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温州最活跃的网站“柒零叁”上，有一份“温州大老板胜利大逃亡名单”，其中显示，从2011年4月至9月底，温州共有29家企业的老板出逃。继9月22日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负债8个亿出逃以后，9月25日又有3位温州企业大老板出逃；9月27日下午，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也因债务问题从温州市区顺锦大厦22楼跳下身亡……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业内人士粗略计算，2011年，所有出逃老板的企业涉及的债务总额不低于60亿元，这仅仅是公之于众的部分。
2011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温州考察，提出应对措施。
“老高”的功与过
“老高”是温州人对民间借贷的俗称，因其利息高而得名。客观地说，温州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商业成就，“老高”功不可没。
温州人大都白手起家，在创业初期，民间借贷是最普遍的融资渠道。提起当年的“老高”，温州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剑平仍心存“感激”。1992年，他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5000块钱想要创业，厂房一租、设备一买就发现资金不足，原材料和员工还没着落。找银行贷款，没有固定资产可以作为抵押物，只能找民间借贷。叶剑平回忆，“那时候利息是1分，他们借钱也不是盲目的，要看你人品，看你做人是不是正派，出于了解才会借钱。”在温家宝总理10月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叶剑平直言：“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现在的民营企业。”
充裕的民间资本是“老高”赖以生存的土壤。资料显示，温州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并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约1200亿元，占温州市银行贷款的20%左右。如此庞大的民间借贷规模，几乎涉及温州的家家户户。
公务员小洁（化名）在记者面前把账本算得头头是道，“我们家有50万元的闲钱，存在银行利息才4厘，而担保公司的利率为2%，是银行的5倍，我每个月什么也不干，就有1万元的利息定期打到账户，比工资高多了。我把房子向银行做了抵押，贷款150万元，加上银行的一些附加产品，利息大概在8厘左右。加上原来的50万元，都按照2%的利息借给了担保公司，这样每个月的利息收入是4万元，扣掉需要还银行的1.2万元的贷款利息，每个月我的利息收入就有2.8万元。”
“老高”为温州人带来了滚滚财源，但它也有着狰狞的一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长期影响和近期政府实施的紧缩银根政策，都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条产生了致命影响。在温州的借贷大军中，一部分人自己没有钱，就募集资金，然后以高利息放出去；另一些人做工业，能拿到一些银行贷款，当工业利润下降后，为了补贴亏损就把从银行贷出来的钱以更高的利息放出去，很多中小企业家要么是借贷者，要么是中间担保人。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凸显，没钱——借钱——还不上钱。自今年4月以来，温州中小企业主的“跑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有媒体报道称，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温州企业主仅9月以来就高达25人。他们要么是借高利贷后的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要么是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由于不少中小企业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一旦出现问题，上游下游都会随之出现运转链条断裂，导致大规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高利贷的利息一般以每日、每周或每月记，最长期限一般在6个月以内。最常见的是以月来计算，一般为12%，即年利率144%，但实际上，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也就10%左右，每年的利润都不够还利息，但为保持资金链不断裂，借高利贷的人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涉及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雪球就会越滚越大。” 温州富二代林海华（化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3到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年利率高达36%到180%。“现在还有哪个行业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啊！”叶剑平说，“在温州做实业，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净利润也就5%—10%。”高于企业利润几倍到十几倍的利息断然是企业不能承受之重，必然后果就是将一些企业老板逼上绝路。
让“老高”登堂入室见阳光
精明的温州人为什么一定要借高利贷？林海华介绍说，VC（风投）或者PE（私募）的资金不愿意投入温州人的传统生意领域，温州人也不愿意丧失对企业的主导权。更重要的是，作为资金最主要来源的银行，不愿意借钱给中小企业。原因很简单，中小企业借款少、利息少、风险大，而国有企业无论贷款数额大小，即使不能还款，国家也会买单。无奈之下，温州人把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
一位在北京发展的温州企业家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温州老乡的事例，这个企业主欠银行5000万元，银行承诺先还钱然后再贷给他。因为没有那么多现金，他就先借了短期民间高利贷来还给银行，结果还款后银行变脸不再贷款给他，民间高利贷还不上，他只有跑路了。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目前中国的商业环境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市场准入问题，二是资源配置问题，三是融资问题。”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很难保证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像国有企业那样，比较容易地获得市场准入。
