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斯诺，西方认识了中国革命；因为苏立文，西方认识了中国美术。
　　9月28日，英国艺术史家、中国艺术的挚友迈克尔·苏立文先生在牛津大学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7岁。
　　苏立文是20世纪第一个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人，被称为“20世纪美术领域的马可·波罗”。他是西方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权威，研究成果被西方多所大学作为美术类教材广泛使用。
　　2012年9月，中国美术馆曾举办“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大展，馆长范迪安评价：“对于研治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中国同行和世界同行而言，苏立文先生是一个代表性的学术标杆，也是一位受到普遍赞誉的学术长者；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而言，苏立文先生更是一位中西艺术与学术交流的先驱和使者，他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关系，构成了20世纪美术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就在去世一个多月前，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还不远万里来参加了上海书展，并造访了台北和香港。不料此行竟成了他与中国的诀别。
　　今年8月17日上午，97岁的苏立文拄着拐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中华艺术宫，他说那座红色斗拱建筑令他想起汉朝，欣喜的是，他在里面还看到了林风眠等多位老友的作品。那天下午，老人在其下榻酒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忆起自己与中国艺术半个多世纪的渊源。
　　戴上助听器后，他就像个活跃的年轻人，思维敏捷、对答如流，时不时还反问两句看看你的反应。一个多小时谈笑风生，尽管他都用英文，但你能捕捉到他清晰地说出“国画”、“隐士”等中文字眼，甚至还穿插“山外有山”这样的成语。说起自己的中文水平，苏立文只是摆摆手说“很糟糕”，然后调皮地眨眨眼：“你知道，周恩来英文说得很好，但他总是请翻译，因为他想让人感觉他不懂英文，这样，当翻译说话时他就有了思考时间。”
　　专访结束，本刊记者向他致谢，他就说了句地道的中文——“客气，客气！”

