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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根据其在“2013’智库筑基中国梦’：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目前对智库的定义，内含和外延并不清晰。按照我的理解，一般我们谈到的think tank主要关注的是公共政策，而不是企业的咨询。目前我们用的智库概念往往会和别的概念连起来，比如咨询公司，单一议题的倡导组织，名义调查机构都往往会和智库混合起来，还有NGO这些组织都叫作智库的话，我们进行智库的建设，构筑“中国梦”，就是非常野的梦，是太宽太泛的梦。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智库建设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会把麦肯锡公司叫作智库，他有的东西做的是公共政策相关的东西，但我们一般不会把麦肯锡公司做智库，所以我们要把大概的范围定下来。
我们对国外的情况往往有仰视的倾向，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美国宾州大学做的全球智库排名我认为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没有必要把它拿过来做参考。稍微了解一点情况就知道那是很不靠谱的排名，它没有客观的标准，发问卷，让西方人填问卷，主观的排名基小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不要把西方的东西理想化。我自己虽然不挂靠任何智库，但会和背后叫智库的机构做研究，给他们提供报告。比如一讲西方的智库就是布鲁金斯，即使按美国的报告，美国的DC、弗吉尼亚等有550家智库，人部分你没听说过，木光你没听说过，美国人都没听说过，或者美国智库的人都没听说过，而日.550家占人华盛顿周围的1/4左右。前段时间在美国很畅销的一本书《即将与中国爆发冲突》，有一次我和作者见而，他那个智库是4个人，绝大部分时间要出去找钱，给自己发工资，非常羡慕有固定教授
的大学教员，而且他是相对有名的智库，更多的智库是一两个人，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西方的智库变成理想化的东西。
还有独市，西方有多少智库是独立的，无论资金、意识形态还是党派关系上有多少智库是独立的，刻以数出无数的例子是完全不独立。美国著名的企业研究所独立什么？是和共和党右翼连在一起的。他们的产品质量一定高？我对这个说法也非常怀疑，毫无疑问有质量高的，有些研究是非常棒的，有些机构研究质量非常好，但也有大量研究机构未必比国内研究所、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要好。我经常合作的是清华大学的国情研究院，他们刚刚把过去20来年的报告重新印了出来，结果一大箱子，一共20公斤，而且很多确实在决策中间起了作用了。这是非常高的智慧。我们看西方和别的国家一定要从仰视改为平视，他有多少优点我们学多少优点，我们自己有多少缺点就说多少缺点，不要把各种东西理想化。刚才讲到智库发展时我们有一种理想状态，有一种仰望星空的感觉，我觉得从仰望星空变成脚踏实地更重要。比如排在第一名的布鲁金斯研究所，最早起步的是三家机构，这三家机构最早起步，是因为1905年前后纽约市根本没有预算，所有的公共财务干得乱七八糟，纽约市山来一批人搞了一个叫纽约市政研究所，他们慢慢把纽约财务、预算搞清楚以后又搬到别的地方去，搬到华盛顿，有的和总统接触，有一些关系，慢慢逐渐1906年出来一个研究所，如果他们一开始就仰望星空，搞一个高端研究所我估计他们什么都做不出来，他们是脚踏实地从预算一步步做起，做到后来美国通过预算和会计法案一步步做过来的。如果我们脚踏实地的话，中国也有很多脚踏实地的研究机构其实已经做得很漂亮的活，而且脚踏实地的话一定能做山更漂亮的活。在智库发展问题上，中国同行们也不妨多一点点自信。
最近我们做了两个人的个案研究，也是受一个智库的委托，那个智库叫香港中央政策组，实际是香港政府（相当于国务院研究室）。他们要研究中央政府怎么做决策，我们做了两个个案，一是医疗体制改革，一直到2009年医疗体制改革方案结束这个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做了大量的访谈，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文件；二是“十二五”规划是怎么一步步做出米的。
分析智库存中央所谓重大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那就是智库是有不同种类的，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智库分成四类：
