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权力与利益争夺，而塞缪尔·亨廷顿（简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简称《文明冲突》）则将研究视角切换至文明问题，但亨廷顿并不否认主权国家及其集团以权力和利益指导自身行动的现实，因而其提出的是界定权力和利益的文化和文化认同维度。
关键词 文化 认同 宗教 冲突 秩序
作者簡介：刘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朝鲜半岛问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143-02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行为体都有其独特的认同目标，要么是具体的国家，要么是精神上的信仰。认同的含义是承认同一性或一致性，简单地说就是确认共性。认同可以界定利益，产生合作，至少是合作的可能性。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中提及“基本道德”时说，“文明”构成了当今世界中不同群体最大的认同单位，具有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潜质，而这正是研究“文明冲突论”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一、“文明冲突”之逻辑
在《文明冲突》中，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和“文明认同”概念，将当今世界定性为不同文明并存的世界，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同国家正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构建“同心圆-核心国家集团”模式的国际秩序。由此，亨廷顿指出了未来西方及其他文明可能的发展方向，至少试图以理论引导全球如此发展。“文明冲突论”还界定了不同文明的存在，论述了文明转变的不可实践性。亨廷顿用较为合乎逻辑的推演说明了干涉他文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例如美国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由此否认了“普世文化”的存在，确定了以“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节原则”维持文明之间的和平。至于真正实现文明间的“零冲突”，亨廷顿认为还应确立扩展不同文明之间共性的“共同性原则”，其最终目标是建立单一的全球文明，但这种发展趋势似乎太过遥远，而现实国际政治中仅要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有限和平就已近乎奢侈。
就当代西方文明而言，亨廷顿认为政治经济高度发达且内部不存在文明挑战的成熟的西方文明可以实施文明收缩式的“大西洋共同体”战略，专注于西方文明之所以成为西方文明的“独特性”的维持和复兴。这就是说，亨廷顿为西方开出的乃是采取“规避原则”的建议，避免干涉其他文明内部事务。不仅如此，亨廷顿还希望所有文明都照此行事，维持以认同为基础的文明之间的和平。
二、文明的划分
亨廷顿认为构成冷战后的世界的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①，并以西方文明为例说明构成文明的要素，如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政治体制及地缘关系等。亨廷顿提出的文明构成原则具有普遍意义，然而客观的文明构成要素和依赖人的判断的文明“划分标准”之间始终存在差异，而划分标准的主观性就使人有了基于特定目的进行发挥的余地。当然，文明划分标准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获得现实中的人的广泛赞同，这时对文明的主观划分才会具有实际价值。
就国家而言，其国际身份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而其客观国际身份是自身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与地缘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历史中形成的自我定位通常不易改变。虽然亨廷顿认为“公众态度的变化与精英观念的变化一致”，但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是精英主导的“认同创造和文化划分”不会与公众现有的认同相冲突。文化认同的特性是客观性和不可调整性，主观变革只能从小的认同转向更大尺度上的文明上的认同。这就是说，精英起到的是引导和强化认同的作用，且精英唯有如此才能发挥作用。虽然有的国家试图向并不归属的他文明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和定位，其领导人也都做出了不凡的努力，可结果都失败了。这种事例说明文明的构成要素和划分标准确实不是一回事。
三、文化的自我肯定和宗教复兴
在《文明冲突》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中，亨廷顿指出当前是“各国人民都以文化界定自己的时代”。虽然无法断定各国各文明是否都实现了文化认同，但将文明自我认同定性为普遍趋势是可以接受的。要实现这种认同，或者是经济发展带来民主（选举）进步，民主制推动文化自我肯定及思想解禁，四者有机互动，共同推动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分离，即非西方国家成功的现代化破除“现代化就是西化或走西方道路”的迷信②，或者是各种冲突的刺激加深了人对“谁支持我或反对我”、“我可以依靠谁”等认同（简单地说就是“威胁”强化自我肯定，而这在伊斯兰世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与对抗相关的认同开始占据上风）。在民主国家中，作为少数的穆斯林可以伸张自身权利并得到保护，当权利不受保护时，伊斯兰教徒不改变其信仰则可获得其他信众的支持。既然确认文明认同至少可以为自身争取到同种文明范围内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被强化的仍是母国的文化认同（可以称之为“文明挂靠”）。如此发展，已有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对立就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而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断层线战争”有可能升级的逻辑。
再者，西方文明在二战以后面临道德沦丧、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等严重的衰颓趋势③引发了非西方社会的普遍担忧，故而更加注重对自身文化的改良和肯定。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以硬权力主导国际秩序的模式开始衰落，由政府质量、士气、社会凝聚力、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吸引力等构成的软权力（国内学者称之为无形权力）④越来越受到普遍重视，而文化认同正可以强化软权力。
