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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曾多次请辞罩在自己头上的三项光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但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丝毫没有减轻。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学界望百泰斗季羡林先生走了。
连日来,各媒体纷纷以“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季先生,不仅因为这是一位精于语言、博学多思的学者,一位连接中西文化的架桥人,更因为这是一位穿越世纪、终生守护良知、具足“三真”(真情、真实、真切)、语朴情醇的老人。
2004年9月25日上午,我和新世界出版社的同志到医院看望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同先生近距离接触。当时我同先生讲起有一年中东学会召开换届会议,自己作为新华社记者采访,曾聆听过先生的精彩讲话。93岁高龄的先生饶有兴趣地听着并马上说,是有那么回事,但当时都讲了些什么记不住了,谈不上精彩,但反正同中东有关、同阿拉伯有关。当得知我大学读的专业是阿拉伯语后,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等语言的先生十分感慨:“阿语也难学啊!北大东语系是我国最早开设阿语课的院校之一,现在我国驻中东国家的外交使节不少都是北大毕业的。”先生还问起现在中国外文局有多少语种,翻译力量如何。听完我们汇报,先生方欣然点头。
当时,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过几本先生的书,他都很满意,这次先生当场允诺,将正在撰写的《病塌杂记》仍交由他们出版,并拿出已完成的书稿给我们看。临别前,他给前来的每个人签名并合影留念。第一次见面,先生的谦和、平易、宁静致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感觉不到一点大家的架子。正如诗人对先生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2006年8月6日是先生95华诞。那一天,温家宝总理再次到医院给季先生祝寿。两天后,8日上午我和中国译协秘书处的同志也去向先生祝贺生日。当先生听说中国译协已经获得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并正在积极筹备时,深感欣慰。先生不顾病体,欣然提笔为中国译协题词:“翻译工作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振兴中华的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
先生还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中国拥有两千多年的翻译史,翻译作品的数量至今也是世界上最多的,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中国是世界第一翻译大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今天翻译事业的进步有目共睹。2008年世界翻译大会将在中国召开,这是中国翻译界的光荣,我这样的老兵为你们感到鼓舞。”
然而今天,这一切唯有追忆和缅怀。
先生曾多次说过,“我一生都在从事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工作,我深刻体会到翻译在促进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现在我们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文化也要跟上来。我们的五千年文化之所以久盛不衰、没有间断,是因为通过翻译接受了外来文化的精华,通过翻译外来典籍使旧文化中随时注入了新鲜血液……”
虚心向学的先生指出:“要想做好翻译,懂外语,会几个外语单词,拿本字典翻翻是不行的,必须下真功夫,下大功夫。”
一生讲究学风,更讲究学德。在这方面,季先生有专门的论述:“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
笔耕不辍、思考不止的先生曾多次请辞自己头上的“三项桂冠”,他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责任感。”
在病榻上仍用高倍放大镜读书的先生依然率真朴厚。他告诉我们:“我在这儿是‘冒牌的病人’。我可以再努力10年,我有这个信心。”先生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翻译事业和文化事业啊。有鉴于此,中国翻译协会于2006年“国际翻译日”前夕授予先生“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卓越的学术成就、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敬业精神的充分认可。先生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三
2007年元旦前夕,我再一次到301医院给先生送去新出版的《病榻杂记》,并恭贺新年。当得知这本新作在内地和香港简、繁两种版本几乎同时出版时,先生轻抚着尚散发着新墨清香的封面,语朴情醇:“我对这个书特别关心。什么原因呢,繁体字写的,在香港发行的,这两条非常有意义。从香港一个小时就到台湾,台湾再到夏威夷、旧金山和美国其他城市。再一条路就是到欧洲。这次繁体先出,后又出简体,非常得体。就繁体字这一个条件,影响就大好多倍。”
