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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进一步图谋华北。1935年，华北危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促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当时中国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实际出发，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总方针。12月2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决定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春，刘少奇到达天津，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辟了党在华北抗日工作的新局面。
一、批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从思想上扭转党在华北的工作
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先后在《火线》（中共河北省委内部秘密刊物。1933年3月，在天津秘密创刊发行。1938年转移到平西革命根据地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在该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上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三十多篇文章，着重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他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是，用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如果“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中华民族就不能取得胜利，就不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
刘少奇指出并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多种表现：第一，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如何，总是盲目、莽撞”，结果造成革命工作环境更加困难。在白区城市工作中，对“群众中的领袖与干部，不设法保存”。在斗争策略上，也不懂得在革命失利的情况下，转向组织、保存和巩固革命力量的基础。第二，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顾群众的政治觉悟状况，强迫群众去斗争，或不顾环境和条件，硬要把斗争坚持到底，直到耗尽革命力量，不懂得“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第三，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不懂得团结敌人营垒中可能合作的力量，去反对主要的敌人，结果把可能的暂时的同盟者推向敌人，削弱了自己。第四，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把许多本来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秘密化，甚至把一些公开的灰色团体也秘密化，结果提高了敌人的警觉和监视，破坏了秘密工作。第五，在组织上，“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进党内来”，造成许多同志因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助长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党内泛滥，排挤了一些同盟者，一些同情者对党产生了怀疑，一些同志遭受打击和惩罚，甚至被捕被杀。这严重有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此外，刘少奇还分析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即对新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级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必须给这些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通过批判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对纠正和克服华北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提高全党的策略思想水平，确立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开辟华北党的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条件。
二、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阐明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使全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36年2月7日，国家社会党领袖张东荪在该党机关刊物《自由评论》第10期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认为不改变现有政府，召开各党派会议，即可实现全国各党派的合作抗战。
为答复张东荪，使党外人士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辨是非，4月13日，刘少奇在《自由评论》上发表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肯定了张东荪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评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批评了其错误观点，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并不主张“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一切都不应妥协合作”。尤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华民族之际，抗日救国的民族重任提到了最重要最迫切的地位。它已成为中国目前革命的最高任务，全国各党各派都应当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共同奋斗。
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问题，刘少奇在北平、天津、上海的进步刊物上也进行了广泛宣传。1936年5月24日，他致信邹韬奋：“救亡的人民阵线应是极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无论是最进步的阶层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还是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是人民阵线的力量。6月19日，刘少奇又在《生活》（1936年6月，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从上海流亡到香港，在香港创办《生活》、《新生》、《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卖国和专制独裁）日报增刊上发表了《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一文，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刘少奇的系列文章比较充分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对于华北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为加强抗日救亡的宣传，北方局通过救国会等救亡团体，在党外创办了一系列半公开刊物，如：《华北烽火》、《国防》、《长城》、《中国人》（半月刊）、《华北评论》、《人民之友》（半月刊）等。这些刊物成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团结教育群众的重要阵地。1936年6月20日、11月10日，刘少奇在《长城》杂志上分别发表《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和《论“全国抗战是否立刻爆发”和救亡阵线当前主要的任务》两篇文章。他强调指出：全民族的抗战不会自然到来，要使全国抗战变为现实，还取决于全国人民的主观努力。“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整个中国主观的力量，转变为整个中国抗敌大联合阵线之主观的力量”。刘少奇深刻地论述了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正确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战争政策和理论，指导和推动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
三、联合社会各界，建立爱国反日团体
为开辟多种社会关系，北方局安排徐冰专做教授等上层人物的工作，与社会名流、知名学者建立广泛联系。在北方局领导下，张友渔通过举办“星期天文学会”、“聚餐会”等活动，邀请高级知识分子、社会名流，讨论抗日民主问题。聚餐会由张友渔、杨秀峰等轮流召集。参加活动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国家主义派及无党派人士等。杨秀峰在聚餐会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新启蒙学会”，出版《时代文化》刊物，主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4、5月间，刘少奇派人同天津《益世报》主编罗隆基会晤，商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0月10日，北平各大学著名教授钱玄同、陶希圣等66人联名发表《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反对日本人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绥东抗日。罗隆基、黄炎培及国民党左派、无党派人士等各派人士纷纷响应，在全国广大地区发起了签名运动。
