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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持续了近二十年的诗歌双年展从单一的广西本土诗展到两省区邀请展，今天发展成了由新加坡和中国的四川、安徽、广西两国四地的诗歌联展——“又见村庄·四重奏”。这个交响乐般的当代新诗大展，终以宏大雄浑厚实而高雅的气派面世。
几乎在同一时间，《星星》《诗歌月刊》和《广西文学》同时推出中国和新加坡诗人创作的专题作品。在这个因疫情或新冷战而激荡的国际背景下，它是一道光芒，穿越了这世纪的迷雾，把一种因共同命运而生发的普世温情送达每一颗善良的心。
“又见村庄，又见村庄”——人类数千年的农业文明至今还在延续着，无论如何发展，它必定都要讲述属于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个故事——因为人都要吃饭，而且都要吃饱饭。可以肯定的是，它的三个故事，将伴随宇宙间人类命运的全过程。因此，村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根、源泉、血脉、故乡，即使我们为了生活和事业远走他乡融入都市，甚至乘坐宇宙飞船到了太空，从精神上说，依然仍有属于自己魂牵梦萦的一座村庄。往回走，往回走，在我们不断前进的历史道路上，每个人都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往回走，回到你的村庄或精神的村庄，喝一口井水，掬一捧清泉，看一眼鸡村茅屋房舍，听一次犬吠牛哞，你将没有安泰之殆。“又见村庄”作为本届诗展的命题，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都能把所有诗人的生活积累调动起来，包括绝大多数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90后诗人。
从时间的节点上说，2020年中国经历全球性的新冠疫情阴霾之后，仍按既定时间实现令世人瞩目的宏大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贫困将成为历史。此时我们又见村庄，个中滋味，怎一个愁字了得，怎一个喜字了得，怎一个好字了得！
地域文化的奏鸣与和弦
两国诗人，东西南北相隔千里。时间如果倒流一千年，这种诗会，即使是车马鸿雁，一个来回也要耗费数月甚至逾年。视野的阔绰，缩小的地球，以往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世界孕育而出的诗人，在同一主题下竟有如此一呼百应的相应、相关和相似情怀。此次诗展，两国四地参展的诗人共一百三十名，发表的作品达数百首。这一跨国的在同一主题下的诗歌四重奏，我们不难看到，不同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背景之下的诗人，几乎都乡音难改，尤其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带来的艺术表达，在这个交响合奏中显示出别具兴味的艺术情趣。
从以代际划分的诗群看，新成长起来的90后在此双年展中显示了新生代的蓬勃朝气，他们是文学的处子，虽没有人生厚重的时间印痕，却被信息时代迅速打造出了“铁笔铜牙”。这一代人都有一种速生速长的特点，人的生长期后延，而艺术的成熟期却提前到达。确实，他们的阅读量足够支撑他们的艺术创作，稀缺的是村庄的居住时间长度、对底层人群生存现状的体验和认识的切肤经验。而80后和70后，在阔大的格局之下，从写作的长度看，应属于同一代际，就诗歌而言，激情和学问是一根常青藤，生活的沧桑不仅在他们的额上刻下了一道道的沟痕，也在他们的歌吟中留下粗糙的毛边。60后诗人是诗坛中多少有了点仙气的圣者，诗人是会老的，但诗仙不会老，有优良品性、崇高品性和伟大品性的诗人不会老，所以他们用于写作的手也不会老。感觉得到的是，这些炉火纯青的老手，在走向他们熟悉的乡间小道时，自然生命中迸发出来的和弦是多么让人澎湃激荡。他们当中，不少人的诗龄都在三十年以上，老马识途，而今已尝尽愁滋味，但对于人生和艺术的玉宇澄清的明白以及沉静，自然像皱纹一样悄悄地爬上了他们诗作的额梢，成全了他们独特的艺术角度和主题视线。
狮城新加坡华语诗人的参展，也是此次诗展的一大看点。中新两国诗界的交流，从规模上看，此次应属最大。他们基本都是学者型的诗人，大多为高校教授，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是华文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栖者，有着较为突出的群体边缘优势。作为一城天下的城邦之国，城里山川，城里村庄，虽不阔绰宏伟，却也精致有余。在中国人眼里，新加坡与中国在文化上有颇多天然的相似处。一个新加坡人来到中国，或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在人群中都是不易被发现的。新加坡当代的华文诗歌，同等融进了中西文化两大元素，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艺术生态。
