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从小有梦想的人。幼年做过总统梦，少年做过音乐梦，青年做过科学梦，中年做过老板梦，唯独没有作家梦，偏偏43岁那年，突然成为作家。截至发稿，我已经正式出版长篇小说40部，加上中短篇小说集和再版、重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总共出书46本，被朋友称为“名副其实的纯文学高产作家”。
　　文学是人学，但“人学”是个宽泛的概念。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犬子研究的古脊椎动物学，都可以比文学更加“人学”，所以，我理解的文学之“人学”侧重“人际关系”，我写的小说也是上来就揭示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少在风景上浪费笔墨，认为那是游记、散文或随笔的任务，小说的任务就是揭示、理清人际关系，以及由这种复杂人际关系导致的百变人生。《中国式股东》原名叫“股东关系”，按出版社意见才用了现在的名字。
　　从小就听说性格决定命运，许多文学作品也力图佐证这个真理，我当然也一直信以为真，直到出版几十部长篇小说之后，才忽然发现这话不对，至少不全面，应该修正成“性格与运气共同决定命运”比较妥当。别的不说，单说我突然成为作家这件事，难道全是性格决定的吗？肯定不是，至少是性格与运气共同决定的，而且，运气的作用大于性格。
　　2001年，我担任董事局主席助理兼华南投资公司董事长的金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市，积累多年的事业归零，感觉身上的血突然被抽干一样，高烧住院，却瞬间被推走的真正“高干”吓退烧，可医院规定必须住院一周。无聊，买了本百花文艺获奖作品集，见同时收录池莉的两篇小说，觉得不符合管理学的“平衡原理”。除非非常特别。怎样特别呢？看完后感觉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于是出院后就写了。因池莉是从《芳草》走出的，所以我投稿给《芳草》。不懂规矩，采用当时不被编辑接受的电子投稿，可歪打正着，《芳草》编辑杜治洪老师恰好看了，发了。紧接着，又发了后来令我名声大噪的《高位出局》。
　　2002年底，我斗胆把两个小说自然投稿《人民文学》，本希望他们能挑选一个，没想到责编杨泥和主编李敬泽商量的结果是两篇全部留用，并立刻在2003年2期、3期连续发表《担保》和《涨停板，跌停板》。懂行的人告诉我，这是“绝无仅有”的，于是我自信膨胀，辞职专门写小说。后来见到李敬泽老师，我说谢谢，他却说：“丁力兄，对不起，是我害了你。”真没害我。不辞职，我现在仍然是所谓的企业高管，但不管多“高”，还是打工的，而当作家至少有独立人格。所以，我感谢《人民文学》！
　　2003年，深圳作家盛可以比较火，我买来她的《水乳》，看完后照着书上出版社的电话打过去，称我的长篇可能比她的更能反映“深圳”，臧永清说你发来看看，之后，臧社就一口气出版了我的《亲嘴楼的故事》《大老板小老板》《征婚》《应聘》《从坡坡屋出来的女人》《深圳河》《散户》七部长篇。
　　2017年，贺绍俊老师开始关注我的小说，他在《面对经济时代的新文学思维》中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也决定了革命思维的主题表达。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但不少作家仍然延续革命思维来处理经济建设的新现实。丁力作为新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写进了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经济时代的新的文学思维方式。”在《逻辑、经济、深圳》一文中，贺绍俊老师写道：“乡愁属于乡土文学的审美形态，如果我们的城市小说不能从乡愁之中走出来，就不可能建构起真正的城市文学审美形态。文学离不开愁，新的都市文学同样需要以愁来浇灌，但不会是乡愁，而是从城市中提炼出来的愁，是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愁。在这方面，丁力做了有益的嘗试。”
　　2018年初，获悉吴义勤书记兼作家出版社社长，我发去《图书馆长的儿子》，他看后很喜欢，“觉得这个作品跟丁力之前的财经小说完全转变了风格。艺术上、文学上都很强。丁力过去的财经小说我们只是好奇作为类型小说去看，但《图书馆长的儿子》完全是一个纯文学作品。故事完整，叙事从容，语言幽默、反讽、抒情，艺术性有很大提高。我觉得丁力升华了，至少在文学性上升华了。”于是，吴义勤老师又要去我的《深圳故事》一并出版，并申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
　　2018年8月26日，深圳特区成立38周年纪念日，在杨黎光、李兰妮、吴君的推动下，深圳市文联和深圳作协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深圳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李瑞琦书记和专职副主席张忠亮充分鼓励和肯定我的小说创作，把我作为这座城市代表性作家之一推向全国。
　　一座城市的文化，往往体现在这座城市有没有代表性作家上，一位作家的文学地位，也体现在有无耳熟能详的代表作上，我想，自己中风之后出版的《中国式股东》《图书馆长的儿子》《深圳故事》《租友》和《只坐头等舱》，或能大致勾勒出我的创作特色与风格并可称之为我的代表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