刘少奇还领导纠正了爱国青年学生反日斗争中的过激行动，组织发动青年学生支援绥远抗战，并到国民党军队中宣传抗日，与国民党35军、29军官兵改善了关系。1936年春，平津学联联合文教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组成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这是在北方局的领导下，以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商人、妇女各界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抗日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党、第三党的成员。不但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纷纷联合起来，成立了抗日救国的联合组织，而且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也联合起来，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北平、天津、山西三省市联合发起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一个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华北初步形成。“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派往南方工作的黄敬等人，在上海通过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等，联合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代表，于5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全国。
四、积极配合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12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同日，北方局通过人民通讯社向各界昭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举动，主张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的代表会议，共商救亡大计，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抗战。同时，北方局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北平学委开会，组织学生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12月17－19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分别在东城、西城、南城举行座谈会，讨论西安事变的背景、发展趋势和青年学生的任务。由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澄清了外界的混乱思想。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明确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基本方针：“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又指出，西安事变是为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遵照党中央的指示，1937年1月7日，刘少奇电告张闻天，北方局“准备使阎锡山、韩复渠、宋哲元、各实力派督促南京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等条件”，并向正在西安调解西安事变的周恩来提出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六条意见”，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出兵抗日。1月19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蒋介石嫡系试图收买张学良、杨虎城的部下，“目前中心任务是巩固扩大西安起义的胜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北平文化界、教育界一些进步人士感到不理解，并要发表不同主张。12月26日，刘少奇在《长城》杂志发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蒋氏的恢复自由》一文，指出抗日救亡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基本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派别，都应该“团结与动员自己的力量，用一切的方法去督促南京政府与蒋介石”，实行通力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1月1日，刘少奇又在《火线》杂志上发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目前我们的方针，就是要援助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并加强各方面的抗日运动与力量，以争取和保证各项抗日救国的基本政策之执行。”
由于刘少奇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华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爆发前全面形成，华北党的组织逐步得以恢复和重建，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组织保证，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共中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北方局工作的这些主要转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管理学院）
一、批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从思想上扭转党在华北的工作
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先后在《火线》（中共河北省委内部秘密刊物。1933年3月，在天津秘密创刊发行。1938年转移到平西革命根据地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在该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上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三十多篇文章，着重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他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是，用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如果“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中华民族就不能取得胜利，就不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
刘少奇指出并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多种表现：第一，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如何，总是盲目、莽撞”，结果造成革命工作环境更加困难。在白区城市工作中，对“群众中的领袖与干部，不设法保存”。在斗争策略上，也不懂得在革命失利的情况下，转向组织、保存和巩固革命力量的基础。第二，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顾群众的政治觉悟状况，强迫群众去斗争，或不顾环境和条件，硬要把斗争坚持到底，直到耗尽革命力量，不懂得“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第三，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不懂得团结敌人营垒中可能合作的力量，去反对主要的敌人，结果把可能的暂时的同盟者推向敌人，削弱了自己。第四，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把许多本来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秘密化，甚至把一些公开的灰色团体也秘密化，结果提高了敌人的警觉和监视，破坏了秘密工作。第五，在组织上，“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进党内来”，造成许多同志因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助长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党内泛滥，排挤了一些同盟者，一些同情者对党产生了怀疑，一些同志遭受打击和惩罚，甚至被捕被杀。这严重有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此外，刘少奇还分析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即对新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级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必须给这些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通过批判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对纠正和克服华北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提高全党的策略思想水平，确立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开辟华北党的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条件。
二、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阐明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使全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36年2月7日，国家社会党领袖张东荪在该党机关刊物《自由评论》第10期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认为不改变现有政府，召开各党派会议，即可实现全国各党派的合作抗战。