第一，没有挂靠的研究机构，包括大军那种研究机构，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挂靠的。中国还有很多，北京有九鼎、天则、21世纪教学研究院，这些机构在地方、各省都有一些，可以叫作民间的，我情愿叫成挂靠的。
第二，学术机构。这类研究机构非常多，有两类，一类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社科院体系，中国社科院非常清楚，北京还有社科院，有将近700个工作人员，其实也是蛮大的，在西方找一个700人的研究机构其实是很难找到的。上海的社科院800多人，最小的海南省社科院也有将近1 00人。不仅省有社科院，省会城市也有社科院，现在有些地方的市也出现了社科院，他们和中央不一样，中央还有一些文学所，底下基本就是政策咨询或者也可以叫作思想库。大学就不用讲了，种国有2000所大学，我们拿出中间180所授予研究生以上学位的大学来计算的话，每个大学都有很多的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就有150家，我相信北大、清华有非常多的研究所，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我们也可以估算人，也是很大的。
第三，挂靠党政军机构的研究所。这又分为几大类：党政系统、行政学院系统；地方各个部门政研室；参事室；党政军机构所属的研究所。我以前做过大量的财政研究，所以知道财政部有研究所，我也做过医疗相关的研究，知道卫生部有他自己的研究所，其实每个部都有，农业部、劳动人社部都有各自的研究所。
第四，挂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研究机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在我们研究的两个个案中，各类的智库都在医改、“十二五”规划里扮演着角色。我们分析了各类智库的优势和短处，发现如果他们都进入过程的话，最后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功能互补，独立的研究机构可能在政策研究里，议程设置过程中，他们的呼吁往往会使一些政策议题受到决策者的注意，但他们在后面决策过程中，尤其是内部决策形成中他们的作为比较小，因为信息不够，最后草案公布以后他们义可能扮演角色。所以，各种智库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功能互补的角色。
我的分析更多的是实证性的、动态的，我希望在这个动态中间了解中国的智库空间。
目前对智库的定义，内含和外延并不清晰。按照我的理解，一般我们谈到的think tank主要关注的是公共政策，而不是企业的咨询。目前我们用的智库概念往往会和别的概念连起来，比如咨询公司，单一议题的倡导组织，名义调查机构都往往会和智库混合起来，还有NGO这些组织都叫作智库的话，我们进行智库的建设，构筑“中国梦”，就是非常野的梦，是太宽太泛的梦。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智库建设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会把麦肯锡公司叫作智库，他有的东西做的是公共政策相关的东西，但我们一般不会把麦肯锡公司做智库，所以我们要把大概的范围定下来。
我们对国外的情况往往有仰视的倾向，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美国宾州大学做的全球智库排名我认为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没有必要把它拿过来做参考。稍微了解一点情况就知道那是很不靠谱的排名，它没有客观的标准，发问卷，让西方人填问卷，主观的排名基小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不要把西方的东西理想化。我自己虽然不挂靠任何智库，但会和背后叫智库的机构做研究，给他们提供报告。比如一讲西方的智库就是布鲁金斯，即使按美国的报告，美国的DC、弗吉尼亚等有550家智库，人部分你没听说过，木光你没听说过，美国人都没听说过，或者美国智库的人都没听说过，而日.550家占人华盛顿周围的1/4左右。前段时间在美国很畅销的一本书《即将与中国爆发冲突》，有一次我和作者见而，他那个智库是4个人，绝大部分时间要出去找钱，给自己发工资，非常羡慕有固定教授
的大学教员，而且他是相对有名的智库，更多的智库是一两个人，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西方的智库变成理想化的东西。
