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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敌人》是扎加耶夫斯基在美国出版的第五部诗集，收入作者在2002年后创作的新诗，有些发表在各种专业期刊上了，但并未单独出版过波兰语版集子，只是由诗人本人编选、由他诗歌的主要译者克莱尔·卡瓦娜女士翻译成了英语。此前，扎加耶夫斯基的英语版诗集在纽约著名出版社法勒、斯特劳斯&吉鲁（FSG）先后出版了《震惊》（1985）、《画布》（1992）、《神秘主义入门》（1997）和《无止境：诗选与新诗》（2002），这些诗集的出版，间隔通常在五年左右。在出版这些诗集的时候，扎加耶夫斯基部分时间生活于美国，在休斯敦的大学教授创意写作。《震惊》由米沃什作序，又被哈罗德·布鲁姆列入了著名的《西方正典》书目之中。而据作者本人称，《无止境》代表了他一生创作的“主要成果”，这很好理解，因为《无止境》毕竟是一部总结性的“选集”，差不多囊括了之前出版的几部诗集的全部精华。
《永恒的敌人》出版的时候，扎加耶夫斯基已经结束在国外的漂泊生活，从巴黎回到了波兰古城克拉克夫定居（仍有一个学期去美国教书）。我记得扎加耶夫斯基在出席一次诗歌活动后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他是否是一位职业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幽默地表示他“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路上”。可以说，扎加耶夫斯基在大部分时间里已经过上了一个职业诗人的生活：写作、旅行、阅读。而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写作，与他本人的生活是结合得比较紧密的，这也在《永恒的敌人》这本诗集里充分体现了出来。
集子里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的是诗人“在路上”的所见所感。在开篇诗作《星》中，诗人说“多年后我回到这里”——回到了波兰，因此随后便有不少篇什涉及作者在波兰的足迹。接着是一组极短的诗《在路上》——写诗人在欧洲，主要在意大利的行迹。诗人所到之处，意大利、法国、美国，都留下了诗篇，这与诗人注重“即兴能力”应该有很大关系。扎加耶夫斯基曾经在文章里认为，“即兴能力是波兰诗歌的一项伟大传统”，在密支凯维奇、米沃什这样的大诗人身上都有充分体现。如果说纪游诗主要还是“即兴”，涉及诗人在波兰各处的诗章，则更多表现出怀旧和沉思的基调;这后一部分诗，尤其能够见出作者的才力和水准，时间与积淀的意义，大约也体现在这里。诗人往往看似随意的几行，就能道出一般人难以道出的深意。比如《奥斯维辛的燕子》：
在营房的阒寂里，
在夏日的星期天的无声里，
燕子刺耳地尖叫。
是否这就是
人类的话语所剩下的一切？
二战结束后，应该有过很多人到过奥斯维辛，参观或者采访，大概只有诗人留意到这里的燕子，“燕子刺耳地尖叫”，进而联想到人类的话语，在面对二十世纪这一悲剧时，是何等的苍白无力！这里，又回复到了扎加耶夫斯基曾表述过的主题：人类的恶与苦难是无法穿透的，就如黑暗本身;它存在过，却令人难以理解。但是后人不能、也不该遗忘，所以，“记忆”理应是诗歌的一个功能。我们完全可以将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倒过来理解，正如扎加耶夫斯基所言：阿多諾的说法固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一道指令，却不意味着应该取消诗歌。毋宁说，在奥斯维辛之后进行诗歌写作，应该三思而行，甚或思考更多次。
从本书精心编排的目录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纪游诗外，穿插了篇幅不小的“人物诗”。这些人或者是诗人交往的友人，或者是读书时读到的人物;有的诗作具有哀歌性质，有的诗作是评述性的。对于他们诗人往往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理解，借由他们展开“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也充分显示了诗人写作的宽度和深度，也是为译者极其欣赏的地方。如果说走出去的、“在路上”的那些诗歌，展开的是作者的直接经验，这一类“人物诗”，则更多开掘了作者的“间接经验”。
扎加耶夫斯基自称是一个拥有历史意识的诗人，这无疑是确切的;我要补充的是，他也是一位有着极强现实感的诗人，也许正因此，他的诗是“落地”的，并不虚幻，也很少晦涩或难以理解的。在我看来，他的诗是亲切的、自然的，是很容易“进入”的那一类型，但并不是说他的诗歌没有难度（无论就写作，还是就阅读而言）。在这一点上，他跟他的同胞诗人米沃什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拒绝难以理解的诗歌”，而他们诗歌的难度，不在字面、不在修辞，而在思想和情感的独特发现与深度——要理解这些，的确也并非易事。
