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痼疾，也是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腐败是对一个政权执政能力的最大危害，反腐问题也是对一个政府的最大的挑战。腐败现象迅速滋生和蔓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现象根源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本文从腐败的定义着手，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腐败产生的原因，并探讨了遏制腐败的主要措施。
　　关键词：社会主义腐败经济
　　一、腐败的经济学定义
　　什么是腐败？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是党和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当时社会公认的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并形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果从经济角度去研究，把腐败看作一种经济活动，一种用公权谋私利的经济活动的话，许多东西就会豁然开朗。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腐败：腐败就是官员或官僚集团利用公共权力谋求私利的一种经营活动，他们总是期望以最低的成本做最大的买卖，获得最大的收益。可以为腐败者或腐败集团设计一个计算和思考的过程：投入是多少，带来的收益又是多少，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拿出去少一点，拿回来多一点。
　　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权力总是倾向腐败
　　权力倾向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权力与腐败，犹如月光下人与其影子，凡权力所在之处，腐败必定形影不离。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这可以从权力的交换性和供求特点得到证明。
　　1、权力是一种可交换的社会资源。
　　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则会丧失权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权力主体拥有权力时，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了权力，就会“风光不在”了，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即权力腐败。
　　2、权力的需求与供给的无弹性
　　从普遍意义上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市场的发展壮大都由需求所决定。由于权力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及一定的职责范围内具有绝对的支配力的特征，一方面使得人们向往权力，追求权力，对权力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代行公共权力的人，也容易被权力所具有的特征所迷惑，容易把人民的权力当成他自己私有的东西，并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将他人财产和公共财产据为私有。通过对公共权力的不合理使用来满足人们对权力的需求。
　　（二）官员也是“经济人”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三）腐败的低成本，高收益
　　按照经济学理论，任何经营活动都是在一定成本水平上进行的，成本水平的高低对经营主体盈亏有直接的影响，成本成为经营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腐败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有着严格的成本计算过程。让我们对当前腐败成本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腐败的成本是很小的。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点精力，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付出点联络费用以疏通关节，如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当然作为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则是十分巨大的。从我国情况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法制的不健全，监督制约的薄弱，使腐败机会很多，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劳力。
　　目前，我国制度的漏洞较多，寻租机会也多，降低了腐败成本。权力交易的市场发育对腐败成本起决定作用。改革开放前基本没有权力的交易市场，权力交易的成本很高，腐败难以成交，因此腐败现象很少。现在，权力交易市场发育非常成熟。交易渠道、价格形成、信息传递都形成了“制度化”流程，所以，腐败的成本大大降低，这是腐败普遍化的另一个原因。
　　目前，我国腐败的受惩成本是不高的。首先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其次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第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所以，除了一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外，绝大多数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很小的范围。
　　所以，在我国，虽然对少数腐败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败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处决。但也有更多的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从事腐败活动的风险是比较小的。目前存在腐败产生率总是高于“死亡率”，腐败问题蔓延发展势头总是难以遏制，一些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腐败的成本明显偏低，而腐败的收益则较高，与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这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于是前赴后继腐败分子在实施腐败行为时更加胆大妄为，这就是中国的腐败分子越杀越多的经济学解释。 　　三、遏制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首先，深化改革，尽快完成由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一个完善的、规范化的市场体系，使经济活动市场化，尽力削弱或消除权力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与此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做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确立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恰当位置，配置合理的政府职能，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提供服务。
　　其次，完善监督体制。腐败是权力的异化，绝对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强化监督机制是反腐败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手段。监督机制的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拥有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首先应使人大的权力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其次是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职权需要强化，真正起到监督作用；再次是完善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也即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扩大其受案范围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二是社会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其主要内容是完善新闻舆论的监督，强调公众参与。新闻自由应确立为原则，同时完善群众协商对话制度、信访制度、申诉制度等，将公众对国家权力行使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揭发权利落到实处。三是政府活动应该公开。政府活动的公开是政府权力活动接受公众监督的前提。这种公开还应包括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腐败总是阴暗的、见不得人的，将权力活动、官员财产状况等置于阳光下，让公众检视，其监督作用自不待言。
　　第三，加强法制建设。首先必须制定各种反腐败的法律，建立和完善立体的、多方位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不给有贪欲者留有模糊、疏漏等可趁之机。其主要内容有：关于公务员制度方面的法律制度如公务员法等；关于监督机制方面的法律制度如监察法、新闻法、财产申报法、党政关系法等；关于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如行政处罚法、行政程序法等；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制度；刑法中关于惩治腐败的法律制度等等。其次，注重执法。要特别强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树立法律权威，严禁以党纪、政纪抵充法律制裁。我国的执法活动一向较差，令出而禁不止，极大地损害了法制的严肃性、权威性。再次，鉴于腐败风行的严峻形势，应加大惩罚力度，使腐败者望而生畏，收支相抵不合算。严刑峻法用当其时，往往会起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总之，对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健全各项制度，提高民众民主意识。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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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宗成凯 （1983.01-），男，院校：南开大学经济学在职研究生大连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