艺术界的马可·波罗

　　苏立文1916年生于加拿大，1936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建筑。1939年，原计划去西班牙参加反佛朗哥政权的他因偶然机会来到香港，后以国际红十字会志愿者身份支援中国抗战。“1940年4月到达昆明，接下来两年半时间，我为建于贵阳的国际红十字会工作。在那时被称为‘自由中国’的地界内，我驾驶着卡车，载着医药用品，开往各家医院。”
　　在中国，他邂逅了相伴一生的妻子吴环。“她来自厦门，当时是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年轻细菌学家。1942 年，她接到考古学家郑德坤的一封信，后者在成都主持博物馆工作，想找一位懂英文的助手，就这样我被引荐去成都当博物馆馆员。几个月后我们结婚了，环放弃了在科学领域大有可为的事业，转而协助我在艺术史领域的工作。事实上，认识我之前，她已经在重庆结识了徐悲鸿，吕斯百还送给她一幅他画的大轰炸后重庆废墟的速写。”
　　在成都，吴环为苏立文与当时被迫流亡西部的中国艺术家搭建友谊之桥，“她为我打开了一扇扇门，否则我只会被视为一个老外而已”。吴作人在他家阳台上完成《青海市集即景》的画稿；庞薰琹拿出昂贵的油画颜料为吴环绘制了一幅画像；苏立文和漫画家丁聪结下深厚友谊，他叫丁聪“小丁”，丁聪喊他“老迈”；此外，他还与关山月互相切磋：“我教他英文，他按照传统的《芥子园画谱》教我中国画技法。不过我不是个好学生，当环看到我的老师在磨墨，而我则坐在一边傻乎乎地观看时，她吓坏之余狠狠教训了我一顿。”
　　“这段时期最有名的莫过于刚从敦煌回到成都的张大千。这已是他第二次去敦煌，并在当地逗留了很长时间，期间与一群助手复制了洞壁上的画。他将手上的复制笔画加工为展览品。我在成都见到他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居然还有辆私家人力车。” 后来，苏立文夫妇成了张大千家中的常客。有一回，张大千只见到苏立文一个人，还和他开玩笑：“你太太不来，我不见你。”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批艺术家开始漫长的回程之旅，准备展开新生活，但他们的梦想转眼便被恶化的经济和内战碾碎。1946年初，苏立文和妻子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继续学习艺术史，“在那边我们还能继续收到这些艺术家朋友的信件。来自庞薰琹和他的画家太太丘堤的来函，描绘了令人心痛的图像，他们因国民党政权溃败以及动荡的时局而渐渐失去希望。”
　　期间，朋友们鼓励他为20世纪的中国艺术撰写一部专著。“虽然我所有在中国收集的研究笔记都在英国一列火车上被偷了，但庞氏（庞薰琹）却仍不厌其烦地向我提供现代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1959年，苏立文出版了《20世纪中国艺术》，那会，他的西方同行还认为中国现代艺术不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他是西方首位系统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的学者。此后，他的研究从20世纪中国美术延伸至整个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导论》、《中国山水画起源》、《艺术中国》、《东西方艺术的交流》等专著源源而出。1961年出版的《艺术中国》，至今仍是西方了解中国艺术的最佳读本，耶鲁和牛津大学也将其指定为中国艺术史的入门教材。
　　1952年，苏立文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6年出任斯坦福大学东方艺术系主任。1967年，他为张大千在斯坦福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引来美国西岸海滨地区的华人围观。1973年和1975年，苏立文先后两次来华，“当时曾向人打听我们那批在成都认识的艺术家朋友，所得到的答案不是生病就是已经‘下乡’。事实上，有几位当时仍在北京，却被禁止与我们联系。”
　　去年他来中国，见到庞薰琹的女兒，她才说起来，“当时她父亲知道我来中国，但官员们告诉他我是个外国间谍，被关在中国的牢里，因为他与我是朋友，警察还审讯了他3天。但你知道吗？他们跟他说我在牢里时，我正在中国各地考察、参观那些最著名的博物馆。” 　　直到1979年再度来华，他才与庞薰琹、吴作人、小丁、郁风等老友重聚。那次晚宴上，“庞氏坐我身边，明显非常激动，大部分时间他都拉着我的手。酒过三巡，在我多番鼓励下，他才慢慢重拾多年没用的法语，跟我讨论中国艺术在1946年被打断后所经历的波折。”
　　自那以后，苏立文与当年的中国艺术家老友们重新往来。1997年，经数十年研究，他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英文版正式出版。这本书以六十余万字篇幅，三百六十多幅精美插图，全景式地描绘了20世纪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和文化影响下的彷徨与新生。
　　在这本书里，他将观察与体悟，以及常年与中国艺术家的交往经验，延展成一种“在场”叙事风格。百年中国美术的激荡风云，在他的笔下有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漫长画卷，展现了难以数计的人与事。而作为20世纪中国动荡艺术史中某些最富戏剧性以及最悲惨经历的目击者，他也被認为是最适合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国艺术史的人。
　　与几代中国艺术家交往数十年，苏立文对现代中国艺术充满温情与敬意；但作为一位严肃的研究者，他始终坚持独立的学术判断。在他看来，“齐白石少量的山水画才是他最富原创性的作品……这是他的艺术中最少受其他艺术家影响的作品”；他承认徐悲鸿无疑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对中国美术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但“徐悲鸿并不是一流的艺术家，其作品仅止于合格而已”；对林风眠，他毫不掩饰赞叹之意，认为徐悲鸿、刘海粟都没有在创造中国画的当代画派上取得关键性突破，而林风眠“高瞻远瞩，成就最著”，“因为他理解到，一旦中西艺术最终达成综合，那绝不是一个不同技法相结合的问题，而是艺术家双重经验内心化之后的一种出之于自然和自发的自我表现的形式。”
　　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喷薄而出的中国当代艺术，苏立文承认艺术家们表达的权利，但他对那些装置、概念、行为艺术似乎兴味淡然：“我无力或不情愿对某些事让步，而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却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诸如前卫艺术中那些更加极端的表现方式。我们都知道‘新’的震撼力，但它自身中可能并无新意可言。”

　　提及商业化对艺术的影响，他明确表示：“我感到很糟糕，因为艺术价值与拍卖价格无关。因为商业市场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很多自我重复的东西，一些艺术家失去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道路。当然，这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西方也是如此，比如达明·赫斯特，我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价值，但西方人却非常喜欢。”
　　“在中国人眼中，艺术作品不仅具有自身的宝贵价值，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友谊的象征。而从这点上来说，环和我可谓幸运之极。我们从没有成为收藏家的打算，我们从没有筹划过购藏艺术品。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所收藏的绘画作品、素描，一些册页和不多的一些雕塑作品，除了其中一件来自珍贵的遗赠，其余大都来自艺术家亲自的馈赠。”
　　2003年，苏立文的妻子吴环去世。苏立文也早已立下遗嘱，在他去世后，其个人收藏将全部捐赠给牛津大学博物馆。1939年，这个左翼青年与他那位传奇的远房亲戚白求恩一样来到中国。七十多年后，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中国艺术传奇。