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技艺，到八十年代就非常成熟而稳定了，至少我没有看出存在什么明显的变化。除了写作方向（深入当代现实、历史、日常生活）的一贯性，他在诗歌技巧上也臻于统一和完善。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气息的诗人，对哲学、文学和诗歌，都有着极为广泛的视野和见解，他的诗歌在历史/现实感与审美要求之间，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平衡，而这，也可以说是“波兰诗派”（Polish School）标志性的特征，它是经由现代波兰诗人几代人共同努力而形成的诗学共识，扎加耶夫斯基继承、加入和发展了这一优秀的传统。
扎加耶夫斯基自青年时代起就非常热爱哲学和音乐，他诗歌的思想性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在翻译中大体比较容易留存和呈现;而他诗歌的韵律和节奏，虽经转译，我希望仍然能够被最大限度地保留（尽管这是难的）。他的作品风格一直都很统一：平静、温和、细致而不失力度，这种精神气息贯穿了他四十多年的写作——也许除了年轻时所写的那些诗作，那时他还是一个“愤怒的诗人”。其实，说“愤怒”也没有一般想象的那么“愤怒”（如果对比一下金斯堡或者拉金）。
在我看来，扎加耶夫斯基走向“和解”的途径，一是审美主义（纯诗），一是反讽（或曰幽默）。无论是诗人的审美主义，还是反讽倾向，扎加耶夫斯基都不是极端的，他从不过度;换句话，他有所节制。我们从他的散文、随笔或者访谈里都可以看到，对此他是有着充分自觉的。我们知道，“纯诗化”从来不是米沃什以及他那种风格的诗人所追求的，但是他们也并不拒绝“纯诗”的合理意义。在扎加耶夫斯基这里，纯诗有时是创造一首诗的灵魂，有时可能只意味着一首诗里几行最成功的句子，其重要性是不一样的，但是不难发现，纯诗式的诗行大量而显目地存在。因此可以说扎加耶夫斯基是一个“有篇有句”的诗人。他的诗，在结构上非常讲究，有着一个严肃诗人老道的布局和笔法，通常是精致的，作者惜墨如金，这是说他的布局谋篇;而他的“有句”，则表现为大量潜伏于全诗的那些“金句”，往往是一些精妙的比喻（隐喻），或是一些高度浓缩、十分亮眼的警句，用诗人本人的话说，它们“提供一个狂喜的时刻”。相信这些地方，一定是读者可以玩味和欣赏的“亮点”。 翻译《永恒的敌人》是在2009年，距今刚好十年。此前我译完了所能读到的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它们大多收在《无止境》里）。那时并不存有出版的想法，纯粹就是喜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总说，翻译必须是出于热爱。同时我也一再表示过，翻译最先受益的肯定就是译者本人。通过翻译扎加耶夫斯基的作品，我越来越相信，扎加耶夫斯基正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说那样一种“难以穷尽的诗人和作家”。当然，翻译也是一个“无止境”的工作，这还不是从“数量”这个角度而言，而是从最大限度接近原文、理解原作者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我知道，“热爱”只是翻译成功的必要条件，未必是充分条件。虽然我一直没有中断对扎加耶夫斯基的兴趣与研究，仍然不敢说我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处理就是完善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也许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另一层意思。
《无形之手》译后记
十年前我在亚马逊网上预订了扎加耶夫斯基的最新诗集《无形之手》，很有些日子没有动静。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电子邮件，告知预订的书出来了，我立马根据网站发来的链接下了单，几个星期后这本诗集的初版精装书就快递到了我手中。一百多页的书，不到七十首诗，一个上午我就一口气读完，然后是反复阅读、品味。