那一天,先生格外开心,谈兴甚浓。本来约定半个小时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在一旁忙碌的生活秘书杨女士不得不一次次“提醒”。不承想,这次竟成了与先生生前的最后一面!原本2008年8月初成功举办世界翻译大会后,是要去向先生汇报的,但当时紧临北京奥运会期间,关心、拜望先生的人很多,就不忍前往再去打搅,仅通过其它方式转达了敬意和问候。
就在几天前,我还同新世界出版社前总编辑周奎杰女士谈起先生。她告诉我,上周和北大的两位同学去医院看望了先生,还带去亲手包的饺子和他爱喝的菜粥,她正和老同学商量怎样给先生过茶寿呢!我说久未看望先生了,今年一定要和译协的同志为先生祝寿。
然而今天,先生温和而坚定的背影远去。“我那天给先生包的饺子,也不知先生吃得是否可口?痛失导师,欲哭无泪!”周女士在7月11日上午回复我的短信中写道。
先生走了,中国翻译界痛失一面千秋光芒的旗帜。我们再也没机会聆听先生谈翻译、谈写作、谈人生的真谛,但先生生前“要把翻译工作做好、做实”的一再叮嘱,却是我们每一位翻译工作者要用心聆听的。先生说过,“如果没有翻译,社会沟通就无法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翻译的重要作用。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任务艰巨,任重道远,所以要加倍努力。未来是你们的,希望看到翻译事业人才辈出,蒸蒸日上。”
胡适先生曾说,做学问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张中行则认为,先生一身兼具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先生之言犹如在耳,寄托着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关怀与厚望,对全国翻译工作者的激励与鞭策。翻译界同仁要时刻牢记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无愧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无愧于老一辈翻译家的重托。先生对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对中国翻译协会的成长与进步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斯人背影远去,然风骨犹存。先生以兼有诸家同能、独秀孤芳的百年人生沉淀,以忠诚的爱国之心、卓越的造诣学识、坚定的良知品格,为身后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树立起一面旗帜,一面关照着中国翻译界的不朽的旗帜。
“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追忆以记录,缅怀以沉思。最好的怀念,当以先生为榜样,做人、做事、做学问。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学界望百泰斗季羡林先生走了。
连日来,各媒体纷纷以“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季先生,不仅因为这是一位精于语言、博学多思的学者,一位连接中西文化的架桥人,更因为这是一位穿越世纪、终生守护良知、具足“三真”(真情、真实、真切)、语朴情醇的老人。
2004年9月25日上午,我和新世界出版社的同志到医院看望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同先生近距离接触。当时我同先生讲起有一年中东学会召开换届会议,自己作为新华社记者采访,曾聆听过先生的精彩讲话。93岁高龄的先生饶有兴趣地听着并马上说,是有那么回事,但当时都讲了些什么记不住了,谈不上精彩,但反正同中东有关、同阿拉伯有关。当得知我大学读的专业是阿拉伯语后,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等语言的先生十分感慨:“阿语也难学啊!北大东语系是我国最早开设阿语课的院校之一,现在我国驻中东国家的外交使节不少都是北大毕业的。”先生还问起现在中国外文局有多少语种,翻译力量如何。听完我们汇报,先生方欣然点头。
当时,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过几本先生的书,他都很满意,这次先生当场允诺,将正在撰写的《病塌杂记》仍交由他们出版,并拿出已完成的书稿给我们看。临别前,他给前来的每个人签名并合影留念。第一次见面,先生的谦和、平易、宁静致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感觉不到一点大家的架子。正如诗人对先生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2006年8月6日是先生95华诞。那一天,温家宝总理再次到医院给季先生祝寿。两天后,8日上午我和中国译协秘书处的同志也去向先生祝贺生日。当先生听说中国译协已经获得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并正在积极筹备时,深感欣慰。先生不顾病体,欣然提笔为中国译协题词:“翻译工作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振兴中华的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
