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先生离开了我们，他的辞世是学术界不可挽回的损失。罗蒂在美国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这首先表现在他早年对当时在美国如日中天的分析哲学的背叛。其成名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以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而著称于世，在这本书中，他坚定地认为知识既没有“心灵实体”的基础，也没有“语法逻辑”的基础，认识不过是信念与欲望相互交错的产物。其次，作为美国学术传统的继承者，罗蒂对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偏爱让人有些捉摸不透。事实上，罗蒂并没有抛弃“美国精神”，直到晚年，他仍然对历史进步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热忱。在某种意义上，罗蒂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固守着启蒙精神的基本立场，同时又不放弃对西方哲学自柏拉图起就具有的绝对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在罗蒂看来，这种批判并不必然导致启蒙时代树立的社会原则的瓦解。
　　按照罗蒂对知识的理解，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一个哲学家的生命所具有的价值，不应由其建构的庞大而又完美的理论体系来衡量，而应由他对社会进步、人类福祉所投入的热情和精力来衡量。罗蒂之所以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如此深刻的思想烙印，其原因就在于他对人类共同事业投入的热情。斯人已逝，我们在此特邀美国库茨城大学黄勇教授，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和吉林大学贺来教授撰写了纪念罗蒂的三篇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思想巨人的敬意和哀思。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4-005１-06 收稿日期：2007- 06-10
　　
　　虽然去年就知道罗蒂患了胰腺癌，但他逝世的消息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学医的太太告诉我，胰腺癌很难发现，一般在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可是，人过中年的我还是怀着小时自己父母亲身患绝症时的幻想：一定会有奇迹发生；死亡不会发生在我亲近的人身上。但奇迹并没有发生。当获悉罗蒂逝世时，我甚至难以相信。
　　罗蒂性格比较内向和缅腆，和他在一起你经常得自己找话题跟他聊天。这一点，再加上他作为一位大哲学家的地位，不熟悉他的人还以为他不够平易近人甚至有些傲慢。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这方面我自己就有亲身的体会。我最早认识罗蒂大概是在1984年。那一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幼蒸教授的安排下，罗蒂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并到复旦大学演讲。我当时正在复旦读研究生。在他来之前，我并不知道罗蒂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但碰巧正在读哲学系资料室刚进的一本英文新书——《哲学和自然之镜》。不过一直到罗蒂演讲快结束时，我才把他与我在看的那本书的作者联系起来。由于我对他的哲学有所了解，在他演讲结束后，我问了他一些现在看来非常幼稚的问题，但他不仅不厌其烦地作了解释，而且还请我在第二天到他就住的锦江宾馆继续讨论。当然，我跟罗蒂更多的接触是在我1988年到了美国以后，当时我到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作访问学者。1990年春季学期，罗蒂邀请我去他当时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因为从波士顿到弗吉尼亚大学的火车晚点，我到达时已经快半夜了，罗蒂一直等在火车站，直到把我们一家人接到他家里。
　　 罗蒂并不是对我一个人如此，所有与他有些接触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作为一位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收到他人的电子邮件，不管是来自他的学生、崇拜者，还是批评者，他都一一认真作答。如果有谁对他的哲学感兴趣，他还经常会随手寄上一本他亲笔签名的近著。记得大概在一年多前，他收到在斯坦福大学上过他课的一位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一个很长的电子邮件，邮件一方面描述他的一些想法，另一方面又问了罗蒂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与中国有关，他就将这封信转给我，问了我的看法以后，才回答学生的问题。我在当时就感到非常惭愧，因为自己根本不是像他那样有名的哲学家，但在学生身上花的时间恐怕还没有他那么多。另外，据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说，虽然大家觉得罗蒂在系里是一个身份非常特殊的人，但每次召开系务会议，他不仅从不缺席，而且总是作认真的准备。他对许多问题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也乐于修正自己的看法。据说有一次他们系里要招聘新的教授，那时正是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后不久。由于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反对布什，特别是其伊拉克政策，罗蒂有点严肃地说，我们不能招聘任何投布什票的人。当有人说，如果那样，我们的大学不就变成再教育营了吗？罗蒂第一个自嘲地哈哈大笑起来。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罗蒂的哲学，事实上很多人不赞成他的观点，因此罗蒂常常被看作是个有争议的哲学家。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以他的哲学为主题的英文著作就有好几十种，而讨论他的哲学的文章更是数以百计。他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哲学和自然之镜》和《偶然、反讽和团结》，被翻译成了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表。