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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寄生虫》中有着双重寄生关系：穷人在朴家的寄生；朴氏夫妇对雇佣者的寄生。“寄生”是人际间关系的异化，其深层原因在于：人生意义的剥离；崇高价值的消解；自然人性的遮蔽。对于这种人性的危机和生存困境，应该寻求从“寄生”到“共生”关系的范式转变：扩充自然之善和重建崇高的价值观。
关键词：《寄生虫》 寄生 人性 异化 共生
“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a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优秀的电影往往挖掘了人性的深度，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寄生虫》取材于韩国贫、富三个家庭的故事，深层反映的却是现代性的人性危机问题，因此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意义，这也是其问鼎奥斯卡“四冠王”，创造亚洲电影新历史的原因。该影片的最大价值在于引发对人际间关系的思考，并寻求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一、电影中的“寄生”关系
“寄生”是生物学中的概念，指“两种生物在一起生活，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后者给前者提供营养物质和居住场所，这种生物的关系称为寄生”。如果将“寄生”这一概念扩展到社会学领域，则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处模式。在健全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是自我独立的个体，并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同一场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良性互动，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共在”。与此相反，“寄生”关系是畸形的社会现象，是人际间关系的异化，“寄生者”的自我主体性在这一关系中逐渐丧失。社会中的“寄生”关系是很多矛盾和暴力行为产生的原因。韩国电影《寄生虫》深刻反映了这样一种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影片中较为明显地体现出双重寄生关系：一层是穷人在朴家的寄生；另一层是朴氏夫妇对雇佣者的寄生。
在第一层寄生关系中，“寄生者”是雯光夫妇和金基宇一家，“寄主”是朴氏夫妇。雯光夫妇在朴家寄生的時间最长，从其搬进豪宅之始，雯光的丈夫就在地下室生存，一住就是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雯光用朴家的食物养活了丈夫，朴家对此却毫无察觉。地下室的环境狭小逼仄又阴暗潮湿，仅能维持人最基本的生存。在这样的条件下仰赖他人活着，不仅失去了健康的体魄，而且遗忘了生而为人的尊严，慢慢异化为“寄生虫”。雯光夫妇在朴家的寄生随着金基宇的到来而被迫停止。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基宇以英文家教的身份进入朴家。在一家四口周密的计划中，其余三人陆续以留美艺术治疗师、私人司机、高级管家的身份进入豪宅并开始寄生生活。他们的整个计划是建立在造假、欺骗和侵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因此注定以失败和悲剧收场。这两家人寄生的目的都在于要从朴家获取金钱、食物、住所等基础生活需求。其中的不同之处在于，雯光夫妇满足于当下的生活，而基宇一家却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将这样的寄生行为当作通往富人阶层的捷径。如此一来，两家人对“寄主”的危害程度便不相同，前者对朴家造成的危害仅是物质上的微小损失，而后者却导致了朴社长的丧生。
在第二层寄生关系中，“寄生者”是朴氏夫妇，“寄主”是各类雇佣者。从影片的诸多细节可以看出，朴氏夫妇无法脱离各类雇佣者而独立生存，其中主要包括：家庭教师、司机和管家。朴太太是全职家庭主妇，但用朴社长的话讲“不太会做家事，不会打扫，做菜也难吃”。虽然与自己的子女朝夕相伴，但朴太太仍无法走入儿子的内心世界，对女儿多蕙更疏于看管。因此，家庭教师在朴家的作用除了教学之外，还要弥补朴太太在情感上对女儿缺乏的关怀和对儿子的无能为力。司机这一角色平日负责为朴氏夫妇开车，在朴家举办的活动中更是身兼数职。管家是豪宅中最不可或缺的角色，朴社长在前任管家离开后说：“一个礼拜后，家里就会变成垃圾场，我的衣服会发出臭味。”各类雇佣者形成一个有机体，支撑着豪宅的正常运转，给朴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养分”。一旦某个雇佣者对朴家没有可利用的价值或威胁到其健康发展，哪怕事实并非如此，都会被无情解雇，因为表面和善的朴氏夫妇在本质上却是如“寄生虫”一样的绝对利己主义者。