还有独市，西方有多少智库是独立的，无论资金、意识形态还是党派关系上有多少智库是独立的，刻以数出无数的例子是完全不独立。美国著名的企业研究所独立什么？是和共和党右翼连在一起的。他们的产品质量一定高？我对这个说法也非常怀疑，毫无疑问有质量高的，有些研究是非常棒的，有些机构研究质量非常好，但也有大量研究机构未必比国内研究所、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要好。我经常合作的是清华大学的国情研究院，他们刚刚把过去20来年的报告重新印了出来，结果一大箱子，一共20公斤，而且很多确实在决策中间起了作用了。这是非常高的智慧。我们看西方和别的国家一定要从仰视改为平视，他有多少优点我们学多少优点，我们自己有多少缺点就说多少缺点，不要把各种东西理想化。刚才讲到智库发展时我们有一种理想状态，有一种仰望星空的感觉，我觉得从仰望星空变成脚踏实地更重要。比如排在第一名的布鲁金斯研究所，最早起步的是三家机构，这三家机构最早起步，是因为1905年前后纽约市根本没有预算，所有的公共财务干得乱七八糟，纽约市山来一批人搞了一个叫纽约市政研究所，他们慢慢把纽约财务、预算搞清楚以后又搬到别的地方去，搬到华盛顿，有的和总统接触，有一些关系，慢慢逐渐1906年出来一个研究所，如果他们一开始就仰望星空，搞一个高端研究所我估计他们什么都做不出来，他们是脚踏实地从预算一步步做起，做到后来美国通过预算和会计法案一步步做过来的。如果我们脚踏实地的话，中国也有很多脚踏实地的研究机构其实已经做得很漂亮的活，而且脚踏实地的话一定能做山更漂亮的活。在智库发展问题上，中国同行们也不妨多一点点自信。
最近我们做了两个人的个案研究，也是受一个智库的委托，那个智库叫香港中央政策组，实际是香港政府（相当于国务院研究室）。他们要研究中央政府怎么做决策，我们做了两个个案，一是医疗体制改革，一直到2009年医疗体制改革方案结束这个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做了大量的访谈，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文件；二是“十二五”规划是怎么一步步做出米的。
分析智库存中央所谓重大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那就是智库是有不同种类的，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智库分成四类：
第一，没有挂靠的研究机构，包括大军那种研究机构，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挂靠的。中国还有很多，北京有九鼎、天则、21世纪教学研究院，这些机构在地方、各省都有一些，可以叫作民间的，我情愿叫成挂靠的。
第二，学术机构。这类研究机构非常多，有两类，一类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社科院体系，中国社科院非常清楚，北京还有社科院，有将近700个工作人员，其实也是蛮大的，在西方找一个700人的研究机构其实是很难找到的。上海的社科院800多人，最小的海南省社科院也有将近1 00人。不仅省有社科院，省会城市也有社科院，现在有些地方的市也出现了社科院，他们和中央不一样，中央还有一些文学所，底下基本就是政策咨询或者也可以叫作思想库。大学就不用讲了，种国有2000所大学，我们拿出中间180所授予研究生以上学位的大学来计算的话，每个大学都有很多的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就有150家，我相信北大、清华有非常多的研究所，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我们也可以估算人，也是很大的。
第三，挂靠党政军机构的研究所。这又分为几大类：党政系统、行政学院系统；地方各个部门政研室；参事室；党政军机构所属的研究所。我以前做过大量的财政研究，所以知道财政部有研究所，我也做过医疗相关的研究，知道卫生部有他自己的研究所，其实每个部都有，农业部、劳动人社部都有各自的研究所。
第四，挂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研究机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在我们研究的两个个案中，各类的智库都在医改、“十二五”规划里扮演着角色。我们分析了各类智库的优势和短处，发现如果他们都进入过程的话，最后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功能互补，独立的研究机构可能在政策研究里，议程设置过程中，他们的呼吁往往会使一些政策议题受到决策者的注意，但他们在后面决策过程中，尤其是内部决策形成中他们的作为比较小，因为信息不够，最后草案公布以后他们义可能扮演角色。所以，各种智库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功能互补的角色。
我的分析更多的是实证性的、动态的，我希望在这个动态中间了解中国的智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