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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战国早期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研究，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一个秩序混乱、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动荡，可以用“礼崩乐坏”来形容。然而在近年来，学术界通过全国各地战国墓葬的发掘、以往典籍的整理，器物铭文的辨认，对传统的“社会秩序混乱”这一观点提出了新的质疑，不少学者认为不可以笼统而冠名，应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合乎实际的解释，而非牵强附会。以此理念为出发点，笔者以湖北省曾侯乙墓中出土器物为例，以乐悬制度为切入点探析战国早期的社会政治状态。
关键词：曾侯乙墓;乐悬制度;随国;编钟
乐悬制度，产生于周公所制定的周礼，指的是用钟、磐等大型编乐悬器配置演奏，用来维护等级阶级的制度。周代提倡“名位不同，礼数亦异”[1]，要求不同等级的贵族享受不同的乐悬规格、种类，不能逾越，将其视作“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屯发掘的曾侯乙墓，其中出土了精美的成套编钟、编磐以及一系列随葬乐器，是研究乐悬制度的宝贵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因此借助曾侯乙墓出土的礼乐器研究乐悬制度，对于分析战国早期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
一、对于传统“礼崩乐坏”观点的全面认识
“礼崩乐坏”的观点，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周王室正逐渐走向没落，诸侯争霸崛起，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因此孔子感慨社会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2]是那个时代的最好描述。到战国时期，这种现象表现的更为显著。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由“礼崩乐坏”的看法我们就可以得出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秩序混乱的结论吗吗？这看上去是牵强的。[3]正如我們无法用“筷子掉地下”证明“没办法吃饭”一样，“礼崩乐坏”也无法得出社会秩序混乱的结论。没有筷子我们可以用其他餐具代替，礼乐制度被破坏也并非证明社会便全然无序。“礼崩乐坏”的表现，大多是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摩擦，卿大夫取代了诸侯，诸侯可以没有周天子的允许而称王，卿大夫与诸侯可以僭越礼器……但这种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波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相差的世界太大，两者同处于一个维度却无一丝交际。统治阶级权力的兴衰迭起下，百姓依旧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作为社会组成的绝大部分，他们的生活依旧是被规定在一条轨道上，今日与往日并无不同。而他们，恰恰是是社会秩序中最重要的一环。
其次，后人对于“礼崩乐坏”的解释有过分之嫌。“礼崩乐坏”带来的结果，是下级贵族对上级贵族采取的行动，在取得成功后，改变的等级便逐渐习惯化，并逐渐稳定下来。田氏代齐，虽第一代第二代还别扭于身份的转变、怀有做贼篡位的自卑感，但后代便逐渐习惯于自己的身份，并以之为天经地义。因此，“礼崩乐坏”更体现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更迭这一过渡阶段，而非整个社会。因此才有“春秋时，犹尊礼重信。”[4]这样的说法。
二、曾侯乙墓出土乐器及“九鼎非僭越”的猜测
曾侯乙墓的发掘是二十世纪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对于战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古代乐学的成就考证、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都用重要的作用。在墓葬的发掘中，陪葬品有大量的乐器、青铜礼器、杂器和兵器、车马器等，其中以乐器的发掘最为引人注目。发掘的乐器有编钟、编磐、鼓、琴、瑟、笙、排箫、横吹竹笛八种共一百二十四件。[5]其中青铜编钟的发现更是震惊中外。
应文章需要，在这里需要稍稍解释下乐悬制度。第一，在用器方面，甬钟和编磐是乐悬的基本组合，到西周末期又增加上了纽钟，组成了乐悬用器的基本制度。[6] 并且有“天子诸侯悬皆有镈，卿大夫士直有钟磐无镈。”[7] 的说法。第二，乐悬有一套专门的摆列制度 。据《周礼》记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在这里，“县”就是“悬”的意思。
而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的乐悬用器中，却带有件既合乎道理又不合乎常理的现象。因为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乐悬器，竟然严格的执行了周礼规范的要求。合乎道理是因为它是周礼所规定、要求的，不合常理是因为在战国礼乐制度被破坏的大环境下显得有些另类。曾侯乙墓编钟呈曲尺形靠椁室西面、南面悬挂，编磐靠北面悬挂，正好合乎诸侯三面悬挂乐器的“轩悬”之礼[8]，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的曾国（随国）对于乐悬制度和等级制度依旧极为的重视。
