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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别策划，聚焦的是这样一类电影：
本土电影，其中绝大多数又多为标准的小成本制作。
主流商业电影不在本期专题谈论范围之内。商业片即类型片，而我们此次关注的更多是那些难以被明确归类的电影。它们有的被市场模糊定义为文艺片，也有一些参加过海外电影节的所谓影展片和艺术片。
分类关键词是“情怀”。这些电影里少见真正的大明星，也鲜有武打、特效等现代电影的时髦要素。情怀和动人是它们的主要魅力——或者按照好莱坞习惯的说法：这样的电影“has a heart”。
毫无疑问，这样的分类自然非严格和清晰的类型化界定。
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重新理解“情怀”对于电影的意义，并在当前的市场中重新寻找这种价值取向。
我们想和大家探讨：当前市场下，电影和导演需要什么样的情怀，“情怀电影”又需何种情商和智商才能适于当下。
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探讨电影的“情怀”，与中国电影目前的大环境有关。
这是最好的年代。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发展迅猛，尤在市场化上取得空前成功，种种成绩，无须赘述。然而，这或许也是最坏的年代。作为商业化大潮的副作用之一，中国电影近年来在艺术上消沉颓废，近几年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等国际舞台上的乏善可陈几成常态。就品质而言，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也开始远离了电影本身。浮躁和算计登堂入室，情怀和深度却被嗤之以鼻。
量和质的分化
中国电影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本地观众对中国电影质量现状有了越来越多的不满。
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在2011年表现得格外明显：一方面，今年的本土商业电影中虽不乏票房出众者，但其中没有一部口碑算是过硬，更常见的倒是《战国》等大片在网络上成为被恶搞对象。另一方面则是舆论对另一些作品的过分推崇。例如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上，章明的 《郎在对门唱山歌》就受到了个别媒体“上纲上线的抬举”，“神作”等形容近乎夸张，以至导演本人直言“当不起”。仔细分析这样的言语，不难发现这背后传达的其实不是单个观点而是某种立场和态度——过于肯定一些即是在强烈否定另一些，非理性的肯定其实也是对如今中国电影情怀缺失的强烈不满。
物以稀为贵。就像十年前中国电影苦盼一个商业化的切入点一样，现在的中国电影似乎又开始回头默默地呼唤情怀。确实，浮躁时代，中国电影需要情怀来平和欲望，并重塑创作的本质和意义。曾几何时，姜文说：真正爱电影的人才配做电影；而如今，中国的电影和电影人似乎已经在票房的单行道上走得太远。
另一方面，虽然商业化的大浪裹挟了很多，但不能说电影人在情怀方面完全没有努力。比如顾长卫的新片《最爱》，就仍旧保持了导演既有的人文视角与关怀。今天，第五代的主要人物已经纷纷下海弄潮，而这位摄影出身的导演却依然坚守传统阵地。此外，这样题材的作品能够以主流面貌与观众见面，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以贾樟柯为首的第六代也没有放弃情怀。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努力使个人创作更为接近市场，只不过其中的大多数尝试被所谓的娱乐化风潮所掩盖。
几年前，记者在采访第六代的几位主将时，就明确感觉到了这一方向，例如王全安和王小帅。后者当时说，电影“不能为了商业而商业——毕竟人类每天都在进步，电影也不能老是停留在低级趣味上”。两年前，刚刚拍完《团圆》的王全安对此也有良多思考和准备，“其实《图雅》就是在尝试主流的叙事框架”，而对于自己正在筹备的新片《白鹿原》，他的形容是：“一部像《末代皇帝》那样的文艺大片。”王全安的《白鹿原》已经拍摄完成，正在等待上映，这种题材和成本的作品，“如何在内地实现商业与艺术的平衡是新的课题”。而王小帅的新片《我十一》同样已经制作完成。虽然去年《日照重庆》的反响不算成功，但他仍强调坚持，“我不太同意那种因为要市场，所以一定要改变既有特点的看法。”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开始站到更年轻的导演身后担任监制——韩杰是幸运的，他的身后有贾樟柯。
