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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至今日，对于“何为双语词典”这一基本概念，国内辞书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甚至引起了黄建华和李尔钢两位词典界知名人士的争论。笔者试图对两位的定义作一番评论，以期博采众家之长，使双语词典之界定更加完善。
关键词：双语词典；基本概念；界定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2
一门学科中最基本的概念往往是最难给出确切定义的。双语词典编纂的实践史可谓是渊源流长。早在十五世纪，就有人编纂拉丁语—英语词典，1547年出现英语—威尔士语词典，1570年英语—法语词典问世。然而时至今日，对于“何为双语词典”这一基本概念，国内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甚至引起了黄建华和李尔钢两位词典界知名人士的争论。笔者试图对两位的定义作一番评论，以期博采众家之长，使双语词典之界定更加完善。
黄建华提出了“两套符号对应”论，指出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最突出的区别在于“两种词典中‘释义’与‘符号’的差别，而不论其释文是用哪种语言写成的”，因此“双语词典的本质特征是对译，即两套符号的对应。”（黄建华，2001）据此，黄建华将许慎的《说文解字》和杨雄的《方言》也划入双语词典之范畴。因为“两者虽涉及同种语言，但这类词典和一般双语词典一样，都得处理原语和译语的对等问题。”（黄建华，1987）相反，从这一界定出发，黄建华认为，假设现在美国人来编一部用英语解释我国甲骨文的词典，按当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也不能算为双语词典的。因为它虽然涉及两种语言，但不是两套符号的对应，从而不符合双语词典之标准。（黄建华，2001）由此可见，黄建华认为界定双语词典的标准是唯一的，那就是对译，即两套符号的对应，而不管涉及一种还是两种语言。显然，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双语词典，顾名思义，当然要涉及两种语言，而且是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不管其释义方式等特征如何，两种语言是界定双语词典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兹古斯塔在其《词典学概论》中两次提到双语词典的界定问题，他认为“在双语词典中有两种语言。双语词典的目的通常是帮助读者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或者帮助使用者用非本民族语写作，或者两种目的兼而有之。”他又说：“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找出意义相等的对应词。”（兹古斯塔，1983）笔者以为，兹古斯塔这两处说明并不是—如李尔钢所理解的—对双语词典的两种界定，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两种综合才是兹古斯塔对双语词典之完整界定。换言之，兹古斯塔认为界定双语词典有两个标准：一是涉及两种语言，二是寻找意义相等的对应词。笔者以为前者是双语词典之为双语词典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其本质特征，两者缺一不可。黄建华的“两套符号对应”论是与兹古斯塔“寻找意义相等的对应词”一脉相承的。但黄建华在过于强调双语词典本质特征的同时，忽略了其前提条件，从而导致了他对某些词典归类的失误。
李尔钢指出了黄建华的这一失误，并以双语词典中大量存在两套符号不能完全对应的情况为由，指出“不能以是否使用对应词释义方式为判定是否双语词典的标准。”认为“真正严格的双语辞典标准只应该是兹古斯塔提出的第一个标准：包含两种语言—原语和译语—的辞典。”（李尔钢，2002）笔者以为，李尔钢确实指出了黄建华定义之不足，然而有矫枉过正之弊。他提出的界定标准过于简单，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对双语词典的编纂实践也不能起到指导作用。如果按李尔钢之标准，则双解词典也应该归入双语词典之范畴，因为双解词典同样涉及两种语言。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哈特曼和詹姆士合编的《词典学词典》，双解词典是“A type of dictionary based on a MONOLINGUAL DICTIONARY whose entrie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 full or in part into another language.”（基于单语词典，将单语词典之词条全部或部分译入另一种语言的词典。）换言之，双解词典严格以原语单语词典为蓝本，不仅选词立目不变，其词目的义项划分和编排也相同，必须反映原语词目的语义系统。而双语词典则不同，其选词立目虽可以原语单语词典为参考，其词目的义项划分和编排却是可以而且应该和原语单语词典有差异的。这是因为，双语词典编者不仅要考虑到原语词目的语义结构，还要考虑到译语对应词的语义结构，最终要在原语词目和译语对应词两者的词义结构的互动中决定义项的划分和编排。如：
