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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外交要在与其他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外交需要顺应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有效空间和政策手段。在这样一个曲折变化的国际环境下，有效的对外战略需要有适度、合理和良性的战略目标，丰富、灵活、务实的政策手段，较为明确的主次之分和先后选择，以实现更可预期的政策效果。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战略选择大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在洞察国际社会基本性质，把握中国和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实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多方面能力的均衡发展，获取应对各种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主动权。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在几年时间内取得了多方面重要成果，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既是积极进取政策努力的结果，更是建立在当前中国所具有的，并且还在继续上升的强大物质能力的基础之上。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自身能力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体系中发挥可靠的建设性作用，必须建立在强大能力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自身实力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二是顺应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大势，充分认识推动国际合作和改善全球治理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探索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方式，同时对战略目标进行适度的适应性调整。一国的对外战略总是在一定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制定和开展的。战略环境本身不会也不应该完全决定一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选择，但它的确为国家提供了利用各种资源的机会，同时也对国家的行为构成现实的约束，有时是十分强有力的约束。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种变革和调整还有一个继续展开的过程。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试图通过投入大量资源，改变国际合作的基本格局，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治理的面貌，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为此，中国外交需要竭力避免将相当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到无法产生有效、可靠结果的领域。
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于，自己付出的努力，是否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动机和行为方式。如果其他国家是在按照不同的逻辑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如果全球治理取得的成果具有比较高的可逆性，那么对中国来说，投入很大的资源和精力，是否一定能取得良好结果，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此，中国需要在总体上顺应国际社会的大势，而不是试图去扭转国际社会的大势。中国可以在发展性、防御性战略目标方面加强投入，在拓展性、进取性战略目标方面，保持战略耐心，优化手段与技巧，节约战略资源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等待更有利国际环境的出现和时机的成熟。
三是针对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行为方式存在的差异，在国际合作中执行更加精细的政策，在奉行总体一致的原则的同时对不同国家需要有差异化的具体政策，以改善国际合作的效果。由于国家间行为具有策略互动的性质，所以在国际社会中不是一国采取合作的政策，就必然能够带来理想的合作成果。
为了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合作共赢，更好地推進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国外交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实行具有差异性的政策：与有真实合作意愿的国家开展深入、广泛、全面的合作，与机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条件的、有违约责任的合作，对于没有合作意愿的国家，不必强求进行国际合作。在推进建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过程中，中国要做一个善于合作的负责任大国，而不是一个自身的合作意愿容易被他国简单利用的大国。只有合作政策本身有助于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政策才具有更为稳固和坚实的现实基础。
四是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同时，建立和保持强大而有效的战略威慑力，避免和平发展的政策被人误解。由于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复杂，在周边地区还存在一些尚未获得根本解决的领土、领海主权权益争端。在此背景下，中国具有的战略威慑力有助于避免他国无端的挑衅行为，避免不符合相关各方利益的危机升级。战略威慑力的提升并不容易，特别是中国需要以一种总体上易为周边国家所接受的方式来提升战略威慑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避免太广泛地施加压力，避免不必要地波及无辜，避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递出令其他国家普遍感到危险的信号，而要以明确可预期的方式，建立和保持较高水平的战略威慑力，避免这个过程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利合作产生较大消极影响。
五是丰富外交手段，明确经济、安全等不同手段的能力和限度，以不同的手段组合应对不同的挑战和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世界各国都重视经济发展问题，并引申为可以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国与国关系中多方面的问题。经济因素可以从长期角度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在面临具体的安全问题时，其发挥作用的方式较为缓慢和间接。在全球治理和经营周边关系的过程中，过度倚赖经济手段来谋求良好关系、应对政治安全领域的问题和挑战、推动国际地位的提升，其边际效用会出现比较快的递减，并有透支中国经济能力和战略资源的风险。为此，需进一步明确经济手段的作用范围和限度，巩固不同外交手段所需要的能力基础，使战略资源分配更加均衡，使不同手段的使用起到相互促进的效果。
六是坚持周边优先，根据周边地区不同方向的挑战性质和现实特点，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保持对周边地区投入的连贯性，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持续投入较多资源经营周边地区，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良好周边环境。由于战略资源的有限性，确定未来中长期对外战略的轻重缓急区域和领域，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的贯彻落实十分重要。冷战后二十多年，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国际承诺太多、战线铺得太长、在次要的地区投入资源过多而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导致大量战略资源被无效率地消耗。中国应把战略资源更为集中地投放到更具战略价值的区域。如果能够在周边地区持续进行数年的努力，在周边地区建立起比较高的声誉、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中国外交的战略主动性和国际回旋空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摘自《当代世界》）
