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徽商的崛起是明清时期的奇迹。明代万历、天启年间的官员、学者谢肇涮在《五杂俎》中曾写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是徽州的古名，“山右”则是山西的别称。可见那时徽商与晋商已经闻名全国了。到了清代，随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两大商帮更是发展到如日中天的地步。“无徽不成镇”的谚语、晋商票号“汇通天下”的赞誉，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晋商与徽商对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奇迹的出现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几十年来，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徽商、晋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徽商、晋商的认识；然而，对晋商与徽商这两大商帮进行比较，成果则较为鲜见。虽然有少数专著和论文对这两者进行了比较研究，但还是停留在学术圈，没有走出象牙塔。社会上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一部普及性的读物，进一步了解晋商与徽商，我也很想读到这一类的著作。
　　也算是机缘巧合，今年春节后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秦闯先生打来电话，希望我帮忙审读一部书稿一一《晋商与徽商》。我想，审读不敢当，却是一次先睹为快的学习机会，于是应允下来。接到书稿后，令我大吃一惊，竟然洋洋洒洒90余万言。全书分上、下两卷，共15章，多方面、多角度将晋商与徽商进行了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分析之所以相同和不同的原因。当我认真拜读以后，我认为此书正是一本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并有相当特色的佳作。
　　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内容全面详尽。关于两个商帮的兴衰历程、经营行业、活动范围、选人用人、科举仕宦、建筑特色等方方面面，作者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比较，甚至将徽州女人和山西婆姨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对比。作者在论述每个问题时，总是追根溯源，详其本末。比如，盐业是两大商帮经营的重要行业之一，作者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将自古以来我国的盐业政策进行了详细梳理，从自古专营一直到开中制、折色制、纲盐制，最后到票盐制的盐业政策演变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一目了然。又如，在对两大商帮的科举仕宦进行比较时，又附上了有关科举的专文，详细介绍了我国科举制从隋代产生后历代的变化，以及在各级考试录取中的各种专门制度。毋庸讳言，除了专业人士外，普通读者对明清时期徽州人文兴盛、山西科举不胜的根源，对我国科举制度的演变，就像雾里看花一样，不少内容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读了本书后也就明白了。这些内容为广大读者全面认识晋、徽两大商帮架起了一座桥梁，读者凭借这些论述和相关知识更加深了对晋商、徽商的了解。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是观点多有创新。作者对每个问题的阐述并非袭搬前人的看法，而是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而提出自己的灼见，这是难能可贵的。本书第二章、第三章专门论述晋商与徽商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指出他们有六大共同点，即：所处环境都是地瘠民贫，穷则思变；走上商途后都是生财有道、经营有方；他们致富后也都建设家乡，传播文化；两个商帮中都有人精研算学，编著商书；他们都是富而不贵，或荣归故里或客死他乡。作者又指出两大商帮有四大不同点，即：地域大小不同；兴盛年代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开中制”，徽商兴起于明中叶“折色制”；精神领袖不同，晋商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民风习俗不同，徽人好讼，晋慎入衙。这些观点系统地提出，在两大商帮的研究中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些观点在学术上不无商榷之处，但作者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作者还通过两个具体事例作进一步论证：晋商王文素和徽商程大位毕生喜爱数学，刻苦钻研，都著有算学著作，但两人境遇大不相同。王文素著成《算学宝鉴》后因囊中羞涩，无钱刊印，只能以手抄本在民间流传；而程大位著成《算法统宗》后刊行问世，洛阳纸贵，坊间翻刻不断。通过这一事例，作者看到两个商帮文化上的不同，说明“晋籍商人对此文化性的东西重视不够”。书中对银行与钱庄、票号优劣的分析也让人耳目一新。作者认为，票号与银行的最大区别就是各自所建立的信用体制不一样，责任不一样。票号的存贷款是建立在诚信和道德的基础上，这种信任只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业务范围有限，责任却是无限的，风险也难以避免。而现代银行是建立在制度与信任的基础上，它的贷款实行抵押制；存款门槛低，可把业务做大。在组织形式上，现代银行建有董事会、监事会，决策民主化，与票号的总经理集权管理体制有很大区别；责任上又是有限责任制，从制度上规避风险等。这些论述确实颇有见地。作者将徽商与晋商衰落的原因和过程写得也很详细精彩，尤其是写到在社会转型关头，晋商票号掌柜由于思想保守，一次又一次错过办银行的机会，读来真令人扼腕叹息。书中类似新见还有很多。
　　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是文字通俗易懂。通俗绝不意味平庸。此书绝不是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凭空杜撰的臆说、戏说，作者对每个问题的阐述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确实做到了科学性与通俗性较好的结合。在比较晋商和徽商两大商帮时，也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者没有故作高深之论，而是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层层剥笋，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使读者在非常轻松的阅读中对问题有了清楚的了解，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
　　作者庞利民先生是山西人，曾祖就是一位商人，外公还是一位大商人，可谓晋商后裔，当然有着深厚的晋商情结。2006年庞先生从北京调任安徽省电力公司党组书记，由于震撼于徽州文化，他对徽商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深情地写道：“吾生欣慰处，有缘到徽州。不沾金银气，要识古徽州。”于是他决心研究晋商和徽商，并对这两大商帮进行比较。
　　庞先生并非史学专业研究者，他的研究不得不面临三大困难：第一，历史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动，专业研究者尚觉得大不易，更何况非专业人士。第二，他所进行的是比较研究，这就必须对所比较的对象要有深入的了解。因此他必须既要深入了解徽商，又要深入了解晉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比较研究。正因为要求高，专业人士都往往视为畏途，不敢轻易涉足；对一位非专业人士说来，更势必困难重重。第三，他是一位正厅级领导干部，文山会海，案牍劳神，繁杂的公务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历史研究又非得投入大量时间不可。
　　最令我感动的是，庞先生正是凭着浓厚兴趣、满腔激情和无畏精神，在学术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为了克服前两个困难，他购买了大量的有关两个商帮的书籍和资料，“晓起晚睡查资料，做笔记，写心得”，买来的著作一本一本读完了并融会贯通了，他也从一个外行逐渐变成内行并登堂入室了。为了克服时间上的困难，庞先生将“工作之暇、八小时以外的一切时间和精力，包括所有自己可以支配利用的节假日和双休日，都无不投入这部书稿的资料搜集和文字写作上”。为此他婉谢了许多拜访应酬，摆脱了尘世浮躁的干扰，躲进书斋，潜心研究。“历经十载，增删三次”，终成正果。可以说，在今天如此浮躁而急功近利的社会，就是专业工作者也难以做到这些，更何况是年近六旬的领导干部了。在这点上庞先生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十年辛苦不寻常。”收获总是和勤奋成正比的。如今此书即将付梓问世，我除了钦佩和祝贺外，也非常乐意向大学推荐这本书。专业工作者从中能够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和研究的线索，非专业工作者更能从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和知识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