为答复张东荪，使党外人士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辨是非，4月13日，刘少奇在《自由评论》上发表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肯定了张东荪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评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批评了其错误观点，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并不主张“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一切都不应妥协合作”。尤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华民族之际，抗日救国的民族重任提到了最重要最迫切的地位。它已成为中国目前革命的最高任务，全国各党各派都应当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共同奋斗。
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问题，刘少奇在北平、天津、上海的进步刊物上也进行了广泛宣传。1936年5月24日，他致信邹韬奋：“救亡的人民阵线应是极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无论是最进步的阶层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还是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是人民阵线的力量。6月19日，刘少奇又在《生活》（1936年6月，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从上海流亡到香港，在香港创办《生活》、《新生》、《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卖国和专制独裁）日报增刊上发表了《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一文，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刘少奇的系列文章比较充分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对于华北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为加强抗日救亡的宣传，北方局通过救国会等救亡团体，在党外创办了一系列半公开刊物，如：《华北烽火》、《国防》、《长城》、《中国人》（半月刊）、《华北评论》、《人民之友》（半月刊）等。这些刊物成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团结教育群众的重要阵地。1936年6月20日、11月10日，刘少奇在《长城》杂志上分别发表《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和《论“全国抗战是否立刻爆发”和救亡阵线当前主要的任务》两篇文章。他强调指出：全民族的抗战不会自然到来，要使全国抗战变为现实，还取决于全国人民的主观努力。“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整个中国主观的力量，转变为整个中国抗敌大联合阵线之主观的力量”。刘少奇深刻地论述了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正确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战争政策和理论，指导和推动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
三、联合社会各界，建立爱国反日团体
为开辟多种社会关系，北方局安排徐冰专做教授等上层人物的工作，与社会名流、知名学者建立广泛联系。在北方局领导下，张友渔通过举办“星期天文学会”、“聚餐会”等活动，邀请高级知识分子、社会名流，讨论抗日民主问题。聚餐会由张友渔、杨秀峰等轮流召集。参加活动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国家主义派及无党派人士等。杨秀峰在聚餐会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新启蒙学会”，出版《时代文化》刊物，主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4、5月间，刘少奇派人同天津《益世报》主编罗隆基会晤，商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0月10日，北平各大学著名教授钱玄同、陶希圣等66人联名发表《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反对日本人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绥东抗日。罗隆基、黄炎培及国民党左派、无党派人士等各派人士纷纷响应，在全国广大地区发起了签名运动。
刘少奇还领导纠正了爱国青年学生反日斗争中的过激行动，组织发动青年学生支援绥远抗战，并到国民党军队中宣传抗日，与国民党35军、29军官兵改善了关系。1936年春，平津学联联合文教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组成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这是在北方局的领导下，以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商人、妇女各界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抗日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党、第三党的成员。不但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纷纷联合起来，成立了抗日救国的联合组织，而且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也联合起来，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北平、天津、山西三省市联合发起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一个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华北初步形成。“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派往南方工作的黄敬等人，在上海通过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等，联合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代表，于5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全国。
四、积极配合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12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同日，北方局通过人民通讯社向各界昭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举动，主张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的代表会议，共商救亡大计，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抗战。同时，北方局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北平学委开会，组织学生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12月17－19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分别在东城、西城、南城举行座谈会，讨论西安事变的背景、发展趋势和青年学生的任务。由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澄清了外界的混乱思想。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明确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基本方针：“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又指出，西安事变是为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遵照党中央的指示，1937年1月7日，刘少奇电告张闻天，北方局“准备使阎锡山、韩复渠、宋哲元、各实力派督促南京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等条件”，并向正在西安调解西安事变的周恩来提出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六条意见”，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出兵抗日。1月19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蒋介石嫡系试图收买张学良、杨虎城的部下，“目前中心任务是巩固扩大西安起义的胜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北平文化界、教育界一些进步人士感到不理解，并要发表不同主张。12月26日，刘少奇在《长城》杂志发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蒋氏的恢复自由》一文，指出抗日救亡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基本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派别，都应该“团结与动员自己的力量，用一切的方法去督促南京政府与蒋介石”，实行通力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1月1日，刘少奇又在《火线》杂志上发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目前我们的方针，就是要援助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并加强各方面的抗日运动与力量，以争取和保证各项抗日救国的基本政策之执行。”
由于刘少奇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华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爆发前全面形成，华北党的组织逐步得以恢复和重建，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组织保证，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共中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北方局工作的这些主要转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