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机里有一个“医83-2”微信群，成员都是我的北医同窗。近来国内医生连遇不测，同学们天天议论此事，探讨上班期间的“防卫法”：看门诊时一定要“背墙而坐，面冲门口”，在医院里走路要“前瞻后顾，躲开墙角”，还有人建议“在楼道里别穿白大褂，混在病人中不易被认出”，感觉像地下工作者战斗在白区。
　　看同学们留言，我很震惊于国内的医患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医生在医院里成了弱者，这恐怕全世界人都难理解。虽然场面不比西方校园杀人案血腥，但对社会生活的危害范围更广。
　　2013年夏天，我以作家身份去北医精研所做过一次人物采访，写了篇报告文学登在《十月》上，采访过程毫无障碍，进各个病房都不受怀疑。然而最近，一位比我名望和能力大得多的作家也打算去那里体验生活，她虽然有我的牵线和盖着作协大红章的介绍信，但还是关卡重重，被遭怀疑。
　　我分析其中有四大原因：一是近来医患关系紧张，全国的医院都风声鹤唳，仿佛到处都埋有定时炸弹；二是她没有我学医的背景，无形中被划到了患者一拨，医院担心她写作视角偏颇；三是国内记者不分领域的普遍娱记化，部分记者只为赚眼球，认为患者是天生的弱者，对医患关系的恶化推波助澜；四是每个医院都可能有各自的问题，谁都不想被推到风口浪尖，于是宁可放弃被表扬的机会，也不愿冒可能被卧底、中枪的风险。
　　北医三院的张立教授是我当年的室友，在微信里讲了一件小事：三院骨科的刘岩教授家中失火，衣物、书籍被烧个精光，但他硬是从火里抢出几张刚给病人开好的住院条。第二天上班，没等住院处张嘴关心他家里的情况，刘教授就把住院条递过说：“幸好信息还在，有空就叫他们住进来吧。”
　　张立郁闷地说：“其实每个医生都不会成心对哪个病人不好，医患之间本应是战友是朋友，现在这样究竟是谁的错？”必须承认，医患矛盾背后有体制问题。医生固然该廉洁自律；病人也应理解，看病难、看病贵不是医护人员造成的，不能把他们当出气筒；至于媒体，在抢新闻之余，是不是也该向患者普及一下并不深奥的科普知识：医学不是万能的。
　　最主要的是，政府必须着手从根本上解决医疗体制问题，那才是医患和好的真正出路。
　　我在网上看到北医三院儿科医生宋琰写的一段悼念王云杰大夫的文字，结尾是：“如果真有来世，我希望您能做一个普通人……不要再做医务人员吧，因为它实在太沉重，我们已经背负不起。”
　　说完国内的，再说点国外的。在我居住的匈牙利，刚发生了一桩“死人分娩”的奇迹。
　　今年4月，一位怀胎15周的孕妇由于脑溢血，被急救直升机从外地送到德布列森大学医学健康中心抢救，女患者术后两天脑死亡。但医生们发现，胎儿不仅没有死亡，而且超声显示胎动活跃。医生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满足家属的希望，让15周的胎儿在死者子宫里继续发育，直到降生？要知道，按照欧洲的法律，如果一个人被判定脑死亡，即便临床死亡还未发生，心肺都在工作，也可宣布为法律死亡。
　　最后，医院决定知难而上，想方设法维持孕妇的呼吸、循环和代谢平衡，保证胎儿正常发育环境。这个漫长的过程险象丛生，医生们经历的揪心时刻，是不懂医的人很难体会的。胎儿20周时，孕妇状况急转直下，接连发生感染和败血症……医生们用尽招数，谁也说不清是哪种努力起了作用，总之帮死人战胜了死亡。
　　胎儿长到第27周，医生决定做剖腹产。在孕妇脑死亡后的第90天，一个不到一公斤半的婴儿呱呱落地，那是一个无法言传的时刻，在场的医护都哭了，在手术室里相互拥抱；家属们更是泣不成声，他们在监护室里看到了这条死里逃生的小生命。
　　接下来，家属又面临两种选择：停止维持呼吸和循环系统的机器，让孕妇平静地停止心跳？还是让死者继续“活下去”？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就在婴儿降生后第三天，医生取出孕妇健康的肝脏、双侧肾脏、胰脏和心脏等器官，分别移植给了四位病人。
　　这个故事让我感到，无论是生是死，都很伟大。这位母亲，她的家属，那些医生，还有人类历史上无数为医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医生和患者们，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个故事里，让人感到人类团结的能量与温暖。我希望读者通过这个故事明白一个道理，医学不是万能的，但医患合力能创造奇迹。
　　余泽民
　　（作者系作家，现居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