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最封闭保守的“文革”时期,北京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下读书圈子。徐浩渊当年20岁出头,性格强势,跟一群比她小两三岁的孩子在一起,像个“大姐大”。于是,这段历史在很多年后的学者研究里,变成了“徐浩渊地下读书沙龙”,这位中共高干后代的阅读经历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徐浩渊第一次痛苦的阅读经历是小学六年级是看《牛虻》,1961年。
　　她假装生病,逃过了体育课,躲进教室里。“那本书是竖排的,怕串行,就拿个尺子比着看。”今年60岁的徐浩渊回忆。一个人感动得眼泪滴答,又怕被人发现,她只能蜷缩着背,用头顶住了书桌盖。
　　尽管那会儿她还不知道,“牛虻”亚瑟的几起几伏,将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命运的隐喻。
　　
　　幻灭“九三年”
　　
　　
　　徐浩渊是中共高级干部徐迈进的女儿。1949年,她生于河北西柏坡,与新中国一起长大。建国后,父亲历任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等职务,这让她的记忆很早和书连在一起——父亲位于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书堆了一墙壁。
　　上“六一”幼儿园时,尚不识字的徐浩渊喜欢翻着小画书,看格林童话和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小学是北京育英学校,那里的图书馆很大,挂着一幅毛泽东与斯大林面对面坐着的油画。在这里,她养成了借书的习惯,读《林海雪原》《苦菜花》,之后是《牛虻》《红与黑》等,这些书在班里传得风风火火。
　　最初,“小小少年”只为书里的情节感动。但当她越长越高,渐渐理解了书里描述的很多烦恼。
　　作为高干弟子,徐浩渊有着优于平民的阅读环境。她痴迷课本之外的阅读,而这些经典的阅读也给了她一种英雄主义的气魄。在被灌输的教育以外,阅读所带来的广阔视野,还让她学会了独立思考。
　　1966年,正值青春期的徐浩渊和中国一起大逆反。她成为人大附中的一名“老红卫兵”,每天忙着辩论、反围攻,直到“大串联”开始。在那密度大得创造了世界运输奇迹的火车上,为了表达心目中革命后的理想国度,她和外国人争了起来:“我们的国家以后没有监狱,没有军队,人都是自己管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