对于温州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概括是：“正门开得不大，那旁门就要开。”他要求政府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强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引导，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
10月5日，因“跑路”而轰动一时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到国内，谈判企业重组事宜。业内人士预言的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由于政府的介入而渐显曙光。
长期关注中小企业生存状态的原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认为，国家应该将大量地下钱庄“阳光化”。要认可民间借贷的合法社会地位，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疏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打破现有银行的垄断体制；同时还要大力发展银行业，形成市场竞争，将借贷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此外，他还建议政府部门从减轻中小企业税负负担、提供优惠等政策方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以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因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造成的经营困境。
事实上，“新36条”（2010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和“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若干意见”）已有类似规定，如“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民间借贷阳光化也就是“新36条”的具体落实过程。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就有专门的联邦政府小企业管理局。该部门经国会授权拨款，可以向小企业提供贷款。而小企业能否获得贷款，与其信用评级直接挂钩。贷款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贷款；二是金融机构、发展公司等为小企业提供联合贷款；三是担保贷款，由该部门向贷款机构担保，如果该企业逾期不还，则由小企业局归还所欠部分的90%。”保育钧说。
探秘温州“老高”
环球人物杂志：温州的民间借贷有哪些存在形式？
金可生（温州商报总编）：大致有三种。一种是纯正的高利贷，利息在6分以上。这种高利贷有两种类型的业务对象，一是赌徒，输了很多钱，没地方拆借，不还会出人命的；二是企业贷款到期，做续贷需要先还款，但还款金额不够，只能向高利贷短期拆借。
第二种是以投资为目的的。大家觉得这个项目好，对投资回报有一定预期的，就以2%—3%的利息借给企业。
第三种是企业出于运营需要，长期储备一笔资金，利息在2%左右。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业内人士粗略计算，2011年，所有出逃老板的企业涉及的债务总额不低于60亿元，这仅仅是公之于众的部分。
2011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温州考察，提出应对措施。
“老高”的功与过
“老高”是温州人对民间借贷的俗称，因其利息高而得名。客观地说，温州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商业成就，“老高”功不可没。
温州人大都白手起家，在创业初期，民间借贷是最普遍的融资渠道。提起当年的“老高”，温州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剑平仍心存“感激”。1992年，他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5000块钱想要创业，厂房一租、设备一买就发现资金不足，原材料和员工还没着落。找银行贷款，没有固定资产可以作为抵押物，只能找民间借贷。叶剑平回忆，“那时候利息是1分，他们借钱也不是盲目的，要看你人品，看你做人是不是正派，出于了解才会借钱。”在温家宝总理10月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叶剑平直言：“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现在的民营企业。”
充裕的民间资本是“老高”赖以生存的土壤。资料显示，温州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并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约1200亿元，占温州市银行贷款的20%左右。如此庞大的民间借贷规模，几乎涉及温州的家家户户。
公务员小洁（化名）在记者面前把账本算得头头是道，“我们家有50万元的闲钱，存在银行利息才4厘，而担保公司的利率为2%，是银行的5倍，我每个月什么也不干，就有1万元的利息定期打到账户，比工资高多了。我把房子向银行做了抵押，贷款150万元，加上银行的一些附加产品，利息大概在8厘左右。加上原来的50万元，都按照2%的利息借给了担保公司，这样每个月的利息收入是4万元，扣掉需要还银行的1.2万元的贷款利息，每个月我的利息收入就有2.8万元。”
