了腰包，并不是缺乏自我维护意识，而是没有强而有力的内部基层组织，与相关部门谈判能力不足。
我们很遗憾地发现，乡村中的地方资源，例如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发展乡村旅游之后，得到传承；人际关系反而因为乡村旅舍经营上的竞争，变得紧张。目前的ANT网络，已不足以支撑仙华山村进入下一步的发展，如发展富有特色的游客参与体验项目、建立品牌形象等等。
(二)启示与展望
“新农村建设”不仅是政府注入资源、激发民间充分参与的过程，也是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村庄社区共同体观念成长的过程，有着“看不见的”社会文化的重构。回顾仙华山村的发展历程，正是农户这一内生因素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上一节的讨论也指出，该山村的ANT网络已日趋僵化且亟须变革，农户或农户组织亟须重返“有力行动者”的地位；内生式发展理论指出，为真正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当地人意志，且有权干涉地区发展、制定决策的有效基层组织。这并不是行政上隶属于旅游局的农家乐服务中心可以胜任的。
其次，本次研究的最大不足，是未能将竞争者及购买者纳入网络建构中。被排除在网络外部的主体，对已组成的网络随时可能产生影响。例如，在个案研究中涉及的其他地区同类型的农家乐经营者，可能导致客人分流，造成竞争。这一可能的行为会对既有网络进行破坏，或迫使其重组。
本次研究只是形成以供应方为主的行动者网络，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以仙华山村的纵向发展历程为切入口，由曾经的一枝独秀转而前景堪忧，来分析探讨乡村旅游的内生式发展，在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第二，竞争者与购买者的调研工作量大，若将两者纳入考虑范围，则需建立多个行动者网络，目前的调研，尚不足以建立多个复杂行动者网络并进行关联分析。
致谢：感谢浦江县政府杨际副县长、县府办傅立君主任、浦江街道办事处郭兴根主任、浦江农家乐服务中心贾海生主任等人的支持。
[责任编辑：宋子千；责任校对：王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