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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讲述的是20世纪发生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杨淑慧—— 一位特殊年代的保姆，大家习惯叫她杨妈。杨妈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地下党的老朋友，也是我家的恩人。
进入骑河楼中西医院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北平骑河楼中西医院了。可是在1942年，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街的确有一所私人医院叫中西医院，规模不大，医院的主人叫郑剑庵。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从此被日伪政权统治。那时，能开办私人医院的人都有些背景。郑剑庵院长颇有来历，他是蒙古族人，出生于内蒙古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从南满医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同乡好友李守信的部队中任军医处长。李守信也是蒙古族人，青年时加入了热河地方武装。1933年他率部投靠了日本人，经日本关东军授意，参加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担任伪蒙古军总司令，打着“争取内蒙古独立”的旗号脱离国民政府，在察哈尔和绥远两省建立日本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2年，郑剑庵辞了军职，用李守信给他的一笔钱在北平开了一所私人医院——骑河楼中西医院。医院对老百姓开放，同时也为李守信及其家人服务。郑剑庵的背景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所医院必定有不寻常的故事。
医院开张后，大小事都由郑院长操持，他忙得不可开交，迫切需要一名干杂事和照看医院的保姆，便托了朋友四处打听。医院不比一般家庭，人多手杂，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看护。朋友挺上心，几天后便带着一名中年妇女来到医院应聘，她就是杨妈。
站在郑院长面前的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女人：四十来岁，相貌平平，中等身材，小脚，背已微微驼了，身着一件褪色的大襟衣服，挺干净。郑院长自来熟，健谈，和她这么一聊，才知道对方是个很不幸的人。
杨妈的大名叫杨淑慧，1901年出生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普通人家。通州在北京正东20多公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端头，水陆进京的必经之地。杨妈娘家不是地道的农村人，主要靠做小生意谋生，生活并不困难。
杨妈的童年时代，虽然清王朝一天天地衰败下去，可女人缠足并没停止，小脚女人处处可见。与大多数女孩一样，杨妈小小年纪就被缠足了。她说过，她那不是“三寸金莲”，是四寸的脚。到了出嫁的年龄，父母做主，把她嫁给了当地一家开首饰店的人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婚后她衣食无忧，还为丈夫生了一对儿女，生活幸福美满。可好日子没过几年，男人变了心，娶了小老婆，把她休了。杨淑慧知道，回娘家不仅得不到同情，还将一辈子面对邻里世人的刻薄指点。为了养活一对儿女，她下决心离开通州，到北京城里给有钱人家做保姆。1928年，北洋政府被北伐军推翻，北京改名为北平。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没有改变杨妈的生活，她就是一个保姆，每天忙忙碌碌，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年。
郑院长和杨妈是同时代的人，听了杨妈的遭遇，当下决定收留她给医院洗衣做饭，还允许她在医院里住。“我腾出一间房，您明天就搬过来吧。”郑院长的热情让杨妈很感动。第二天，杨妈便把自己在前东家的衣物收拾了，挎着一个小包袱来到了医院。杨妈念及郑院长的收留之恩，对院长格外尊重，她告诉郑院长，医院里的杂事儿，只要他吩咐一声就行了。郑院长好喝酒、好交友，酒后忘事也是常有的，都是杨妈提醒。日久天长，郑院长不再把她当外人，让她叫自己老郑，杨妈也把医院当成了自己的家。
老郑是杨妈遇到的第一个好人。虽然有了安身之地，可她的厄运并没就此告别。女儿的病越来越重，郑院长想尽办法也没能留住她。杨妈只剩下了儿子，而儿子还患有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
与父亲建立起信任关系
1942年底，父亲崔月犁在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党校任校医时，被北方分局城工委主任刘仁选中，接受地下工作培训。1943年初夏，他只身一人从天津转道来北平，化名李道宗。一位朋友认识中西医院的郑院长，于是推荐父亲到中西医院应聘。郑院长得知他无处安身，爽快地答应他可以住在医院里。这样，我父亲和杨妈成了长期在中西医院住宿的职工。
1943年是日伪严酷统治北平的第七年。日伪的反共宣传很厉害，街上的大标语把共产党说成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城里大部分老百姓并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是鲜为人知。杨妈当然不会想到我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只看到他每天下班后，还要出去工作，深夜才归，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每天在忙什么。但是，父亲对她的关心和照顾立刻就感动了杨妈。父亲刚到医院不久，自己的工资不高，可杨妈的辛苦父亲都看在眼里。他不忍心看杨妈过这样的苦日子，便每月接济她，还想法给她的残疾儿子看病。杨妈是第一次见到像我父亲这样的年轻人，充满朝气，亲切，富有同情心。
父親和杨妈相遇的那年，杨妈42岁，父亲23岁，论年龄，他们可以母子相称。父亲下班后忙工作，来不及吃晚饭，杨妈会把饭菜给他留着，晚上听见我父亲推门，便起来给他热饭。父亲忙得顾不上洗衣服，杨妈也给他洗。父亲从14岁离开深县老家，再也没有回去过。在晋察冀根据地打游击的6年过的是集体生活，如今他独闯北平，深入虎穴，安全的小环境是他站住脚的根基。身边的杨妈对他多了一层保护，也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杨妈离开通州后也没了家，在中西医院里遇到老郑和我父亲，又有了依靠和安全感。两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这所小医院里很快便建立起了信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杨妈渐渐知道了我父亲是在为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工作，但她心里有数，这类事绝对不能和外人说，说出去命就没了。其实，父亲很少对她讲抗日和共产主义道理。在日伪严密统治下的北平，她能同情共产党已经非常不容易，让她知道更多的事反而会给她和她儿子带来麻烦。
1944年9月，晋察冀分局决定在城工委基础上扩大地下组织的力量，组建城市工作部（城工部）。此时，靠着医生的身份作为掩护，父亲渐渐在北平打开了局面，成为北平地下党的得力干部。其实，这些事儿离杨妈的生活还很远，她不识字，无依无靠，在战乱年代能养活自己和儿子，得到尊重和爱护，这就够了。