场面 ①戏剧﹑电影中由布景﹑音乐和登场任务组合成的景况 ②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由人物在一定场合相互发生关系而构成的生活情景 ③指戏曲演出时伴奏的人员和乐器，分文武两种，管乐和弦乐是文场面，锣鼓是武场面 ④泛指一定场合下的情景 ⑤表面的排场
——《现代汉语词典》
场面①scene; spectacle ②occasion; scene ③appearance; front, fa?ade
——《汉英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中场面有5个义项，而《汉英词典》中只有3个。这是因为英语scene一词含义较宽，能涵盖《现代汉语词典》中的①﹑②﹑④义。由此可见，双语词典和双解词典是不同的。双解词典虽涉及两种语言，但并不能归于双语词典。
事实上，双语词典之为双语词典，一在于涉及两种语言，二在于为原语提供译语对应词，并尽可能提供翻译对应词。前者已在上文有过论述，笔者将在下文从产出型双语词典和理解型双语词典两方面论证双语词典提供翻译对应词的必要性。
产出型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翻译或用译语写作，此类词典的读者总是希望得到的词汇是直接可插入其文章的，至少也能直接作为其使用之备选。因此，这类词典只有尽可能提供翻译对应词，才能最大限度地帮助和满足读者。正如兹古斯塔所说：“事情很清楚，一部为帮助使用者造出外语译语句子的词典不宜采用解释性对应词。这些词典必须设法尽可能地列出翻译性对应词。如果因为没有翻译对应词而要使用解释性对应词的话，那就应该加注提醒使用者。”（兹古斯塔，1983）无独有偶，卡西米也在这点上写道：“Consequently, translational equivalents should be favored in a bilingual dictionary intended for the speaker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s an aid to produce the target language .” （最终，为以原语为母语的使用者产出译语而编的双语词典应该首选翻译对应词。）（Kasimi, 1977）
即使是理解型双语词典，也应尽可能提供翻译对应词。理解型双语词典的译语通常是使用者之母语。一部以外语为译语来帮助使用者理解母语（原语）的词典是不现实的。这类词典之读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译语，能够轻松理解译语对应词之意义，因此以译语对应词来解释原语词目已经达到了词典释文以易释难的要求，从而也就没必要再用解释性文字来解释原语。如science一词，用翻译对应词“科学”来解释，读者会立刻知道其意义，而如用“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读者初看还会一头雾水，以为science是多么复杂和难以理解的单词。再比较mace 的两种解释法：
mace梅斯毒气
mace 一种伤害性（尤指伤害人眼）压缩液催泪性毒气C8H7OCL，氯代苯乙酮，用于起暂时伤害作用的液体，当把它喷到人（如暴乱者）脸上时能引起流泪，头晕，丧失活动能力，有时还恶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警常以此向示威群众喷射。（李明，周敬华，2000）
从读者角度而言，普通读者不会对mace的百科知识感兴趣，知道mace是一种毒气已足够帮助他们理解所读文本，因而其翻译对应词一目了然，更受读者欢迎。从词典编纂角度而言，词目的详细含义，如梅斯毒气的性质，不该由普通双语词典（在这里是英汉词典）来承担，否则就会导致词典门类混淆，分工不明。正如卡西米所说 “Whereas a monolingual lexicographer deals with defining equivalents, his bilingual counterpart is 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translation equivalents. ” （单语词典编者处理解释性对应词，而双语词典编者则尤其注重翻译对应词。） (Kasimi, 1977)
当然，双语词典中确实存在大量找不到翻译对应词的词目，多为文化局限词和科技词汇。对于这些词目，以解释性对应词取代翻译对应词亦无可厚非，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双语词典的编者应想尽一切办法，如运用夹注，仿词，音译，音译加意译等手段，尽可能将解释对应词变为翻译对应词。试比较：
