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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历了怎样一个艰难探索的历程呢？
1993年，恰逢青岛啤酒诞生90年，这一年8月27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是自1949年6月国营青岛啤酒厂成立后的一次经营体制的重大变革。
实际上，到这一年，青岛啤酒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举步维艰。鼎盛时青岛啤酒曾占到全国啤酒市场的13.6%，而1993年，青岛啤酒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下降到了1.3%。
青岛啤酒比一般的啤酒要贵，在过去很长一段日子，厂里过于重视高端市场，很少考虑上普通百姓的饭桌。作为老牌国有企业，市场意识不强，经营机制僵化，那么大的企业，销售部门就两拨人，一拨负责开票，一拨负责收钱。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让青岛啤酒厂解放了思想。进行股份制改造，就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大举措。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探索历程。
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集中力量搞建设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20多年不变的僵化体制，束缚了企业活力。
在沈阳市铁西区，有一条普通的街道，它就是铁西区北二马路。路的一边是生产铜的沈阳冶炼厂，路的另一边是以铜为原料的沈阳电缆厂。两家企业比邻而居，隔路相望，距离不过30多米。
就这30多米，卻把两家企业隔断了30多年。
曾任沈阳冶炼厂厂长的王宝安说：“马路对面就是沈阳电缆厂，它是用铜的大户，我们是产铜的大户。但在当时来看，他们不能直接上我们这儿来买，我们也不能直接卖给他们。”
为什么不能直接买卖呢？曾任沈阳电缆厂副厂长的刁成山道出了原由：“也不是说我们不上他们那儿买，也不是说他们不卖给我们，原因应该是，我们归机械部管，他们归冶金部管。我们用的原材料呢，是机械部调拨给我们。当时是计划经济，因为计划是国家给下任务，原材料国家给调拨，所以说，企业和企业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对话。”
机械部给电缆厂调拨的铜产自云南，需要翻山越岭数千公里才能运到东北，平均每吨的运费要400多元，电缆厂一年用铜17000吨，运费就要多花五六百万。而沈阳冶炼厂产的铜有一部分又被冶金部划拨到南方，又要多花一笔运费。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活力就这样受到严重束缚，企业效益呈现递减趋势。国家每投入一元，增加的总产值：1957年为1.36元，1978年为0.87元，下降36%;其中工业每投入1元钱，1957年产出1.39元，1978年为1.09元，下降22%。同时，由于统得太死，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更新、开拓销路等方面也缺乏动力。
改革是从打破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重新认识市场作用开始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人心目中，曾经被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万恶之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作了这样的阐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改革之初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到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要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就在中国艰难地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时候，43岁的任正非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抉择。
1987年，任正非在一个20多人的国有企业担任副经理。这年，深圳市颁布了18号文件，允许民间创办科技企业。任正非辞职下海，他凑了2.1万元，在一间破旧的厂房里，创办了华为科技公司。
当时，中国的电话程控交换机市场，被国际电信巨头们瓜分盘踞。一开始，任正非依靠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但他不甘于做代理，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了开发自己的交换机上。
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任正非能不能成功，更没有人会预见到，这个立足于市场竞争的决定，将要改写中国乃至世界电信制造的历史。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一些人把中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于市场化改革。比如，当时有一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计划经济，只不过在现阶段还需要有某些商品属性罢了”。还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一段时间里，批判市场经济的调门越来越高。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究竟该怎样确定，引起很多人的深思。
1990年国庆节的前一天，当人们都在高高兴兴准备过节的时候，一份材料送到了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案头。这是体改委干部江春泽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
这份材料认为，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是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又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 陈锦华看了这个材料，认为很好，要给上面送。但体改委没有印刷厂，材料的内容当时很敏感，如果传出去，影响就大了。因此，他让人拿到他以前工作过的中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许传出去。一共印了20多份，分别送给了各方面的领导。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大约在10月下旬，他特地给陈锦华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世界也在关注。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曾对中国领导人这样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是像撒切尔夫人断言的那样不能兼容，还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不存在根本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思考，继续探索。
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第70个生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庆祝大会后不久，江泽民就着手部署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座谈会。
1991年10月17日到12月14日，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高等院校的10多位经济学家，应邀来到中南海，举行了11次内部座谈会。
这11次座谈会是怎么开起来的呢？这要从当时的背景说起。1991年上半年，苏联动荡，东欧易帜，社会主义面临严峻考验;中国在经历了政治风波之后，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改革下一步向何处去，国内存在着不同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决定在1991年秋冬，召集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为中国的改革出谋划策。在人员选择上他提了3条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一到两名海外学成人员。
从10月到12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有20多位专家参加座谈会。
江泽民在会议开始时提出三个问题，让大家讨论。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其次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然后探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