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岛国，现代集约农业、垂直农业与传统农庄形成强烈的隔代反差。他们的村庄就在都市里，都市里藏着他们的村庄。互联网时代，偌大的地球不也是个村庄吗？地球村，君住村之头，我住村之尾，鸡犬之声皆可相闻。只是社会的城市化进行中，新加坡的发展比其他城市更快些，因此他们这一代诗人，更多的是现代科技农业给他们的感受。
“转动，大众的锅碗瓢盆/拖曳，一己的立锥之地”（游以飘《螺丝》）;“有庄子的悖论，牛之乐不可谈说。/（谁？）问：寻牛否？不答即是：否！”（得一忘二《看朋友圈，想起普明禅师的牧牛图》）;“朋友见面/相互微信：竹的生/竹的死”（黃广青《竹里馆—— 戏赠王维与苏志辉》）;“寄生无花果/偷偷/黏附主树的枝叶”（陈维彪《过去的》）;“瀑布每天都再生自己/循环射出永不言倦的水花”（翁弦尉《自动开关的瀑布》）;“自己不过是一座荒怠的岛/前世预约不到丰沛的雨”（陈晞哲《失物招领》）;“季节被隔离了/生命却被追踪着”（林得楠《人传人》）;“我重新回到故地/这盛产石油的村庄”（铃铛《重回荒原》）;“今夜将会有璀璨的流星/在大地上筑冢”（谢双发《律动》）;“那一横一竖/那一撇一钩/也是一步一台阶”（佟暖《赏山壁书法》）。
新加坡诗人的作品更注重开掘个体的内心视界和体验。让我们十分惊奇的是，遥远的新加坡华语诗人在当代汉语的应用方面竟如此的高妙，甚至带有几分前卫的气息。
四川方阵给我们带来的是天府之国源远流长的诗情画意。从历史上看，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等冲积平原冲积而成的多元文化特征有所区别的是，四川文化是累加性的和原生性的，在持续数千年的历史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畏途巉岩不可攀的天然屏障以及天赐的富庶，使之在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许多方面呈现自给自足、自成一统的鲜明特色，并与更辽远的外边世界保持一种平行关系。休闲豁达的心境基因一般深入骨髓，他们的村庄，在似平非平的盆地中更多的是出现在地平线上。 “扇也不是，不扇也不是，因为/炎凉已和我们的内心无关”（龚学敏《民宿》）;“所有的夜晚都有它的乐师”“有支乐章敲着我的骨头”（鲁娟《旅行》）。四川蜀地，天府之国悠久的富庶、雍容与聪颖养育的诗人，多有一种闲适而飘逸的士大夫古韵。像阔绰的时尚衣风，他们创造了一种“像成都人一样生活”的闲适生活模式，在他们眼里，宏大的世界画卷是由一幅幅速写串连而成的。因此，他们更善于捕捉精致的场景和细微的情节，让深邃的思考和时代精神埋藏其中。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意蕴，在这片土地生发的乡土诗风里如影随形。
都说车水马龙的安徽有环环相扣的三大水系和四大文化圈层。它们是，长江水系、淮河水系、钱塘江水系和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庐州文化。这种天然的多元生成的复杂相辅相成，造就了流畅贯通的绚烂文化气质。别说诗，单说戏，安徽的戏种特别丰富，有三十余种，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舞台，绝大多数都建在乡下他们的村庄里，这种娱乐的氛围与城里的学派林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被那些永不到达的未知吸引着/构成了我们立于泥沼的勇气”（张建新《芦苇》）;“我们通用的版本/唯一在场的证据/掌握在多数万木成林的手里”（张抱岩《村庄轶事》）。传统的学究式理性与飞扬的灵性熏染的诗人，品种自然优异。此次诗会，在题材方面他们把握得最为集中，写的就是村庄，就是农村乡下，他们的视野和触感，自始至终紧紧地扣住了大家确定的旋律，为读者展出了一幅中原核心地带的当代乡村风俗画卷。
广西虽说沿海沿边，但相比之下，确实是更多地保留了边远民族的山地文化特征，如果把我们中国算成一个村庄，广西也算是住在村里最边远的一户人家。往前走上一百年，这里就是一个穷乡僻壤深山边塞，按照文化地理分类，纯属山地文化类型。广西人的祖上，都传给后来人一种相应的气质遗产，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草莽”之气。土生土长的广西诗人，多少都沾上了广西祖上的豪迈之气。当然，半个世纪以降，紧紧包围着广西并使广西成为一个内封盆地的三大山脉，早已被高速的高铁洞开和空中航线飞越，如今出入往来与中原地带同样便捷。对于当代广西诗人来说，民族历史文化或者已成为一种可以炫耀的烙印。广西诗人此次的歌吟，是一种有铜鼓和扁担、木屐踢踏和鸣的浑雄之音。
