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杰，字汉三，忻县（今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紫岩村人，生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其父是盐碱店的商人。
　　张18岁从忻县中学毕业后，即入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法科学习。1920年，22岁的他由本县富绅保送留学日本（同时被保送留日的可能还有他人）。三年后，富绅因故停止了资助，而张又领到了庚子赔款的津贴，遂得以继续学习。1921年春假后，张入东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预科学习。1924年春假后，升入本科。1927年春假前毕业。是年3月底回国。
　　归国后，张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法科教授，同时兼任法政学校教员，讲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说史、货币银行学。一年后，即1928年秋冬之后，张兼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由晋系阎军改编，阎为总司令）的行营秘书，办些财务事项。用张后来的话说，这是误入歧途。1929年，张便辞却山大与法专的课程，由学界完全转入了军界，改任总司令部行营参议，翌年，又升任行营办公室主任。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张随阎逃到了大连。1931年10月底，与赵戴文一同返回太原。回太原以后至1937年太原沦陷前，张任过晋绥财政整理处处长（1932年辞此职）、山西十年建设计划的设计和起草委员。不久，太原绥靖公署成立，张为阎锡山的四大参事之一，同时与崔廷献、宁超武等编《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约半年完成。接着就担任了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经济统制处处长。抗日战争初期，他曾在陕西的西安、凤翔间与四川的灌县、成都居住，其间，他还在川康绥靖公署任过顾问。1940年，山西大学在陕西三原复校后，张又回山大，任经济学系主任。1941年，张应同乡张士心先生之邀，在宝鸡十里铺维勤制造厂任副经理。1942年，因山大迭次催促，便从宝鸡返回晋西克难坡，不久，又第三次回到山西大学，当了法学院院长。1945年，又第三次调离山大，任第二战区长官部高级参事（实际并无职务）。不到两个月，日寇投降，返回太原。1946年，任山西公营事业董事会专门委员、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专门委员兼第七工作队队长。是年秋冬之交，又调充该署之经济技正。1947年秋，又兼任秘书主任，办理物价与经济的调查汇报工作，直至1948年初。是年7月，赴北平。秋末，在北平私立大成中学任国文教员。半年后，北平和平解放，张入华北大学受训学习，而后，分配回山西，在太原女子师范任教。1951年病逝，享年53岁。
　　以上所述，算是张之杰先生较为详细的履历。可以看出，从他留学归来直到去世，在二十三四年的时间里，身历教育、军事、政治、经济各界，其职业职务之调换可谓频繁。他三进三出山西大学，任职任教，然总算起来，也不过五年时间。比较起来，任职时间较长的也许是经济统制处处长一职。
　　阎锡山自大连返回山西的第二年，为了紧跟国际上经济集权化的形势，对晋、绥两省实行经济统制，组建了经济建设委员会。经济统制处即是该委员会具体业务的执行机构。张之杰担任该处的处长，其权位之重要可以想见。另一方面，从张的所学所长说，他担任此职也算是得其所哉。1934年1月，阎锡山在经济统制处全体人员会议上作了倡用国货、实行统制贸易的讲话，当场指定处长张之杰带头穿用土货衣料。张欣然而行，全处人员也起而响应，服用土货，弃用洋货。张还到太原各大专学校作服用土货不用洋货的演讲。所谓土货，是指晋绥两省生产的产品，洋货主要是指当时充斥市场的日货。通过张的宣讲，再加上报刊及一些小册子的宣传，激发了人们爱国救国的热忱，从机关职员、学校师生到太原市民，从省城到县城，许多人一改往日服用洋货的习惯，以服用土货为荣，从而为本省工厂大开了销路。太原土货商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的。土货商场大量收购和销售晋、绥地方公私企业产品，并在大同、临汾、长治、汾阳设立分行，在全省105县设土货商场代办商号。一方面想方设法扩大省外贸易的输出，一方面减少输入，以求减少逆差，做到平衡，以至顺差。经过努力，山西洋货的输入由19世纪20年代人均4元降到了1935年的人均3.387元，可谓成效显著。
　　除了对外贸易的统制之外，对金融的统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经济统制处内就附设有山西省金融委员会，从金融上控制向外汇兑，以达到限制输入的目的。凡是以省币向外汇兑者，必须先向该会申请，说明其用途，不是必需的，绝不准许。
　　张之杰参与编订的《十年建设计划案》，特别是他在经济统制处处长任上所做的工作，客观上对山西经济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计划案》体现了阎锡山“造产救国”、“建设救国”的主张，特别是按照这一计划先后建成的许多工厂，奠定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基础，而经统制处所做的统制措施、集权措施，为山西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起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全国解放初期，除了东北与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之外，山西的工业生产以及人才在内地来说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基础正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在这方面，张之杰虽不能跟乡人梁航标、彭士弘先生相比，但也是有重要贡献的。
　　抗战胜利之后，张之杰已无多少实权。1946年，他担任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专门委员兼第七工作队队长，住在忻县，办理散发赈济衣食和以工代赈的事情。从4月起，开始调查登记，并设置粥厂，散发各种物品，同时考察各地渠路，在忻修了3道渠，此即所谓以工代赈之项目。这算是他对家乡做的一些好事吧。
　　在张之杰的经历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他为徐永昌与阎锡山传话。众所周知，由于张学良易帜，从东北出兵，以捣阎、冯之背，才使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此后，避居大连的阎锡山不甘心失败，便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并派人跟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与驻军河北省顺德一带的石友三取得联系，秘密商定由石友三沿平汉线向北进攻张学良，由韩复榘从山东，晋军和退在山西的宋哲元等部队从山西出兵策应，再由日军从东北抄张之后路。为了实现此计划，阎制定了军事布置与行动地图，分送有关方面待机执行，并派副官刘陞将地图送给徐永昌和杨爱源（中原大战失败后，阎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全部撤销，改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由徐任总司令，杨任副总司令，为他看守地盘），叫他们依计划而行。然而，徐、杨以为此计划万万行不得，他们急需把自己的想法转告于阎。此时，正值张之杰以治肠胃病为名到了北平，遇上了徐永昌，他便成了最好的传话人。徐让张转告阎：“石友三与韩复榘一样坏，反复无常，万不可交。宁与张学良共事，不可与石共事。”于是张速返大连传话。阎闻之，深以为是，于是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张遂又返回北平，把阎的意见传达给徐。这样，一场计划中的有日本帝国主义参加的大混战便弭患于无形了。
　　二是1946年11月16日，张之杰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制宪的国大会议，即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翌年秋，蒋介石令各省先期选出国民代表，以备参加1948年的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选举总统的国大会议。由于在第一届国大会议上，张之杰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所以回省之后，就决意不再竞选立委监委和国大代表了。由此也可看出他人格的一面。
　　张之杰为人性情谦和，素孚众望。他学识宏博，对经济学尤有研究，其著作有《经济学说史》（1930年京城书局出版），叙述经济学各派之学说；《经济学原理》，分总论、消费、生产、交易、分配等五编（出版同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1937年太原付印），其内容倾向社会主义；《银行革命建国速成论》（1943年桂林日报载）；《货币学》，其思想内容相当注重实际。另有《汉三未是草》之著，内容不详，可能是诗文集。闻先生文笔精采，惜笔者见之极少，在此兹录其七绝《答妻问归》一首（显系写于抗战时期）作结：
　　君问归期自有期，
　　山河恢复凯旋时。
　　家园劫后无余物，
　　老树萧条三五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