1944年的一天，医院里又来了一位应聘的人。郑院长告诉杨妈他是新来的管理员，负责采购，叫他老姚吧。可当郑院长把他介绍给我父亲时，父亲立刻警觉起来。他迅速地打量着新同事：40岁左右，一米八的个头，宽宽的肩，黑里透红的脸膛，眉宇间透着英气。必须尽快搞清楚这是何许人——父亲想着，就见姓姚的向他拱了拱手，用地道的北平话说：“多多关照。”连续几周，父亲一直在暗暗观察：这个管理员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的事儿，人挺豪爽，很快便和医院里的人混熟了。父亲总觉得这人不像普通老百姓，有点像军人，难道，他是自己人？不久，姚管理员也加入了帮助杨妈的行列。杨妈挺高兴，从此身边有了三个好人：老郑、老姚和“李大夫”。她的幸福和喜悦溢于言表。一天，杨妈终于忍不住，悄悄对我父亲说：我看出来了，老姚是自己人。父亲会意地笑了笑，没说话。 管理员果然是自己人。此人是日军立案追捕的要犯、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在北平情报站的负责人姚继鸣。他于1942年被派到北平搜集日军的战略情报，由于突然发生变故，不得不更换身份继续潜伏。他是通过郑剑庵的拜把兄弟阮慕韩介绍來的。父亲观察姚继鸣时，对方也在琢磨他。有一天，姚对妻子向明说：“院里的李大夫人很年轻，但是处事非常成熟老练，似乎是个做大事的人。前几天，郑院长替一位老汉从妓院里赎回了女儿，李大夫做的安排，让她学护士去了。现在这种年代，除了咱们的人，谁还会去管这些事？”两个人都猜中了，杨妈的判断也没错。骑河楼中西医院原本就是靠着李守信亲日的背景起家的，由于地下党员的到来，这所医院又增添了地下党的神秘色彩。说不清是哪年，郑院长也入了党。
从姚家到我家
对“组织”的事，杨妈不问也不说，她每天做着同样的事：买菜、洗衣、做饭。在老郑、老姚和李大夫三位朋友的关照下，她平安地度过了日伪占领时期的每一天。虽然儿子的病没有根本好转，但病情稳定。杨妈在中西医院的日子过得舒心，多年前被遗弃沦为下等人的感觉已渐渐散去。后面的日子能平安无事，继续给儿子看病，是她的期盼。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姚继鸣负责的八路军前指北平情报站由刘仁负责，姚继鸣和我父亲终于知道了彼此的身份和职务。不久，姚继鸣把自己手下的一名女交通员徐书麟转交给我父亲领导，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了和平谈判。就像杨妈期盼的，北平接下来真的太平了一阵子。父亲有了女朋友也令她高兴，老天爷总是会保佑好人的。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中时，暂时的和平已经孕育着新的战争。1946年6月，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爆发。杨妈在中西医院的平静生活只持续了半年多，情况便出现了变化。一天，姚继鸣的贴身警卫兼交通员陈克新（化名王顺）突然被军统逮捕。严刑拷打下，他拒绝说出八路军情报站，最后被军统杀害。陈克新的暴露使得姚继鸣的活动规律也被军统侦破，危险正在逼近骑河楼中西医院。
为了保护姚继鸣，上级通知他马上离开中西医院，指示他家立即搬到朝阳门南小街前拐棒胡同，姚继鸣改名为姚德安，向明改名为赵向明。考虑到夫妇俩已经有了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儿鸣明（大名姚燕），组织上决定把杨妈派到姚家做保姆，有一位可靠的老人更便于掩护。杨妈本来以为中西医院就是自己永远的家，在那儿洗衣做饭一辈子她也知足，没想到现在要换地方了。老姚的事当然就是自己的事，杨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次的应承成了她一生的转折点——她不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是城工部北平地下党真正的朋友和地下活动的参与者。为了躲避追捕，一个月内，老姚、杨妈和我父亲陆续离开了骑河楼中西医院。
杨妈跟着姚家搬到了前拐棒胡同。她除了洗衣、做饭、照顾鸣明，比以前还得多个心眼儿。杨妈很上心，每天都要把屋里、院子看一遍，看看有什么蛛丝马迹会被敌人查到。一天，姚继鸣有急事出门，杨妈忽然发现他的公文包忘在了桌上，她不敢肯定那公文包里有要紧的文件，以防万一，她马上把公文包藏了起来。接下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军统的临时搜查把姚家搅得日日不得安宁。一天傍晚，姚继鸣到家后正准备吃饭，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姚已来不及从前门逃走。杨妈急中生智，在鸣明的腿上使劲掐了一把。鸣明号啕大哭，姚继鸣乘机从后院翻墙逃走。估计他已经安全逃离，杨妈这才拐着小脚，抱着哭个不停的鸣明，慢腾腾地出来开门。她一脸歉意，对特务说：“哎呀，真对不住。你看这孩子哭个不停，你再急也得容我工夫给你们开门哪。”
在频繁追捕下，姚继鸣在北平已经很难开展工作，1946年5月，组织决定把他调回晋冀鲁豫根据地。接到命令后，姚家夫妇来道别。父亲和母亲考虑到他们此去路途遥远而且危险，便诚恳地说服老大哥把女儿留在了北平。父亲回忆道：姚继鸣离开两天后，杨妈带着鸣明仍然住在前拐棒胡同。特务还不知道姚继鸣和向明已经撤回了根据地，仍天天来纠缠，杨妈就和他们打岔周旋。父亲觉得太危险了，便设法把这一老一小接到了自己家里，把鸣明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抚养。小院里，一个新家组成了：父母、姥姥、杨妈、鸣明，还有一只小猫咪。从此，杨妈成为我家的一员。据杨妈晚年回忆，她到我家后的身份仍然是保姆，同时也是我父亲的通信员，接受我父亲给她的任务。
每天一大早，姥姥便在观世音菩萨像前上香，那是为一家平安祈祷。姥姥管家，杨妈带着鸣明，两位老人全力掩护着父亲和母亲。父母都有工作，两个人微薄的工资养着家里五口人，经济条件比很多没有职业的地下党员好些，大人省吃俭用还能让鸣明喝上牛奶。在这个地下党员的家庭里，鸣明一天天长大。
七百里路云和月
1948年春，北平地下党学委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策动傅作义起义，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意味着平津地区不久会有战事。3月，中共北平市委铁路工作委员会（铁委）因主要负责人吴一贯被捕叛变牵连30人被捕。惨重的损失让父亲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自身处境的危险。北平未来是战还是和谁也说不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当时父亲担任学委秘书长，为了躲避追捕，他需要新的身份掩护。通过一位医生朋友的介绍，他到同仁医院放射科当了实习医生，没有工资。为了给地下党筹集资金，父亲甚至去卖过血。那年3月，哥哥出生了，家里的经济变得更加拮据，鸣明的安全和成长已经成为问题，父亲决定尽快把她送往解放区。
父亲打听到，河北曲阳县有个晋察冀北岳区儿童保育院，专门收养八路军的孩子。派谁把不到3岁的鸣明送到解放区呢？女孩儿从生下来一直由杨妈照顾，为避免她产生陌生和恐惧感，思前想后，父亲决定还是派杨妈送孩子到曲阳。当时从北平到那个方向的铁路运输已经不能保证，只能是火车、大车赶上什么坐什么，赶不上车就要靠步行。对小脚的杨妈和未满3岁的鸣明来说，这七百里无异于长征。但杨妈只是简单地对父亲说：能办到。第二天，杨妈立刻作出发前准备。她想，这一走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鸣明了，孩子的东西都要带上，于是把向明临别时为女儿缝的一床小花被也放进了包袱里。次日，父亲安排了护送的人，带着杨妈、鸣明上路了。她们走后，全家每天唯一的盼望就是平安无事。一周过去了，杨妈还没有回来，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她们在哪里？父亲焦虑起来，留下鸣明担心，送走也担心…… 很多天后，风尘仆仆的杨妈终于回来了。见到父亲，她高兴地大声说：“送到了，一切顺利！”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有很长一段路程她们是被特务跟踪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杨妈给我讲过那次长途跋涉的经历。她的故事一般都是没头没尾：“刚出城就有一个便衣特务一直跟着我们。”我喜欢抓特务的故事，于是便问：“你怎么知道他是特务呢？”讲到特别重要的地方，杨妈总是一脸严肃：“是我看到的。那个特务买烟时一掏钱，我就瞧见他那个大褂里别着枪呢。他装作没事，其实我早看见了。”杨妈撩起衣襟，比画着。其实，她不是讲故事，但只要是父亲要她做的事便义不容辞。年近50岁的小脚女人，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两岁多的女孩日行夜宿，穿过一道道封锁线。好在每过一道封锁线都有自己人接应，这一老一小历尽艰辛才到了曲阳。杨妈怕父亲惦记，把孩子送到保育院后立即返回北平。她心里挺自豪，觉得自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往返的1000多里路是她有生以来最远的行程。
