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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取音乐教育学的研究视角，以陈洪①先生1934年发表于《广州音乐》的《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为研究对象，指出陈洪先生通过对相关背景及中小学音乐教育实际的考察，对《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做出的批判性反思表现出一位音乐教育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反观当下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我认为陈洪先生的《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仍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陈洪；基础音乐教育；《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8）03-0007-04
恩格斯曾指出：“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1]就个人而言，个体生命的历史寓于群体的生命历史中，外显于个体的生命历程里。因身临其境，个人便与群体构成了相互连接的生[JP2]命史。从学术史的视角看，陈洪先生不仅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践行者，也是基础音乐教育的倡导者。之所以说他是倡导者，是因为他始终将目光投向基础音乐教育，持续倡导和关注基础音乐教育发展。
倡导和关注基础音乐教育似乎是陈洪先生那个时代音乐家的共同特点，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萧友梅是这样，黄自、贺绿汀、李凌、赵沨、吴梦非、丰子恺等也是这样。王国维《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教育世界，1907年10月）、刘质平《致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中小学音乐科课程纲要的意见书》（音乐界，1923年1期）、柯政和《怎样实行部定的音乐课程标准》（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会报，1936年2、3期）等文论；以及萧友梅编的《今乐初集》（商务印书馆，1922年）、黄自等人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音乐》（商务印书馆，1933年）、吴梦非编著的《初级中学音乐1-4册》（正中书局，1935年8月）等教材都是当时的代表。
陈洪先生1934年在《广州音乐》第二卷第十一期发表《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见图二），表现出一位音乐教育家的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后来该文又被江西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主办、缪天瑞主编的《音乐教育》杂志1936年第一期（图三）全文转载，同时该刊还在“本刊撰稿者面影”中刊发了陈洪先生的照片（图一）。自此，陈洪先生对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与倡导终生未有停歇，他始终强调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的奠基性作用，客觀分析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现状，通过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与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的对接互动，为基础学校音乐教育培养师资、编辑教材、探索教法等，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而
且对当下乃至未来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仍有积极
一、切中时弊：直面《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陆续制定了《初级中学音乐课程纲要》（1923）、《初级中学音乐暂行课程标准》（1929）等，标志着初级中学音乐教育法规建设得到逐步完善。1932年11月1日，教育部颁布了《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就初中音乐教育目标、时间安排、教材大纲和实施方法等作了详细规划。其中指出初中音乐教育的目标是“发展学生音乐之才能与兴趣；使学生能唱普通单音、复音歌曲，并明了初步乐理；训练听觉，使学生有欣赏普通名歌曲之能力；涵养美的情感及融合乐群奋发进取之精神。”[2]在时间安排方面，规定第一学年每周授课时间2小时，讲授乐理时间为三十分钟，其余时间教学唱歌；第二、三学年每周各1小时，讲授乐理时间为二十分钟，其余时间教学唱歌；在教学内容方面，乐理课在第一学年教授读谱法、音乐常识。第二学年教授音乐常识（续前学期）、和声学初步。第三学年教授和声学初步（续前学年）、小歌曲作曲（在课外教学）。歌唱基本训练和歌曲演唱是初中三年唱歌课的主要内容，但课程难度会随着年级的升高有所加大。在音乐知识方面，学生以了解西方古典、浪漫乐派，绝对、标题音乐等知识为主；同时，学生还需要学习一门器乐，包括风琴、钢琴、小提琴、二胡、三弦、琵琶、月琴、笙、箫、笛等。此外，改标注也对初中音乐教授方法和作业要求作了详细的规定。
陈洪先生1930年从法国国立音乐院南锡分院留学回国后，在广东戏剧研究所以及他和马思聪创办的学校里从事小提琴、音乐理论课程教学，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学生的音乐能力非常了解。他将此比照《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逐一展开深入的分析，撰写了《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一文，发表在1934年《广州音乐》第二卷第十一期上。
陈洪先生认为“提升初中音乐程度，是极应该的事情，也是我们都盼望的事情。但是程度极力提高，时间却极力减少，结果是置音乐教育于绝境”。[3]他结合初中音乐教育实际，指出《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容超出了初中学生可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并且在时间方面也得不到应有的保证。他批评说，第一学年要一个12岁的学生在15小时内学完规定的音乐常识，在48小时内学完规定的唱歌练习和歌曲，相当困难；第二学年要让学生在10个小时内完成规定的“乐理”内容都已相当困难，何来时间学习歌唱；第三学年要让一个15岁的学生在10个小时内学完普通人每天2小时也要一年时间才能学完的普通和声学，简直是天方夜谭，哪里还有时间来学习歌唱？故而指出《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是拟定课程标准者不考虑音乐教育实际情形的纸上空谈。陈洪先生对《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的批评意见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后来，萧友梅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937年萧友梅先生发表《中学音乐教学的实际问题》对《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做出反思。他指出：“若依照课程标准规定的时间数，想在初中高中六年内把初中的音乐课程教完，已经是不大可能（大约只可教授十分之七），至于高中的音乐课程，更不必谈了。”在萧友梅先生看来，“它的症结是因为教育行政机关人员和编订音乐课程标准起草者没有内行的人在里边”。 [4]故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关于改进中学音乐教学的一些建议。[BW（D（S，，）][BW）] 陈洪先生结合基础音乐教育实际和中学生身心特点对《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存在的问题，毫无避讳、切中时弊。他的检讨是他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理性表达，也是当时基础音乐教育现实的生动反映，同时也体现了他面实际、敢直言的高度责任，彰显出他说真话、勇批评的自觉意识。