座谈会从12月10日进入第三阶段，讨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说法，还有的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在座谈会上，江泽民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有许多现场点评和插话。他对各种意见听得很认真，记了很多笔记。可以看出来，他正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时已是12月中旬。转过年来，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开始了南方之行。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1992年3月20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临近结束的4月1日晚上11点钟，作为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饭店的陈锦华，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江泽民在电话里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人大会议一结束，陈锦华就立即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的座谈会。
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到会的不足十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座谈会结束后，陈锦华给江泽民和李鹏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讨论情况。信里说，这五个省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时，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92年4月3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报告第一稿。这一稿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会上，江泽民强调，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5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正式决定，在党的十四大上要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做出新的论述，并决定在中央党校召开干部会议。
5月下旬，报告起草组根据各方面意见，概括出了三个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
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中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做出定论。他说他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当时全场热烈鼓掌。
三天后，江泽民去看望邓小平，介绍了自己在党校的讲话，邓小平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他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江泽民在十四大上正式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份文件提出，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组成的“五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也引发了国内外一些人的疑问。有些人说，你搞市场经济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加社会主义呢？这几个字是不是多余了？其实，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不是画蛇添足，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这四个字点明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我们与西方市场经济不同的地方，中国的创造性和特点也就体现在这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一创业就直接面向市场的深圳华为，在1992年迎来了新的曙光，这一年，华为终于研发出了自己的程控交换机，当年就实现销售收入1.2亿人民币。但在当时中国整个程控交换机100亿人民币的市场中，爱立信、西门子、NEC占据统治地位，华为的分量微不足道。
22年后，2014年3月31日，华为集团公布了2013年年报，当年实现销售收入395亿美元，实现利润34.7亿美元，双双超过了老牌电信商爱立信的353亿美元和19亿美元，摘取了全球电信设备制造商的桂冠。
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历了怎样一个艰难探索的历程呢？
1993年，恰逢青岛啤酒诞生90年，这一年8月27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是自1949年6月国营青岛啤酒厂成立后的一次经营体制的重大变革。
实际上，到这一年，青岛啤酒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举步维艰。鼎盛时青岛啤酒曾占到全国啤酒市场的13.6%，而1993年，青岛啤酒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下降到了1.3%。
青岛啤酒比一般的啤酒要贵，在过去很长一段日子，厂里过于重视高端市场，很少考虑上普通百姓的饭桌。作为老牌国有企业，市场意识不强，经营机制僵化，那么大的企业，销售部门就两拨人，一拨负责开票，一拨负责收钱。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让青岛啤酒厂解放了思想。进行股份制改造，就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大举措。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探索历程。
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集中力量搞建设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20多年不变的僵化体制，束缚了企业活力。
在沈阳市铁西区，有一条普通的街道，它就是铁西区北二马路。路的一边是生产铜的沈阳冶炼厂，路的另一边是以铜为原料的沈阳电缆厂。两家企业比邻而居，隔路相望，距离不过30多米。
就这30多米，卻把两家企业隔断了30多年。
曾任沈阳冶炼厂厂长的王宝安说：“马路对面就是沈阳电缆厂，它是用铜的大户，我们是产铜的大户。但在当时来看，他们不能直接上我们这儿来买，我们也不能直接卖给他们。”
为什么不能直接买卖呢？曾任沈阳电缆厂副厂长的刁成山道出了原由：“也不是说我们不上他们那儿买，也不是说他们不卖给我们，原因应该是，我们归机械部管，他们归冶金部管。我们用的原材料呢，是机械部调拨给我们。当时是计划经济，因为计划是国家给下任务，原材料国家给调拨，所以说，企业和企业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对话。”
机械部给电缆厂调拨的铜产自云南，需要翻山越岭数千公里才能运到东北，平均每吨的运费要400多元，电缆厂一年用铜17000吨，运费就要多花五六百万。而沈阳冶炼厂产的铜有一部分又被冶金部划拨到南方，又要多花一笔运费。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活力就这样受到严重束缚，企业效益呈现递减趋势。国家每投入一元，增加的总产值：1957年为1.36元，1978年为0.87元，下降36%;其中工业每投入1元钱，1957年产出1.39元，1978年为1.09元，下降22%。同时，由于统得太死，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更新、开拓销路等方面也缺乏动力。
改革是从打破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重新认识市场作用开始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人心目中，曾经被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万恶之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作了这样的阐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改革之初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到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要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就在中国艰难地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时候，43岁的任正非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抉择。
1987年，任正非在一个20多人的国有企业担任副经理。这年，深圳市颁布了18号文件，允许民间创办科技企业。任正非辞职下海，他凑了2.1万元，在一间破旧的厂房里，创办了华为科技公司。
当时，中国的电话程控交换机市场，被国际电信巨头们瓜分盘踞。一开始，任正非依靠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但他不甘于做代理，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了开发自己的交换机上。