日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更深刻

　　人物周刊：您现在每天的生活是怎样的？
　　苏立文：我很幸运，在牛津我有很多在读博士的年轻朋友，他们不是我学生，因为我太老了，现在已经不带学生了，他们在学校博物馆工作，经常来我这里，还煮饭给我吃，有时我也煮饭给他们吃。我来中国前的那一晚，我们9个年轻人，其实是8个年轻人，加上我就是9个！大家一起边吃边聊。很美妙，他们都是有趣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陪在我身边，我们进行头脑风暴，艺术、学术、他们的研究项目，什么都聊，但大多是关于中国艺术和考古学。
　　人物周刊：1940年来中国之前，您在英国最早接触中国艺术作品的记忆是怎样的？
　　苏立文：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中国艺术作品展览，他们带来了许多故宫的珍品，有青铜器和陶器，以及最著名的那些绘画作品，例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以及马远等人的好多幅杰作。这是故宫艺术品在海外举办的最棒的一次展览，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那时的我还不太了解中国艺术。
　　人物周刊：听说您过两天要去台湾，是为了再去看看台北故宫那些画儿？
　　苏立文：是的，我去过台北故宫好多次，对他们的馆藏非常了解。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藏品时还没有外面那个“故宫”（建筑），所有宝贝都深藏在山洞里。1950年代环和我一起去台湾时，他们从山洞中搬出好几个大箱子，在一间顶棚都是茅草的类似储藏室的房间挂出一幅幅大师的作品，那些装画的箱子一直堆到天花板那么高，在那里我又见到了范宽的画作，还和它合了影。
　　人物周刊：您最初学习建筑学，1940年代初到中国时，东方建筑给您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苏立文：那时对我而言，中国建筑就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入画，有着优雅的飞檐和漂亮的庭院。但这些年来，我也试图理解西方建筑对中国建筑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剧变，人们如何组装那些完全来自西方的建筑元素？在1920至1930年代已经出现了混搭的例子，例如南京那些建筑，就是在西方建筑上加一个中国式的屋檐。
　　人物周刊：您喜欢这种融合方式吗？ 　　苏立文：不，它们看上去还行，但并没有解答中西合璧的问题。我觉得日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更深刻， 而中国，即使梁思成这样的大建筑师，做的也只是将中国式的屋檐架上去。我觉得那不对劲，中国建筑的精髓不只是屋檐，精髓在于始于汉朝的整个基本造房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今早参观中华艺术宫（原世博会中国馆）对那个建筑如此感兴趣，站在这座建筑下朝上看那些斗拱，仿佛把你带回到汉朝，我觉得这是非常中国的。

与林风眠师徒的交往

　　人物周刊：想请您回忆下您和林风眠先生的交往。
　　苏立文：1988年之前我从没见过他，因为1940年代我在成都他在重庆，但我一直很欣赏他的画，直到1988年我和妻子去香港，在那里和他初次见面。他从上海南下，当时在香港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几乎不见外人，但他的居住环境相当舒适，而且他带了很多画过去。我在他家和他合了个影，我们聊了一下午，他很怀念巴黎的生活。
　　人物周刊：林风眠先生的个性是怎样的？我们常猜测艺术家的个性与他的作品之间的关联。
　　苏立文：噢，对！这也是我们两个认识的关键。为他香港展览写评论文字时我还没见过他，但我评价说，在他优美的风景画中我看到他个性中暗藏的忧郁，他读到那段文字时电话打到牛津来，告诉我他很高兴我真正理解他，可以说，我们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非常欣赏他。（拿出合影）我们去他家，他那时很开心，你知道“文革”时他在杭州的日子很糟糕，甚至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画藏进厕所。
　　人物周刊：林风眠的学生赵无极和朱德群在西方都以抽象画闻名，您可否对他们的画做些评价？
　　苏立文：他们的画作有一定相似性，不同的是朱德群在巴黎名声显赫，他是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穿制服佩宝剑，赵无极没有那些行头。当我去赵无极的画室看见那些抽象画时，我说：对我而言，它们就像风景画！他说，当然，它就是一幅风景！所以，他在风景画背后创作抽象画。朱德群则以色彩幻化抽象画，他画作中那些图像就像是从哈勃望远镜观看银河系拍摄下来的，你看过那些照片吗？美得令人心颤，尤其是色彩，就像朱德群的畫，要知道，他创作这些作品时那些银河照片还没发表呢！