不过百密一疏，杨妈没意识到这中间发生了大问题——因为不会写字，她不知道也没有给保育院留下鸣明生父生母的名字，自己从来称呼姚继鸣为老姚，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人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家的孩子，这为后来她全家团聚平添了许多变数。
1946年从北平撤离后，姚继鸣和向明随军转战南北，与我父亲失去了联系。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1949年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姚继鸣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姚继鸣的老领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得知姚继鸣的孩子下落不明后，下令无论如何都要把孩子找到。他把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夫人——做情报工作的林一。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喜事成双，林一获得了从晋察冀北岳区儿童保育院送来的一张儿童情况报告表：鸣明找到了！林一把表格交给了正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医院看病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刘伯承转给了正在准备渡江战役的姚继鸣。几天后，向明搭乘押送战犯黄维的车来到石家庄，在北岳区儿童保育院打听到有一个女孩儿来自北平。看到鸣明抱在怀里的小花被，这不正是自己临走前缝制的吗？她激动地抱住女儿，泪如泉涌。这时距母女分别已经快3年了！
杨妈的曲阳之行让我父亲相信，有她的护送，反而多了一分安全。后来，杨妈曾几次受命护送北平的学生和地下党员到城工部，每次都成功完成任务。1946年6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华北局城工部领导机关撤出张家口，于10月迁到河北阜平县的泊镇（泊头），对外叫建设公司。杨妈回忆，护送学生去泊镇，先坐火车，下车后如果能赶上大车（马车）就坐大车，赶不上就步行，通过敌人检查站时，就说是带着城里的亲戚回老家。1948年平津战役前夕，在往返于城工部的800里路上，多了一名小脚女人。
1948年是我父亲最忙的一年，他接受了在北平城内策反傅作义的任务。为了与傅作义的恩师和高参刘厚同建立联系，他不得不公开身份。那一年，保密局（军统）北平站已经把他列为缉拿要犯。为了躲避军统的追捕，父亲和母亲搬了多少次家已经很难考证，家搬到哪里，杨妈就到哪里。她对搬家早已习以为常，她没有细软，更没有首饰，一个包袱里裹的几件衣服是她的全部家当。父亲在家召集地下党学委开会时，杨妈和我姥姥都帮助放哨。杨妈是我父亲的通信员，但她不是共产党员，也从来没要求过入党，可她身边的人几乎全是城工部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地下学委的负责人佘涤清、杨伯箴、张文松等都认识她。
我家的第二个姥姥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我出生在那年的6月。父亲在北平市委统战室担任室主任。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那几年，我家又添了人丁，弟弟们出生后，我家搬到了东城台基厂8号。
组织分配给父亲的宿舍是台基厂8号院中一座朝南的小院，与市委机关的理发店、洗衣房相邻，马路对面就是父亲工作的市委机关。此时，市委统战室已经扩编为统战部，父亲担任副部长。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干部没有工资，全部实行供给制。我家一共八口人，父母、姥姥、杨妈和我们四个孩子，都靠供给制和补贴过日子。我家一共有两间睡房，姥姥带三个男孩儿住一间，杨妈带我住一间。两间睡房的外间是长长的玻璃走廊，走廊里放了一张桌子，算是饭厅。睡房没有窗户，只有走廊是最明亮的地方。走廊里安了一个煤炉，生火、封火都是杨妈负责。冬天晚上很冷，走廊的每块玻璃窗上都结满了白色冰花，晶莹闪亮，就像一片神奇的世界。杨妈是每天最早起床的人，她把煤炉重新生好，等大家起来时，屋里已经暖暖的了。
小院里有一棵白丁香树。春天，丁香花开的时候满院子都是扑鼻的芳香。姥姥喜欢种花，走廊前有美人蕉、夹竹桃、橡皮树，南墙根下是玉簪。早饭后，姥姥会把橡皮树的叶子擦了又擦，叶子像抹了油一样亮。杨妈不爱侍弄花草，干的活儿就是补袜子、纳鞋底、洗衣服、做饭。院子东南角有一间用铁皮搭起来的小厨房，杨妈大部分时间在厨房里。饭香飘出时，我就往那儿跑。杨妈会说：“别在这儿挤着，我这一个人还转不开身呢！”下雨时，杨妈便带一把雨伞去厨房做饭，然后一手撑着伞一手端着菜回到屋里。
家里比较挤，没有父亲和母亲的房间。好在市委机关就在街对面，父亲的办公室有里外间，里间就是父亲的宿舍。每逢周末，父亲和母亲才能回家看我们。以至于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台基厂8号是我们和姥姥、杨妈的家，不是父亲和母亲的家。
一出生，我就和楊妈睡同一张大木床，我是她带大的。杨妈长得很白，细细的眼睛，总是爱穿一件蓝灰色的大襟衣服和中式黑裤。大概是因为劳累，她很早就驼背了。过年的时候，杨妈才会给自己缝制新衣服。她小脚，不方便逛街，姥姥帮她扯些布回来，她便按照旧衣服的样子裁剪，然后一针一线地手工缝制。市面上没有塑料鞋底以前，我们穿的都是家里做的布鞋。姥姥用糨糊把一片片的旧布粘在一起压平，晾干后做成袼褙，剪成鞋底，下一道工序是杨妈负责。午饭后，杨妈坐在走廊里的小板凳上纳鞋底。我经常蹲在杨妈旁边，看她用锥子使劲把几层袼褙扎穿，顺着锥孔，用粗针把麻线穿过去，再用锥子把麻线绕一下勒紧。杨妈说，针脚越密鞋底越耐磨。我们家孩子多，杨妈每天纳鞋底，总也纳不完。 1954年，杨妈得了重病，被诊断为空洞性肺结核，必须隔离治疗。父亲把她送进了北京市结核病院，告诉她安心养病，病一好就接她回家。杨妈这一走就是一年。病愈后，父亲立刻把她接了回来。父亲的态度明确：不论发生什么事，杨妈都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后来我们上了小学，学校发表格要求填写家庭成员，我们把杨淑慧也填上了。姥姥说不该填她的名字，很久我都没搞明白，既然她不是家庭成员，为什么却天天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天，父亲对我们说，以后不能叫杨妈，那是旧社会对佣人的称呼，你们就叫她杨姥姥吧。于是，我们有了第二个姥姥。
1955年，干部供给制取消了，改为工资制。父亲是高级干部，按理说我家经济情况应该不错，可听姥姥说，我们的钱每月都很紧。父亲的钱要养爷爷、奶奶、老家的亲戚、杨妈、姥姥和我们，还要接济大伯和叔叔家的孩子。杨妈从1943年就是北平地下党的朋友，难说没加入组织，可她毕竟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受组织委托掩护了地下党员，还带大了地下党员的孩子，对革命有功。民政局决定给她生活补贴，每月25元，算是对她的照顾。据说这个补贴也是父亲争取来的。一是感谢杨妈出生入死帮助北平地下党，二是考虑到她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养老保障。父亲对她的善良是那种最崇高的善良，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呵护她的尊严。公家给杨妈生活补贴，也让杨妈活得硬气。除了公家补贴，父亲坚持要给杨妈一份保姆工资。他说公家给钱那是公家对她的照顾，我们用人家还是应该给工资。