一是在洞察国际社会基本性质，把握中国和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实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多方面能力的均衡发展，获取应对各种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主动权。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在几年时间内取得了多方面重要成果，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既是积极进取政策努力的结果，更是建立在当前中国所具有的，并且还在继续上升的强大物质能力的基础之上。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自身能力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体系中发挥可靠的建设性作用，必须建立在强大能力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自身实力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二是顺应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大势，充分认识推动国际合作和改善全球治理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探索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方式，同时对战略目标进行适度的适应性调整。一国的对外战略总是在一定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制定和开展的。战略环境本身不会也不应该完全决定一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选择，但它的确为国家提供了利用各种资源的机会，同时也对国家的行为构成现实的约束，有时是十分强有力的约束。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种变革和调整还有一个继续展开的过程。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试图通过投入大量资源，改变国际合作的基本格局，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治理的面貌，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为此，中国外交需要竭力避免将相当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到无法产生有效、可靠结果的领域。
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于，自己付出的努力，是否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动机和行为方式。如果其他国家是在按照不同的逻辑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如果全球治理取得的成果具有比较高的可逆性，那么对中国来说，投入很大的资源和精力，是否一定能取得良好结果，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此，中国需要在总体上顺应国际社会的大势，而不是试图去扭转国际社会的大势。中国可以在发展性、防御性战略目标方面加强投入，在拓展性、进取性战略目标方面，保持战略耐心，优化手段与技巧，节约战略资源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等待更有利国际环境的出现和时机的成熟。
三是针对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行为方式存在的差异，在国际合作中执行更加精细的政策，在奉行总体一致的原则的同时对不同国家需要有差异化的具体政策，以改善国际合作的效果。由于国家间行为具有策略互动的性质，所以在国际社会中不是一国采取合作的政策，就必然能够带来理想的合作成果。
为了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合作共赢，更好地推進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国外交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实行具有差异性的政策：与有真实合作意愿的国家开展深入、广泛、全面的合作，与机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条件的、有违约责任的合作，对于没有合作意愿的国家，不必强求进行国际合作。在推进建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过程中，中国要做一个善于合作的负责任大国，而不是一个自身的合作意愿容易被他国简单利用的大国。只有合作政策本身有助于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政策才具有更为稳固和坚实的现实基础。
四是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同时，建立和保持强大而有效的战略威慑力，避免和平发展的政策被人误解。由于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复杂，在周边地区还存在一些尚未获得根本解决的领土、领海主权权益争端。在此背景下，中国具有的战略威慑力有助于避免他国无端的挑衅行为，避免不符合相关各方利益的危机升级。战略威慑力的提升并不容易，特别是中国需要以一种总体上易为周边国家所接受的方式来提升战略威慑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避免太广泛地施加压力，避免不必要地波及无辜，避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递出令其他国家普遍感到危险的信号，而要以明确可预期的方式，建立和保持较高水平的战略威慑力，避免这个过程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利合作产生较大消极影响。
五是丰富外交手段，明确经济、安全等不同手段的能力和限度，以不同的手段组合应对不同的挑战和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世界各国都重视经济发展问题，并引申为可以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国与国关系中多方面的问题。经济因素可以从长期角度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在面临具体的安全问题时，其发挥作用的方式较为缓慢和间接。在全球治理和经营周边关系的过程中，过度倚赖经济手段来谋求良好关系、应对政治安全领域的问题和挑战、推动国际地位的提升，其边际效用会出现比较快的递减，并有透支中国经济能力和战略资源的风险。为此，需进一步明确经济手段的作用范围和限度，巩固不同外交手段所需要的能力基础，使战略资源分配更加均衡，使不同手段的使用起到相互促进的效果。
六是坚持周边优先，根据周边地区不同方向的挑战性质和现实特点，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保持对周边地区投入的连贯性，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持续投入较多资源经营周边地区，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良好周边环境。由于战略资源的有限性，确定未来中长期对外战略的轻重缓急区域和领域，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的贯彻落实十分重要。冷战后二十多年，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国际承诺太多、战线铺得太长、在次要的地区投入资源过多而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导致大量战略资源被无效率地消耗。中国应把战略资源更为集中地投放到更具战略价值的区域。如果能够在周边地区持续进行数年的努力，在周边地区建立起比较高的声誉、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中国外交的战略主动性和国际回旋空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摘自《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