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火车是流动空间，是遥远乡愁，是众生相的舞台，是双轨的爱与愁”。九十年代是中国铁路飞速发展的时代。在那个人口开始大量流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年代，背井离乡，混合了对美好生活的盲目想象与新鲜悸动，以及对家乡故土的无奈叹息与留恋不舍。在那个即时通讯工具还没有大面积普及的时候，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在一节节定员车厢里迅速熟络起来，生活临时交织在一起。
　　王福春乘坐火车上千次，行程十多万公里，拍摄万余张底片。《火车上的中国人》用丰富的黑白纪实影像，呈现了一种我们已经久违的浓烈的人际关系，定格了一个流动的中国。这一帧一帧的摄影，都在敲击着这趟时代号列车的钢铁心脏，敲打我们比车窗还密不透风的眼睛。
　　1970年，王福春退伍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段做车电钳工，后来调到工会成为一名宣传干事。1977年文革结束后开始技术大练兵，他用工会的一台海鸥相机给劳模拍照，从此爱上了摄影。他曾说自己利用了职业之便，跑遍了全国铁路各线，“如果不在铁路工作，连想都不敢去想”。
　　《火车上的中国人》里一个个被镜头定格的时刻，就是王福春让时代一帧一帧地显影。他在为时代赋形。
　　列车是临时大家庭，是流动的社会，它浓缩了人生百态：身著各种流行时装的青年男女；小猫小狗堂而皇之地在卧铺上占有一席之地；风靡全国，充斥东南西北中的麻将牌打个不停；92岁的老方丈戴着象征圣洁的白手套为小姐号脉；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出生的婴儿；对对情侣旁若无人地嬉戏调情……王福春这么说道：“令我难忘的镜头太多了，有的令我欲拍不忍，总是在矛盾和困惑中按下快门。在留下美好瞬间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列车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年盛夏，列车通过“火炉”武汉时，车厢里温度高达40多度，车内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王福春热得浑身淌汗，头发跟水洗过一样，T恤衫全部湿透了，红色T恤衫干后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碱。那次，王福春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倒在车厢里。
　　老人总说，过了这个车就不是那个站了，哪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我们在这趟有去无回的“时代号”火车上出生，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旅客，挥之不去的是根深蒂固的“乡愁”。
　　但包一扔，袖一挽。牌面摩擦桌面，车轮撞击铁轨。一个从容不迫运筹帷幄，一个日夜兼程行色匆匆。不一致的不止是节奏，还有象征。当火车拉着你呼啸着阔步追赶下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想念列车员那未必亲切却一定熟悉的声音——“来，脚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