杨妈平常不出门，她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到鼓楼西大街看儿子，出门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她是小脚，但从来不叫人力车，总觉得那不是保姆应该享受的待遇。每逢周末，她便牵着我的手，拐着小脚赶公共汽车去鼓楼西大街。我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下身瘫痪，只在床上坐着。每次探望，除了给儿子补贴伙食费，杨妈还会给邻居一些钱，托她们帮助照顾儿子。据说她的儿子会刻图章，也能赚些零花钱。记不清从何时起，杨妈不再带我去鼓楼西大街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儿子病逝了。我没见她哭，其实是她没地方哭。都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最大的不幸，她才50多岁，头发刚刚发白就没了儿女。杨妈认命，咽下了所有的悲痛和不幸，再没和任何人提起过她的儿女。
忠诚与守候
1964年，父亲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后，我家搬到了市政府新分给父亲的住房，位于崇文门附近后沟胡同二号卫理公会院内的一栋小洋楼。院子里有一所教堂和八座小洋楼。洋楼曾经是教父的居所。我家和市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王景铭合住一栋小楼，我们在楼下，邻居住楼上。北平和平解放15年后，姥姥、杨妈、父亲、母亲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父亲热情好客，周末经常邀请朋友来家做客。他的朋友都是城工部地下党的战友，认识杨妈。客人们仍然称呼她杨妈，问长问短，这些问候能让杨妈高兴很多天。杨妈在城工部地下党学委很有名，她和这些人的交情似乎比姥姥还深，毕竟她和城工部北平地下党交往的时间更长。在骑河楼中西医院工作时，她已经认识了很多人。杨妈最常提起的就是老姚，夸他能干，尽管老姚在1957年就病逝了。1947年她在姚家度过的每一天几乎都是惊险的，1948年700里路去北岳和后来的泊头之行也是令她骄傲的事。
父亲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卫生、外事、宾馆服务、市人委日常工作，还兼任卫生体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工作异常繁忙。“文革”爆发后，父亲被停职了，命运急转直下。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被报纸批判，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从那以后，写检查、被批斗和游街成了父亲的家常便饭，母亲也在自己领导了两年的北京实验京剧团挨了批判，被造反派剪了阴阳头。姥姥受不了，在“文革”开始的第一周寻了短见。7月，我家被勒令搬出那座小洋楼，给父亲的新住处是和平里交林夹道四排五号——交通部和林业部大楼中间的两间工棚。
父亲和母亲挨斗回来，杨妈仍然给他们做饭。她话很少，也不打听他们犯了什么错，她能看出来父亲和母亲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父亲和母亲的工资被停发之前，已有传言，说“黑帮”的存款迟早会被冻结，我们不敢把工资存入银行。这样，父亲和母亲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便留在了家里。怕被人拿走，我们把这几百元钱藏在枕套里。一天，造反派又来抄家了，很快便翻出了藏在了枕头套里面的钱：“你们竟敢窝藏钱！你们要用它做反革命经费吗？”听到造反派说到了钱的事，杨妈拐着小脚从里屋出来。她一把拽住了造反派，嚷道：“这钱你们不能拿走！”造反派拿着钱迈出屋的那一刻，杨妈扑通一声就给那人跪下了。她抱住那个人的腿，几乎是哭着哀求道：“这钱是给孩子们留的生活费，求求你们了，行行好吧！”钱最终还是被拿走了，可杨妈下跪的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我们把杨妈扶起来，她的脸上挂着泪花：“往下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怎么办哪？”父母的工资停发后，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杨妈成分好，属于城市贫民，待遇没变，依旧每月25元，但父亲已经没钱给她发工资了。被轰到工棚的第一个月，哥哥用两个人的生活费买了三块床板，三副条凳，在里屋支起三张床，算是杨妈和我们的睡房。外屋是父母的房间。床铺不够，两个弟弟只好长期在同学家借宿。第一个月，买了床板后我们四个孩子的生活费只剩下36元钱。从那时起，杨妈便开始用自己的钱补贴我们，直至她1974年去世。
1967年7月，父亲被北京卫戍区關押，母亲被造反派关了“牛棚”，不允许回家。1968年1月，在卫戍区关押的父亲突然被逮捕，关入了秦城监狱。父亲的朋友多数已经自身难保，除了叔叔张广义和表舅徐朗，其他人断绝了和我家的联系。造反派每天来抄家，我家既没钱也没尊严。我们靠每人十几元的生活费过活，日子过得很清苦。有一天哥哥建议：我们应该把杨妈送到养老院去，别让她跟着我们一起受罪了。一听这话，杨妈落泪了。她说：“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过什么日子，我就跟你们过什么日子。”那时候，国家办的养老院只收无儿无女的老人，包吃包住包治病，负责养老送终。杨妈符合条件，还享受民政部门的补贴，去养老院日子过得应该不差。可她说什么也不去，直到哥哥不再提这事了，她心里才踏实下来。 2020年1月2日是父亲的百年诞辰，在纪念会上我见到了失联多年的老朋友、表舅的徒弟王政国。他告诉我：“那时候，杨妈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才能靠自己每月25元钱和她的积蓄把你们四个孩子养大，好给你父母有个交代。”
杨妈是1974年9月走的，那年她73岁。走前的几个月她总是和我念叨：“过了66岁，下一个坎就是73了。”她有预感，说不一定能见到我父亲了。一天，杨妈对我说：“把我的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吧，给我留下28块钱的火葬费就行了。”我说：“别说这些，你留些钱总会有用。”“按我说的办吧……”几天以后，她發高烧，不能进食，送进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遵照杨妈生前的嘱咐，我们用她剩下的最后28元钱把她火葬了。
杨妈和我父亲有31年的情谊，他们之间聊天的机会很少，那是一种默默的、可托付一生的友谊。父亲给了她一个受人尊重、衣食无忧的家。“文革”中，父亲入狱了，这个家的顶梁柱倒了。她不惜一切地维护着这个快要“散架”的家，全心全意地保护着父亲的名誉;她一直陪伴我们，用全部的积蓄和心血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她一直守候着、坚持着，却没能等到父亲回家。临走前，她给父亲和我们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一生无比的忠诚。
1975年4月，杨妈去世半年后，父亲出狱了。初夏，我家搬出了交林夹道。
父亲在北平潜伏了6年，这期间他曾经多次遇险，几乎每次遇险，都有一位普通的母亲帮他脱险。提起她们，父亲这样说：“算起来那时先后掩护过我的有十来个老太太……她们在我北平的6年地下工作，包括日本占领北平的两年多，国民党三年多的统治时期，掩护我、帮助我。……老太太所起的作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掩护电台、成家、生活休息，没有这些老太太，就比较困难了。老太太做掩护，很方便，不易引起敌人怀疑。她们是无名英雄，对革命的贡献与前线的战士是一样的。她们没有入党，但与参加共产党的人是一样的。”
革命战争年代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英雄，他们被称为中国的脊梁。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像杨妈这样的人促成的。杨妈这些人有共性，他们正直、善良、朴实，用良知和常识判断是非、决定对错。这些平凡的底层人物没有机会出现在回忆录中，也没有剧作家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甚至他们本人对自己的付出也不以为意，但是，这些人才是英雄成长的大地。没有大地，何处生根？