此外，合法权力来源于合法认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假如文明认同正在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么在选举制下就会出现类似利润争夺的“基于文化认同”的权力争夺。这一点仍在穆斯林之间表现突出。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中以极大的篇幅论述了人口因素，尤其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年轻人对冲突的影响，因其身上较多的表现出了进取、革命和不宽容等特点。当这种趋势非常明显时，年轻人中就会产生巨大的“权力利润”，谁能满足这种认同就能得到“利润”，于是宗教领袖、政治家竞相争夺之，将这一群体尽可能收拢至旗下，结果导致政治精英附和极端或过激行为的做法，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文化认同。 四、以文明为基础的区域国际政治
如果承认文化认同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么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的秩序就是更为有效地实现世界和平，至少是区域性和平的制度设计，亨廷顿为此还提出了“同心圆-核心国家集团”政治模型⑤。在这一政治构想中，由核心国家支配的、以文明为基础的同心圆结构包括核心国家、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及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的其他文化的民族。这种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在单一核心或几个核心国家周围并分散于同心圆中，其反映的是与文明的认同程度及融入相应文明集团的程度。各国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核心国家起领导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势力范围划分明确的世界，同时是其影响力被拥有共同文明的成员国稀释的世界。由于能够吸引文化相似的国家并排斥不同的国家，核心国家在这种体系中表现得非常鲜明。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的权利或发挥这样的功能是因为成员国将之视为文化亲族，文化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这好似扩大的家庭，核心国家就是年长的家庭成员，为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当文明缺少核心时，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将变得棘手。
亨廷顿描绘的“同心圆-核心国家集团”秩序具有较为完整的构造，而亨廷顿还依此划定了几大“文明核心球体”。这种球体最好有柔软的外层包裹，以防各球体在相撞时产生剧烈振动乃至破损，而作为缓冲的外层就是“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及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的其他文化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或民族最好是相邻文明的同心圆结构共同的外层。这种结构或者说文明秩序设计比以利益和权力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更具预测性和稳定性，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这种设计同样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依照形成稳定的“同心圆-核心国家集团”秩序逻辑来看，伊斯兰世界必须有核心国家才能实现内部和平，但必须顾虑的是伊斯兰文明中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信仰中的安拉所具有的最高权力并不相容。这就给伊斯兰同心圆结构的建立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因为成为核心国家必须确认建立在代表安拉行使权力的认同的基础上，况且伊斯兰世界在与教义和信仰冲突的主权国家基础上实现这种稳定秩序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参照当前非西方文明认同的强化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现实，可以断定依靠修改教义或改革宗教来建立这种结构恐怕也是行不通的，对此只能寄希望于经济发展使得宗教在民众中的影响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其他较为温和的认同。
另外，为了避免文明内部的冲突，亨廷顿又提出了两种原则，一是“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称其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二是“共同协调原则”，即核心国家通过谈判遏制同文明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实现的和平相处与共同发展，亨廷顿还提出了“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⑥，但亨廷顿对照此实现理想的国际秩序抱有的希望似乎不大，但又不否认“同心圆-核心国家集团”结构确实在朝这一方向的推进上做出的贡献。
仍须补充的是，亨廷顿虽然强调了西方文明的衰落，但西方走在其他文明前列也是客观事实；而在构建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新秩序中，美国依然领先世界并因可能采取的文化战略而成为其他文明建立区域秩序及确定原则时的参考或榜样。这样一来，美国担当“救世主”的作用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剛刚开始。
五、结论：文化究竟是什么
由以上论述可知，文化就是认同，就是同文化中可能的合作和不同文化间可能的冲突。从更高层面来说，文化是构建世界秩序的基础要素，至少是潜在的可利用的元素，所以文化共性可以促进经济领域的参与。与“技术壁垒”不同，文化代表的是国际贸易中的“软壁垒”，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近年来轰动一时的“围攻家乐福”或“抵制日货”等事件。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事件只是外部刺激导致的经济上的文化冲突，真正的“文化软壁垒”应是基于文化认同的自觉而主动的抵制。
注释：
①《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24页至27页.