影片采取“荒诞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用略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以上两层“寄生”现象，其目的在于批判这种异常而荒诞的社会现实，引发对人性的思考和良好人际关系的设想。要克服与改变畸形的“寄生”关系，还应追溯其在历史中产生的原因。
二、“寄生”关系产生的原因
原始人类的理性尚未开发，呈现出无分别性的自然人性，老子将其描述为“昏昏”“闷闷”的状态。人与人之间以“怜悯心”为桥梁，这是一种“纯粹的大自然的感动”b。人类历史发展与个体成长具有同构性，个体在幼年阶段保持自然人性的特征。哲学中的幼童与婴儿象征着自然的善与美，人类的起点与希望。《老子》中的“赤子”“婴儿”体现了最高的“德”，即由“道”所赋予的自然人性：“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尼采认为“小孩”体现着没有被既定价值左右和人为分判所约束的纯洁：“小孩是纯洁，是遗忘，是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车轮，一个肇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c基于此，韩国电影中“儿童”的形象也是自然人性的象征，例如《流感》中的美日和《釜山行》中的秀安，体现了自然人性中的“怜悯心”。《寄生虫》中，多慧和多颂体现了自然人性的无分别性。多慧爱上贫穷的基宇，一方面是为了弥补缺失的关怀，另一方面说明在她的观念中没有形成贫富差等，在这点上她与父母不同。“气味”在《寄生虫》中是下层人的象征，朴社长通过“气味”判定人的阶层，朴太太也因为司机金基泽的“气味”而面露不悦。多颂的观念中没有与“气味”相连的社会分层概念，当发现司机、管家和 “杰西卡”有着同一种气味时，只是天真地说出自己的新发现。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个体的成长，理性逐渐被开发，继而产生分别心，意识到好坏、贫富、善恶的差别。理性是人类独有的“潜能”，只有人类能用理性思考自身的存在和叩问人生的意义。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将思考延伸至意识的边界，奠定了人性中的尊严、道德等崇高价值观。20世纪始，科学界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兴起，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导致人生的意义被剥离，古典人性中崇高的价值被消解，自然人性中的善与美被遮蔽。“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d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物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整个社会崇尚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的原则。存在意义的剥离导致“单向度的人”，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导致与他人的对立和“寄生”现象的产生。 影片中富裕的朴氏夫妇缺乏更高的精神追求和人道主义关怀，他们囿于自我的家庭和阶层，缺少对他人的同理心。他们的“善良”流于表面，掩盖着虚伪与利己。朴氏夫妇做事的出发点在于“对己有利”，他们会精准地衡量所聘用的每一个人的“价值”。他们并没有把身边的人当成与自身平等的个体，而是将其视为“不能越界”的雇佣者。“美国货”在剧中象征着上流与高端，朴太太喜欢给儿子买美国货，不论印第安装备还是帐篷，就连基婷伪装的芝加哥艺术理疗系留学生“杰西卡”也为其争取到高昂的钟点费。金基宇一家人正是抓住朴氏夫妇的这一弱点来步步逼近，从而实现他们的“寄生”计划。贫穷的金家为了物质而丧失道德底线，他们不断扩充自身多余的欲求，视朴家为金钱的化身，获利的源泉。基宇最先通过伪造名牌大学文凭进入朴家，随后基婷扮演的“杰西卡”获得朴太太的信任，接着用计除掉前任司机，并通过“信任链条”引荐金基泽。最后，忠淑靠一张“高端”家政明信片成功上位。影片中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冷漠不仅体现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而且体现在穷人与穷人之间。金基宇一家人与雯光夫妇形成利益冲突，为了获得在豪宅中的“寄生权”，两个家庭无法共存，在相互的争斗中雯光被误杀，这一事件导致雯光丈夫内在人性的彻底丧失。
除了多慧和多颂，影片中的每个人都异化为卢梭所谓“堕落的动物”，在当下生存的境遇中遗忘了内心的道德律，丢失了生而为人的尊严，就连原始存在的“怜悯心”也遭到现代化工具理性的克制与挤压。如此便加剧了社会环境的恶化：富人伪善，穷人狡诈，弱者卑贱，强者贪婪。这样的环境反过来又会塑造人性，可以预测未来的多慧就是现在的朴太太，朴社长就是长大后的多颂。这种恶性循环使人与人之间原本温情的连接被异化为相互的“寄生”，为了各自的利益损害他者，导致仇恨与冲突的产生。为了解决这种现代性的人类生存困境，应该寻求人际间从“寄生”到“共生”关系的范式转变。