跟《永恒的敌人》一集的篇幅差不多，编排方式也几乎一样，全书都是分为三个部分，根据所涉主题精心地安排，当然这些主题也在扎加耶夫斯基以前的诗集里大多出现过。在《无形之手》书里，所涉及主题也是“回旋式”出现在三个部分里。在我开始翻译《无形之手》前，我已译完所有能够读到的扎加耶夫斯基诗歌了，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陌生感。这个时候我知道他去了芝加哥大学任职，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克拉克夫。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网页上留心到他的电子邮箱，于是认真地去了一封信。几天后，果然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中除了表示完全支持我的翻译，跟每个“被翻译的诗人”一样，也发生了疑虑，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诗歌被翻译到另一种语言里会是什么样子。他在信末写道：“通常来说，诗歌翻译最好是根据原文来进行，希望在你这里成为一个例外。”我颇受鼓舞，用了两个多月的业余时间完成了翻译。这是我翻译得最快、也最为愉快的一本诗集，既体验了一次纯粹的欢喜，也经历了一次集中的学习。
这本集子里同样也有不少我称之为“纪游诗”的作品，但数量明显减少。我要说的是，即便“纪游诗”，在扎加耶夫斯基的笔下也绝不等于“应景之作”。这些诗，所记不同于以前，是以“故地”，也就是家乡、早年求学的克拉克夫老城等这样一些地方为主，当然，还有新的诗人度假、工作的地方。这些，在诗歌标题下，多另有专门提示。
在诗人所到之处，还有一个明显不同于以前的特征，是多了一些回忆/往事的成分，因而更显个人化、更显深度。在这本集子里，扎加耶夫斯基的声音仍然是那么平静、温和，却多了一些伤感、疲倦的基调，特别是他多次寫到了死亡，诗篇的终结处，常常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沉默。读之，我的心也不由得重重地往下沉。
特别是有几首诗，是诗人对他的童年、家庭、早年生活的回忆，朴素的文字里饱含了深情与敬意，令人动容。比如，写陪自己失忆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所工科大学的退休教授）一起外出散步，诗人择取父子之间随意而亲切的对话;写早年父亲的远足，如何不知疲倦、冒着危险;写父亲怎样为朋友抄下儿子（诗人）的代表诗作《去利沃夫》;写父亲穿一件定制的绿色风衣到访巴黎，“仿佛那件绿色风衣，给他带来了厄运”。也许是由于诗人的母亲去世得更早，这本诗集里单独写母亲的诗较少（此前专门写过），但是也有一首《关于我的母亲》。在扎加耶夫斯基来中国广州领取“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现场，我记得，年近七旬的诗人朗读了这首诗，也是唯一的一首。当时我听出了诗人内心深处真切的歉疚和怀念，诗人低沉的语调，令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一片寂静，然后是热烈的掌声。
诗集中另有一些怀人之作，他们包括著名的诗人，如米沃什，也有些不那么著名的友人，如鲍娜·马拉瓦西、亨利克·贝利斯卡、兹比鲁特·格日兹瓦奇，以及作者早年的邻居，等等。这些诗让我们感到诗人的深情，他是那么柔软、亲切、细腻的一个人。当然，远不止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扎加耶夫斯基还是一个有着广阔智力和博大关怀的人，在他的深情里面，同时总是包含着更多丰富的历史的细节，不单单是普通岁月的沉淀，更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结晶。从这里，可以见出诗人高出一般亲情诗与悼亡诗作者的地方。
此外，诗集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或者通过“怀人”的主题而展开，或者更直接地谈论诗人和诗歌本身。作为诗学教授，扎加耶夫斯基沉思诗艺的主题曾出现于不同时期的诗作里，只是在本集中不再那么密集。《钢琴课》犹如一篇诗人自述，似在回答“何以成为诗人”这个问题;《写诗》可称得上是一篇关于诗歌写作的深刻的论文;关于高乌钦斯基的诗《K.I.G.》（诗人姓名的首字母缩写），也不啻于一篇关于这位波兰诗人和诗歌的小型论文;关于达·芬奇，关于托马斯·萨拉蒙，关于塞弗里斯诗中的阿西尼王，题为《不可能》《隐喻》《长廊》《被摄影的诗人们》以及题涉“自画像”的若干诗篇，都是处理“有关写作或艺术”的主题。其中诗人最擅长的，总是能够提炼出一些令人过目不忘的警句。这些句子，是顿悟，是神启，也是诗人长久专注于此而爆发的“经验之谈”，当然也是作者和读者期待的撑起一首诗的“纯诗”式的诗句。
前已说过，翻译《无形之手》时，译者未曾想到有可能会出版，趁这次机会，我做了大量的打磨、润色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常以很久前读到一段话激励和勉励自己：
一首翻译诗，首先应当是诗，其次才是翻译。毫无疑问，译诗是会担风险的。翻译诗可能比原作更精彩，这是因为“译者”实际上已经成了作者。无论如何，诗的译者必须有意识地担负起作者的任务，否则，他最好搁笔。（鲁奇安·布拉卡《论诗》，李家渔译）