先生还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中国拥有两千多年的翻译史,翻译作品的数量至今也是世界上最多的,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中国是世界第一翻译大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今天翻译事业的进步有目共睹。2008年世界翻译大会将在中国召开,这是中国翻译界的光荣,我这样的老兵为你们感到鼓舞。”
然而今天,这一切唯有追忆和缅怀。
先生曾多次说过,“我一生都在从事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工作,我深刻体会到翻译在促进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现在我们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文化也要跟上来。我们的五千年文化之所以久盛不衰、没有间断,是因为通过翻译接受了外来文化的精华,通过翻译外来典籍使旧文化中随时注入了新鲜血液……”
虚心向学的先生指出:“要想做好翻译,懂外语,会几个外语单词,拿本字典翻翻是不行的,必须下真功夫,下大功夫。”
一生讲究学风,更讲究学德。在这方面,季先生有专门的论述:“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
笔耕不辍、思考不止的先生曾多次请辞自己头上的“三项桂冠”,他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责任感。”
在病榻上仍用高倍放大镜读书的先生依然率真朴厚。他告诉我们:“我在这儿是‘冒牌的病人’。我可以再努力10年,我有这个信心。”先生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翻译事业和文化事业啊。有鉴于此,中国翻译协会于2006年“国际翻译日”前夕授予先生“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卓越的学术成就、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敬业精神的充分认可。先生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三
2007年元旦前夕,我再一次到301医院给先生送去新出版的《病榻杂记》,并恭贺新年。当得知这本新作在内地和香港简、繁两种版本几乎同时出版时,先生轻抚着尚散发着新墨清香的封面,语朴情醇:“我对这个书特别关心。什么原因呢,繁体字写的,在香港发行的,这两条非常有意义。从香港一个小时就到台湾,台湾再到夏威夷、旧金山和美国其他城市。再一条路就是到欧洲。这次繁体先出,后又出简体,非常得体。就繁体字这一个条件,影响就大好多倍。”
那一天,先生格外开心,谈兴甚浓。本来约定半个小时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在一旁忙碌的生活秘书杨女士不得不一次次“提醒”。不承想,这次竟成了与先生生前的最后一面!原本2008年8月初成功举办世界翻译大会后,是要去向先生汇报的,但当时紧临北京奥运会期间,关心、拜望先生的人很多,就不忍前往再去打搅,仅通过其它方式转达了敬意和问候。
就在几天前,我还同新世界出版社前总编辑周奎杰女士谈起先生。她告诉我,上周和北大的两位同学去医院看望了先生,还带去亲手包的饺子和他爱喝的菜粥,她正和老同学商量怎样给先生过茶寿呢!我说久未看望先生了,今年一定要和译协的同志为先生祝寿。
然而今天,先生温和而坚定的背影远去。“我那天给先生包的饺子,也不知先生吃得是否可口?痛失导师,欲哭无泪!”周女士在7月11日上午回复我的短信中写道。
先生走了,中国翻译界痛失一面千秋光芒的旗帜。我们再也没机会聆听先生谈翻译、谈写作、谈人生的真谛,但先生生前“要把翻译工作做好、做实”的一再叮嘱,却是我们每一位翻译工作者要用心聆听的。先生说过,“如果没有翻译,社会沟通就无法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翻译的重要作用。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任务艰巨,任重道远,所以要加倍努力。未来是你们的,希望看到翻译事业人才辈出,蒸蒸日上。”
胡适先生曾说,做学问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张中行则认为,先生一身兼具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先生之言犹如在耳,寄托着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关怀与厚望,对全国翻译工作者的激励与鞭策。翻译界同仁要时刻牢记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无愧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无愧于老一辈翻译家的重托。先生对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对中国翻译协会的成长与进步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斯人背影远去,然风骨犹存。先生以兼有诸家同能、独秀孤芳的百年人生沉淀,以忠诚的爱国之心、卓越的造诣学识、坚定的良知品格,为身后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树立起一面旗帜,一面关照着中国翻译界的不朽的旗帜。
“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追忆以记录,缅怀以沉思。最好的怀念,当以先生为榜样,做人、做事、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