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2年正式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这之前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两次应研究所邀请借调到莫高窟工作：一次是临摹159窟的龛南侧菩萨，一次是与孙纪元先生合作创作了《唐代人民贫困生活》。这两次工作都是由孙纪元同志给我安排的。我那时对美术组的老同志最好奇的是：崖壁上密密麻麻这么多的洞窟，他们怎么能记住号码，能直接找到要去的洞窟呢？
　　自1962年兰州艺术学院撤销后，经常书鸿、李承仙两位所领导同意来到莫高窟，和全所同志一起忙过了1962年的专家会议之后，就直接到了美术组，段老是美术组组长，当时大家都称呼他老段。那时美术组的老同志有万庚育、李其琼、欧阳琳、关友惠、姜豪、孙纪元和我。
　　美术组主要任务是进洞窟临摹壁画和彩塑，任务都是由段老直接安排的。段老负责美术组工作时，非常认真和以身作则，他每天上下午总是提前从中寺匆匆沿小路到美术组，第一个开门第一个上班，然后埋头专心做自己的研究课题《敦煌壁画中的历代服饰》，工作时间从不与人说闲话。
　　每当我们美术组组员完成一件壁画或是彩塑摹品时，就由段老带队，全体人员跟上，去到完成作品的洞窟进行审验，大家对照原作，找出不足和问题，最后进行评分，评分的规定，成绩等级是按甲、乙、丙区分的，细分还有甲上、甲下、乙上、乙下。
　　由于段老对临摹作品的严格要求和管理，每一个组员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都希望能交出高水平的临摹品。这种评审方法非常好，大家在互相评审中共同把关，加深了对壁画、彩塑的理解，达到了相互观摩和交流提高。我也在参加评审时了解了许多洞窟中优秀的壁画艺术。
　　我在段老直接安排下，先后临摹了194窟两身唐天王、157窟唐菩萨、416窟隋菩萨、384窟唐供养菩萨。段老还安排我为194窟北侧力士的右肩进行了加固。当时木头与麻绳已有脱落松动，怕万一右臂掉下来就毁损了，我经过仔细分析，上了一个木螺丝钉，那一天真像大夫做手术，用改锥一点一点地拧紧，目不转睛地看有无变化，一直做到中午12点半，满头大汗。后来，我又在美术室修复了一件供养菩萨与莲座之间的连接加固。
　　我重返159窟，彩绘龛南侧菩萨像时，正值寒冬，段院长特批在洞窟进门的地方生了一个小炉子。后来按照洞窟排年的需要，美术组安排我画了许多洞窟菩萨的卡片，用于当时早期洞窟排年所需。这是宿白教授从北大带来的考古研究方法，这也使我在日后的学习遗产中得以发挥应用与得益匪浅。1979年，我到大足看牧牛图，当我用素描描绘了25米长的崖雕时，忽然想用排年的方法将十人画了一张图、将十牛画了一张图，我惊奇地发现：十头牛只有一头是四条腿的，其余均为两三条腿，十个人是一正一反，再正再反。
　　以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在常年累月从事敦煌临摹工作中总结出了一条宝贵经典，即“临摹是研究的基础”，把学习遗产的方法已上升到理论层面，这对我们从学习遗产到继承传统，再到当代新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我正是从12年敦煌的临摹到研究，又用了37年到顿悟、创新，终于悟出了老祖宗留给我们遗产的真谛与精髓，就是两个字“创造”。我用了半个世纪的岁月年华，真实地验证了这一经典。“催我奋发觉醒的正是这些具有永恒魅力的历代艺术巨匠智慧的结晶，他们静静的屹立在民族艺术之林，却以巨大的推动，呼唤着一个民族新的未来。”我幸运有这样的机遇，能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由此孕育了我创造的生机。我深深地感恩敦煌，感恩美术组，这里是我“弘扬民族文化，创造时代精品”的摇篮与源头。
　　段院长待人很谦和、善意、真诚。我离开敦煌之后，1979年，创作了《巨匠》，后面刻了一行字：献给古代优秀文化艺术的创造者。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国庆时，在甘肃省美展、全国美术展展出，段老见到这件作品，说了一句“有罗丹的风格”，当时给了我很大鼓励。1982年，省上调我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丝路花雨》舞剧塑造了一铺九身敦煌彩塑，返兰之后在政协会议期间，遇到了段老，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彩塑的临摹品用泥塑太重了，容易损坏，你能不能试验用一种轻型材料。我说可以，那时我在西影已尝试了用米菠萝‘泡沫’做胎型。于是，段院长一句嘱托，我专门又进行了多次试验，里面用轻型材料，外面按照敦煌彩塑里层麻泥，外层薄薄的棉花泥，达到了泥塑彩绘的艺术效果，比玻璃钢彩绘的效果更好一些。敦煌宾馆总统间的唐仕女像，我就是这样做的。
　　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段老前半生在敦煌经历过多少次“政治风暴”，受到过多少的委曲、冤屈和不公正的待遇真难以数清。自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他竟能不计前嫌、翻过前页、坦然面对生活、面对同事、一心为公，挑起研究院的重任，潜心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并做出了杰出贡献，直至生命终点，令人感叹敬佩。
　　我常想，每一个人就是一本书，段老去了，这本书也合上了，他内心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也永远合在了这本书里。这本书记载着他的成果、功绩，也记载着他献身敦煌事业的赤子之心。段院长的精神永远与敦煌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