二、持续关注：毕生倡导基础音乐教育
基础音乐教育是音乐教育的基石，在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贺绿汀先生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音乐文化建设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小学音乐教育又是关系到整个后代文化修养、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的大事，决不能可有可无，等闲视之。”[5]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音乐教育拓荒之际，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陈洪先生也将目光投向音乐教育，致力于中小学音乐师资培养。
1946年，陈洪先生以“作猷”的笔名发表《市府交响乐团与露天音乐会》的乐评，认为“音乐教育本来应由音乐学校去负责，但对于一般社会的音乐教育则市府乐团必可有很大的贡献”。[6]也就是说，社会音乐教育是学校音乐教育的有益补充，也当承担基础音乐教育的职责。陈洪先生指出，社会音乐教育机构要优待学生参加音乐会，为学生提供所藏书谱等参考资料，要深入学校，协助学校推行基础音乐教育。
1956年，陈洪先生与老志诚、陆华柏、张肖虎等联合撰写发表了《应重视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文中指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的音乐教育是整个音乐教育事业的基础，这也是音乐艺术繁荣的真正基础”。[7]可见，对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视是陈洪那一代音乐家共同的志向。他们认为分布在全国广大地区的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境况凄凉；并且专业音乐教育与基础学校音乐教育严重脱节。建议教育部撤销取消初中三年级音乐裸的决定，保证高中课外音乐活动时间，并给指导教师一定的工作量；进一步改善和充实中小学音乐教学设备。如小学必须有风琴、收音机、留声机、一些民族乐器，中学必须有钢琴、收音机、留声机和较多的中外乐器；加强中等师范音乐教学工作，分批培训中小学师资，提高业务水平；召开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会议，澄清轻视音乐教育的错误看法；成立音乐教育委员会，解决音乐教育问题等。
陈洪先生等人的上述见解，直指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础音乐教育的症结所在，提出的建议为当时的基础音乐教育实施提供了方向的指导。遗憾的是，20多年过去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1980年，陈洪先生将他出席江苏省音代会时的发言稿《让我们更多地关心中小学音乐教育》[8]发表于《江苏音乐通讯》。他指出“各中学不重视音乐教育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还有师资不够、教学经费紧张、教学设备不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他赞同丁善德1979年在全国音协会上的提议：恢复初一音乐课每周两课时，初二、初三每周一课时；高中设選修课及课外活动。
1983年陈洪先生在其发表的《给高师音乐系科同学的一封信》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各中学还不很重视音乐的情况是存在的”，其中音乐师资不够是最严峻的问题。当时就职于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的陈洪先生指出，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应加强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培养，鼓励高师音乐系科的同学们强化自身素养，并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基础音乐教育事业。同时，向社会、向领导呼吁，赋予音乐教育在基础学校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因为“音乐教育不仅是培养心灵美的有效手段，同时也能促进人的逻辑思维的发展，它和人的心灵、才智、科学、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9]可见，陈洪先生对基础音乐教育的高度责任感。而他1984年发表的《改进和加强中、小学音乐教育》[10]则体现出他对基础音乐教育发展的自觉使命。文中再次强调音乐师资匮乏、音乐课程不受重视是制约当时基础音乐教育的主要问题。“为使我们的音乐事业不断发展光大，为振兴中华服务，必须改进和加强我们的音乐教育，特别是中、小学音乐教育。”陈洪先生提出，加强宣传教育，让领导、学校、家长、学生都认识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充实中小学音乐教学设备；加强音乐师资培养；中小学教师认真开展音乐教育活动，提高教学质量。同年，陈洪先生在《努力把我校办成名副其实的师范大学》[11]中指出师范院校当以培养优秀的中学师资为中心，把教学法课程放到重要位置上来，认真开好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要办好附中、附小等“实验工厂”；学报要联系中学实际，用一定篇幅来反映中等学校和本校的教学工作；还当更多地了解中学教学情况，加强同本校毕业生的联系，以改进师范院校教学工作；尽快改善教学条件和师生生活条件，以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努力。
此外，为了更好地践行其基础音乐教育主张，对接基础音乐教育实际，培养合格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陈洪先生对高师音乐教育教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于1987年发表的《歌曲、伴奏与和声——高师音乐系科教学改革的一点意见》[12]中明确主张高师音乐课程教学要面向中小学音乐教育实际，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而在其1993年发表的《师范院校的钢琴教学应面向中学》[13]中以高师钢琴课程教学为例，再次强调了“高师音乐教育要面向中小学教学实际”的主张，才不至于让学生“到了中学便感觉学非所用，甚至因此导致对中学教学厌恶，不能安心工作”。