②《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84页至85页.
③《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62页.
④《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第61页.
⑤《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135页.
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295页.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一版）.新华出版社.2010.
[2]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 文化 认同 宗教 冲突 秩序
作者簡介：刘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朝鲜半岛问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143-02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行为体都有其独特的认同目标，要么是具体的国家，要么是精神上的信仰。认同的含义是承认同一性或一致性，简单地说就是确认共性。认同可以界定利益，产生合作，至少是合作的可能性。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中提及“基本道德”时说，“文明”构成了当今世界中不同群体最大的认同单位，具有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潜质，而这正是研究“文明冲突论”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一、“文明冲突”之逻辑
在《文明冲突》中，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和“文明认同”概念，将当今世界定性为不同文明并存的世界，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同国家正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构建“同心圆-核心国家集团”模式的国际秩序。由此，亨廷顿指出了未来西方及其他文明可能的发展方向，至少试图以理论引导全球如此发展。“文明冲突论”还界定了不同文明的存在，论述了文明转变的不可实践性。亨廷顿用较为合乎逻辑的推演说明了干涉他文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例如美国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由此否认了“普世文化”的存在，确定了以“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节原则”维持文明之间的和平。至于真正实现文明间的“零冲突”，亨廷顿认为还应确立扩展不同文明之间共性的“共同性原则”，其最终目标是建立单一的全球文明，但这种发展趋势似乎太过遥远，而现实国际政治中仅要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有限和平就已近乎奢侈。
就当代西方文明而言，亨廷顿认为政治经济高度发达且内部不存在文明挑战的成熟的西方文明可以实施文明收缩式的“大西洋共同体”战略，专注于西方文明之所以成为西方文明的“独特性”的维持和复兴。这就是说，亨廷顿为西方开出的乃是采取“规避原则”的建议，避免干涉其他文明内部事务。不仅如此，亨廷顿还希望所有文明都照此行事，维持以认同为基础的文明之间的和平。
二、文明的划分
亨廷顿认为构成冷战后的世界的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①，并以西方文明为例说明构成文明的要素，如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政治体制及地缘关系等。亨廷顿提出的文明构成原则具有普遍意义，然而客观的文明构成要素和依赖人的判断的文明“划分标准”之间始终存在差异，而划分标准的主观性就使人有了基于特定目的进行发挥的余地。当然，文明划分标准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获得现实中的人的广泛赞同，这时对文明的主观划分才会具有实际价值。
就国家而言，其国际身份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而其客观国际身份是自身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与地缘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历史中形成的自我定位通常不易改变。虽然亨廷顿认为“公众态度的变化与精英观念的变化一致”，但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是精英主导的“认同创造和文化划分”不会与公众现有的认同相冲突。文化认同的特性是客观性和不可调整性，主观变革只能从小的认同转向更大尺度上的文明上的认同。这就是说，精英起到的是引导和强化认同的作用，且精英唯有如此才能发挥作用。虽然有的国家试图向并不归属的他文明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和定位，其领导人也都做出了不凡的努力，可结果都失败了。这种事例说明文明的构成要素和划分标准确实不是一回事。
三、文化的自我肯定和宗教复兴
在《文明冲突》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中，亨廷顿指出当前是“各国人民都以文化界定自己的时代”。虽然无法断定各国各文明是否都实现了文化认同，但将文明自我认同定性为普遍趋势是可以接受的。要实现这种认同，或者是经济发展带来民主（选举）进步，民主制推动文化自我肯定及思想解禁，四者有机互动，共同推动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分离，即非西方国家成功的现代化破除“现代化就是西化或走西方道路”的迷信②，或者是各种冲突的刺激加深了人对“谁支持我或反对我”、“我可以依靠谁”等认同（简单地说就是“威胁”强化自我肯定，而这在伊斯兰世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与对抗相关的认同开始占据上风）。在民主国家中，作为少数的穆斯林可以伸张自身权利并得到保护，当权利不受保护时，伊斯兰教徒不改变其信仰则可获得其他信众的支持。既然确认文明认同至少可以为自身争取到同种文明范围内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被强化的仍是母国的文化认同（可以称之为“文明挂靠”）。如此发展，已有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对立就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而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断层线战争”有可能升级的逻辑。
再者，西方文明在二战以后面临道德沦丧、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等严重的衰颓趋势③引发了非西方社会的普遍担忧，故而更加注重对自身文化的改良和肯定。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以硬权力主导国际秩序的模式开始衰落，由政府质量、士气、社会凝聚力、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吸引力等构成的软权力（国内学者称之为无形权力）④越来越受到普遍重视，而文化认同正可以强化软权力。
