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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本文从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取材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中国翻译家查良铮的典型个案分析，进而验证：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两部分。以期引发对意识形态操控论更进一步的思考完善。
【关键词】：意识形态;翻译取材;操控;查良铮
1. 引言
主流意识形态，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排斥异己体系的特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可以引导人们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之一的文学翻译就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于包括翻译在内的文学，勒菲弗尔采取文化研究的模式，认为文学系统具备双重操控因素，一个在系统外部起作用，是“通常对文学的意识形态要比对文学的诗学更为感兴趣”的“赞助人”。可以说，赞助人对译者施加权威的影响，而译者更重视诗学。赞助人是依靠译者使文学系统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而组成赞助人的最主要因素即是意识形态。（1992b）
综上，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翻译的过程既包括取材又包括后期的译作。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都会在有形无形中影响到翻译的取材。而政治因素作为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因素，其对翻译取材的操控更加明。
2. 查良铮的翻译取材
查良铮，清朝学士查慎行后裔。“九叶诗人”之一。
他回国后的诗歌翻译取材经历了两个阶段，从苏俄革命文学向英美文学的转变。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也及查良铮的中青年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局面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状态使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文化采取的是一种拒绝或改造心理。新中国认为西方（主要是欧美）现代文学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思想上是颓废的，在艺术上是形式主义的，因而在根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反动文学（张曼，2001：21）。而“苏联文学是全世界各民族和各国文学中间最年轻的文学。同时它又是最有思想、最先进和最革命的文学。”（日丹诺夫，1959： 18），所以中国文化就顺从地照着这样光辉的方向建设下去。结果就是苏俄文学在我国建国以后的翻译活动中独占鳌头。“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的来进行。”（罗新璋，1984：508）
在这种形势下，查良铮也自觉转向了苏俄文学。
从1953年到1958年是查良铮的俄语诗歌和文论翻译阶段。这一时期，查良铮集中翻译了俄国诗歌作品，主要是普希金的诗歌和苏联文艺理论。后者包括季摩菲耶夫的《文學概论》、《文学发展过程》以及《怎样分析文学作品》。他的翻译选材只能局限在许可的范围内。除了苏联文学，他还选译了英国的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等人的诗歌，因为这些诗人的作品具有“进步的、革命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具有这些意义是当时翻译选材的最高标准。翻译成了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原文、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因而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郭建中，1996：160）
这一阶段很好的体现了个人意志对于时代话语的臣服，社会意识形态对翻译取材的操控。
但是查良铮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个人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坚强的意志都推动着他去翻译自己所喜欢所想要翻译的作品。
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是文革前后也即查良铮的中晚年时期。
1958年，有人指出查良铮的一首诗作“流露出来的对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和整风运动的不信任和不满”。1959年年初，查良铮正式被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此后，他是被剥夺了写作和翻译的权利。
1962年“解除管制”、降级留用于图书馆后，查良铮又回到了翻译上来。在繁重的图书整理工作之余，他选定翻译拜伦的2万多行长诗《唐璜》。众所周知，拜伦的《唐磺》，与荷马的《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弥尔顿的《失乐园》等长诗一样，都是西方文学史上的鸿篇巨制。它是一部政治讽刺诗，借助一种新的讽刺模拟诗体，毫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观察，实现政治讽喻的文学功能。以前翻译出版的绝大多数外国优秀文学作品都作为“大毒草”而被书店和图书馆封存。《唐璜》这种翻译作品更不可能出版。但查良铮丝毫没有放弃。文革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巨大冲击，被批斗、抄家、下放劳改。1972年劳改结束回校后，他首先做的事便是整理、修改《唐璜》的译稿。
在1976年写给早年朋友的信中，诗人看透文革间虚假的意识形态及假大空诗歌，希望通过翻译带来一些新鲜空气。在他逝世前给好友的信中他明确说：“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读者会看到：原来诗可以如此写。”
因此，《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有别于诗人五十年代对普希金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翻译。他在为我们展现的，完全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和翻译家的“本来面貌”。它不是“供批判使用”的，它也不是“客观介绍”。（王家新，2006）
正如有的论者已指出的那样，这是晚年的查良铮“坚持自己的审美品味与诗学观念，以诗歌翻译的隐蔽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诗学加以抵制”。（商瑞芹，第213页）
在这一阶段，查良铮的个人意识形态对其翻译取材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导致他不能公开翻译出版英美资本主义作品，但他的个人价值取向还是促使着他“偷偷”翻译这些作品。
3. 结语
本文试着探讨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取材的操控。重点解析了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对著名翻译家查良铮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翻译作品取材倾向的影响操纵。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从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其所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查良铮由于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义意识打造时期，导致他在翻译取材时转向苏俄文学。另一方面，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其个人意识形态的操控，这种个人意识形态是由于译者所处社会文化背景，所受教育等因素形成的。查良铮的西方留学经历和个人性格特质促使他选择翻译自己偏爱的真实的英美诗歌。
然而勒菲弗尔的理论并没有具体指出，在操控译者的翻译取材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的意识形态这两者的影响程度孰轻孰重？查良铮在这几十年里的取材，前期受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后期受个人意识形态影响，这两者关系是否有规律可寻？既然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翻译不能在真空的环境里进行，那如何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跳出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将这两者的操控化为所用，更好的为翻译事业所服务呢？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e. 1992a.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2] Lefevere， Andre. 1992b.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M].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3]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1959，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文学评论（5）： 42。
[4]柯平、张萍，2000，翻译—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J]，中国翻译（2）。