　　人物周刊：您和赵无极是怎么认识的？
　　苏立文：我们是1948年在巴黎认识的，那是他第一次去巴黎。他告诉我，他来巴黎学画，本来是想学习保罗·克利，但后来发现那太不中国，所以他尝试在西式抽象画中加入中国甲骨文等元素，过了这一阶段他开始创作那些抽象风景画。虽然自然风景的意味在他的作品中并不突出。他1995年画的3张相联图《Triptych》却处处充满着自然的气氛，令人仿佛感受到画笔在空中回转舞动，交织着真实和虚无的自然。这些抽象画作所表达的正是中国人所指的“像外”，已经完完全全地融入中国画之中了。

中国书法是最高境界的艺术

　　人物周刊：吴冠中1992年在大英博物馆举办展览时您为他著文介绍，您二位最早是怎么认识的？
　　苏立文：我很久前就听说过他是位重要艺术家，但直到1984年才和他见面认识。我和太太第一次去他家，记得他房间地板上同时放着3幅画作：漆画、油画、水墨画。他说你选两幅，我选了水墨画，还有一幅描绘无锡的小幅油画，那是件珍品，我非常喜欢他那时创作的风景画。
　　人物周刊：除了绘画，您对中国书法感兴趣吗？
　　苏立文：当然，在我看来，中国书法是最高境界的艺术，在纯粹的艺术形式中，它高于一切地存在着，表达了中国精神和感受力的核心。我知道它非常重要，可惜我不是太懂，书法是中国美学的基础，我喜欢写中国汉字，但我不是书法方面的专家。
　　在1980年代，书法成为前卫派反抗的强力工具。谷文达以故意写错的字、删去或缺写笔划，讽刺“文革”期间出现的大字报，因此自创一套无意义的文字，组合成长篇段落，在盛大的装置展览中配合行为艺术生动地演绎出来。他的朋友徐冰更花上数年时间造出上千个文字，按古籍的编排亲手印刷。他的装置艺术在北京展出，强烈地显示艺术家炽热的激情。他的作品今天被命名为《天书》，是当代中国艺术的一件重大创举。
　　人物周刊：那天看短片，我发现您家中藏有徐冰2002年的作品《Landscript》，可否对他多作些评价？
　　苏立文：噢，非常棒！他总是从一个伟大的创意游走到另一个伟大的创意，当你在想“就是这样”的时候，他已经在朝没有前人涉足的领域迈步了。他的作品联接东西方，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我认为他是一位深刻的思想者。
　　人物周刊：徐冰之外，当代艺术家中您还欣赏谁的作品？
　　苏立文：刘丹。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中，他是最早运用太湖石做造型的，结合他精深的素描功底，呈现出奇石特有的幽深温润。他在大英博物馆办过展览，作品非常惊人，他用非常传统的形式，但技术上很现代。

令人痛心的动荡50年

　　人物周刊：听说您在成都的时候，经常去剧院看戏？
　　苏立文：啊，当然！我永远也忘不了剧院！当时那个剧团我记得应该是从上海来的，他们演莎士比亚戏剧，也演中国著名的戏剧，例如曹禺的《北京人》。他们生活非常艰辛，家人和孩子都跟着住在剧院过道里，他们的孩子得了肺结核，又没什么吃的，当时条件太糟了。更糟的是，他们的剧目还得经过严格审查。另一个问题是，剧院里经常会闯进来当地军队的人，他们一下霸占二三十个座位但从来不付钱。所以，当时日子很不好过，但剧团那些人都是非常善良的艺术家。 　　人物周刊：除了那些老画家，您和中国一些文人也是好朋友？
　　苏立文：我们与散文家凌叔华是多年的好朋友——先是在新加坡认识，后来她在伦敦时，直到她1989年返回北京老家颐养前的几个月我们仍有来往。我们在伦敦常常拜访她。她有次拿出一幅满布图画、诗和题词的小画卷给我们欣赏，是她的好友、诗人徐志摩在1925年返回英伦的时候给她送来的礼物。原来这是徐氏应她的请求，邀请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朋友在卷上题字。那次聚会正值仲夏，但大部分成员都不在场。不过，首位题字的是罗杰·弗莱（英国艺术批评家）和罗素的夫人Dora，前者画风景画，后者则抄录其著作中的语句。有不少名人后来也在卷上签名，包括徐悲鸿、林风眠和闻一多等。她最后一次离开伦敦前的几个月，竟非常慷慨地把这幅画送给我们作为纪念。
　　人物周刊：杨宪益先生的儿子还是您的教子，您和杨宪益、戴乃迭二位当年是怎么认识的？
　　苏立文：哦，说来话长。一切始于1941年，当时我还在贵阳，杨宪益那时在贵阳的师范大学教书，他们第一个儿子刚刚诞生，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自那以后，我们便成为朋友。我通过他们结识了很多艺术家，他们是小丁、叶浅予、郁风等人的好朋友。后来我们离开中国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但期间我们通信，整个五六十年代我们写了很多美好的信件，我那儿有戴乃迭当时写给我们的一大堆信件。
　　后来1973年我们在北京又碰面了，当时他们刚从狱中放出来，我们一起去了西山，聊了整整一天。我们分享了他们对中国动荡的50年间的文化与艺术状况的认知和见解，有时感到一拍即合，有时感觉颇为讽刺，或难以苟同，而时时令人感到痛心甚至残忍。在许多方面，他们使我深化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中复杂的潜在情感的理解。杨宪益住院三四年前我们还见过一面，我记得他那时不太能多说话，但性格一点儿都没变，他只是在那里笑着抽烟，他总是抽烟、喝酒，但话已经很少了。