此外，合法权力来源于合法认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假如文明认同正在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么在选举制下就会出现类似利润争夺的“基于文化认同”的权力争夺。这一点仍在穆斯林之间表现突出。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中以极大的篇幅论述了人口因素，尤其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年轻人对冲突的影响，因其身上较多的表现出了进取、革命和不宽容等特点。当这种趋势非常明显时，年轻人中就会产生巨大的“权力利润”，谁能满足这种认同就能得到“利润”，于是宗教领袖、政治家竞相争夺之，将这一群体尽可能收拢至旗下，结果导致政治精英附和极端或过激行为的做法，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文化认同。 四、以文明为基础的区域国际政治
如果承认文化认同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么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的秩序就是更为有效地实现世界和平，至少是区域性和平的制度设计，亨廷顿为此还提出了“同心圆-核心国家集团”政治模型⑤。在这一政治构想中，由核心国家支配的、以文明为基础的同心圆结构包括核心国家、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及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的其他文化的民族。这种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在单一核心或几个核心国家周围并分散于同心圆中，其反映的是与文明的认同程度及融入相应文明集团的程度。各国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核心国家起领导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势力范围划分明确的世界，同时是其影响力被拥有共同文明的成员国稀释的世界。由于能够吸引文化相似的国家并排斥不同的国家，核心国家在这种体系中表现得非常鲜明。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的权利或发挥这样的功能是因为成员国将之视为文化亲族，文化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这好似扩大的家庭，核心国家就是年长的家庭成员，为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当文明缺少核心时，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将变得棘手。
亨廷顿描绘的“同心圆-核心国家集团”秩序具有较为完整的构造，而亨廷顿还依此划定了几大“文明核心球体”。这种球体最好有柔软的外层包裹，以防各球体在相撞时产生剧烈振动乃至破损，而作为缓冲的外层就是“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及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的其他文化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或民族最好是相邻文明的同心圆结构共同的外层。这种结构或者说文明秩序设计比以利益和权力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更具预测性和稳定性，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这种设计同样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依照形成稳定的“同心圆-核心国家集团”秩序逻辑来看，伊斯兰世界必须有核心国家才能实现内部和平，但必须顾虑的是伊斯兰文明中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信仰中的安拉所具有的最高权力并不相容。这就给伊斯兰同心圆结构的建立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因为成为核心国家必须确认建立在代表安拉行使权力的认同的基础上，况且伊斯兰世界在与教义和信仰冲突的主权国家基础上实现这种稳定秩序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参照当前非西方文明认同的强化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现实，可以断定依靠修改教义或改革宗教来建立这种结构恐怕也是行不通的，对此只能寄希望于经济发展使得宗教在民众中的影响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其他较为温和的认同。
另外，为了避免文明内部的冲突，亨廷顿又提出了两种原则，一是“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称其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二是“共同协调原则”，即核心国家通过谈判遏制同文明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实现的和平相处与共同发展，亨廷顿还提出了“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⑥，但亨廷顿对照此实现理想的国际秩序抱有的希望似乎不大，但又不否认“同心圆-核心国家集团”结构确实在朝这一方向的推进上做出的贡献。
仍须补充的是，亨廷顿虽然强调了西方文明的衰落，但西方走在其他文明前列也是客观事实；而在构建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新秩序中，美国依然领先世界并因可能采取的文化战略而成为其他文明建立区域秩序及确定原则时的参考或榜样。这样一来，美国担当“救世主”的作用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剛刚开始。
五、结论：文化究竟是什么
由以上论述可知，文化就是认同，就是同文化中可能的合作和不同文化间可能的冲突。从更高层面来说，文化是构建世界秩序的基础要素，至少是潜在的可利用的元素，所以文化共性可以促进经济领域的参与。与“技术壁垒”不同，文化代表的是国际贸易中的“软壁垒”，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近年来轰动一时的“围攻家乐福”或“抵制日货”等事件。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事件只是外部刺激导致的经济上的文化冲突，真正的“文化软壁垒”应是基于文化认同的自觉而主动的抵制。
注释：
①《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24页至27页.
②《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84页至85页.
③《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62页.
④《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第61页.
⑤《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135页.
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295页.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一版）.新华出版社.2010.
[2]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