当今世界，文化壁垒已成破壁之态，交流、交汇、交融，共同地面对和发展成为常态。作为时代精神最经典的符号和沉淀方式，当代诗歌承载着不可推卸的历史性责任。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又见村庄”，选择这样一个命题，实际上是难为了许多诗人。因为就当下而言，真正经历过乡村生活洗礼的土生土长的诗人已经很少了，乡村对他们来说多少有了点道听途说之嫌。然而，“三农”问题是世界性难题，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争端日渐复杂，“新冷战”思维抬头，国家壁垒和政治壁垒加剧，农业成为每个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甚至战场。从时间节点的意义看，2020年在中国，脱贫攻坚最后冲锋的号角已吹响，这一伟大战略使我们的文学“下乡”显得特别的意味深长。“又见村庄”对我们的这次诗展来说，无疑是一次高难度的考核。你可以绕开对这个话题的关注，但你却避不开时代对这个问题的提问和追述。
这次诗展，诗人们给出的答卷是丰富而精彩的。一方面，他们以抒情的写实手法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当代乡村风俗画，挖掘了现实背后的精神意蕴; 有的诗人则从自身生活状态的层面切入，自问、自省，甚至自责，十分动情地抒写了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情境。
农村、农业、农民;血脉、血缘、血性;生态、状态、百态;过去、现在、未来;记忆的伤痕及当下的困境;城市和乡村、出走与归根，远方与未来……诗人们面对的，不是别人的图景而是自己的问题时，油然而生的笔触是带着颤抖的。“雨说下就下，山沟里的村子/终于把自己长成一道疤痕”（龚学敏《在芦村》）;“现在，我比您还老了父亲/头发花白，愛回忆从前/这世界其实也变化不大”（石才夫《父亲》）;“而我恍惚难眠/生怕第二天早上醒来/突然回到衣食不周的童年”（刘春《四川：致一位网红》）“而石上，山童睡得正浓，他的身体/蜷曲，所占据的不到应能占据的一片”（得一忘二《看朋友圈，想起普明禅师的牧牛图》）;“相似的乡野，总让黑夜很难开头”（马飙《湘间课（节选）》）;“我一生走不出这一夜的月光，/故乡的泥土又松又软。”（陈巨飞《月光》）。这种动情而刻骨的倾诉，让读者触手可及诗人血脉的涌动。
还乡、还乡、还乡！不论是重返还是回归，无论以何种形式，哪怕就是在“纸上还乡”（方楠，安徽），这都是我们共同的一种命中情愫。所以，无论走出多远，最终我们都会走在一条归根的路上。故乡是一种无须缘由的归属，是我们永远的锚地和避风港，即便被整个世界抛弃了，故乡也会收容我们。所以，“不衣锦也还乡”（高瞻，广西）;“只要有风吹来，我立刻就能长出脚趾/跑向故乡的落日”（宋春燕《落日》）;“一束束火，睡在温柔的梦乡”（铃铛《重回荒原》），因为“泥土上的神都是朴素的”（阿成，安徽），因为“一朵梨花回到枝头就像一个人回到他的故乡”（孔晓岩，安徽）。
在诗人们的眼里，记忆中的村庄与现实中的村庄都有一条脐带连着，是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所在。因此，在他们这一道道的“陈情表”中，呈现出万花筒般的绚烂。这片田野和天空养育出的心境和对他们村庄的回应都是带着泪光的。“世上脏了/天便下雨”（羽微微《人间果实》）;“所有被掰得像土一样破碎的生命，就热乎乎地/在它们体内流啊流，流不出这蓝和黑的静脉”（大雁《银河，葱，沟渠）;“重获丰沛的雨水与最高的自由/万物的心里都萌发一粒燎原的种子”（许敏《一座村庄的二十四节气图》）;“辉煌的落日下，不要惊扰了/一只篱笆上假寐的瓢虫”（余洁玉《一只瓢虫的村庄》）;“在昔格达，有人亲口告诉我，/露珠终于等到了蜜蜂的螯针”（王子俊《在昔格达，两画师正在作画》）。
