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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史上，当人们记起伽利略为宣传日心说年近七十而受审，虽然被迫写了悔过书，但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并且在后来的研究中仍然坚持日心说时，无不对这位老人产生深深的敬意。布鲁诺为坚持日心说，在1600年2月17日被宗教法庭活活烧死于罗马的百花广场，无不被历代爱好科学的人们所歌颂。科学家忠实于科学事实和认定的客观规律，为之坚贞不屈，绝不向任何非科学、反科学和伪科学的权势屈服，乃至为之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就是科学家的气节。这也是科学家应当具备的品质。
已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就是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学者。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且发表他的新人口论时，我正好是北大的学生，有幸聆听到他向学生做的人口论的讲演。不料随着进入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人们头脑昏聩起来，大人物说马寅初是“人口论”，没有看到“人手”，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是大好事。康生也及时赶到北大坐镇批判马寅初的大会，说什么“我看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不久，《新建设》杂志和一些社科杂志也连篇累牍地登载数百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学校里大字报围攻，校刊更是首当其冲，上纲愈来愈高。并且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例如捏造“马寅初喝了鸡汤不给钱”这种材料也上了批判大会，企图把马寅初搞臭。
面对来者不善气势汹汹的批判，马寅初并没有低头，他不断写文章回击，并且说“泼冷水是不好的，我最不怕的是泼冷水。因为我习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多年了”。最后他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说：“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后来马老的文章就再不让刊登了，刊物上和报上只能看到批判马老的一面之词。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担忧他的处境，亲自约见他并进行深谈，给他做劝导工作。
他在一夜深思之后，把自己的最终决定写进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的“附带声明”中：“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晚年，马寅初对子女们说：“我个人受批判有什么要紧，被罢官免职又算个屁事！要紧的是不能无视我国人口盲目地增长，否则就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大难题了！”“使世忘我混容易，使我忘世却自难。”这就是马老的品格。
无独有偶，在北大我有幸聆听了另一位校长周培源的讲演。他是一位在力学与理论物理领域有突出建树的学者，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三强、彭桓武、林家翘、王竹溪、胡宁等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就我所知，他有两次坚持自己与大人物不同的主张。一次是在“文革”中，教育已成为重灾区，在要办七二一大学和“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最高指示下，理科和基础研究处于停顿，到了“谈理色变”的程度。学校里是“胸无点墨”的人掌权，处处瞎指挥的时代，他竟敢公开发表文章讨论大学理科的重要性，并且上书周总理申述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次是1988年，国家有关部门已经下了决心要上三峡工程。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已89岁高龄的周培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赤诚之心，率182位政协委员到湖北、四川考察，并且组织了多次专家论证，他直接上书中央提出缓建三峡大坝的建议。他表达了一百多位政协委员的心声：“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他说：“你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让他如何做正确判断？几十年里我们深受其害，今天不能再说假话。”他还说：“关于三峡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
正如三峡工程的一位负责人所说，三峡的规划建设也有当初反对者不同意见的贡献。三峡工程还有待历史和时间的检验。无论历史的结论是什么，人们都不会忘记周培源等老科学家的赤子诤言。
这些就是作为正直、尊重科学、不懈探索的为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品格和优秀人格。
马寅初生前曾说：“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看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现在我们这种看风使舵的“学者”实在太多了。
在商品社会和利益的驱使下，有多少学者去投大款和开发商所好，去论证“发展项目”，而不顾科学规律和社会实际。现在我们这种看风使舵的“学者”难道还少吗？
网络上眼下不是到处讲学术不端吗，无非讲的是剽窃、抄袭、假文凭等等弄虚作假的事情不断被揭发出来。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没有贞操，见权见利随时见风使舵的学者，比起那种剽窃、抄袭之流的小偷行为危害还要大许多。进一步，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更为严重、危害更大的学术不端。
这是因为，第一，剽窃、抄袭者，大多是偷偷摸摸的勾当，不敢公开、见不得天日。因为这种行为目前大众还认为是不好的。而见风使舵和学术变节者却是很露脸很光彩的行为，有时还会得到赏识，受表扬受提升，乃至获大奖、获大利。因为“风”经常是世俗社会的风标，所以他们跟风总不会有风险，只会有收益。学术跟风是既有名又有利的行为，于是群起效尤，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第二，剽窃和抄袭者，所剽窃所抄袭的内容，一般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有时或许还是正确的内容。而这种跟风“学者”尤其是当错误认识成风的时候会跟着兴风作浪，贻误大众。造成损失的范围和后果远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祸国殃民的大损失。