杨妈是特殊年代的保姆，她什么都没留下，唯一的两张照片在“文革”中也遗失了，但是她留下的慈爱温暖了我们一生。“文革”结束后，杨妈已过世多年，父亲的战友们还时常会提起她。
进入骑河楼中西医院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北平骑河楼中西医院了。可是在1942年，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街的确有一所私人医院叫中西医院，规模不大，医院的主人叫郑剑庵。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从此被日伪政权统治。那时，能开办私人医院的人都有些背景。郑剑庵院长颇有来历，他是蒙古族人，出生于内蒙古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从南满医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同乡好友李守信的部队中任军医处长。李守信也是蒙古族人，青年时加入了热河地方武装。1933年他率部投靠了日本人，经日本关东军授意，参加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担任伪蒙古军总司令，打着“争取内蒙古独立”的旗号脱离国民政府，在察哈尔和绥远两省建立日本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2年，郑剑庵辞了军职，用李守信给他的一笔钱在北平开了一所私人医院——骑河楼中西医院。医院对老百姓开放，同时也为李守信及其家人服务。郑剑庵的背景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所医院必定有不寻常的故事。
医院开张后，大小事都由郑院长操持，他忙得不可开交，迫切需要一名干杂事和照看医院的保姆，便托了朋友四处打听。医院不比一般家庭，人多手杂，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看护。朋友挺上心，几天后便带着一名中年妇女来到医院应聘，她就是杨妈。
站在郑院长面前的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女人：四十来岁，相貌平平，中等身材，小脚，背已微微驼了，身着一件褪色的大襟衣服，挺干净。郑院长自来熟，健谈，和她这么一聊，才知道对方是个很不幸的人。
杨妈的大名叫杨淑慧，1901年出生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普通人家。通州在北京正东20多公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端头，水陆进京的必经之地。杨妈娘家不是地道的农村人，主要靠做小生意谋生，生活并不困难。
杨妈的童年时代，虽然清王朝一天天地衰败下去，可女人缠足并没停止，小脚女人处处可见。与大多数女孩一样，杨妈小小年纪就被缠足了。她说过，她那不是“三寸金莲”，是四寸的脚。到了出嫁的年龄，父母做主，把她嫁给了当地一家开首饰店的人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婚后她衣食无忧，还为丈夫生了一对儿女，生活幸福美满。可好日子没过几年，男人变了心，娶了小老婆，把她休了。杨淑慧知道，回娘家不仅得不到同情，还将一辈子面对邻里世人的刻薄指点。为了养活一对儿女，她下决心离开通州，到北京城里给有钱人家做保姆。1928年，北洋政府被北伐军推翻，北京改名为北平。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没有改变杨妈的生活，她就是一个保姆，每天忙忙碌碌，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年。
郑院长和杨妈是同时代的人，听了杨妈的遭遇，当下决定收留她给医院洗衣做饭，还允许她在医院里住。“我腾出一间房，您明天就搬过来吧。”郑院长的热情让杨妈很感动。第二天，杨妈便把自己在前东家的衣物收拾了，挎着一个小包袱来到了医院。杨妈念及郑院长的收留之恩，对院长格外尊重，她告诉郑院长，医院里的杂事儿，只要他吩咐一声就行了。郑院长好喝酒、好交友，酒后忘事也是常有的，都是杨妈提醒。日久天长，郑院长不再把她当外人，让她叫自己老郑，杨妈也把医院当成了自己的家。
老郑是杨妈遇到的第一个好人。虽然有了安身之地，可她的厄运并没就此告别。女儿的病越来越重，郑院长想尽办法也没能留住她。杨妈只剩下了儿子，而儿子还患有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
与父亲建立起信任关系
1942年底，父亲崔月犁在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党校任校医时，被北方分局城工委主任刘仁选中，接受地下工作培训。1943年初夏，他只身一人从天津转道来北平，化名李道宗。一位朋友认识中西医院的郑院长，于是推荐父亲到中西医院应聘。郑院长得知他无处安身，爽快地答应他可以住在医院里。这样，我父亲和杨妈成了长期在中西医院住宿的职工。
1943年是日伪严酷统治北平的第七年。日伪的反共宣传很厉害，街上的大标语把共产党说成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城里大部分老百姓并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是鲜为人知。杨妈当然不会想到我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只看到他每天下班后，还要出去工作，深夜才归，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每天在忙什么。但是，父亲对她的关心和照顾立刻就感动了杨妈。父亲刚到医院不久，自己的工资不高，可杨妈的辛苦父亲都看在眼里。他不忍心看杨妈过这样的苦日子，便每月接济她，还想法给她的残疾儿子看病。杨妈是第一次见到像我父亲这样的年轻人，充满朝气，亲切，富有同情心。
父親和杨妈相遇的那年，杨妈42岁，父亲23岁，论年龄，他们可以母子相称。父亲下班后忙工作，来不及吃晚饭，杨妈会把饭菜给他留着，晚上听见我父亲推门，便起来给他热饭。父亲忙得顾不上洗衣服，杨妈也给他洗。父亲从14岁离开深县老家，再也没有回去过。在晋察冀根据地打游击的6年过的是集体生活，如今他独闯北平，深入虎穴，安全的小环境是他站住脚的根基。身边的杨妈对他多了一层保护，也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杨妈离开通州后也没了家，在中西医院里遇到老郑和我父亲，又有了依靠和安全感。两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这所小医院里很快便建立起了信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杨妈渐渐知道了我父亲是在为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工作，但她心里有数，这类事绝对不能和外人说，说出去命就没了。其实，父亲很少对她讲抗日和共产主义道理。在日伪严密统治下的北平，她能同情共产党已经非常不容易，让她知道更多的事反而会给她和她儿子带来麻烦。
1944年9月，晋察冀分局决定在城工委基础上扩大地下组织的力量，组建城市工作部（城工部）。此时，靠着医生的身份作为掩护，父亲渐渐在北平打开了局面，成为北平地下党的得力干部。其实，这些事儿离杨妈的生活还很远，她不识字，无依无靠，在战乱年代能养活自己和儿子，得到尊重和爱护，这就够了。