面对故乡，面对我们的村庄，简单的现实和复杂的缘由在诗人笔下或梦或幻让人不能自已。“我梦见故乡有一道裂缝”，“自从高铁经过这里/村庄就一直醒着”（田湘《村庄》）;“蝌蚪游进我的眼睛”。诗人们常常移花接木拟人拟物，似乎总在那实体的形而之上：“我们慢慢变成日渐苍老的兽，/长年累月，/举着心头那片自由又逆来顺受的原野”（夭夭《对饮》）;“它们从不开口，但和我说着同样的方言/有着相同的口音、血液和脾性/它们治愈了一座村庄的孤独”（韦苇《神庙》）;“一只年轻的白鹤，停留在水缸边/我知道，它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故乡”（宋春燕《回乡偶书》）;“山的尽头，橡果的心事”（李世许《霜降的田野和炊烟》）。 隐约间，故乡的村庄常常与自己的母亲或父亲重合，这种与村庄交织在一起的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叫人动容。“落日如地主/在稻浪上煎鸡蛋/稻浪上的村庄，稻浪中央的村庄，外婆在煎鸡蛋”（盘妙彬《又见炊烟》）;“而绑扎它们的手，一定是沉重的/有力的，紧握过生活的”（陆辉艳《在五爱屯》）;“母亲的身影已经消隐在熟悉的村落中”（侯存丰《归兮》）;“而在母亲心中，时光之手却不断地搭建着另一些篱笆或架子”（姜合《舞台》）;故乡无新事，“一些事物，被母亲修剪之后/怎么看，都觉得好了许多”（李永才《乡村素描》）。
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追问，诗人们在感慨什么？“故乡，请还给我一棵玉米/一棵，没有化肥侵害的玉米/一棵，没有喷洒农药的玉米/一棵，拒绝转基因的玉米”（刘频《故乡，请还给我一颗玉米》）;“他是一个丢失了故乡的人”（杨通，四川）;“炊烟/提不动自己那截劈柴”（阿炉·芦根《烟火朝天》）;“越下越白的雪中，回家的路/比我生命长了许多”（成颖《在厚厚的积雪上》）;“希望犹如梦，在屋檐上/时隐时现”（非亚《小炉村的谣曲》）。
因为总有村庄在我们的背后和最后，因为村庄总在我们的背后、最后，成为我们生存的底线，这才使得我们有无比的自信和强大，同时，面对村庄，我们何尝又没有诗人所陈述的卑微——“我的理想其实是/当一条河的河长”（石才夫《当一条河的河长》）;“延续部落里久违的奇特传说//将一截截骨头吐成路标/指引勘探者”（铃铛《重回荒原》）;“让我们和草一样/有痛苦有重生”（应文浩《牛吃草》）。
诗歌是灵魂的一道刻痕，甚至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怨愤、疼痛之后，无终无了的寻思、追问、拷问，最终止血，包扎，呻吟，怒吼……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一旦操持上了诗歌，就一世不能自拔、一生不可治愈，只有不断地写下去、写下去，让最复杂的思考和体验如影随形，可以说是与诗神相伴而行的诗歌创作真谛之一。
当代诗歌的艺术痛点和沼泽地
从这次诗展作品的整体印象中，我们同时还真切地感受到了某种共同的艺术疼痛——组诗构建的作品太少，缺乏大幅度跨越历史去书写时代史诗的冲动和激情。而实际上，我们更期待面对村庄长卷式的作品出现，此次只能遗憾部分诗人敏感力有余而思想力不足，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诗展挑战的强度和高度。
整整一百年前，在新诗运动的起点，一直挣扎在古典诗歌形式束缚中的中国诗人站到了一个历史起点上。那一时期，变革时代的社会激情与艺术解放碰合，形成了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新高潮。自由浪漫的精神使汉语新诗成为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时新人辈出、诗派林立，里程碑式的佳作層出不穷。来到20世纪初直至20世纪末最后二十年，新诗的发展是充满活力的，方向也是明晰的。但进入新世纪后，新诗创作在繁荣的表象下，实际上走进了一个迷茫地带。开拓性的理论建设和艺术批评似乎止步于一种鉴赏和不痛不痒的评论，诗人们或满足于个人的风格塑造，或陷入了缺乏理论意识的指导只凭机会性感觉写作的迷途。它所导致的读者大量流失，还不仅因为社会飞速发展促使精神生活方式的巨变和可选内容的极大泛化，更因为部分新诗质量的下滑和下沉，致使大众眼中的新诗，既不是精神的奢侈品，更不能成为高雅的稀世之物，对此有更偏颇甚至是带着攻击的声音，认为它远不如一首流行的通俗歌、远不如小说和电视剧，而舌尖上一道菜更为诱人。诗歌如果只能在小众的诗歌俱乐部里甚至只有在写诗的人群中才能流传，看似是一种社会的精神病，实质上却是诗歌病，因为诗人们没有给大众提供高级的精神食粮。
只想说的是，我特别期待眼下的诗人中能涌现出时代性的天才和杰出者。
本次诗展作品的遴选，与往年一样，我们还是采取这样的线路：特聘由区内外编辑家、诗评家、诗人等组成的社外编辑及联络小组，在一审到三审的编辑环节中，各小组进行了互换阅读，最终以投票方式决定入选作品，以保证公正性和权威性，客观地呈现当下两国四地诗歌的生态图像。籍此，让我们以诗歌之名，向为本届诗展付出了特别智慧和辛劳的游以飘、龚学敏、李云、李海英、陆辉艳、大雁、牛依河、飞飞、大朵 、三个A 、黄芳、吕斐 、琬琦、谢夷珊、徐季东、高力、明素盘、许雪萍、张云方、杨合、石肖永、韦佐、盘春华、高瞻、吕小春秋等老师及诗人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一年一度，又是中秋;花好月圆，果实之季;