市场正在变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情怀在中国电影的世界里命运不济，确实有客观环境方面的原因。其实前几年有不少情怀电影进入影院，但其在市场上发出的声音始终非常微弱。例如华语电影上两部在三大电影节斩获头奖的作品——2006年柏林金熊奖得主《图雅的婚事》和那一年的威尼斯金狮奖得主《三峡好人》，先后在内地上映，票房都只有可怜的两、三百万元。
看看近年来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历史，不难发现情怀电影确无太多亮眼之处。前几年文艺片的巅峰，说起来也就只有《千里走单骑》的3000多万，而导演张艺谋的金字招牌毫无疑问是不可复制的因素，同理，《山楂树之恋》的过亿票房也基本不具可比性。事实上，正常情况下情怀电影大都只有百万元的票房，能过千万者寥寥无几，而这已经是其中少数能够跻身影院市场的幸运者。去年年底，当姜文凭《让子弹飞》重新意气风发时，又有多少人回想起当初《太阳照常升起》票房不足2000万时的情怀失落？
电影的特点决定了其既是艺术也是生意，二者难以得兼而又缺一不可。因此很多人在问：商业、情怀之间的博弈到底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观众以至整个社会快速演进的今天。不过，之前很多人对此的答案或许过于简单了些：在市场上，一部电影被贴上“艺术”的标签，基本上就意味着将受冷遇。事实上，正如贾樟柯之前所说：“国内很多所谓艺术电影，其实都是因为票房不好才被归到艺术这一类的”。这也是为什么《观音山》等片在宣传时极力撇清跟艺术的关系，其更多倾向的是“有品质的商业片”。
把眼光稍微放远一点，不难发现越是在成熟稳定的电影市场，情怀电影的地位越稳固——当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内容的多样性是必然要求。因此归根结底，目前国内电影市场的根本问题还是市场本身远未成熟，情怀电影的复兴需要更多影院、银幕空间以及不一样的院线、发行模式。
就此而言，前几年情怀电影在市场上基本没有机会。即使能够进入影院，排片场次和时段都无法保证，很多影院就是排也排早场，远离主流观众群。而一旦上映后上座率不理想，就得面临立即下片的命运。这样的环境基本上没有实现理想票房可能。例如当年《三峡好人》选择在贺岁档上映，结果毫无银幕空间，“市场上连根针都插不进去”，这也一度引起了导演贾樟柯的愤怒。情绪可以主观，但实际问题显然是客观存在的。
不过进入2011年，这样的状况似乎酝酿着转变，近几年影院建设的发展和银幕数量的猛增渐渐引起了市场格局的改变。如果去年的《山楂树之恋》仍然只能称之为张艺谋个案的话，那么今年春季档《观音山》收入的7000万则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而5月份《最爱》在几部好莱坞超级大片夹缝中抢到的6000万票房，似乎也证明如今市场的空间已今非昔比——对于情怀电影，市场作为的可能性出现了。
当然，这不是说情怀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已经冰释。毕竟多年对峙，二者之间仍旧充满张力。比如《最爱》虽然票房告捷，但导演对于最后的剪辑仍是如鲠在喉。最近围绕《肩上蝶》的剪辑版本，各方争议也浮出水面。虽然这个案例难免极端，但此类矛盾无疑普遍存在。对于导演而言，要想在当前市场上实现情怀，坚持和妥协似乎同样重要。
情商与智商
对于情怀电影来说，情怀正是其在市场上最主要的卖点。特定群体对于一些特定影片总是有很强的倾向性偏好，例如女性主义视角能够吸引很多女性观众。几年前在采访中，记者印象很深的是在当时的采访对象中，连续有几位业内女性都不约而同地对李玉的《苹果》表示了欣赏。而在今年，李玉执导的新片《观音山》也终于成功释放了很多观众对此类作品的消费需求。
“情怀”无疑是有市场潜力和商业可能的，前提是能找到属于你的观众。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作品本身的“情商”，实际运作中的“智商”也必不可少。电影成功的关键就是找到具有针对性的特定观众群，实现这一点也需要精准的宣传营销，情怀电影也不例外。
事实上，这也是业内近来讨论很多的一点，其中明星是大家关注最多的因素。当然对于任何低成本电影的运作而言，其成功与否都具有一定偶然性。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不是每部有明星的情怀电影都能成功，但迄今为止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此类电影绝大多数都有明星的因素。
明星不能直接带来票房，但却能带来市场提升的可能。除了影院票房，明星带来的机会还有商业赞助和广告，后者已被视为是目前除票房以外电影最大的创收渠道。此外，除了显性收益可能，更重要的是明星对电影整体宣传营销有带动效应。如《观音山》与美容、美发类产品绑定的整合营销就很成功，毕竟影片和产品的定位都针对特定女性观众群。当然，选择明星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这是很多捉襟见肘的小制作难以承受的。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的情怀电影和文艺片对于明星也同样具有价值，王小帅就认为，明星也需要好的作品来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品牌，比如参加国际电影节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局面是可以做到双赢的”。