1944年的一天，医院里又来了一位应聘的人。郑院长告诉杨妈他是新来的管理员，负责采购，叫他老姚吧。可当郑院长把他介绍给我父亲时，父亲立刻警觉起来。他迅速地打量着新同事：40岁左右，一米八的个头，宽宽的肩，黑里透红的脸膛，眉宇间透着英气。必须尽快搞清楚这是何许人——父亲想着，就见姓姚的向他拱了拱手，用地道的北平话说：“多多关照。”连续几周，父亲一直在暗暗观察：这个管理员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的事儿，人挺豪爽，很快便和医院里的人混熟了。父亲总觉得这人不像普通老百姓，有点像军人，难道，他是自己人？不久，姚管理员也加入了帮助杨妈的行列。杨妈挺高兴，从此身边有了三个好人：老郑、老姚和“李大夫”。她的幸福和喜悦溢于言表。一天，杨妈终于忍不住，悄悄对我父亲说：我看出来了，老姚是自己人。父亲会意地笑了笑，没说话。 管理员果然是自己人。此人是日军立案追捕的要犯、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在北平情报站的负责人姚继鸣。他于1942年被派到北平搜集日军的战略情报，由于突然发生变故，不得不更换身份继续潜伏。他是通过郑剑庵的拜把兄弟阮慕韩介绍來的。父亲观察姚继鸣时，对方也在琢磨他。有一天，姚对妻子向明说：“院里的李大夫人很年轻，但是处事非常成熟老练，似乎是个做大事的人。前几天，郑院长替一位老汉从妓院里赎回了女儿，李大夫做的安排，让她学护士去了。现在这种年代，除了咱们的人，谁还会去管这些事？”两个人都猜中了，杨妈的判断也没错。骑河楼中西医院原本就是靠着李守信亲日的背景起家的，由于地下党员的到来，这所医院又增添了地下党的神秘色彩。说不清是哪年，郑院长也入了党。
从姚家到我家
对“组织”的事，杨妈不问也不说，她每天做着同样的事：买菜、洗衣、做饭。在老郑、老姚和李大夫三位朋友的关照下，她平安地度过了日伪占领时期的每一天。虽然儿子的病没有根本好转，但病情稳定。杨妈在中西医院的日子过得舒心，多年前被遗弃沦为下等人的感觉已渐渐散去。后面的日子能平安无事，继续给儿子看病，是她的期盼。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姚继鸣负责的八路军前指北平情报站由刘仁负责，姚继鸣和我父亲终于知道了彼此的身份和职务。不久，姚继鸣把自己手下的一名女交通员徐书麟转交给我父亲领导，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了和平谈判。就像杨妈期盼的，北平接下来真的太平了一阵子。父亲有了女朋友也令她高兴，老天爷总是会保佑好人的。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中时，暂时的和平已经孕育着新的战争。1946年6月，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爆发。杨妈在中西医院的平静生活只持续了半年多，情况便出现了变化。一天，姚继鸣的贴身警卫兼交通员陈克新（化名王顺）突然被军统逮捕。严刑拷打下，他拒绝说出八路军情报站，最后被军统杀害。陈克新的暴露使得姚继鸣的活动规律也被军统侦破，危险正在逼近骑河楼中西医院。
为了保护姚继鸣，上级通知他马上离开中西医院，指示他家立即搬到朝阳门南小街前拐棒胡同，姚继鸣改名为姚德安，向明改名为赵向明。考虑到夫妇俩已经有了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儿鸣明（大名姚燕），组织上决定把杨妈派到姚家做保姆，有一位可靠的老人更便于掩护。杨妈本来以为中西医院就是自己永远的家，在那儿洗衣做饭一辈子她也知足，没想到现在要换地方了。老姚的事当然就是自己的事，杨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次的应承成了她一生的转折点——她不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是城工部北平地下党真正的朋友和地下活动的参与者。为了躲避追捕，一个月内，老姚、杨妈和我父亲陆续离开了骑河楼中西医院。
杨妈跟着姚家搬到了前拐棒胡同。她除了洗衣、做饭、照顾鸣明，比以前还得多个心眼儿。杨妈很上心，每天都要把屋里、院子看一遍，看看有什么蛛丝马迹会被敌人查到。一天，姚继鸣有急事出门，杨妈忽然发现他的公文包忘在了桌上，她不敢肯定那公文包里有要紧的文件，以防万一，她马上把公文包藏了起来。接下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军统的临时搜查把姚家搅得日日不得安宁。一天傍晚，姚继鸣到家后正准备吃饭，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姚已来不及从前门逃走。杨妈急中生智，在鸣明的腿上使劲掐了一把。鸣明号啕大哭，姚继鸣乘机从后院翻墙逃走。估计他已经安全逃离，杨妈这才拐着小脚，抱着哭个不停的鸣明，慢腾腾地出来开门。她一脸歉意，对特务说：“哎呀，真对不住。你看这孩子哭个不停，你再急也得容我工夫给你们开门哪。”
在频繁追捕下，姚继鸣在北平已经很难开展工作，1946年5月，组织决定把他调回晋冀鲁豫根据地。接到命令后，姚家夫妇来道别。父亲和母亲考虑到他们此去路途遥远而且危险，便诚恳地说服老大哥把女儿留在了北平。父亲回忆道：姚继鸣离开两天后，杨妈带着鸣明仍然住在前拐棒胡同。特务还不知道姚继鸣和向明已经撤回了根据地，仍天天来纠缠，杨妈就和他们打岔周旋。父亲觉得太危险了，便设法把这一老一小接到了自己家里，把鸣明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抚养。小院里，一个新家组成了：父母、姥姥、杨妈、鸣明，还有一只小猫咪。从此，杨妈成为我家的一员。据杨妈晚年回忆，她到我家后的身份仍然是保姆，同时也是我父亲的通信员，接受我父亲给她的任务。
每天一大早，姥姥便在观世音菩萨像前上香，那是为一家平安祈祷。姥姥管家，杨妈带着鸣明，两位老人全力掩护着父亲和母亲。父母都有工作，两个人微薄的工资养着家里五口人，经济条件比很多没有职业的地下党员好些，大人省吃俭用还能让鸣明喝上牛奶。在这个地下党员的家庭里，鸣明一天天长大。
七百里路云和月
1948年春，北平地下党学委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策动傅作义起义，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意味着平津地区不久会有战事。3月，中共北平市委铁路工作委员会（铁委）因主要负责人吴一贯被捕叛变牵连30人被捕。惨重的损失让父亲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自身处境的危险。北平未来是战还是和谁也说不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当时父亲担任学委秘书长，为了躲避追捕，他需要新的身份掩护。通过一位医生朋友的介绍，他到同仁医院放射科当了实习医生，没有工资。为了给地下党筹集资金，父亲甚至去卖过血。那年3月，哥哥出生了，家里的经济变得更加拮据，鸣明的安全和成长已经成为问题，父亲决定尽快把她送往解放区。
父亲打听到，河北曲阳县有个晋察冀北岳区儿童保育院，专门收养八路军的孩子。派谁把不到3岁的鸣明送到解放区呢？女孩儿从生下来一直由杨妈照顾，为避免她产生陌生和恐惧感，思前想后，父亲决定还是派杨妈送孩子到曲阳。当时从北平到那个方向的铁路运输已经不能保证，只能是火车、大车赶上什么坐什么，赶不上车就要靠步行。对小脚的杨妈和未满3岁的鸣明来说，这七百里无异于长征。但杨妈只是简单地对父亲说：能办到。第二天，杨妈立刻作出发前准备。她想，这一走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鸣明了，孩子的东西都要带上，于是把向明临别时为女儿缝的一床小花被也放进了包袱里。次日，父亲安排了护送的人，带着杨妈、鸣明上路了。她们走后，全家每天唯一的盼望就是平安无事。一周过去了，杨妈还没有回来，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她们在哪里？父亲焦虑起来，留下鸣明担心，送走也担心…… 很多天后，风尘仆仆的杨妈终于回来了。见到父亲，她高兴地大声说：“送到了，一切顺利！”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有很长一段路程她们是被特务跟踪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杨妈给我讲过那次长途跋涉的经历。她的故事一般都是没头没尾：“刚出城就有一个便衣特务一直跟着我们。”我喜欢抓特务的故事，于是便问：“你怎么知道他是特务呢？”讲到特别重要的地方，杨妈总是一脸严肃：“是我看到的。那个特务买烟时一掏钱，我就瞧见他那个大褂里别着枪呢。他装作没事，其实我早看见了。”杨妈撩起衣襟，比画着。其实，她不是讲故事，但只要是父亲要她做的事便义不容辞。年近50岁的小脚女人，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两岁多的女孩日行夜宿，穿过一道道封锁线。好在每过一道封锁线都有自己人接应，这一老一小历尽艰辛才到了曲阳。杨妈怕父亲惦记，把孩子送到保育院后立即返回北平。她心里挺自豪，觉得自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往返的1000多里路是她有生以来最远的行程。