三、“共生”关系的理想
“共生”最早是生物学中的概念，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将“共生”这一概念扩展到社会学领域，就指人与人之间互利共生、和谐发展的一种相处模式。在“共生”关系中，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并将他人视为与自身平等的存在。“共生”理想是当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范式转变，是以人的理性自觉选择向“道”回归。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人类从合于“道”的“昏昏”“闷闷”状态中走出，这一过程的发生就像无法使一个孩子永远停驻在童年阶段。人类的理性必然被开发，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将被社会化，人性注定从“一”走向“多”。然而当历史发展到以技术为核心的消费社会时，理性遭到滥用，导致人的现代性危机。要实现人与人“共生”的理想，首先应保持并发展自然人性中的善，即卢梭所谓自然人性中的“怜悯心”，孟子所谓的“善端”。“端”指端倪、苗头，是一种极其微小的存在，如果不在此基础上培养、扩充，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那么人性就被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思维的发展所裹挟，失去精神性根基，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次，重建人性中的崇高价值，以此克服人的异化，实现对自然人性的回归于超越。在从“寄生”到“共生”的过程中，人类应正确运用理性进行自我反思并用意志做出道德选择，选择生而为人的尊严与道德。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人性的善良与是否富有无关，而是一种自我内心的道德选择。虽然处于贫困的状态，但不能不注重道德修养。作假与蒙骗的手段看似是通往富有与幸福的“阶梯”，实则深埋着巨大的祸患。影片的剧情在“雨夜冲突”之后便一泻千里，基宇一家从“天堂”走向“阴沟”，这场黄粱梦最终以朴社长和基婷的死亡结束。基宇和基婷人性中的善并没有完全泯灭，当雨夜一家人在豪宅中提及前任司机，基婷因为良心的自责而动怒。人性中自然的善不会消失，只是在当下的境遇中被遮蔽，哪怕这微弱的善被謊言和欺骗掩埋，也会在某一时刻叩问自我的良知，让人性产生负罪感。基宇在影片开头，对家人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名校，这表明在其内心中仍保持着向上的人性，只不过后来因为金钱迷失了自我。在影片最后，经历了生死的基宇在人性上实现了自我的回归，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幸福，挽救尚在“寄生”状态中的父亲。至于能否成功，导演并没说明，但基宇的这种选择便是人性的关辉所在。他的选择是真诚的，而真诚是与人“共生”的基础，从这一刻起他真正摆脱了人性中的“寄生虫”，走向与人“共生”与自我救赎之路。
真正的善良发于内心，源自对他人处境的感同身受。现代人习惯以自我为中心，“我是我，他是他。我们是在本体论上相分离的存在”e。在“共生”关系中人类应打破自我中心主义，将他人视为与自身平等的存在，并学会与他人共在。朴社长一再强调的“界限感”源自对自我身份的拔高和对他者的冷漠，他人的苦难与幸福在其心中无关于己，这样的观念只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无法逾越的隔阂。朴社长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但其自我的价值却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在与他人共在的场域中，自我与他人息息相关，自我价值的实现也与他人息息相关。在“共生”的人际关系中，内含的是人性中古朴的脉脉温情和纯真的自然感动。
a 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b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邓冰艳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c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店2014年版，第23页。
d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e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作 者： 王佳哲，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运城学院中文系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哲学（道家哲学方向）。