[5]李方，2006，《查良铮诗文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
[6]王佐良，1987，《查良铮：由来与归宿，一个民族已经起来》[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意识形态;翻译取材;操控;查良铮
1. 引言
主流意识形态，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排斥异己体系的特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可以引导人们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之一的文学翻译就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于包括翻译在内的文学，勒菲弗尔采取文化研究的模式，认为文学系统具备双重操控因素，一个在系统外部起作用，是“通常对文学的意识形态要比对文学的诗学更为感兴趣”的“赞助人”。可以说，赞助人对译者施加权威的影响，而译者更重视诗学。赞助人是依靠译者使文学系统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而组成赞助人的最主要因素即是意识形态。（1992b）
综上，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翻译的过程既包括取材又包括后期的译作。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都会在有形无形中影响到翻译的取材。而政治因素作为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因素，其对翻译取材的操控更加明。
2. 查良铮的翻译取材
查良铮，清朝学士查慎行后裔。“九叶诗人”之一。
他回国后的诗歌翻译取材经历了两个阶段，从苏俄革命文学向英美文学的转变。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也及查良铮的中青年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局面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状态使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文化采取的是一种拒绝或改造心理。新中国认为西方（主要是欧美）现代文学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思想上是颓废的，在艺术上是形式主义的，因而在根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反动文学（张曼，2001：21）。而“苏联文学是全世界各民族和各国文学中间最年轻的文学。同时它又是最有思想、最先进和最革命的文学。”（日丹诺夫，1959： 18），所以中国文化就顺从地照着这样光辉的方向建设下去。结果就是苏俄文学在我国建国以后的翻译活动中独占鳌头。“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的来进行。”（罗新璋，1984：508）
在这种形势下，查良铮也自觉转向了苏俄文学。
从1953年到1958年是查良铮的俄语诗歌和文论翻译阶段。这一时期，查良铮集中翻译了俄国诗歌作品，主要是普希金的诗歌和苏联文艺理论。后者包括季摩菲耶夫的《文學概论》、《文学发展过程》以及《怎样分析文学作品》。他的翻译选材只能局限在许可的范围内。除了苏联文学，他还选译了英国的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等人的诗歌，因为这些诗人的作品具有“进步的、革命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具有这些意义是当时翻译选材的最高标准。翻译成了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原文、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因而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郭建中，1996：160）
这一阶段很好的体现了个人意志对于时代话语的臣服，社会意识形态对翻译取材的操控。
但是查良铮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个人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坚强的意志都推动着他去翻译自己所喜欢所想要翻译的作品。
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是文革前后也即查良铮的中晚年时期。
1958年，有人指出查良铮的一首诗作“流露出来的对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和整风运动的不信任和不满”。1959年年初，查良铮正式被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此后，他是被剥夺了写作和翻译的权利。
1962年“解除管制”、降级留用于图书馆后，查良铮又回到了翻译上来。在繁重的图书整理工作之余，他选定翻译拜伦的2万多行长诗《唐璜》。众所周知，拜伦的《唐磺》，与荷马的《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弥尔顿的《失乐园》等长诗一样，都是西方文学史上的鸿篇巨制。它是一部政治讽刺诗，借助一种新的讽刺模拟诗体，毫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观察，实现政治讽喻的文学功能。以前翻译出版的绝大多数外国优秀文学作品都作为“大毒草”而被书店和图书馆封存。《唐璜》这种翻译作品更不可能出版。但查良铮丝毫没有放弃。文革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巨大冲击，被批斗、抄家、下放劳改。1972年劳改结束回校后，他首先做的事便是整理、修改《唐璜》的译稿。
在1976年写给早年朋友的信中，诗人看透文革间虚假的意识形态及假大空诗歌，希望通过翻译带来一些新鲜空气。在他逝世前给好友的信中他明确说：“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读者会看到：原来诗可以如此写。”
因此，《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有别于诗人五十年代对普希金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翻译。他在为我们展现的，完全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和翻译家的“本来面貌”。它不是“供批判使用”的，它也不是“客观介绍”。（王家新，2006）
正如有的论者已指出的那样，这是晚年的查良铮“坚持自己的审美品味与诗学观念，以诗歌翻译的隐蔽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诗学加以抵制”。（商瑞芹，第213页）
在这一阶段，查良铮的个人意识形态对其翻译取材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导致他不能公开翻译出版英美资本主义作品，但他的个人价值取向还是促使着他“偷偷”翻译这些作品。
3. 结语
本文试着探讨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取材的操控。重点解析了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对著名翻译家查良铮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翻译作品取材倾向的影响操纵。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从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其所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查良铮由于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义意识打造时期，导致他在翻译取材时转向苏俄文学。另一方面，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其个人意识形态的操控，这种个人意识形态是由于译者所处社会文化背景，所受教育等因素形成的。查良铮的西方留学经历和个人性格特质促使他选择翻译自己偏爱的真实的英美诗歌。
然而勒菲弗尔的理论并没有具体指出，在操控译者的翻译取材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的意识形态这两者的影响程度孰轻孰重？查良铮在这几十年里的取材，前期受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后期受个人意识形态影响，这两者关系是否有规律可寻？既然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翻译不能在真空的环境里进行，那如何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跳出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将这两者的操控化为所用，更好的为翻译事业所服务呢？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e. 1992a.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2] Lefevere， Andre. 1992b.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M].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3]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1959，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文学评论（5）： 42。
[4]柯平、张萍，2000，翻译—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J]，中国翻译（2）。
[5]李方，2006，《查良铮诗文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
[6]王佐良，1987，《查良铮：由来与归宿，一个民族已经起来》[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