runner……雪橇板或雪车安在其上滑行的两个纵向滑行器中的任何一片。——《英汉辞海》
runner……（雪橇等的）划板——《英汉大》
读者在读了《英汉辞海》的释文之后，确实理解了runner为何物，然而等到要实际翻译该词或想用中文表达该词时，往往就不知该用何词表达了。特别对于没见过雪橇的人而言，此时他该找谁帮忙？李明和周敬华两位说得好，“读者查双语词典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插入对应词。在这方面，一本好的双语词典应当尽一切努力以满足读者的这种要求。” （李明，周敬华，2000） 而且，翻译对应词在满足读者此种需要的同时，还有另一个不可低估的作用，就是促进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中国本无逻辑学这一学科，在logic一词刚刚传入之时，国人对“逻辑”一词是莫名其妙的。所以当时的词典编者须在逻辑这一翻译对应词之后加注，然在“逻辑”已为大众接受和理解的今日，夹注就不再有必要。再如deconstruction一词，《英汉大》释为“解构，拆析（文学评论语，指找出文本中自身逻辑矛盾或自我拆解因素，从而摧毁文本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建构）”“解构”是deconstruction一词传入后词典编者大胆仿造的新词，因此《英汉大》对此加了括注。然笔者以为，在“解构”已为大众熟悉的今天，若《英汉大》进行修订，就没必要再加括注，倒是《现代汉语词典》应将“解构”一词收录，因为它已融入了汉语的词汇系统。
以上笔者论证了双语词典提供翻译对应词之必要。对应词是双语词典之本质特征，在界定双语词典之时，必然要包括这一点。李尔钢定义之不足，就在于没有点明双语词典之本质特征，从而导致其定义过于宽泛，对实际编纂没有指导意义。笔者以为，在界定双语词典时，双语词典之前提条件和本质特征缺一不可。由此，双语词典就是：涉及两种不同民族语言的词典。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在于为原语词目提供意义相等的译语对应词，尤其是翻译对应词。
参考文献：
[1]AL-KASIMI, ALI M. Linguistics and Bilingual Dictionaries. Leiden: J.Brill.1977.
[2]Hartmann, R.R.K.& James, Gregory.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Svensen, Bo.Practical Lexic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关键词：双语词典；基本概念；界定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2
一门学科中最基本的概念往往是最难给出确切定义的。双语词典编纂的实践史可谓是渊源流长。早在十五世纪，就有人编纂拉丁语—英语词典，1547年出现英语—威尔士语词典，1570年英语—法语词典问世。然而时至今日，对于“何为双语词典”这一基本概念，国内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甚至引起了黄建华和李尔钢两位词典界知名人士的争论。笔者试图对两位的定义作一番评论，以期博采众家之长，使双语词典之界定更加完善。
黄建华提出了“两套符号对应”论，指出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最突出的区别在于“两种词典中‘释义’与‘符号’的差别，而不论其释文是用哪种语言写成的”，因此“双语词典的本质特征是对译，即两套符号的对应。”（黄建华，2001）据此，黄建华将许慎的《说文解字》和杨雄的《方言》也划入双语词典之范畴。因为“两者虽涉及同种语言，但这类词典和一般双语词典一样，都得处理原语和译语的对等问题。”（黄建华，1987）相反，从这一界定出发，黄建华认为，假设现在美国人来编一部用英语解释我国甲骨文的词典，按当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也不能算为双语词典的。因为它虽然涉及两种语言，但不是两套符号的对应，从而不符合双语词典之标准。（黄建华，2001）由此可见，黄建华认为界定双语词典的标准是唯一的，那就是对译，即两套符号的对应，而不管涉及一种还是两种语言。显然，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双语词典，顾名思义，当然要涉及两种语言，而且是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不管其释义方式等特征如何，两种语言是界定双语词典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兹古斯塔在其《词典学概论》中两次提到双语词典的界定问题，他认为“在双语词典中有两种语言。