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任正非能不能成功，更没有人会预见到，这个立足于市场竞争的决定，将要改写中国乃至世界电信制造的历史。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一些人把中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于市场化改革。比如，当时有一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计划经济，只不过在现阶段还需要有某些商品属性罢了”。还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一段时间里，批判市场经济的调门越来越高。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究竟该怎样确定，引起很多人的深思。
1990年国庆节的前一天，当人们都在高高兴兴准备过节的时候，一份材料送到了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案头。这是体改委干部江春泽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
这份材料认为，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是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又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 陈锦华看了这个材料，认为很好，要给上面送。但体改委没有印刷厂，材料的内容当时很敏感，如果传出去，影响就大了。因此，他让人拿到他以前工作过的中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许传出去。一共印了20多份，分别送给了各方面的领导。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大约在10月下旬，他特地给陈锦华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世界也在关注。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曾对中国领导人这样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是像撒切尔夫人断言的那样不能兼容，还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不存在根本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思考，继续探索。
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第70个生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庆祝大会后不久，江泽民就着手部署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座谈会。
1991年10月17日到12月14日，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高等院校的10多位经济学家，应邀来到中南海，举行了11次内部座谈会。
这11次座谈会是怎么开起来的呢？这要从当时的背景说起。1991年上半年，苏联动荡，东欧易帜，社会主义面临严峻考验;中国在经历了政治风波之后，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改革下一步向何处去，国内存在着不同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决定在1991年秋冬，召集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为中国的改革出谋划策。在人员选择上他提了3条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一到两名海外学成人员。
从10月到12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有20多位专家参加座谈会。
江泽民在会议开始时提出三个问题，让大家讨论。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其次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然后探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
座谈会从12月10日进入第三阶段，讨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说法，还有的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在座谈会上，江泽民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有许多现场点评和插话。他对各种意见听得很认真，记了很多笔记。可以看出来，他正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时已是12月中旬。转过年来，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开始了南方之行。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1992年3月20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临近结束的4月1日晚上11点钟，作为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饭店的陈锦华，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江泽民在电话里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人大会议一结束，陈锦华就立即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的座谈会。
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到会的不足十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座谈会结束后，陈锦华给江泽民和李鹏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讨论情况。信里说，这五个省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时，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92年4月3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报告第一稿。这一稿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会上，江泽民强调，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5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正式决定，在党的十四大上要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做出新的论述，并决定在中央党校召开干部会议。
5月下旬，报告起草组根据各方面意见，概括出了三个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
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中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做出定论。他说他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当时全场热烈鼓掌。
三天后，江泽民去看望邓小平，介绍了自己在党校的讲话，邓小平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他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江泽民在十四大上正式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份文件提出，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组成的“五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也引发了国内外一些人的疑问。有些人说，你搞市场经济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加社会主义呢？这几个字是不是多余了？其实，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不是画蛇添足，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这四个字点明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我们与西方市场经济不同的地方，中国的创造性和特点也就体现在这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一创业就直接面向市场的深圳华为，在1992年迎来了新的曙光，这一年，华为终于研发出了自己的程控交换机，当年就实现销售收入1.2亿人民币。但在当时中国整个程控交换机100亿人民币的市场中，爱立信、西门子、NEC占据统治地位，华为的分量微不足道。
22年后，2014年3月31日，华为集团公布了2013年年报，当年实现销售收入395亿美元，实现利润34.7亿美元，双双超过了老牌电信商爱立信的353亿美元和19亿美元，摘取了全球电信设备制造商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