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汪曾祺的《老舍先生》通过几桩事情展现了老舍留在他心中的印象。初读文章会觉得此文十分浅易,并且亦如汪曾祺其他作品,少有感情的大起大落,但其实他的散文“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文中有许多潜藏的话语,需要读者去细细揣摩。
　　【关键词】《老舍先生》 绚烂 平淡
　　
　　汪曾祺散文文字雅洁,少雕饰,委婉恬淡,舒卷自如,恰如行云流水,他的记人散文涉及人物有父母亲、恩师沈从文,以及邻里、师长、朋友。《老舍先生》即是其记人散文中的一篇。
　　纵观全文,汪曾祺写了老舍先生的几桩事情——为花操劳、摆杏闻香、收藏画作、交友聚会、为客人亲自倒茶、为盲艺人的生计谋划、关心百姓生活等,向我们展现了老舍先生留在他心中的印象:富有情趣,认真严肃,讲骨气,宁折不弯,和人交往坦诚相待,并且能善待百姓、穷人、弱者甚至动植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初读文章会觉得此文十分浅易,并且亦如汪老其他作品,少有感情的大起大落,但其实他的散文“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文中有许多潜藏的话语,需要读者去细细揣摩。
　　老舍先生1966年8月辞世,自沉于太平湖而死。汪曾祺与他共事是1951年至1954年,文章记录的就是那一段岁月,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向读者直接展示时代背景。
　　品读文章的办法之一就是找出作者行文的矛盾处。本文最明显的当属第13段中的一句:“《当皮箱》和‘燕乐’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当皮箱》是盲艺人唱的“牌子曲”,“燕乐”是智化寺和尚演奏的唐代古乐,汪曾祺先生历经社会动荡,怎会不知道曾经的“破四旧”、曾经的“反封资修”?像这些旧东西,在那样的年代结果是什么,人人都知道,他故意不说。这是他行文的妙处。
　　1966年“文革”开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强调工农化、革命化,按毛主席指示“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全国上下将一切外来的、古代文化的象征和物品砸个粉碎。再回顾全文,老舍先生喜欢的东西——为花操劳、摆杏闻香、收藏画作等,在那时都可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有哪样不是被砸的对象呢?季羡林《幽径悲剧》里写道:“藤萝们和其他一些古丁香树等等,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了无情的诛伐。六院前的和红二三楼之间的那两棵著名的古藤,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是否也被踏上一千只脚,没有调查研究,不敢瞎说;永世不得翻身,则是铁一般的事实了。”不仅是古树,巴金《小狗包弟》里被遗弃的狗,汪曾祺《虐猫》中被虐杀的猫,无不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十年浩劫中的悲剧。再看看文中老舍先生的为人处世——“文雅”、“彬彬有礼”,在那个美丑不分的年代,甚至连这也是被攻击的一点。
　　汪曾祺一句“我就不知道了”,淡然中蕴涵着的是愤慨、无奈之情。
　　另一句是文章第1段中的一句:“走进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明明老舍先生家中“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应该是热闹非凡,而绝非安静。汪老又说小院“异常豁亮”,那么小院外呢?1951年至1954年的政治环境对于老舍、汪曾祺这些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尚是相对宽松的,但不久之后,各项运动不断,传统知识分子渐渐成为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他们的喜好、他们的习惯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回想起老舍的小院,汪曾祺们曾经找到过精神的暂时归宿,得到过片刻的安宁,能够暂时与外界的纷扰告别。汪曾祺说“似乎经常布满阳光”,绝非过头话,而是他内心的流露。
　　再看文章的选材,回忆老舍的文章很多,老舍先生可写之事极多,汪曾祺在选材上乍看平淡无奇,似乎随意撷取了生活的几个片段,但仔细品读,会发现那么多的琐碎之事都有一个指向,就是都能充分体现出老舍先生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说是“士大夫”的特点,就像《四世同堂》中的祁家,讲究礼仪、讲究文化、讲究生活、讲究人情。而汪曾祺自己,爱好书画,乐谈医道,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也正是“平民意识”的体现。
　　从这点来说,老舍先生对于汪曾祺就不仅仅意味着是一位老领导,一位赏识他才华的长辈,更是一个惺惺相惜、志趣相投的挚友。老舍的小院,更是那群在新时代有些无所适从的传统知识分子们寄寓情怀的所在。
　　可是,这样一位可亲可爱的知识分子却在文革中惨遭横祸。老舍的投湖而死,汪曾祺在《八月骄阳》一文的结尾,写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对话:“这么个人,我想他本人是想说共产党好啊!”“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千古艰难唯一死’呀!‘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所有悲哀的情绪都掩盖在平常的人事中,文化大革命中太平湖有些荒凉的景,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的是他的一腔愤懑。本文之中,似乎丝毫不流露情感,但联系时代背景,却能让人深思。
　　对汪曾祺来说,老舍对他有知遇之恩,老舍先生最为赏识的就是汪曾祺和林斤澜,曾在多个场合说,这两人能写出名堂来,正如文中提到:“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
　　但是,汪曾祺先生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发表于1980—1983年之间,是在他60岁以后,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奇异的现象。一个写出了《落魄》(1946年)、《鸡鸭名家》(1947年)、《异秉》(1948年),出版了《邂逅集》(1949年)的风格刚刚成形的青年作家,因为历史、因为政治、因为生活和生存,沉寂整整三十年才重新开始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这对作家个体而言无疑是莫大的悲哀。当1984年65岁的他在写到“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回想起那段往事,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也许该泪痕隐现了;文末提到“1954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老舍先生不会知道自己曾经如此赏识的汪曾祺会被时代耽误30年之久!人生有多少个30年呢?也不会知道自己会在若干年后怀揣着手抄的《毛主席诗词》而死,身边还带着的是一包茉莉花茶。而老舍先生、汪曾祺先生的际遇,不正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缩影吗?他们爱生活、有情趣,爱人民、爱文化,也爱毛主席,但是,却被那个时代彻底抛弃。
　　这最后一句“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乍看平平淡淡,但其实是作者有意为之,令人想到明代散文家归有光《项脊轩志》的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其间饱含着的是对老舍先生的怀念,对逝去青春岁月的追忆,对黑暗时代的愤懑,苦涩、酸楚,意蕴深厚。正如他写恩师沈从文的死:“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知道恩师本来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他知道不能写作的老师心里积藏着沉沉的郁闷,知道了又不能说,只好让理解与爱化入告别遗体时的泪水里。简简单单的词句——“这样”、“就这样”、“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蕴藏了许许多多复杂的情感。
　　汪曾祺散文“于平淡中暗响惊雷”,只有深入文章,挖掘作者潜藏在文中的话语,才能读出妙处。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