双语词典的目的通常是帮助读者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或者帮助使用者用非本民族语写作，或者两种目的兼而有之。”他又说：“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找出意义相等的对应词。”（兹古斯塔，1983）笔者以为，兹古斯塔这两处说明并不是—如李尔钢所理解的—对双语词典的两种界定，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两种综合才是兹古斯塔对双语词典之完整界定。换言之，兹古斯塔认为界定双语词典有两个标准：一是涉及两种语言，二是寻找意义相等的对应词。笔者以为前者是双语词典之为双语词典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其本质特征，两者缺一不可。黄建华的“两套符号对应”论是与兹古斯塔“寻找意义相等的对应词”一脉相承的。但黄建华在过于强调双语词典本质特征的同时，忽略了其前提条件，从而导致了他对某些词典归类的失误。
李尔钢指出了黄建华的这一失误，并以双语词典中大量存在两套符号不能完全对应的情况为由，指出“不能以是否使用对应词释义方式为判定是否双语词典的标准。”认为“真正严格的双语辞典标准只应该是兹古斯塔提出的第一个标准：包含两种语言—原语和译语—的辞典。”（李尔钢，2002）笔者以为，李尔钢确实指出了黄建华定义之不足，然而有矫枉过正之弊。他提出的界定标准过于简单，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对双语词典的编纂实践也不能起到指导作用。如果按李尔钢之标准，则双解词典也应该归入双语词典之范畴，因为双解词典同样涉及两种语言。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哈特曼和詹姆士合编的《词典学词典》，双解词典是“A type of dictionary based on a MONOLINGUAL DICTIONARY whose entrie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 full or in part into another language.”（基于单语词典，将单语词典之词条全部或部分译入另一种语言的词典。）换言之，双解词典严格以原语单语词典为蓝本，不仅选词立目不变，其词目的义项划分和编排也相同，必须反映原语词目的语义系统。而双语词典则不同，其选词立目虽可以原语单语词典为参考，其词目的义项划分和编排却是可以而且应该和原语单语词典有差异的。这是因为，双语词典编者不仅要考虑到原语词目的语义结构，还要考虑到译语对应词的语义结构，最终要在原语词目和译语对应词两者的词义结构的互动中决定义项的划分和编排。如：
场面 ①戏剧﹑电影中由布景﹑音乐和登场任务组合成的景况 ②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由人物在一定场合相互发生关系而构成的生活情景 ③指戏曲演出时伴奏的人员和乐器，分文武两种，管乐和弦乐是文场面，锣鼓是武场面 ④泛指一定场合下的情景 ⑤表面的排场
——《现代汉语词典》
场面①scene; spectacle ②occasion; scene ③appearance; front, fa?ade
——《汉英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中场面有5个义项，而《汉英词典》中只有3个。这是因为英语scene一词含义较宽，能涵盖《现代汉语词典》中的①﹑②﹑④义。由此可见，双语词典和双解词典是不同的。双解词典虽涉及两种语言，但并不能归于双语词典。
事实上，双语词典之为双语词典，一在于涉及两种语言，二在于为原语提供译语对应词，并尽可能提供翻译对应词。前者已在上文有过论述，笔者将在下文从产出型双语词典和理解型双语词典两方面论证双语词典提供翻译对应词的必要性。
产出型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翻译或用译语写作，此类词典的读者总是希望得到的词汇是直接可插入其文章的，至少也能直接作为其使用之备选。因此，这类词典只有尽可能提供翻译对应词，才能最大限度地帮助和满足读者。正如兹古斯塔所说：“事情很清楚，一部为帮助使用者造出外语译语句子的词典不宜采用解释性对应词。这些词典必须设法尽可能地列出翻译性对应词。如果因为没有翻译对应词而要使用解释性对应词的话，那就应该加注提醒使用者。”（兹古斯塔，1983）无独有偶，卡西米也在这点上写道：“Consequently, translational equivalents should be favored in a bilingual dictionary intended for the speaker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s an aid to produce the target language .” （最终，为以原语为母语的使用者产出译语而编的双语词典应该首选翻译对应词。）（Kasimi, 1977）