而与此同时，在曾侯乙墓中却出现了九鼎作为陪葬品。在学术界普遍的观点中，九鼎是周天子才能够使用的，作为诸侯的曾侯乙应该使用七鼎作为陪葬，九鼎的出土似乎更加证实了“礼崩乐坏”的现象。然而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合乎礼制的乐悬摆列制度，自然不会在礼仪方面自相矛盾。因此，我们可以猜测，九鼎的使用在战国时期有可能并非僭越。这种观点在李学勤先生的《东周与秦汉文明》中也有所提及。
三、曾侯乙墓乐悬合乎礼制原因探析
事物的产生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在曾侯乙墓中出现的异于同时代礼制的现象，必然会有其潜在原因。根据先秦史料考证，古时的曾国有两个：一为姒姓缯国，其地域在今河南方城一带，西周末年与申国、犬戎灭西周;二为姒姓国鄫国，其地域在山东枣庄东，公元528年灭于鲁。在地域上与曾侯乙墓不相吻合。而今随州一带只有姬姓随国，而没有曾国。1933年在安徽寿县楚幽王墓中发现“曾姬无卹壶”确认了有姬姓曾国存在。[9]因此可以推测“曾国”与“随国”是一个国家。
而作为姬姓诸侯的曾国，其秉承着周礼所规定的严格的制度要求，采用合乎礼法的器物也就合乎情理了。在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出现的人殉现象和厚葬礼器重器带有了浓厚的周王朝风格，因此可以看出曾国是一个依旧带有周礼色彩的国家。
四、战国初期社会政治状态的推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与其说牵强的认为战国初期的社会政治状态是“礼乐崩坏”、社会秩序混乱，倒不如承认此时是一个政治多元、思想各异的社会。在这一时期，有崛起的卿士取而代诸侯，也有强大的国家吞并弱小、轻视周天子的权威，也有其他国家依旧尊重原有礼制，成为旧时代的守墓人。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遵循并且企图维护着社会的秩序，因为只有国家的内部安定才能用力量开展各种外交活动。
将这个时期称为社会完全失序是不够严谨的，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走卒商贩们依旧按照旧时的生活方式生活，没有出现崩溃的局面。而卿士大夫们在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之后，没有引起更大的混乱而是逐渐习惯化，最终将其地位固定下来，这也无法为社会秩序崩乱提供证据。
参考文献：
[1] 左丘明.《左传？庄公十八年》[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 清如许，王洁译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3] 白国红.《从乐悬制度的演变看春秋晚期新的礼制规范的形成》[J].《文物春秋》.2006.04—004
[4] 顾炎武.《日知录》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 谭维四.《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0.0511-4772.
[6] 王清雷.《从山东音乐考古发现看周代乐悬制度的演变》[J].《中国音乐学》.2004.1003-0042
[7] 黄公渚选注.《周礼？春官？小青》[M].商务印书馆.1936.
[8] 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的礼乐文明》[M].文物出版社.2007.
[9]刘节.《古史考存》[M].人民出版社.1958.
关键词：曾侯乙墓;乐悬制度;随国;编钟
乐悬制度，产生于周公所制定的周礼，指的是用钟、磐等大型编乐悬器配置演奏，用来维护等级阶级的制度。周代提倡“名位不同，礼数亦异”[1]，要求不同等级的贵族享受不同的乐悬规格、种类，不能逾越，将其视作“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屯发掘的曾侯乙墓，其中出土了精美的成套编钟、编磐以及一系列随葬乐器，是研究乐悬制度的宝贵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因此借助曾侯乙墓出土的礼乐器研究乐悬制度，对于分析战国早期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
一、对于传统“礼崩乐坏”观点的全面认识
“礼崩乐坏”的观点，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周王室正逐渐走向没落，诸侯争霸崛起，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因此孔子感慨社会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2]是那个时代的最好描述。到战国时期，这种现象表现的更为显著。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由“礼崩乐坏”的看法我们就可以得出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秩序混乱的结论吗吗？这看上去是牵强的。[3]正如我們无法用“筷子掉地下”证明“没办法吃饭”一样，“礼崩乐坏”也无法得出社会秩序混乱的结论。没有筷子我们可以用其他餐具代替，礼乐制度被破坏也并非证明社会便全然无序。“礼崩乐坏”的表现，大多是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摩擦，卿大夫取代了诸侯，诸侯可以没有周天子的允许而称王，卿大夫与诸侯可以僭越礼器……但这种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波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相差的世界太大，两者同处于一个维度却无一丝交际。统治阶级权力的兴衰迭起下，百姓依旧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作为社会组成的绝大部分，他们的生活依旧是被规定在一条轨道上，今日与往日并无不同。而他们，恰恰是是社会秩序中最重要的一环。