所以，学术界的看风使舵、随风倒和佞权阿势媚钱，是科学的大敌、是国家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而提倡学者的贞操和气节，实在是当前科学和学术界的大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已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就是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学者。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且发表他的新人口论时，我正好是北大的学生，有幸聆听到他向学生做的人口论的讲演。不料随着进入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人们头脑昏聩起来，大人物说马寅初是“人口论”，没有看到“人手”，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是大好事。康生也及时赶到北大坐镇批判马寅初的大会，说什么“我看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不久，《新建设》杂志和一些社科杂志也连篇累牍地登载数百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学校里大字报围攻，校刊更是首当其冲，上纲愈来愈高。并且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例如捏造“马寅初喝了鸡汤不给钱”这种材料也上了批判大会，企图把马寅初搞臭。
面对来者不善气势汹汹的批判，马寅初并没有低头，他不断写文章回击，并且说“泼冷水是不好的，我最不怕的是泼冷水。因为我习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多年了”。最后他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说：“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后来马老的文章就再不让刊登了，刊物上和报上只能看到批判马老的一面之词。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担忧他的处境，亲自约见他并进行深谈，给他做劝导工作。
他在一夜深思之后，把自己的最终决定写进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的“附带声明”中：“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晚年，马寅初对子女们说：“我个人受批判有什么要紧，被罢官免职又算个屁事！要紧的是不能无视我国人口盲目地增长，否则就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大难题了！”“使世忘我混容易，使我忘世却自难。”这就是马老的品格。
无独有偶，在北大我有幸聆听了另一位校长周培源的讲演。他是一位在力学与理论物理领域有突出建树的学者，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三强、彭桓武、林家翘、王竹溪、胡宁等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就我所知，他有两次坚持自己与大人物不同的主张。一次是在“文革”中，教育已成为重灾区，在要办七二一大学和“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最高指示下，理科和基础研究处于停顿，到了“谈理色变”的程度。学校里是“胸无点墨”的人掌权，处处瞎指挥的时代，他竟敢公开发表文章讨论大学理科的重要性，并且上书周总理申述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次是1988年，国家有关部门已经下了决心要上三峡工程。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已89岁高龄的周培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赤诚之心，率182位政协委员到湖北、四川考察，并且组织了多次专家论证，他直接上书中央提出缓建三峡大坝的建议。他表达了一百多位政协委员的心声：“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他说：“你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让他如何做正确判断？几十年里我们深受其害，今天不能再说假话。”他还说：“关于三峡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
正如三峡工程的一位负责人所说，三峡的规划建设也有当初反对者不同意见的贡献。三峡工程还有待历史和时间的检验。无论历史的结论是什么，人们都不会忘记周培源等老科学家的赤子诤言。
这些就是作为正直、尊重科学、不懈探索的为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品格和优秀人格。
马寅初生前曾说：“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看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现在我们这种看风使舵的“学者”实在太多了。
在商品社会和利益的驱使下，有多少学者去投大款和开发商所好，去论证“发展项目”，而不顾科学规律和社会实际。现在我们这种看风使舵的“学者”难道还少吗？
网络上眼下不是到处讲学术不端吗，无非讲的是剽窃、抄袭、假文凭等等弄虚作假的事情不断被揭发出来。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没有贞操，见权见利随时见风使舵的学者，比起那种剽窃、抄袭之流的小偷行为危害还要大许多。进一步，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更为严重、危害更大的学术不端。
这是因为，第一，剽窃、抄袭者，大多是偷偷摸摸的勾当，不敢公开、见不得天日。因为这种行为目前大众还认为是不好的。而见风使舵和学术变节者却是很露脸很光彩的行为，有时还会得到赏识，受表扬受提升，乃至获大奖、获大利。因为“风”经常是世俗社会的风标，所以他们跟风总不会有风险，只会有收益。学术跟风是既有名又有利的行为，于是群起效尤，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第二，剽窃和抄袭者，所剽窃所抄袭的内容，一般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有时或许还是正确的内容。而这种跟风“学者”尤其是当错误认识成风的时候会跟着兴风作浪，贻误大众。造成损失的范围和后果远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祸国殃民的大损失。
所以，学术界的看风使舵、随风倒和佞权阿势媚钱，是科学的大敌、是国家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而提倡学者的贞操和气节，实在是当前科学和学术界的大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