两年一度，诗会高朋;歌吟雅集，韵风成俗;
举杯相敬：诗与明月共良宵。
持续了近二十年的诗歌双年展从单一的广西本土诗展到两省区邀请展，今天发展成了由新加坡和中国的四川、安徽、广西两国四地的诗歌联展——“又见村庄·四重奏”。这个交响乐般的当代新诗大展，终以宏大雄浑厚实而高雅的气派面世。
几乎在同一时间，《星星》《诗歌月刊》和《广西文学》同时推出中国和新加坡诗人创作的专题作品。在这个因疫情或新冷战而激荡的国际背景下，它是一道光芒，穿越了这世纪的迷雾，把一种因共同命运而生发的普世温情送达每一颗善良的心。
“又见村庄，又见村庄”——人类数千年的农业文明至今还在延续着，无论如何发展，它必定都要讲述属于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个故事——因为人都要吃饭，而且都要吃饱饭。可以肯定的是，它的三个故事，将伴随宇宙间人类命运的全过程。因此，村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根、源泉、血脉、故乡，即使我们为了生活和事业远走他乡融入都市，甚至乘坐宇宙飞船到了太空，从精神上说，依然仍有属于自己魂牵梦萦的一座村庄。往回走，往回走，在我们不断前进的历史道路上，每个人都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往回走，回到你的村庄或精神的村庄，喝一口井水，掬一捧清泉，看一眼鸡村茅屋房舍，听一次犬吠牛哞，你将没有安泰之殆。“又见村庄”作为本届诗展的命题，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都能把所有诗人的生活积累调动起来，包括绝大多数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90后诗人。
从时间的节点上说，2020年中国经历全球性的新冠疫情阴霾之后，仍按既定时间实现令世人瞩目的宏大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贫困将成为历史。此时我们又见村庄，个中滋味，怎一个愁字了得，怎一个喜字了得，怎一个好字了得！
地域文化的奏鸣与和弦
两国诗人，东西南北相隔千里。时间如果倒流一千年，这种诗会，即使是车马鸿雁，一个来回也要耗费数月甚至逾年。视野的阔绰，缩小的地球，以往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世界孕育而出的诗人，在同一主题下竟有如此一呼百应的相应、相关和相似情怀。此次诗展，两国四地参展的诗人共一百三十名，发表的作品达数百首。这一跨国的在同一主题下的诗歌四重奏，我们不难看到，不同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背景之下的诗人，几乎都乡音难改，尤其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带来的艺术表达，在这个交响合奏中显示出别具兴味的艺术情趣。
从以代际划分的诗群看，新成长起来的90后在此双年展中显示了新生代的蓬勃朝气，他们是文学的处子，虽没有人生厚重的时间印痕，却被信息时代迅速打造出了“铁笔铜牙”。这一代人都有一种速生速长的特点，人的生长期后延，而艺术的成熟期却提前到达。确实，他们的阅读量足够支撑他们的艺术创作，稀缺的是村庄的居住时间长度、对底层人群生存现状的体验和认识的切肤经验。而80后和70后，在阔大的格局之下，从写作的长度看，应属于同一代际，就诗歌而言，激情和学问是一根常青藤，生活的沧桑不仅在他们的额上刻下了一道道的沟痕，也在他们的歌吟中留下粗糙的毛边。60后诗人是诗坛中多少有了点仙气的圣者，诗人是会老的，但诗仙不会老，有优良品性、崇高品性和伟大品性的诗人不会老，所以他们用于写作的手也不会老。感觉得到的是，这些炉火纯青的老手，在走向他们熟悉的乡间小道时，自然生命中迸发出来的和弦是多么让人澎湃激荡。他们当中，不少人的诗龄都在三十年以上，老马识途，而今已尝尽愁滋味，但对于人生和艺术的玉宇澄清的明白以及沉静，自然像皱纹一样悄悄地爬上了他们诗作的额梢，成全了他们独特的艺术角度和主题视线。
狮城新加坡华语诗人的参展，也是此次诗展的一大看点。中新两国诗界的交流，从规模上看，此次应属最大。他们基本都是学者型的诗人，大多为高校教授，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是华文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栖者，有着较为突出的群体边缘优势。作为一城天下的城邦之国，城里山川，城里村庄，虽不阔绰宏伟，却也精致有余。在中国人眼里，新加坡与中国在文化上有颇多天然的相似处。一个新加坡人来到中国，或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在人群中都是不易被发现的。新加坡当代的华文诗歌，同等融进了中西文化两大元素，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艺术生态。