不过百密一疏，杨妈没意识到这中间发生了大问题——因为不会写字，她不知道也没有给保育院留下鸣明生父生母的名字，自己从来称呼姚继鸣为老姚，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人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家的孩子，这为后来她全家团聚平添了许多变数。
1946年从北平撤离后，姚继鸣和向明随军转战南北，与我父亲失去了联系。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1949年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姚继鸣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姚继鸣的老领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得知姚继鸣的孩子下落不明后，下令无论如何都要把孩子找到。他把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夫人——做情报工作的林一。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喜事成双，林一获得了从晋察冀北岳区儿童保育院送来的一张儿童情况报告表：鸣明找到了！林一把表格交给了正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医院看病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刘伯承转给了正在准备渡江战役的姚继鸣。几天后，向明搭乘押送战犯黄维的车来到石家庄，在北岳区儿童保育院打听到有一个女孩儿来自北平。看到鸣明抱在怀里的小花被，这不正是自己临走前缝制的吗？她激动地抱住女儿，泪如泉涌。这时距母女分别已经快3年了！
杨妈的曲阳之行让我父亲相信，有她的护送，反而多了一分安全。后来，杨妈曾几次受命护送北平的学生和地下党员到城工部，每次都成功完成任务。1946年6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华北局城工部领导机关撤出张家口，于10月迁到河北阜平县的泊镇（泊头），对外叫建设公司。杨妈回忆，护送学生去泊镇，先坐火车，下车后如果能赶上大车（马车）就坐大车，赶不上就步行，通过敌人检查站时，就说是带着城里的亲戚回老家。1948年平津战役前夕，在往返于城工部的800里路上，多了一名小脚女人。
1948年是我父亲最忙的一年，他接受了在北平城内策反傅作义的任务。为了与傅作义的恩师和高参刘厚同建立联系，他不得不公开身份。那一年，保密局（军统）北平站已经把他列为缉拿要犯。为了躲避军统的追捕，父亲和母亲搬了多少次家已经很难考证，家搬到哪里，杨妈就到哪里。她对搬家早已习以为常，她没有细软，更没有首饰，一个包袱里裹的几件衣服是她的全部家当。父亲在家召集地下党学委开会时，杨妈和我姥姥都帮助放哨。杨妈是我父亲的通信员，但她不是共产党员，也从来没要求过入党，可她身边的人几乎全是城工部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地下学委的负责人佘涤清、杨伯箴、张文松等都认识她。
我家的第二个姥姥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我出生在那年的6月。父亲在北平市委统战室担任室主任。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那几年，我家又添了人丁，弟弟们出生后，我家搬到了东城台基厂8号。
组织分配给父亲的宿舍是台基厂8号院中一座朝南的小院，与市委机关的理发店、洗衣房相邻，马路对面就是父亲工作的市委机关。此时，市委统战室已经扩编为统战部，父亲担任副部长。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干部没有工资，全部实行供给制。我家一共八口人，父母、姥姥、杨妈和我们四个孩子，都靠供给制和补贴过日子。我家一共有两间睡房，姥姥带三个男孩儿住一间，杨妈带我住一间。两间睡房的外间是长长的玻璃走廊，走廊里放了一张桌子，算是饭厅。睡房没有窗户，只有走廊是最明亮的地方。走廊里安了一个煤炉，生火、封火都是杨妈负责。冬天晚上很冷，走廊的每块玻璃窗上都结满了白色冰花，晶莹闪亮，就像一片神奇的世界。杨妈是每天最早起床的人，她把煤炉重新生好，等大家起来时，屋里已经暖暖的了。
小院里有一棵白丁香树。春天，丁香花开的时候满院子都是扑鼻的芳香。姥姥喜欢种花，走廊前有美人蕉、夹竹桃、橡皮树，南墙根下是玉簪。早饭后，姥姥会把橡皮树的叶子擦了又擦，叶子像抹了油一样亮。杨妈不爱侍弄花草，干的活儿就是补袜子、纳鞋底、洗衣服、做饭。院子东南角有一间用铁皮搭起来的小厨房，杨妈大部分时间在厨房里。饭香飘出时，我就往那儿跑。杨妈会说：“别在这儿挤着，我这一个人还转不开身呢！”下雨时，杨妈便带一把雨伞去厨房做饭，然后一手撑着伞一手端着菜回到屋里。
家里比较挤，没有父亲和母亲的房间。好在市委机关就在街对面，父亲的办公室有里外间，里间就是父亲的宿舍。每逢周末，父亲和母亲才能回家看我们。以至于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台基厂8号是我们和姥姥、杨妈的家，不是父亲和母亲的家。
一出生，我就和楊妈睡同一张大木床，我是她带大的。杨妈长得很白，细细的眼睛，总是爱穿一件蓝灰色的大襟衣服和中式黑裤。大概是因为劳累，她很早就驼背了。过年的时候，杨妈才会给自己缝制新衣服。她小脚，不方便逛街，姥姥帮她扯些布回来，她便按照旧衣服的样子裁剪，然后一针一线地手工缝制。市面上没有塑料鞋底以前，我们穿的都是家里做的布鞋。姥姥用糨糊把一片片的旧布粘在一起压平，晾干后做成袼褙，剪成鞋底，下一道工序是杨妈负责。午饭后，杨妈坐在走廊里的小板凳上纳鞋底。我经常蹲在杨妈旁边，看她用锥子使劲把几层袼褙扎穿，顺着锥孔，用粗针把麻线穿过去，再用锥子把麻线绕一下勒紧。杨妈说，针脚越密鞋底越耐磨。我们家孩子多，杨妈每天纳鞋底，总也纳不完。 1954年，杨妈得了重病，被诊断为空洞性肺结核，必须隔离治疗。父亲把她送进了北京市结核病院，告诉她安心养病，病一好就接她回家。杨妈这一走就是一年。病愈后，父亲立刻把她接了回来。父亲的态度明确：不论发生什么事，杨妈都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后来我们上了小学，学校发表格要求填写家庭成员，我们把杨淑慧也填上了。姥姥说不该填她的名字，很久我都没搞明白，既然她不是家庭成员，为什么却天天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天，父亲对我们说，以后不能叫杨妈，那是旧社会对佣人的称呼，你们就叫她杨姥姥吧。于是，我们有了第二个姥姥。
1955年，干部供给制取消了，改为工资制。父亲是高级干部，按理说我家经济情况应该不错，可听姥姥说，我们的钱每月都很紧。父亲的钱要养爷爷、奶奶、老家的亲戚、杨妈、姥姥和我们，还要接济大伯和叔叔家的孩子。杨妈从1943年就是北平地下党的朋友，难说没加入组织，可她毕竟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受组织委托掩护了地下党员，还带大了地下党员的孩子，对革命有功。民政局决定给她生活补贴，每月25元，算是对她的照顾。据说这个补贴也是父亲争取来的。一是感谢杨妈出生入死帮助北平地下党，二是考虑到她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养老保障。父亲对她的善良是那种最崇高的善良，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呵护她的尊严。公家给杨妈生活补贴，也让杨妈活得硬气。除了公家补贴，父亲坚持要给杨妈一份保姆工资。他说公家给钱那是公家对她的照顾，我们用人家还是应该给工资。
杨妈平常不出门，她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到鼓楼西大街看儿子，出门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她是小脚，但从来不叫人力车，总觉得那不是保姆应该享受的待遇。每逢周末，她便牵着我的手，拐着小脚赶公共汽车去鼓楼西大街。我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下身瘫痪，只在床上坐着。每次探望，除了给儿子补贴伙食费，杨妈还会给邻居一些钱，托她们帮助照顾儿子。据说她的儿子会刻图章，也能赚些零花钱。记不清从何时起，杨妈不再带我去鼓楼西大街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儿子病逝了。我没见她哭，其实是她没地方哭。都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最大的不幸，她才50多岁，头发刚刚发白就没了儿女。杨妈认命，咽下了所有的悲痛和不幸，再没和任何人提起过她的儿女。