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了，要真正做到其实非常困难。坦率地说，我有时感到自己的译文还是过于拘谨，放不开手脚。如果时间允许，我相信还有提升的空间。
有人说过，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不过，既然是艺术，自然期望遗憾可以减到最少。
《永恒的敌人》出版的时候，扎加耶夫斯基已经结束在国外的漂泊生活，从巴黎回到了波兰古城克拉克夫定居（仍有一个学期去美国教书）。我记得扎加耶夫斯基在出席一次诗歌活动后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他是否是一位职业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幽默地表示他“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路上”。可以说，扎加耶夫斯基在大部分时间里已经过上了一个职业诗人的生活：写作、旅行、阅读。而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写作，与他本人的生活是结合得比较紧密的，这也在《永恒的敌人》这本诗集里充分体现了出来。
集子里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的是诗人“在路上”的所见所感。在开篇诗作《星》中，诗人说“多年后我回到这里”——回到了波兰，因此随后便有不少篇什涉及作者在波兰的足迹。接着是一组极短的诗《在路上》——写诗人在欧洲，主要在意大利的行迹。诗人所到之处，意大利、法国、美国，都留下了诗篇，这与诗人注重“即兴能力”应该有很大关系。扎加耶夫斯基曾经在文章里认为，“即兴能力是波兰诗歌的一项伟大传统”，在密支凯维奇、米沃什这样的大诗人身上都有充分体现。如果说纪游诗主要还是“即兴”，涉及诗人在波兰各处的诗章，则更多表现出怀旧和沉思的基调;这后一部分诗，尤其能够见出作者的才力和水准，时间与积淀的意义，大约也体现在这里。诗人往往看似随意的几行，就能道出一般人难以道出的深意。比如《奥斯维辛的燕子》：
在营房的阒寂里，
在夏日的星期天的无声里，
燕子刺耳地尖叫。
是否这就是
人类的话语所剩下的一切？
二战结束后，应该有过很多人到过奥斯维辛，参观或者采访，大概只有诗人留意到这里的燕子，“燕子刺耳地尖叫”，进而联想到人类的话语，在面对二十世纪这一悲剧时，是何等的苍白无力！这里，又回复到了扎加耶夫斯基曾表述过的主题：人类的恶与苦难是无法穿透的，就如黑暗本身;它存在过，却令人难以理解。但是后人不能、也不该遗忘，所以，“记忆”理应是诗歌的一个功能。我们完全可以将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倒过来理解，正如扎加耶夫斯基所言：阿多諾的说法固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一道指令，却不意味着应该取消诗歌。毋宁说，在奥斯维辛之后进行诗歌写作，应该三思而行，甚或思考更多次。
从本书精心编排的目录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纪游诗外，穿插了篇幅不小的“人物诗”。这些人或者是诗人交往的友人，或者是读书时读到的人物;有的诗作具有哀歌性质，有的诗作是评述性的。对于他们诗人往往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理解，借由他们展开“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也充分显示了诗人写作的宽度和深度，也是为译者极其欣赏的地方。如果说走出去的、“在路上”的那些诗歌，展开的是作者的直接经验，这一类“人物诗”，则更多开掘了作者的“间接经验”。
扎加耶夫斯基自称是一个拥有历史意识的诗人，这无疑是确切的;我要补充的是，他也是一位有着极强现实感的诗人，也许正因此，他的诗是“落地”的，并不虚幻，也很少晦涩或难以理解的。在我看来，他的诗是亲切的、自然的，是很容易“进入”的那一类型，但并不是说他的诗歌没有难度（无论就写作，还是就阅读而言）。在这一点上，他跟他的同胞诗人米沃什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拒绝难以理解的诗歌”，而他们诗歌的难度，不在字面、不在修辞，而在思想和情感的独特发现与深度——要理解这些，的确也并非易事。