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岛国，现代集约农业、垂直农业与传统农庄形成强烈的隔代反差。他们的村庄就在都市里，都市里藏着他们的村庄。互联网时代，偌大的地球不也是个村庄吗？地球村，君住村之头，我住村之尾，鸡犬之声皆可相闻。只是社会的城市化进行中，新加坡的发展比其他城市更快些，因此他们这一代诗人，更多的是现代科技农业给他们的感受。
“转动，大众的锅碗瓢盆/拖曳，一己的立锥之地”（游以飘《螺丝》）;“有庄子的悖论，牛之乐不可谈说。/（谁？）问：寻牛否？不答即是：否！”（得一忘二《看朋友圈，想起普明禅师的牧牛图》）;“朋友见面/相互微信：竹的生/竹的死”（黃广青《竹里馆—— 戏赠王维与苏志辉》）;“寄生无花果/偷偷/黏附主树的枝叶”（陈维彪《过去的》）;“瀑布每天都再生自己/循环射出永不言倦的水花”（翁弦尉《自动开关的瀑布》）;“自己不过是一座荒怠的岛/前世预约不到丰沛的雨”（陈晞哲《失物招领》）;“季节被隔离了/生命却被追踪着”（林得楠《人传人》）;“我重新回到故地/这盛产石油的村庄”（铃铛《重回荒原》）;“今夜将会有璀璨的流星/在大地上筑冢”（谢双发《律动》）;“那一横一竖/那一撇一钩/也是一步一台阶”（佟暖《赏山壁书法》）。
新加坡诗人的作品更注重开掘个体的内心视界和体验。让我们十分惊奇的是，遥远的新加坡华语诗人在当代汉语的应用方面竟如此的高妙，甚至带有几分前卫的气息。
四川方阵给我们带来的是天府之国源远流长的诗情画意。从历史上看，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等冲积平原冲积而成的多元文化特征有所区别的是，四川文化是累加性的和原生性的，在持续数千年的历史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畏途巉岩不可攀的天然屏障以及天赐的富庶，使之在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许多方面呈现自给自足、自成一统的鲜明特色，并与更辽远的外边世界保持一种平行关系。休闲豁达的心境基因一般深入骨髓，他们的村庄，在似平非平的盆地中更多的是出现在地平线上。 “扇也不是，不扇也不是，因为/炎凉已和我们的内心无关”（龚学敏《民宿》）;“所有的夜晚都有它的乐师”“有支乐章敲着我的骨头”（鲁娟《旅行》）。四川蜀地，天府之国悠久的富庶、雍容与聪颖养育的诗人，多有一种闲适而飘逸的士大夫古韵。像阔绰的时尚衣风，他们创造了一种“像成都人一样生活”的闲适生活模式，在他们眼里，宏大的世界画卷是由一幅幅速写串连而成的。因此，他们更善于捕捉精致的场景和细微的情节，让深邃的思考和时代精神埋藏其中。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意蕴，在这片土地生发的乡土诗风里如影随形。
都说车水马龙的安徽有环环相扣的三大水系和四大文化圈层。它们是，长江水系、淮河水系、钱塘江水系和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庐州文化。这种天然的多元生成的复杂相辅相成，造就了流畅贯通的绚烂文化气质。别说诗，单说戏，安徽的戏种特别丰富，有三十余种，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舞台，绝大多数都建在乡下他们的村庄里，这种娱乐的氛围与城里的学派林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被那些永不到达的未知吸引着/构成了我们立于泥沼的勇气”（张建新《芦苇》）;“我们通用的版本/唯一在场的证据/掌握在多数万木成林的手里”（张抱岩《村庄轶事》）。传统的学究式理性与飞扬的灵性熏染的诗人，品种自然优异。此次诗会，在题材方面他们把握得最为集中，写的就是村庄，就是农村乡下，他们的视野和触感，自始至终紧紧地扣住了大家确定的旋律，为读者展出了一幅中原核心地带的当代乡村风俗画卷。
广西虽说沿海沿边，但相比之下，确实是更多地保留了边远民族的山地文化特征，如果把我们中国算成一个村庄，广西也算是住在村里最边远的一户人家。往前走上一百年，这里就是一个穷乡僻壤深山边塞，按照文化地理分类，纯属山地文化类型。广西人的祖上，都传给后来人一种相应的气质遗产，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草莽”之气。土生土长的广西诗人，多少都沾上了广西祖上的豪迈之气。当然，半个世纪以降，紧紧包围着广西并使广西成为一个内封盆地的三大山脉，早已被高速的高铁洞开和空中航线飞越，如今出入往来与中原地带同样便捷。对于当代广西诗人来说，民族历史文化或者已成为一种可以炫耀的烙印。广西诗人此次的歌吟，是一种有铜鼓和扁担、木屐踢踏和鸣的浑雄之音。