即使是理解型双语词典，也应尽可能提供翻译对应词。理解型双语词典的译语通常是使用者之母语。一部以外语为译语来帮助使用者理解母语（原语）的词典是不现实的。这类词典之读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译语，能够轻松理解译语对应词之意义，因此以译语对应词来解释原语词目已经达到了词典释文以易释难的要求，从而也就没必要再用解释性文字来解释原语。如science一词，用翻译对应词“科学”来解释，读者会立刻知道其意义，而如用“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读者初看还会一头雾水，以为science是多么复杂和难以理解的单词。再比较mace 的两种解释法：
mace梅斯毒气
mace 一种伤害性（尤指伤害人眼）压缩液催泪性毒气C8H7OCL，氯代苯乙酮，用于起暂时伤害作用的液体，当把它喷到人（如暴乱者）脸上时能引起流泪，头晕，丧失活动能力，有时还恶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警常以此向示威群众喷射。（李明，周敬华，2000）
从读者角度而言，普通读者不会对mace的百科知识感兴趣，知道mace是一种毒气已足够帮助他们理解所读文本，因而其翻译对应词一目了然，更受读者欢迎。从词典编纂角度而言，词目的详细含义，如梅斯毒气的性质，不该由普通双语词典（在这里是英汉词典）来承担，否则就会导致词典门类混淆，分工不明。正如卡西米所说 “Whereas a monolingual lexicographer deals with defining equivalents, his bilingual counterpart is 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translation equivalents. ” （单语词典编者处理解释性对应词，而双语词典编者则尤其注重翻译对应词。） (Kasimi, 1977)
当然，双语词典中确实存在大量找不到翻译对应词的词目，多为文化局限词和科技词汇。对于这些词目，以解释性对应词取代翻译对应词亦无可厚非，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双语词典的编者应想尽一切办法，如运用夹注，仿词，音译，音译加意译等手段，尽可能将解释对应词变为翻译对应词。试比较：
runner……雪橇板或雪车安在其上滑行的两个纵向滑行器中的任何一片。——《英汉辞海》
runner……（雪橇等的）划板——《英汉大》
读者在读了《英汉辞海》的释文之后，确实理解了runner为何物，然而等到要实际翻译该词或想用中文表达该词时，往往就不知该用何词表达了。特别对于没见过雪橇的人而言，此时他该找谁帮忙？李明和周敬华两位说得好，“读者查双语词典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插入对应词。在这方面，一本好的双语词典应当尽一切努力以满足读者的这种要求。” （李明，周敬华，2000） 而且，翻译对应词在满足读者此种需要的同时，还有另一个不可低估的作用，就是促进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中国本无逻辑学这一学科，在logic一词刚刚传入之时，国人对“逻辑”一词是莫名其妙的。所以当时的词典编者须在逻辑这一翻译对应词之后加注，然在“逻辑”已为大众接受和理解的今日，夹注就不再有必要。再如deconstruction一词，《英汉大》释为“解构，拆析（文学评论语，指找出文本中自身逻辑矛盾或自我拆解因素，从而摧毁文本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建构）”“解构”是deconstruction一词传入后词典编者大胆仿造的新词，因此《英汉大》对此加了括注。然笔者以为，在“解构”已为大众熟悉的今天，若《英汉大》进行修订，就没必要再加括注，倒是《现代汉语词典》应将“解构”一词收录，因为它已融入了汉语的词汇系统。
以上笔者论证了双语词典提供翻译对应词之必要。对应词是双语词典之本质特征，在界定双语词典之时，必然要包括这一点。李尔钢定义之不足，就在于没有点明双语词典之本质特征，从而导致其定义过于宽泛，对实际编纂没有指导意义。笔者以为，在界定双语词典时，双语词典之前提条件和本质特征缺一不可。由此，双语词典就是：涉及两种不同民族语言的词典。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在于为原语词目提供意义相等的译语对应词，尤其是翻译对应词。
参考文献：
[1]AL-KASIMI, ALI M. Linguistics and Bilingual Dictionaries. Leiden: J.Brill.1977.
[2]Hartmann, R.R.K.& James, Gregory.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Svensen, Bo.Practical Lexic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