忠诚与守候
1964年，父亲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后，我家搬到了市政府新分给父亲的住房，位于崇文门附近后沟胡同二号卫理公会院内的一栋小洋楼。院子里有一所教堂和八座小洋楼。洋楼曾经是教父的居所。我家和市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王景铭合住一栋小楼，我们在楼下，邻居住楼上。北平和平解放15年后，姥姥、杨妈、父亲、母亲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父亲热情好客，周末经常邀请朋友来家做客。他的朋友都是城工部地下党的战友，认识杨妈。客人们仍然称呼她杨妈，问长问短，这些问候能让杨妈高兴很多天。杨妈在城工部地下党学委很有名，她和这些人的交情似乎比姥姥还深，毕竟她和城工部北平地下党交往的时间更长。在骑河楼中西医院工作时，她已经认识了很多人。杨妈最常提起的就是老姚，夸他能干，尽管老姚在1957年就病逝了。1947年她在姚家度过的每一天几乎都是惊险的，1948年700里路去北岳和后来的泊头之行也是令她骄傲的事。
父亲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卫生、外事、宾馆服务、市人委日常工作，还兼任卫生体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工作异常繁忙。“文革”爆发后，父亲被停职了，命运急转直下。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被报纸批判，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从那以后，写检查、被批斗和游街成了父亲的家常便饭，母亲也在自己领导了两年的北京实验京剧团挨了批判，被造反派剪了阴阳头。姥姥受不了，在“文革”开始的第一周寻了短见。7月，我家被勒令搬出那座小洋楼，给父亲的新住处是和平里交林夹道四排五号——交通部和林业部大楼中间的两间工棚。
父亲和母亲挨斗回来，杨妈仍然给他们做饭。她话很少，也不打听他们犯了什么错，她能看出来父亲和母亲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父亲和母亲的工资被停发之前，已有传言，说“黑帮”的存款迟早会被冻结，我们不敢把工资存入银行。这样，父亲和母亲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便留在了家里。怕被人拿走，我们把这几百元钱藏在枕套里。一天，造反派又来抄家了，很快便翻出了藏在了枕头套里面的钱：“你们竟敢窝藏钱！你们要用它做反革命经费吗？”听到造反派说到了钱的事，杨妈拐着小脚从里屋出来。她一把拽住了造反派，嚷道：“这钱你们不能拿走！”造反派拿着钱迈出屋的那一刻，杨妈扑通一声就给那人跪下了。她抱住那个人的腿，几乎是哭着哀求道：“这钱是给孩子们留的生活费，求求你们了，行行好吧！”钱最终还是被拿走了，可杨妈下跪的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我们把杨妈扶起来，她的脸上挂着泪花：“往下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怎么办哪？”父母的工资停发后，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杨妈成分好，属于城市贫民，待遇没变，依旧每月25元，但父亲已经没钱给她发工资了。被轰到工棚的第一个月，哥哥用两个人的生活费买了三块床板，三副条凳，在里屋支起三张床，算是杨妈和我们的睡房。外屋是父母的房间。床铺不够，两个弟弟只好长期在同学家借宿。第一个月，买了床板后我们四个孩子的生活费只剩下36元钱。从那时起，杨妈便开始用自己的钱补贴我们，直至她1974年去世。
1967年7月，父亲被北京卫戍区關押，母亲被造反派关了“牛棚”，不允许回家。1968年1月，在卫戍区关押的父亲突然被逮捕，关入了秦城监狱。父亲的朋友多数已经自身难保，除了叔叔张广义和表舅徐朗，其他人断绝了和我家的联系。造反派每天来抄家，我家既没钱也没尊严。我们靠每人十几元的生活费过活，日子过得很清苦。有一天哥哥建议：我们应该把杨妈送到养老院去，别让她跟着我们一起受罪了。一听这话，杨妈落泪了。她说：“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过什么日子，我就跟你们过什么日子。”那时候，国家办的养老院只收无儿无女的老人，包吃包住包治病，负责养老送终。杨妈符合条件，还享受民政部门的补贴，去养老院日子过得应该不差。可她说什么也不去，直到哥哥不再提这事了，她心里才踏实下来。 2020年1月2日是父亲的百年诞辰，在纪念会上我见到了失联多年的老朋友、表舅的徒弟王政国。他告诉我：“那时候，杨妈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才能靠自己每月25元钱和她的积蓄把你们四个孩子养大，好给你父母有个交代。”
杨妈是1974年9月走的，那年她73岁。走前的几个月她总是和我念叨：“过了66岁，下一个坎就是73了。”她有预感，说不一定能见到我父亲了。一天，杨妈对我说：“把我的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吧，给我留下28块钱的火葬费就行了。”我说：“别说这些，你留些钱总会有用。”“按我说的办吧……”几天以后，她發高烧，不能进食，送进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遵照杨妈生前的嘱咐，我们用她剩下的最后28元钱把她火葬了。
杨妈和我父亲有31年的情谊，他们之间聊天的机会很少，那是一种默默的、可托付一生的友谊。父亲给了她一个受人尊重、衣食无忧的家。“文革”中，父亲入狱了，这个家的顶梁柱倒了。她不惜一切地维护着这个快要“散架”的家，全心全意地保护着父亲的名誉;她一直陪伴我们，用全部的积蓄和心血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她一直守候着、坚持着，却没能等到父亲回家。临走前，她给父亲和我们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一生无比的忠诚。
1975年4月，杨妈去世半年后，父亲出狱了。初夏，我家搬出了交林夹道。
父亲在北平潜伏了6年，这期间他曾经多次遇险，几乎每次遇险，都有一位普通的母亲帮他脱险。提起她们，父亲这样说：“算起来那时先后掩护过我的有十来个老太太……她们在我北平的6年地下工作，包括日本占领北平的两年多，国民党三年多的统治时期，掩护我、帮助我。……老太太所起的作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掩护电台、成家、生活休息，没有这些老太太，就比较困难了。老太太做掩护，很方便，不易引起敌人怀疑。她们是无名英雄，对革命的贡献与前线的战士是一样的。她们没有入党，但与参加共产党的人是一样的。”
革命战争年代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英雄，他们被称为中国的脊梁。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像杨妈这样的人促成的。杨妈这些人有共性，他们正直、善良、朴实，用良知和常识判断是非、决定对错。这些平凡的底层人物没有机会出现在回忆录中，也没有剧作家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甚至他们本人对自己的付出也不以为意，但是，这些人才是英雄成长的大地。没有大地，何处生根？
杨妈是特殊年代的保姆，她什么都没留下，唯一的两张照片在“文革”中也遗失了，但是她留下的慈爱温暖了我们一生。“文革”结束后，杨妈已过世多年，父亲的战友们还时常会提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