编 辑： 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寄生虫》 寄生 人性 异化 共生
“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a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优秀的电影往往挖掘了人性的深度，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寄生虫》取材于韩国贫、富三个家庭的故事，深层反映的却是现代性的人性危机问题，因此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意义，这也是其问鼎奥斯卡“四冠王”，创造亚洲电影新历史的原因。该影片的最大价值在于引发对人际间关系的思考，并寻求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一、电影中的“寄生”关系
“寄生”是生物学中的概念，指“两种生物在一起生活，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后者给前者提供营养物质和居住场所，这种生物的关系称为寄生”。如果将“寄生”这一概念扩展到社会学领域，则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处模式。在健全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是自我独立的个体，并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同一场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良性互动，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共在”。与此相反，“寄生”关系是畸形的社会现象，是人际间关系的异化，“寄生者”的自我主体性在这一关系中逐渐丧失。社会中的“寄生”关系是很多矛盾和暴力行为产生的原因。韩国电影《寄生虫》深刻反映了这样一种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影片中较为明显地体现出双重寄生关系：一层是穷人在朴家的寄生；另一层是朴氏夫妇对雇佣者的寄生。
在第一层寄生关系中，“寄生者”是雯光夫妇和金基宇一家，“寄主”是朴氏夫妇。雯光夫妇在朴家寄生的時间最长，从其搬进豪宅之始，雯光的丈夫就在地下室生存，一住就是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雯光用朴家的食物养活了丈夫，朴家对此却毫无察觉。地下室的环境狭小逼仄又阴暗潮湿，仅能维持人最基本的生存。在这样的条件下仰赖他人活着，不仅失去了健康的体魄，而且遗忘了生而为人的尊严，慢慢异化为“寄生虫”。雯光夫妇在朴家的寄生随着金基宇的到来而被迫停止。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基宇以英文家教的身份进入朴家。在一家四口周密的计划中，其余三人陆续以留美艺术治疗师、私人司机、高级管家的身份进入豪宅并开始寄生生活。他们的整个计划是建立在造假、欺骗和侵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因此注定以失败和悲剧收场。这两家人寄生的目的都在于要从朴家获取金钱、食物、住所等基础生活需求。其中的不同之处在于，雯光夫妇满足于当下的生活，而基宇一家却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将这样的寄生行为当作通往富人阶层的捷径。如此一来，两家人对“寄主”的危害程度便不相同，前者对朴家造成的危害仅是物质上的微小损失，而后者却导致了朴社长的丧生。
在第二层寄生关系中，“寄生者”是朴氏夫妇，“寄主”是各类雇佣者。从影片的诸多细节可以看出，朴氏夫妇无法脱离各类雇佣者而独立生存，其中主要包括：家庭教师、司机和管家。朴太太是全职家庭主妇，但用朴社长的话讲“不太会做家事，不会打扫，做菜也难吃”。虽然与自己的子女朝夕相伴，但朴太太仍无法走入儿子的内心世界，对女儿多蕙更疏于看管。因此，家庭教师在朴家的作用除了教学之外，还要弥补朴太太在情感上对女儿缺乏的关怀和对儿子的无能为力。司机这一角色平日负责为朴氏夫妇开车，在朴家举办的活动中更是身兼数职。管家是豪宅中最不可或缺的角色，朴社长在前任管家离开后说：“一个礼拜后，家里就会变成垃圾场，我的衣服会发出臭味。”各类雇佣者形成一个有机体，支撑着豪宅的正常运转，给朴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养分”。一旦某个雇佣者对朴家没有可利用的价值或威胁到其健康发展，哪怕事实并非如此，都会被无情解雇，因为表面和善的朴氏夫妇在本质上却是如“寄生虫”一样的绝对利己主义者。