当今世界，文化壁垒已成破壁之态，交流、交汇、交融，共同地面对和发展成为常态。作为时代精神最经典的符号和沉淀方式，当代诗歌承载着不可推卸的历史性责任。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又见村庄”，选择这样一个命题，实际上是难为了许多诗人。因为就当下而言，真正经历过乡村生活洗礼的土生土长的诗人已经很少了，乡村对他们来说多少有了点道听途说之嫌。然而，“三农”问题是世界性难题，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争端日渐复杂，“新冷战”思维抬头，国家壁垒和政治壁垒加剧，农业成为每个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甚至战场。从时间节点的意义看，2020年在中国，脱贫攻坚最后冲锋的号角已吹响，这一伟大战略使我们的文学“下乡”显得特别的意味深长。“又见村庄”对我们的这次诗展来说，无疑是一次高难度的考核。你可以绕开对这个话题的关注，但你却避不开时代对这个问题的提问和追述。
这次诗展，诗人们给出的答卷是丰富而精彩的。一方面，他们以抒情的写实手法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当代乡村风俗画，挖掘了现实背后的精神意蕴; 有的诗人则从自身生活状态的层面切入，自问、自省，甚至自责，十分动情地抒写了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情境。
农村、农业、农民;血脉、血缘、血性;生态、状态、百态;过去、现在、未来;记忆的伤痕及当下的困境;城市和乡村、出走与归根，远方与未来……诗人们面对的，不是别人的图景而是自己的问题时，油然而生的笔触是带着颤抖的。“雨说下就下，山沟里的村子/终于把自己长成一道疤痕”（龚学敏《在芦村》）;“现在，我比您还老了父亲/头发花白，愛回忆从前/这世界其实也变化不大”（石才夫《父亲》）;“而我恍惚难眠/生怕第二天早上醒来/突然回到衣食不周的童年”（刘春《四川：致一位网红》）“而石上，山童睡得正浓，他的身体/蜷曲，所占据的不到应能占据的一片”（得一忘二《看朋友圈，想起普明禅师的牧牛图》）;“相似的乡野，总让黑夜很难开头”（马飙《湘间课（节选）》）;“我一生走不出这一夜的月光，/故乡的泥土又松又软。”（陈巨飞《月光》）。这种动情而刻骨的倾诉，让读者触手可及诗人血脉的涌动。
还乡、还乡、还乡！不论是重返还是回归，无论以何种形式，哪怕就是在“纸上还乡”（方楠，安徽），这都是我们共同的一种命中情愫。所以，无论走出多远，最终我们都会走在一条归根的路上。故乡是一种无须缘由的归属，是我们永远的锚地和避风港，即便被整个世界抛弃了，故乡也会收容我们。所以，“不衣锦也还乡”（高瞻，广西）;“只要有风吹来，我立刻就能长出脚趾/跑向故乡的落日”（宋春燕《落日》）;“一束束火，睡在温柔的梦乡”（铃铛《重回荒原》），因为“泥土上的神都是朴素的”（阿成，安徽），因为“一朵梨花回到枝头就像一个人回到他的故乡”（孔晓岩，安徽）。
在诗人们的眼里，记忆中的村庄与现实中的村庄都有一条脐带连着，是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所在。因此，在他们这一道道的“陈情表”中，呈现出万花筒般的绚烂。这片田野和天空养育出的心境和对他们村庄的回应都是带着泪光的。“世上脏了/天便下雨”（羽微微《人间果实》）;“所有被掰得像土一样破碎的生命，就热乎乎地/在它们体内流啊流，流不出这蓝和黑的静脉”（大雁《银河，葱，沟渠）;“重获丰沛的雨水与最高的自由/万物的心里都萌发一粒燎原的种子”（许敏《一座村庄的二十四节气图》）;“辉煌的落日下，不要惊扰了/一只篱笆上假寐的瓢虫”（余洁玉《一只瓢虫的村庄》）;“在昔格达，有人亲口告诉我，/露珠终于等到了蜜蜂的螯针”（王子俊《在昔格达，两画师正在作画》）。
面对故乡，面对我们的村庄，简单的现实和复杂的缘由在诗人笔下或梦或幻让人不能自已。“我梦见故乡有一道裂缝”，“自从高铁经过这里/村庄就一直醒着”（田湘《村庄》）;“蝌蚪游进我的眼睛”。诗人们常常移花接木拟人拟物，似乎总在那实体的形而之上：“我们慢慢变成日渐苍老的兽，/长年累月，/举着心头那片自由又逆来顺受的原野”（夭夭《对饮》）;“它们从不开口，但和我说着同样的方言/有着相同的口音、血液和脾性/它们治愈了一座村庄的孤独”（韦苇《神庙》）;“一只年轻的白鹤，停留在水缸边/我知道，它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故乡”（宋春燕《回乡偶书》）;“山的尽头，橡果的心事”（李世许《霜降的田野和炊烟》）。 隐约间，故乡的村庄常常与自己的母亲或父亲重合，这种与村庄交织在一起的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叫人动容。“落日如地主/在稻浪上煎鸡蛋/稻浪上的村庄，稻浪中央的村庄，外婆在煎鸡蛋”（盘妙彬《又见炊烟》）;“而绑扎它们的手，一定是沉重的/有力的，紧握过生活的”（陆辉艳《在五爱屯》）;“母亲的身影已经消隐在熟悉的村落中”（侯存丰《归兮》）;“而在母亲心中，时光之手却不断地搭建着另一些篱笆或架子”（姜合《舞台》）;故乡无新事，“一些事物，被母亲修剪之后/怎么看，都觉得好了许多”（李永才《乡村素描》）。