此外，大多身为中小制作的情怀电影也需要在运作上保持更多灵活性。参与了《观音山》内地发行的北京新影联影业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高军在今年上海电影节的论坛上，曾介绍过该片发行的一些技巧：“这个片子的成功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我认为其中有一条很重要：在数字时代抓住了差异化运作——比如现在数字放映设备在增加，胶片在减少是一个大趋势，但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商机可以利用。《观音山》准备发行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是以数字拷贝为主、以胶片为辅，胶片拷贝为160个，这是我们在计算了胶片拷贝平均产值和数字拷贝的平均产值后得出的安排。但后来我们发现，在《观音山》上映之前，有一部进口的3D大片也上了。这部影片给影院提的一个要求是要单胶片拷贝保证产出15万的票房，否则就只提供数字拷贝。当时大概有70-80家影院、不到200块银幕不接受这个考核标准，这时我们紧急加洗了120个胶片给这些银幕，说我只要保证8万就行，大家都愿意接受——《观音山》的票房成功有很大一块就来自这几十家影院的贡献”。在高军看来，营销和发行一部电影，尤其是低成本制作，大方向上的趋势固然要把握，但更关键的是要做到细节取胜。
善待情怀
除上所述，情怀电影更需要的或许还是耐心，尤其是对于承担实际投资风险的投资人而言。固然投入总是要求回报，但，“回报”指的绝不仅仅是眼前的利益。今年在香港Filmart论坛上，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感叹其在北京经营的艺术影院当代MOMA“每天都在赔很多钱”，但他说“准备坚持”，因为做电影“有些钱是必须要赔的”——观众需要培养，情怀需要孕育，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善待情怀，其实是在给未来的中国电影酝酿更多机会与可能。
本土电影，其中绝大多数又多为标准的小成本制作。
主流商业电影不在本期专题谈论范围之内。商业片即类型片，而我们此次关注的更多是那些难以被明确归类的电影。它们有的被市场模糊定义为文艺片，也有一些参加过海外电影节的所谓影展片和艺术片。
分类关键词是“情怀”。这些电影里少见真正的大明星，也鲜有武打、特效等现代电影的时髦要素。情怀和动人是它们的主要魅力——或者按照好莱坞习惯的说法：这样的电影“has a heart”。
毫无疑问，这样的分类自然非严格和清晰的类型化界定。
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重新理解“情怀”对于电影的意义，并在当前的市场中重新寻找这种价值取向。
我们想和大家探讨：当前市场下，电影和导演需要什么样的情怀，“情怀电影”又需何种情商和智商才能适于当下。
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探讨电影的“情怀”，与中国电影目前的大环境有关。
这是最好的年代。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发展迅猛，尤在市场化上取得空前成功，种种成绩，无须赘述。然而，这或许也是最坏的年代。作为商业化大潮的副作用之一，中国电影近年来在艺术上消沉颓废，近几年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等国际舞台上的乏善可陈几成常态。就品质而言，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也开始远离了电影本身。浮躁和算计登堂入室，情怀和深度却被嗤之以鼻。
量和质的分化
中国电影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本地观众对中国电影质量现状有了越来越多的不满。
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在2011年表现得格外明显：一方面，今年的本土商业电影中虽不乏票房出众者，但其中没有一部口碑算是过硬，更常见的倒是《战国》等大片在网络上成为被恶搞对象。另一方面则是舆论对另一些作品的过分推崇。例如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上，章明的 《郎在对门唱山歌》就受到了个别媒体“上纲上线的抬举”，“神作”等形容近乎夸张，以至导演本人直言“当不起”。仔细分析这样的言语，不难发现这背后传达的其实不是单个观点而是某种立场和态度——过于肯定一些即是在强烈否定另一些，非理性的肯定其实也是对如今中国电影情怀缺失的强烈不满。