我不知道范曾为什么会出名

　　人物周刊：您这部作品涵盖了中国诸多现代大家，但有几位在中国颇有名气的画家似乎一点儿都没提及，例如黄胄，他创作的毛驴和少数民族人物画特色鲜明，1960年代非常出名，还有刘文西的农民画一度也很有影响力。

　　苏立文：是的，我知道他们，但我必须把他们写进去吗？就因为他们很有名？就说我其实不太懂他们的作品吧。在毛泽东时代确实有些人很有名，因为他们做的是获得官方认可的事，但我并不认为他们会名垂青史。我个人不认为黄胄是有意思的画家，我情愿不谈论他的作品。
　　人物周刊：您对范曾的创作和他在西方的成名怎么看？
　　苏立文：我知道他很出名，但我确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对他的作品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我觉得有时还行，有时很糟糕，我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但在我看来，他不是什么主流艺术家。
　　人物周刊：书中您提及海派画家陈逸飞，那些照相式的画作在美国“寻找到了名声和运气”。
　　苏立文：Well，他的技术是没话说的，我见过他的早期作品《占领总统府》（与魏景山合作），那是一幅红旗飘扬、非常戏剧化的巨幅画作，非常棒！但他后来描绘苏州水乡明信片式的那些作品，无论画中人物还是景物都很漂亮也很有魅力，有技巧但没什么激情。
　　人物周刊：您对张晓刚的作品怎么看？
　　苏立文：我觉得他很有想法，他早期那些看上去像老旧家庭合影式的画作非常动人，他画出人们当时的样子，也折射出人的自我觀照，但他现在还在画那些题材，我希望他向前进、有所突破。
　　人物周刊：您当年也参加了第二届“星星美展”，还记得当时现场的情景吗？
　　苏立文：当然，记忆深刻！那是第二届，展览在美术馆的顶层。王克平和那些艺术家都在那儿。那时江丰是美术家协会主席，很有影响力。我说想见见他，他们引我下楼去了一个私人会客厅，我们在那里碰面。我问他：你为何允许这些人办这个展览？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故事，我想知道，是不是他一开始就支持他们，但后来高层施压让他把他们压下去。当他回答我时，他没有说“我支持他们”，他的回答完全不同，“我们允许他们办这个展览，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走错了路，没人会来看展览，然后他们就会变换方向了。”很有意思的回答，不是吗？但效果恰恰相反，那次展览来了很多人，展厅挤得水泄不通。
　　人物周刊：这几十年您经常来中国，对这边发生的巨大变化怎么看？
　　苏立文：既好又坏。好的是繁荣发展，城市生活水平提高，人们似乎既快乐又满足，他们开始赚钱，拥有2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东西。但同时，我觉得钱可能会被滥用，尤其是艺术家。1980年代的那些艺术家，他们宣称我们内里不快乐，因为发现这不是一个理想社会，那时就有一批艺术家开始反抗，例如岳敏君这样的艺术家，但你看看他现在在干吗？他还在重复自己，这已经没有意义了，而我认为这样的艺术家有一大批，我们都知道，这是由于商业市场的驱动，而那是非常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