但罗蒂本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这么重要。他多次谈到，在哲学史上，总会出现一些哲学天才，他们会提出一些全新的、革命性的思想。之后就会有一大群哲学家去发挥这些哲学天才的某些方面，或者填补他们哲学中的某些空白，或者克服他们思想中的某些不一致的地方，或者对他们思想做些更新使之能在新的时代仍具有意义。在他看来，在20世纪，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杜威等就属于这样的哲学天才，而他自己不过是属于发展、更新、补白、纠偏的一大群哲学家之一。如果罗蒂这样的自谦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当他说他所作的不过是对他的一些同辈（如伽达默尔、哈贝马斯、戴维森等）甚至学生辈（如布兰顿等）哲学家的思想的阐述时，我们可能觉得有点不太理解。特别是，当研究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杜威的专家宣称罗蒂对这些哲学家严重误解时，当伽达默尔、哈贝马斯、戴维森等人当面反驳说，他们并没有讲过罗蒂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时，罗蒂也只是一笑置之，然后还继续说自己只是在阐述他们的思想。对此我们可能更难于理解。罗蒂当然知道自己并没有忠实地复述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但他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他自己的一些独到的哲学思想确实是在读这些哲学家的著作时产生的，尽管这些哲学家本身在写这些著作时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因此在说自己只是在阐述其他哲学家的思想时，罗蒂并不是试图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们，而是要承认自己思想的来源。这也是他谦逊的一种表现。
　　尽管罗蒂谦逊地反复强调，自己没有什么重大的哲学创新，但现在几乎所有人都会承认罗蒂的哲学思想是非常激进的。许多习惯于传统思维的人，在听到了罗蒂的一些非常激进的口号以后，往往不愿仔细阅读其著作，就想当然地将其作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加以拒绝。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在说罗蒂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时，往往还要加上一句：罗蒂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哲学家。其实在我看来，他的那些激进的口号只是对他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些非常合理的哲学思想的精辟概括。
　　作为罗蒂激进哲学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他在关于真理问题上的一个口号：“只要我们管好了自由，真理就可以自己管自己”（Take care of freedom and truth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这个口号后来成了去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罗蒂访谈录的书名。罗蒂用这个口号所要表达的是，真理不是对实在的表象，而是言论自由的产物。这与他的另一个口号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真理就是通过正反主张之间合理和公开的交锋以后，你的同时代人不得不让你表达的东西”。当然这样的真理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因为你的同时代人容许你表达的东西，你的后代也许因为发现了你和你的同时代人所没有发现的理由而使你无法表达。但绝对真理正是罗蒂所反对的，这与他在真理问题上的另一个口号有关：“ ‘最好’也许会成为 ‘更好’的敌人”。绝对真理是最好的，但正因为它是最好的，它就不能更好了，因此它成了“更好”的敌人。例如，如果我们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看作是绝对真理，而不只是他的同时代人甚至直到今天的人通过正反主张之间公开和理性的交锋以后还不能不让他表达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任何试图完善、修正、甚至替代爱因斯坦理论的企图。如果这样，科学就不能进步了。因此，罗蒂认为，传统的真理概念不仅无益，而且十分有害。
　　作为罗蒂激进哲学的另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罗蒂关于“没有原则的伦理学”的观念。在许多人看来，伦理学就是一系列关于什么行动道德什么行动不道德的伦理原则，因此，“没有原则的伦理学”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但在罗蒂看来，当我们看到一个母亲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照顾她孩子时，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说这个母亲很道德，因为她对自己的孩子有天然的情感；但是当她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关心一个邻居甚至一个陌生人时，我们就会说她很道德，因为她对她的邻居或陌生人没有这样的天然情感。在这里，根据康德的看法，这个母亲之所以能够从事这种道德的行为就是因为她遵循了理性的原则，即所谓的普遍的绝对命令。但在罗蒂看来，这个母亲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她看到了在她的邻居与她自己、与她对之有天然情感的人之间的类似性，从而也产生了对他们的情感。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感，即使她的理性命令她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她的邻居或陌生人，她也不会听从这样的命令。因此，伦理学不是用理性来压倒人的天然情感，而是人的天然情感的扩展。道德的进步，就是使我们逐渐地对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越来越多的动物、植物产生情感，从而使我们在为他们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时能够像母亲为自己的孩子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时一样自然。
　　罗蒂的思想是最激进的，他的人格又是最谦虚的。谦虚的人格与激进的思想在罗蒂身上得到了完满结合，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