影片采取“荒诞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用略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以上两层“寄生”现象，其目的在于批判这种异常而荒诞的社会现实，引发对人性的思考和良好人际关系的设想。要克服与改变畸形的“寄生”关系，还应追溯其在历史中产生的原因。
二、“寄生”关系产生的原因
原始人类的理性尚未开发，呈现出无分别性的自然人性，老子将其描述为“昏昏”“闷闷”的状态。人与人之间以“怜悯心”为桥梁，这是一种“纯粹的大自然的感动”b。人类历史发展与个体成长具有同构性，个体在幼年阶段保持自然人性的特征。哲学中的幼童与婴儿象征着自然的善与美，人类的起点与希望。《老子》中的“赤子”“婴儿”体现了最高的“德”，即由“道”所赋予的自然人性：“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尼采认为“小孩”体现着没有被既定价值左右和人为分判所约束的纯洁：“小孩是纯洁，是遗忘，是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车轮，一个肇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c基于此，韩国电影中“儿童”的形象也是自然人性的象征，例如《流感》中的美日和《釜山行》中的秀安，体现了自然人性中的“怜悯心”。《寄生虫》中，多慧和多颂体现了自然人性的无分别性。多慧爱上贫穷的基宇，一方面是为了弥补缺失的关怀，另一方面说明在她的观念中没有形成贫富差等，在这点上她与父母不同。“气味”在《寄生虫》中是下层人的象征，朴社长通过“气味”判定人的阶层，朴太太也因为司机金基泽的“气味”而面露不悦。多颂的观念中没有与“气味”相连的社会分层概念，当发现司机、管家和 “杰西卡”有着同一种气味时，只是天真地说出自己的新发现。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个体的成长，理性逐渐被开发，继而产生分别心，意识到好坏、贫富、善恶的差别。理性是人类独有的“潜能”，只有人类能用理性思考自身的存在和叩问人生的意义。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将思考延伸至意识的边界，奠定了人性中的尊严、道德等崇高价值观。20世纪始，科学界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兴起，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导致人生的意义被剥离，古典人性中崇高的价值被消解，自然人性中的善与美被遮蔽。“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d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物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整个社会崇尚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的原则。存在意义的剥离导致“单向度的人”，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导致与他人的对立和“寄生”现象的产生。 影片中富裕的朴氏夫妇缺乏更高的精神追求和人道主义关怀，他们囿于自我的家庭和阶层，缺少对他人的同理心。他们的“善良”流于表面，掩盖着虚伪与利己。朴氏夫妇做事的出发点在于“对己有利”，他们会精准地衡量所聘用的每一个人的“价值”。他们并没有把身边的人当成与自身平等的个体，而是将其视为“不能越界”的雇佣者。“美国货”在剧中象征着上流与高端，朴太太喜欢给儿子买美国货，不论印第安装备还是帐篷，就连基婷伪装的芝加哥艺术理疗系留学生“杰西卡”也为其争取到高昂的钟点费。金基宇一家人正是抓住朴氏夫妇的这一弱点来步步逼近，从而实现他们的“寄生”计划。贫穷的金家为了物质而丧失道德底线，他们不断扩充自身多余的欲求，视朴家为金钱的化身，获利的源泉。基宇最先通过伪造名牌大学文凭进入朴家，随后基婷扮演的“杰西卡”获得朴太太的信任，接着用计除掉前任司机，并通过“信任链条”引荐金基泽。最后，忠淑靠一张“高端”家政明信片成功上位。影片中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冷漠不仅体现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而且体现在穷人与穷人之间。金基宇一家人与雯光夫妇形成利益冲突，为了获得在豪宅中的“寄生权”，两个家庭无法共存，在相互的争斗中雯光被误杀，这一事件导致雯光丈夫内在人性的彻底丧失。
除了多慧和多颂，影片中的每个人都异化为卢梭所谓“堕落的动物”，在当下生存的境遇中遗忘了内心的道德律，丢失了生而为人的尊严，就连原始存在的“怜悯心”也遭到现代化工具理性的克制与挤压。如此便加剧了社会环境的恶化：富人伪善，穷人狡诈，弱者卑贱，强者贪婪。这样的环境反过来又会塑造人性，可以预测未来的多慧就是现在的朴太太，朴社长就是长大后的多颂。这种恶性循环使人与人之间原本温情的连接被异化为相互的“寄生”，为了各自的利益损害他者，导致仇恨与冲突的产生。为了解决这种现代性的人类生存困境，应该寻求人际间从“寄生”到“共生”关系的范式转变。
三、“共生”关系的理想