其次，后人对于“礼崩乐坏”的解释有过分之嫌。“礼崩乐坏”带来的结果，是下级贵族对上级贵族采取的行动，在取得成功后，改变的等级便逐渐习惯化，并逐渐稳定下来。田氏代齐，虽第一代第二代还别扭于身份的转变、怀有做贼篡位的自卑感，但后代便逐渐习惯于自己的身份，并以之为天经地义。因此，“礼崩乐坏”更体现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更迭这一过渡阶段，而非整个社会。因此才有“春秋时，犹尊礼重信。”[4]这样的说法。
二、曾侯乙墓出土乐器及“九鼎非僭越”的猜测
曾侯乙墓的发掘是二十世纪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对于战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古代乐学的成就考证、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都用重要的作用。在墓葬的发掘中，陪葬品有大量的乐器、青铜礼器、杂器和兵器、车马器等，其中以乐器的发掘最为引人注目。发掘的乐器有编钟、编磐、鼓、琴、瑟、笙、排箫、横吹竹笛八种共一百二十四件。[5]其中青铜编钟的发现更是震惊中外。
应文章需要，在这里需要稍稍解释下乐悬制度。第一，在用器方面，甬钟和编磐是乐悬的基本组合，到西周末期又增加上了纽钟，组成了乐悬用器的基本制度。[6] 并且有“天子诸侯悬皆有镈，卿大夫士直有钟磐无镈。”[7] 的说法。第二，乐悬有一套专门的摆列制度 。据《周礼》记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在这里，“县”就是“悬”的意思。
而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的乐悬用器中，却带有件既合乎道理又不合乎常理的现象。因为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乐悬器，竟然严格的执行了周礼规范的要求。合乎道理是因为它是周礼所规定、要求的，不合常理是因为在战国礼乐制度被破坏的大环境下显得有些另类。曾侯乙墓编钟呈曲尺形靠椁室西面、南面悬挂，编磐靠北面悬挂，正好合乎诸侯三面悬挂乐器的“轩悬”之礼[8]，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的曾国（随国）对于乐悬制度和等级制度依旧极为的重视。
而与此同时，在曾侯乙墓中却出现了九鼎作为陪葬品。在学术界普遍的观点中，九鼎是周天子才能够使用的，作为诸侯的曾侯乙应该使用七鼎作为陪葬，九鼎的出土似乎更加证实了“礼崩乐坏”的现象。然而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合乎礼制的乐悬摆列制度，自然不会在礼仪方面自相矛盾。因此，我们可以猜测，九鼎的使用在战国时期有可能并非僭越。这种观点在李学勤先生的《东周与秦汉文明》中也有所提及。
三、曾侯乙墓乐悬合乎礼制原因探析
事物的产生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在曾侯乙墓中出现的异于同时代礼制的现象，必然会有其潜在原因。根据先秦史料考证，古时的曾国有两个：一为姒姓缯国，其地域在今河南方城一带，西周末年与申国、犬戎灭西周;二为姒姓国鄫国，其地域在山东枣庄东，公元528年灭于鲁。在地域上与曾侯乙墓不相吻合。而今随州一带只有姬姓随国，而没有曾国。1933年在安徽寿县楚幽王墓中发现“曾姬无卹壶”确认了有姬姓曾国存在。[9]因此可以推测“曾国”与“随国”是一个国家。
而作为姬姓诸侯的曾国，其秉承着周礼所规定的严格的制度要求，采用合乎礼法的器物也就合乎情理了。在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出现的人殉现象和厚葬礼器重器带有了浓厚的周王朝风格，因此可以看出曾国是一个依旧带有周礼色彩的国家。
四、战国初期社会政治状态的推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与其说牵强的认为战国初期的社会政治状态是“礼乐崩坏”、社会秩序混乱，倒不如承认此时是一个政治多元、思想各异的社会。在这一时期，有崛起的卿士取而代诸侯，也有强大的国家吞并弱小、轻视周天子的权威，也有其他国家依旧尊重原有礼制，成为旧时代的守墓人。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遵循并且企图维护着社会的秩序，因为只有国家的内部安定才能用力量开展各种外交活动。
将这个时期称为社会完全失序是不够严谨的，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走卒商贩们依旧按照旧时的生活方式生活，没有出现崩溃的局面。而卿士大夫们在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之后，没有引起更大的混乱而是逐渐习惯化，最终将其地位固定下来，这也无法为社会秩序崩乱提供证据。
参考文献：
[1] 左丘明.《左传？庄公十八年》[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 清如许，王洁译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3] 白国红.《从乐悬制度的演变看春秋晚期新的礼制规范的形成》[J].《文物春秋》.2006.04—004
[4] 顾炎武.《日知录》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 谭维四.《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0.0511-4772.
[6] 王清雷.《从山东音乐考古发现看周代乐悬制度的演变》[J].《中国音乐学》.2004.1003-0042
[7] 黄公渚选注.《周礼？春官？小青》[M].商务印书馆.1936.
[8] 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的礼乐文明》[M].文物出版社.2007.
[9]刘节.《古史考存》[M].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