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技艺，到八十年代就非常成熟而稳定了，至少我没有看出存在什么明显的变化。除了写作方向（深入当代现实、历史、日常生活）的一贯性，他在诗歌技巧上也臻于统一和完善。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气息的诗人，对哲学、文学和诗歌，都有着极为广泛的视野和见解，他的诗歌在历史/现实感与审美要求之间，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平衡，而这，也可以说是“波兰诗派”（Polish School）标志性的特征，它是经由现代波兰诗人几代人共同努力而形成的诗学共识，扎加耶夫斯基继承、加入和发展了这一优秀的传统。
扎加耶夫斯基自青年时代起就非常热爱哲学和音乐，他诗歌的思想性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在翻译中大体比较容易留存和呈现;而他诗歌的韵律和节奏，虽经转译，我希望仍然能够被最大限度地保留（尽管这是难的）。他的作品风格一直都很统一：平静、温和、细致而不失力度，这种精神气息贯穿了他四十多年的写作——也许除了年轻时所写的那些诗作，那时他还是一个“愤怒的诗人”。其实，说“愤怒”也没有一般想象的那么“愤怒”（如果对比一下金斯堡或者拉金）。
在我看来，扎加耶夫斯基走向“和解”的途径，一是审美主义（纯诗），一是反讽（或曰幽默）。无论是诗人的审美主义，还是反讽倾向，扎加耶夫斯基都不是极端的，他从不过度;换句话，他有所节制。我们从他的散文、随笔或者访谈里都可以看到，对此他是有着充分自觉的。我们知道，“纯诗化”从来不是米沃什以及他那种风格的诗人所追求的，但是他们也并不拒绝“纯诗”的合理意义。在扎加耶夫斯基这里，纯诗有时是创造一首诗的灵魂，有时可能只意味着一首诗里几行最成功的句子，其重要性是不一样的，但是不难发现，纯诗式的诗行大量而显目地存在。因此可以说扎加耶夫斯基是一个“有篇有句”的诗人。他的诗，在结构上非常讲究，有着一个严肃诗人老道的布局和笔法，通常是精致的，作者惜墨如金，这是说他的布局谋篇;而他的“有句”，则表现为大量潜伏于全诗的那些“金句”，往往是一些精妙的比喻（隐喻），或是一些高度浓缩、十分亮眼的警句，用诗人本人的话说，它们“提供一个狂喜的时刻”。相信这些地方，一定是读者可以玩味和欣赏的“亮点”。 翻译《永恒的敌人》是在2009年，距今刚好十年。此前我译完了所能读到的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它们大多收在《无止境》里）。那时并不存有出版的想法，纯粹就是喜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总说，翻译必须是出于热爱。同时我也一再表示过，翻译最先受益的肯定就是译者本人。通过翻译扎加耶夫斯基的作品，我越来越相信，扎加耶夫斯基正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说那样一种“难以穷尽的诗人和作家”。当然，翻译也是一个“无止境”的工作，这还不是从“数量”这个角度而言，而是从最大限度接近原文、理解原作者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我知道，“热爱”只是翻译成功的必要条件，未必是充分条件。虽然我一直没有中断对扎加耶夫斯基的兴趣与研究，仍然不敢说我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处理就是完善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也许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另一层意思。
《无形之手》译后记
十年前我在亚马逊网上预订了扎加耶夫斯基的最新诗集《无形之手》，很有些日子没有动静。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电子邮件，告知预订的书出来了，我立马根据网站发来的链接下了单，几个星期后这本诗集的初版精装书就快递到了我手中。一百多页的书，不到七十首诗，一个上午我就一口气读完，然后是反复阅读、品味。
跟《永恒的敌人》一集的篇幅差不多，编排方式也几乎一样，全书都是分为三个部分，根据所涉主题精心地安排，当然这些主题也在扎加耶夫斯基以前的诗集里大多出现过。在《无形之手》书里，所涉及主题也是“回旋式”出现在三个部分里。在我开始翻译《无形之手》前，我已译完所有能够读到的扎加耶夫斯基诗歌了，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陌生感。这个时候我知道他去了芝加哥大学任职，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克拉克夫。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网页上留心到他的电子邮箱，于是认真地去了一封信。几天后，果然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中除了表示完全支持我的翻译，跟每个“被翻译的诗人”一样，也发生了疑虑，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诗歌被翻译到另一种语言里会是什么样子。他在信末写道：“通常来说，诗歌翻译最好是根据原文来进行，希望在你这里成为一个例外。”我颇受鼓舞，用了两个多月的业余时间完成了翻译。这是我翻译得最快、也最为愉快的一本诗集，既体验了一次纯粹的欢喜，也经历了一次集中的学习。