物以稀为贵。就像十年前中国电影苦盼一个商业化的切入点一样，现在的中国电影似乎又开始回头默默地呼唤情怀。确实，浮躁时代，中国电影需要情怀来平和欲望，并重塑创作的本质和意义。曾几何时，姜文说：真正爱电影的人才配做电影；而如今，中国的电影和电影人似乎已经在票房的单行道上走得太远。
另一方面，虽然商业化的大浪裹挟了很多，但不能说电影人在情怀方面完全没有努力。比如顾长卫的新片《最爱》，就仍旧保持了导演既有的人文视角与关怀。今天，第五代的主要人物已经纷纷下海弄潮，而这位摄影出身的导演却依然坚守传统阵地。此外，这样题材的作品能够以主流面貌与观众见面，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以贾樟柯为首的第六代也没有放弃情怀。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努力使个人创作更为接近市场，只不过其中的大多数尝试被所谓的娱乐化风潮所掩盖。
几年前，记者在采访第六代的几位主将时，就明确感觉到了这一方向，例如王全安和王小帅。后者当时说，电影“不能为了商业而商业——毕竟人类每天都在进步，电影也不能老是停留在低级趣味上”。两年前，刚刚拍完《团圆》的王全安对此也有良多思考和准备，“其实《图雅》就是在尝试主流的叙事框架”，而对于自己正在筹备的新片《白鹿原》，他的形容是：“一部像《末代皇帝》那样的文艺大片。”王全安的《白鹿原》已经拍摄完成，正在等待上映，这种题材和成本的作品，“如何在内地实现商业与艺术的平衡是新的课题”。而王小帅的新片《我十一》同样已经制作完成。虽然去年《日照重庆》的反响不算成功，但他仍强调坚持，“我不太同意那种因为要市场，所以一定要改变既有特点的看法。”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开始站到更年轻的导演身后担任监制——韩杰是幸运的，他的身后有贾樟柯。
市场正在变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情怀在中国电影的世界里命运不济，确实有客观环境方面的原因。其实前几年有不少情怀电影进入影院，但其在市场上发出的声音始终非常微弱。例如华语电影上两部在三大电影节斩获头奖的作品——2006年柏林金熊奖得主《图雅的婚事》和那一年的威尼斯金狮奖得主《三峡好人》，先后在内地上映，票房都只有可怜的两、三百万元。
看看近年来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历史，不难发现情怀电影确无太多亮眼之处。前几年文艺片的巅峰，说起来也就只有《千里走单骑》的3000多万，而导演张艺谋的金字招牌毫无疑问是不可复制的因素，同理，《山楂树之恋》的过亿票房也基本不具可比性。事实上，正常情况下情怀电影大都只有百万元的票房，能过千万者寥寥无几，而这已经是其中少数能够跻身影院市场的幸运者。去年年底，当姜文凭《让子弹飞》重新意气风发时，又有多少人回想起当初《太阳照常升起》票房不足2000万时的情怀失落？
电影的特点决定了其既是艺术也是生意，二者难以得兼而又缺一不可。因此很多人在问：商业、情怀之间的博弈到底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观众以至整个社会快速演进的今天。不过，之前很多人对此的答案或许过于简单了些：在市场上，一部电影被贴上“艺术”的标签，基本上就意味着将受冷遇。事实上，正如贾樟柯之前所说：“国内很多所谓艺术电影，其实都是因为票房不好才被归到艺术这一类的”。这也是为什么《观音山》等片在宣传时极力撇清跟艺术的关系，其更多倾向的是“有品质的商业片”。
把眼光稍微放远一点，不难发现越是在成熟稳定的电影市场，情怀电影的地位越稳固——当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内容的多样性是必然要求。因此归根结底，目前国内电影市场的根本问题还是市场本身远未成熟，情怀电影的复兴需要更多影院、银幕空间以及不一样的院线、发行模式。
就此而言，前几年情怀电影在市场上基本没有机会。即使能够进入影院，排片场次和时段都无法保证，很多影院就是排也排早场，远离主流观众群。而一旦上映后上座率不理想，就得面临立即下片的命运。这样的环境基本上没有实现理想票房可能。例如当年《三峡好人》选择在贺岁档上映，结果毫无银幕空间，“市场上连根针都插不进去”，这也一度引起了导演贾樟柯的愤怒。情绪可以主观，但实际问题显然是客观存在的。
不过进入2011年，这样的状况似乎酝酿着转变，近几年影院建设的发展和银幕数量的猛增渐渐引起了市场格局的改变。如果去年的《山楂树之恋》仍然只能称之为张艺谋个案的话，那么今年春季档《观音山》收入的7000万则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而5月份《最爱》在几部好莱坞超级大片夹缝中抢到的6000万票房，似乎也证明如今市场的空间已今非昔比——对于情怀电影，市场作为的可能性出现了。