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追问，诗人们在感慨什么？“故乡，请还给我一棵玉米/一棵，没有化肥侵害的玉米/一棵，没有喷洒农药的玉米/一棵，拒绝转基因的玉米”（刘频《故乡，请还给我一颗玉米》）;“他是一个丢失了故乡的人”（杨通，四川）;“炊烟/提不动自己那截劈柴”（阿炉·芦根《烟火朝天》）;“越下越白的雪中，回家的路/比我生命长了许多”（成颖《在厚厚的积雪上》）;“希望犹如梦，在屋檐上/时隐时现”（非亚《小炉村的谣曲》）。
因为总有村庄在我们的背后和最后，因为村庄总在我们的背后、最后，成为我们生存的底线，这才使得我们有无比的自信和强大，同时，面对村庄，我们何尝又没有诗人所陈述的卑微——“我的理想其实是/当一条河的河长”（石才夫《当一条河的河长》）;“延续部落里久违的奇特传说//将一截截骨头吐成路标/指引勘探者”（铃铛《重回荒原》）;“让我们和草一样/有痛苦有重生”（应文浩《牛吃草》）。
诗歌是灵魂的一道刻痕，甚至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怨愤、疼痛之后，无终无了的寻思、追问、拷问，最终止血，包扎，呻吟，怒吼……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一旦操持上了诗歌，就一世不能自拔、一生不可治愈，只有不断地写下去、写下去，让最复杂的思考和体验如影随形，可以说是与诗神相伴而行的诗歌创作真谛之一。
当代诗歌的艺术痛点和沼泽地
从这次诗展作品的整体印象中，我们同时还真切地感受到了某种共同的艺术疼痛——组诗构建的作品太少，缺乏大幅度跨越历史去书写时代史诗的冲动和激情。而实际上，我们更期待面对村庄长卷式的作品出现，此次只能遗憾部分诗人敏感力有余而思想力不足，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诗展挑战的强度和高度。
整整一百年前，在新诗运动的起点，一直挣扎在古典诗歌形式束缚中的中国诗人站到了一个历史起点上。那一时期，变革时代的社会激情与艺术解放碰合，形成了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新高潮。自由浪漫的精神使汉语新诗成为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时新人辈出、诗派林立，里程碑式的佳作層出不穷。来到20世纪初直至20世纪末最后二十年，新诗的发展是充满活力的，方向也是明晰的。但进入新世纪后，新诗创作在繁荣的表象下，实际上走进了一个迷茫地带。开拓性的理论建设和艺术批评似乎止步于一种鉴赏和不痛不痒的评论，诗人们或满足于个人的风格塑造，或陷入了缺乏理论意识的指导只凭机会性感觉写作的迷途。它所导致的读者大量流失，还不仅因为社会飞速发展促使精神生活方式的巨变和可选内容的极大泛化，更因为部分新诗质量的下滑和下沉，致使大众眼中的新诗，既不是精神的奢侈品，更不能成为高雅的稀世之物，对此有更偏颇甚至是带着攻击的声音，认为它远不如一首流行的通俗歌、远不如小说和电视剧，而舌尖上一道菜更为诱人。诗歌如果只能在小众的诗歌俱乐部里甚至只有在写诗的人群中才能流传，看似是一种社会的精神病，实质上却是诗歌病，因为诗人们没有给大众提供高级的精神食粮。
只想说的是，我特别期待眼下的诗人中能涌现出时代性的天才和杰出者。
本次诗展作品的遴选，与往年一样，我们还是采取这样的线路：特聘由区内外编辑家、诗评家、诗人等组成的社外编辑及联络小组，在一审到三审的编辑环节中，各小组进行了互换阅读，最终以投票方式决定入选作品，以保证公正性和权威性，客观地呈现当下两国四地诗歌的生态图像。籍此，让我们以诗歌之名，向为本届诗展付出了特别智慧和辛劳的游以飘、龚学敏、李云、李海英、陆辉艳、大雁、牛依河、飞飞、大朵 、三个A 、黄芳、吕斐 、琬琦、谢夷珊、徐季东、高力、明素盘、许雪萍、张云方、杨合、石肖永、韦佐、盘春华、高瞻、吕小春秋等老师及诗人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一年一度，又是中秋;花好月圆，果实之季;
两年一度，诗会高朋;歌吟雅集，韵风成俗;
举杯相敬：诗与明月共良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