这本集子里同样也有不少我称之为“纪游诗”的作品，但数量明显减少。我要说的是，即便“纪游诗”，在扎加耶夫斯基的笔下也绝不等于“应景之作”。这些诗，所记不同于以前，是以“故地”，也就是家乡、早年求学的克拉克夫老城等这样一些地方为主，当然，还有新的诗人度假、工作的地方。这些，在诗歌标题下，多另有专门提示。
在诗人所到之处，还有一个明显不同于以前的特征，是多了一些回忆/往事的成分，因而更显个人化、更显深度。在这本集子里，扎加耶夫斯基的声音仍然是那么平静、温和，却多了一些伤感、疲倦的基调，特别是他多次寫到了死亡，诗篇的终结处，常常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沉默。读之，我的心也不由得重重地往下沉。
特别是有几首诗，是诗人对他的童年、家庭、早年生活的回忆，朴素的文字里饱含了深情与敬意，令人动容。比如，写陪自己失忆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所工科大学的退休教授）一起外出散步，诗人择取父子之间随意而亲切的对话;写早年父亲的远足，如何不知疲倦、冒着危险;写父亲怎样为朋友抄下儿子（诗人）的代表诗作《去利沃夫》;写父亲穿一件定制的绿色风衣到访巴黎，“仿佛那件绿色风衣，给他带来了厄运”。也许是由于诗人的母亲去世得更早，这本诗集里单独写母亲的诗较少（此前专门写过），但是也有一首《关于我的母亲》。在扎加耶夫斯基来中国广州领取“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现场，我记得，年近七旬的诗人朗读了这首诗，也是唯一的一首。当时我听出了诗人内心深处真切的歉疚和怀念，诗人低沉的语调，令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一片寂静，然后是热烈的掌声。
诗集中另有一些怀人之作，他们包括著名的诗人，如米沃什，也有些不那么著名的友人，如鲍娜·马拉瓦西、亨利克·贝利斯卡、兹比鲁特·格日兹瓦奇，以及作者早年的邻居，等等。这些诗让我们感到诗人的深情，他是那么柔软、亲切、细腻的一个人。当然，远不止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扎加耶夫斯基还是一个有着广阔智力和博大关怀的人，在他的深情里面，同时总是包含着更多丰富的历史的细节，不单单是普通岁月的沉淀，更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结晶。从这里，可以见出诗人高出一般亲情诗与悼亡诗作者的地方。
此外，诗集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或者通过“怀人”的主题而展开，或者更直接地谈论诗人和诗歌本身。作为诗学教授，扎加耶夫斯基沉思诗艺的主题曾出现于不同时期的诗作里，只是在本集中不再那么密集。《钢琴课》犹如一篇诗人自述，似在回答“何以成为诗人”这个问题;《写诗》可称得上是一篇关于诗歌写作的深刻的论文;关于高乌钦斯基的诗《K.I.G.》（诗人姓名的首字母缩写），也不啻于一篇关于这位波兰诗人和诗歌的小型论文;关于达·芬奇，关于托马斯·萨拉蒙，关于塞弗里斯诗中的阿西尼王，题为《不可能》《隐喻》《长廊》《被摄影的诗人们》以及题涉“自画像”的若干诗篇，都是处理“有关写作或艺术”的主题。其中诗人最擅长的，总是能够提炼出一些令人过目不忘的警句。这些句子，是顿悟，是神启，也是诗人长久专注于此而爆发的“经验之谈”，当然也是作者和读者期待的撑起一首诗的“纯诗”式的诗句。
前已说过，翻译《无形之手》时，译者未曾想到有可能会出版，趁这次机会，我做了大量的打磨、润色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常以很久前读到一段话激励和勉励自己：
一首翻译诗，首先应当是诗，其次才是翻译。毫无疑问，译诗是会担风险的。翻译诗可能比原作更精彩，这是因为“译者”实际上已经成了作者。无论如何，诗的译者必须有意识地担负起作者的任务，否则，他最好搁笔。（鲁奇安·布拉卡《论诗》，李家渔译）
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了，要真正做到其实非常困难。坦率地说，我有时感到自己的译文还是过于拘谨，放不开手脚。如果时间允许，我相信还有提升的空间。
有人说过，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不过，既然是艺术，自然期望遗憾可以减到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