“老高”为温州人带来了滚滚财源，但它也有着狰狞的一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长期影响和近期政府实施的紧缩银根政策，都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条产生了致命影响。在温州的借贷大军中，一部分人自己没有钱，就募集资金，然后以高利息放出去；另一些人做工业，能拿到一些银行贷款，当工业利润下降后，为了补贴亏损就把从银行贷出来的钱以更高的利息放出去，很多中小企业家要么是借贷者，要么是中间担保人。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凸显，没钱——借钱——还不上钱。自今年4月以来，温州中小企业主的“跑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有媒体报道称，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温州企业主仅9月以来就高达25人。他们要么是借高利贷后的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要么是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由于不少中小企业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一旦出现问题，上游下游都会随之出现运转链条断裂，导致大规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高利贷的利息一般以每日、每周或每月记，最长期限一般在6个月以内。最常见的是以月来计算，一般为12%，即年利率144%，但实际上，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也就10%左右，每年的利润都不够还利息，但为保持资金链不断裂，借高利贷的人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涉及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雪球就会越滚越大。” 温州富二代林海华（化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3到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年利率高达36%到180%。“现在还有哪个行业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啊！”叶剑平说，“在温州做实业，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净利润也就5%—10%。”高于企业利润几倍到十几倍的利息断然是企业不能承受之重，必然后果就是将一些企业老板逼上绝路。
让“老高”登堂入室见阳光
精明的温州人为什么一定要借高利贷？林海华介绍说，VC（风投）或者PE（私募）的资金不愿意投入温州人的传统生意领域，温州人也不愿意丧失对企业的主导权。更重要的是，作为资金最主要来源的银行，不愿意借钱给中小企业。原因很简单，中小企业借款少、利息少、风险大，而国有企业无论贷款数额大小，即使不能还款，国家也会买单。无奈之下，温州人把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
一位在北京发展的温州企业家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温州老乡的事例，这个企业主欠银行5000万元，银行承诺先还钱然后再贷给他。因为没有那么多现金，他就先借了短期民间高利贷来还给银行，结果还款后银行变脸不再贷款给他，民间高利贷还不上，他只有跑路了。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目前中国的商业环境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市场准入问题，二是资源配置问题，三是融资问题。”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很难保证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像国有企业那样，比较容易地获得市场准入。
对于温州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概括是：“正门开得不大，那旁门就要开。”他要求政府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强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引导，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
10月5日，因“跑路”而轰动一时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到国内，谈判企业重组事宜。业内人士预言的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由于政府的介入而渐显曙光。
长期关注中小企业生存状态的原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认为，国家应该将大量地下钱庄“阳光化”。要认可民间借贷的合法社会地位，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疏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打破现有银行的垄断体制；同时还要大力发展银行业，形成市场竞争，将借贷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此外，他还建议政府部门从减轻中小企业税负负担、提供优惠等政策方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以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因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造成的经营困境。
事实上，“新36条”（2010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和“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若干意见”）已有类似规定，如“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民间借贷阳光化也就是“新36条”的具体落实过程。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就有专门的联邦政府小企业管理局。该部门经国会授权拨款，可以向小企业提供贷款。而小企业能否获得贷款，与其信用评级直接挂钩。贷款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贷款；二是金融机构、发展公司等为小企业提供联合贷款；三是担保贷款，由该部门向贷款机构担保，如果该企业逾期不还，则由小企业局归还所欠部分的90%。”保育钧说。
探秘温州“老高”
环球人物杂志：温州的民间借贷有哪些存在形式？
金可生（温州商报总编）：大致有三种。一种是纯正的高利贷，利息在6分以上。这种高利贷有两种类型的业务对象，一是赌徒，输了很多钱，没地方拆借，不还会出人命的；二是企业贷款到期，做续贷需要先还款，但还款金额不够，只能向高利贷短期拆借。
第二种是以投资为目的的。大家觉得这个项目好，对投资回报有一定预期的，就以2%—3%的利息借给企业。
第三种是企业出于运营需要，长期储备一笔资金，利息在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