当然，这不是说情怀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已经冰释。毕竟多年对峙，二者之间仍旧充满张力。比如《最爱》虽然票房告捷，但导演对于最后的剪辑仍是如鲠在喉。最近围绕《肩上蝶》的剪辑版本，各方争议也浮出水面。虽然这个案例难免极端，但此类矛盾无疑普遍存在。对于导演而言，要想在当前市场上实现情怀，坚持和妥协似乎同样重要。
情商与智商
对于情怀电影来说，情怀正是其在市场上最主要的卖点。特定群体对于一些特定影片总是有很强的倾向性偏好，例如女性主义视角能够吸引很多女性观众。几年前在采访中，记者印象很深的是在当时的采访对象中，连续有几位业内女性都不约而同地对李玉的《苹果》表示了欣赏。而在今年，李玉执导的新片《观音山》也终于成功释放了很多观众对此类作品的消费需求。
“情怀”无疑是有市场潜力和商业可能的，前提是能找到属于你的观众。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作品本身的“情商”，实际运作中的“智商”也必不可少。电影成功的关键就是找到具有针对性的特定观众群，实现这一点也需要精准的宣传营销，情怀电影也不例外。
事实上，这也是业内近来讨论很多的一点，其中明星是大家关注最多的因素。当然对于任何低成本电影的运作而言，其成功与否都具有一定偶然性。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不是每部有明星的情怀电影都能成功，但迄今为止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此类电影绝大多数都有明星的因素。
明星不能直接带来票房，但却能带来市场提升的可能。除了影院票房，明星带来的机会还有商业赞助和广告，后者已被视为是目前除票房以外电影最大的创收渠道。此外，除了显性收益可能，更重要的是明星对电影整体宣传营销有带动效应。如《观音山》与美容、美发类产品绑定的整合营销就很成功，毕竟影片和产品的定位都针对特定女性观众群。当然，选择明星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这是很多捉襟见肘的小制作难以承受的。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的情怀电影和文艺片对于明星也同样具有价值，王小帅就认为，明星也需要好的作品来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品牌，比如参加国际电影节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局面是可以做到双赢的”。
此外，大多身为中小制作的情怀电影也需要在运作上保持更多灵活性。参与了《观音山》内地发行的北京新影联影业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高军在今年上海电影节的论坛上，曾介绍过该片发行的一些技巧：“这个片子的成功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我认为其中有一条很重要：在数字时代抓住了差异化运作——比如现在数字放映设备在增加，胶片在减少是一个大趋势，但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商机可以利用。《观音山》准备发行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是以数字拷贝为主、以胶片为辅，胶片拷贝为160个，这是我们在计算了胶片拷贝平均产值和数字拷贝的平均产值后得出的安排。但后来我们发现，在《观音山》上映之前，有一部进口的3D大片也上了。这部影片给影院提的一个要求是要单胶片拷贝保证产出15万的票房，否则就只提供数字拷贝。当时大概有70-80家影院、不到200块银幕不接受这个考核标准，这时我们紧急加洗了120个胶片给这些银幕，说我只要保证8万就行，大家都愿意接受——《观音山》的票房成功有很大一块就来自这几十家影院的贡献”。在高军看来，营销和发行一部电影，尤其是低成本制作，大方向上的趋势固然要把握，但更关键的是要做到细节取胜。
善待情怀
除上所述，情怀电影更需要的或许还是耐心，尤其是对于承担实际投资风险的投资人而言。固然投入总是要求回报，但，“回报”指的绝不仅仅是眼前的利益。今年在香港Filmart论坛上，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感叹其在北京经营的艺术影院当代MOMA“每天都在赔很多钱”，但他说“准备坚持”，因为做电影“有些钱是必须要赔的”——观众需要培养，情怀需要孕育，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善待情怀，其实是在给未来的中国电影酝酿更多机会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