陈洪先生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抓起，提高全民的音乐素质”“把美育放到民族素质提高的高度予以足够的认识”作为他持续关注、毕生倡导基础音乐教育的座右铭。在他相继发表的系列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密切关注，以及对发展基础音乐教育事业的缜密思考和高度责任感。
三、 启迪意义：与当下音乐课程标准比较
回望20世纪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比照陈洪先生《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检讨》，陈洪先生在八十年前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定位，以及指出的问题都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和基础音乐教育实际中得到生动的反映。《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强调人文性、审美性和实践性的课程性质；“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突出音乐特点，关注学科综合。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的十大课程理念，以及“情感与态度”“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的三维课程目标和“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文化传承”四大价值等，已在八十多年前陈洪先生一辈音乐家那里奠定了雏形。陈洪先生在《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中批评的“不切实际”，其持续指出基础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今天依旧存在，中小学校里不重视音乐课，将音乐课视为“小三门”是常见的事；城市乡村的基础音乐教育发展不平衡，老少边穷地区基础音乐师资依然缺欠，音乐设备场所还比较简陋；中小学校里的音乐课常被数学、语文等主课排挤占用现象普遍存在，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有不少仁人志士发表独特见解，力图解决之，然而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常说，但依然存在。 从陈洪先生直面《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始，到2002年试用版和2011年修订版的九年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近八十年过去了，当年陈洪先生提出的问题却依然存在，我禁不住要问，这是为什么？这值得我们每一位音乐教育工作者深思。也是我由陈洪先生的《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所引起的问题和思索。我想，若陈洪先生天上有知，将怎样回答我们？在此向陈洪先生的在天之灵致敬！
结 语
音乐课程标准是规定音乐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实施策略的纲领性文件，是编写音乐教材、评估教学效果、制订评价方案的重要依据，也是音乐教育质量在特定阶段应达到的具体指标。因而音乐课程标准的制定当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实用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初创期，直面教材匮乏、师资不足、学生音乐能力差等现状，陈洪先生深刻指出《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存在教学内容容量大、课程时间安排少，既不符合初中音乐教育实际，也不符合初中学生生心发展特征。他的观点一针见血、切中时弊，体现出他敢直言、勇批评的独立品格和责任担当。从1934年发表《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到1936年该文被《音乐教育》转摘，陈洪先生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再到后续的音乐教育实践探索中，陈洪先生屡次指出基础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他反复强调音乐教育不受重视、音乐师资匮乏是制约基础音乐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身为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工作者的陈洪先生始终将目光聚焦并服务于基础音乐教育，致力于培养合格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体现着他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论从他的《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来看，还是从他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做出的理性判断和实践探索来说，陈洪先生都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史上持续倡导基础音乐教育的代表，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陈洪先生提出的观点及他所作的努力不仅为基础音乐课程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参照，而且对深入推进基础音乐教育发展贡献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范式。陈洪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敢于直言、勇于担当，有血有肉、鲜活有形的生命个体，就全部献给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
[2]林 媛.执着与坚守·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研究（1933-1946）[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
[3]陈 洪.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J].广州音乐，1934（11）.
[4]萧友梅.中学音乐教学的实际问题[J].江苏教育，1937（01），（02）.
[5]贺绿汀.我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希望——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二）[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196.
[6]俞玉姿，李 岩.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文选[C].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5.
[7]老志诚，陆华柏，陈 洪，刘雪厂，张肖虎，杨大钧，刘天浪，黄廷贵.應重视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J].人民音乐，1956（09）.
[8]陈 洪.让我们更多地关心中小学音乐教育[J].江苏音乐通讯，1980（01）.
[9]陈 洪.给高师音乐系科同学的一封信[J].人民音乐，1983（12）.[ZK）]
[10]陈 洪.改进和加强中小学音乐教育[J].江苏音乐，1984（07）.