“共生”最早是生物学中的概念，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将“共生”这一概念扩展到社会学领域，就指人与人之间互利共生、和谐发展的一种相处模式。在“共生”关系中，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并将他人视为与自身平等的存在。“共生”理想是当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范式转变，是以人的理性自觉选择向“道”回归。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人类从合于“道”的“昏昏”“闷闷”状态中走出，这一过程的发生就像无法使一个孩子永远停驻在童年阶段。人类的理性必然被开发，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将被社会化，人性注定从“一”走向“多”。然而当历史发展到以技术为核心的消费社会时，理性遭到滥用，导致人的现代性危机。要实现人与人“共生”的理想，首先应保持并发展自然人性中的善，即卢梭所谓自然人性中的“怜悯心”，孟子所谓的“善端”。“端”指端倪、苗头，是一种极其微小的存在，如果不在此基础上培养、扩充，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那么人性就被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思维的发展所裹挟，失去精神性根基，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次，重建人性中的崇高价值，以此克服人的异化，实现对自然人性的回归于超越。在从“寄生”到“共生”的过程中，人类应正确运用理性进行自我反思并用意志做出道德选择，选择生而为人的尊严与道德。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人性的善良与是否富有无关，而是一种自我内心的道德选择。虽然处于贫困的状态，但不能不注重道德修养。作假与蒙骗的手段看似是通往富有与幸福的“阶梯”，实则深埋着巨大的祸患。影片的剧情在“雨夜冲突”之后便一泻千里，基宇一家从“天堂”走向“阴沟”，这场黄粱梦最终以朴社长和基婷的死亡结束。基宇和基婷人性中的善并没有完全泯灭，当雨夜一家人在豪宅中提及前任司机，基婷因为良心的自责而动怒。人性中自然的善不会消失，只是在当下的境遇中被遮蔽，哪怕这微弱的善被謊言和欺骗掩埋，也会在某一时刻叩问自我的良知，让人性产生负罪感。基宇在影片开头，对家人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名校，这表明在其内心中仍保持着向上的人性，只不过后来因为金钱迷失了自我。在影片最后，经历了生死的基宇在人性上实现了自我的回归，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幸福，挽救尚在“寄生”状态中的父亲。至于能否成功，导演并没说明，但基宇的这种选择便是人性的关辉所在。他的选择是真诚的，而真诚是与人“共生”的基础，从这一刻起他真正摆脱了人性中的“寄生虫”，走向与人“共生”与自我救赎之路。
真正的善良发于内心，源自对他人处境的感同身受。现代人习惯以自我为中心，“我是我，他是他。我们是在本体论上相分离的存在”e。在“共生”关系中人类应打破自我中心主义，将他人视为与自身平等的存在，并学会与他人共在。朴社长一再强调的“界限感”源自对自我身份的拔高和对他者的冷漠，他人的苦难与幸福在其心中无关于己，这样的观念只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无法逾越的隔阂。朴社长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但其自我的价值却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在与他人共在的场域中，自我与他人息息相关，自我价值的实现也与他人息息相关。在“共生”的人际关系中，内含的是人性中古朴的脉脉温情和纯真的自然感动。
a 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b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邓冰艳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c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店2014年版，第23页。
d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e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作 者： 王佳哲，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运城学院中文系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哲学（道家哲学方向）。
编 辑： 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