[11]陈 洪.努力把我校办成名副其实的师范大学[J].南京师大校刊，1984（02）.
[12] 陈 洪.歌曲、伴奏与和声——高师音乐系科教学改革的一点意见[J].南京师大学报，1987（S）.
[13]陈 洪.师范院校的钢琴教学应面向中学[J].江苏音乐，1993（04）.
（责任编辑：张洪全）
[关键词]陈洪；基础音乐教育；《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8）03-0007-04
恩格斯曾指出：“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1]就个人而言，个体生命的历史寓于群体的生命历史中，外显于个体的生命历程里。因身临其境，个人便与群体构成了相互连接的生[JP2]命史。从学术史的视角看，陈洪先生不仅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践行者，也是基础音乐教育的倡导者。之所以说他是倡导者，是因为他始终将目光投向基础音乐教育，持续倡导和关注基础音乐教育发展。
倡导和关注基础音乐教育似乎是陈洪先生那个时代音乐家的共同特点，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萧友梅是这样，黄自、贺绿汀、李凌、赵沨、吴梦非、丰子恺等也是这样。王国维《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教育世界，1907年10月）、刘质平《致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中小学音乐科课程纲要的意见书》（音乐界，1923年1期）、柯政和《怎样实行部定的音乐课程标准》（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会报，1936年2、3期）等文论；以及萧友梅编的《今乐初集》（商务印书馆，1922年）、黄自等人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音乐》（商务印书馆，1933年）、吴梦非编著的《初级中学音乐1-4册》（正中书局，1935年8月）等教材都是当时的代表。
陈洪先生1934年在《广州音乐》第二卷第十一期发表《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见图二），表现出一位音乐教育家的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后来该文又被江西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主办、缪天瑞主编的《音乐教育》杂志1936年第一期（图三）全文转载，同时该刊还在“本刊撰稿者面影”中刊发了陈洪先生的照片（图一）。自此，陈洪先生对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与倡导终生未有停歇，他始终强调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的奠基性作用，客觀分析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现状，通过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与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的对接互动，为基础学校音乐教育培养师资、编辑教材、探索教法等，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而
且对当下乃至未来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仍有积极
一、切中时弊：直面《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陆续制定了《初级中学音乐课程纲要》（1923）、《初级中学音乐暂行课程标准》（1929）等，标志着初级中学音乐教育法规建设得到逐步完善。1932年11月1日，教育部颁布了《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就初中音乐教育目标、时间安排、教材大纲和实施方法等作了详细规划。其中指出初中音乐教育的目标是“发展学生音乐之才能与兴趣；使学生能唱普通单音、复音歌曲，并明了初步乐理；训练听觉，使学生有欣赏普通名歌曲之能力；涵养美的情感及融合乐群奋发进取之精神。”[2]在时间安排方面，规定第一学年每周授课时间2小时，讲授乐理时间为三十分钟，其余时间教学唱歌；第二、三学年每周各1小时，讲授乐理时间为二十分钟，其余时间教学唱歌；在教学内容方面，乐理课在第一学年教授读谱法、音乐常识。第二学年教授音乐常识（续前学期）、和声学初步。第三学年教授和声学初步（续前学年）、小歌曲作曲（在课外教学）。歌唱基本训练和歌曲演唱是初中三年唱歌课的主要内容，但课程难度会随着年级的升高有所加大。在音乐知识方面，学生以了解西方古典、浪漫乐派，绝对、标题音乐等知识为主；同时，学生还需要学习一门器乐，包括风琴、钢琴、小提琴、二胡、三弦、琵琶、月琴、笙、箫、笛等。此外，改标注也对初中音乐教授方法和作业要求作了详细的规定。
陈洪先生1930年从法国国立音乐院南锡分院留学回国后，在广东戏剧研究所以及他和马思聪创办的学校里从事小提琴、音乐理论课程教学，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学生的音乐能力非常了解。他将此比照《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逐一展开深入的分析，撰写了《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一文，发表在1934年《广州音乐》第二卷第十一期上。
陈洪先生认为“提升初中音乐程度，是极应该的事情，也是我们都盼望的事情。但是程度极力提高，时间却极力减少，结果是置音乐教育于绝境”。[3]他结合初中音乐教育实际，指出《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容超出了初中学生可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并且在时间方面也得不到应有的保证。他批评说，第一学年要一个12岁的学生在15小时内学完规定的音乐常识，在48小时内学完规定的唱歌练习和歌曲，相当困难；第二学年要让学生在10个小时内完成规定的“乐理”内容都已相当困难，何来时间学习歌唱；第三学年要让一个15岁的学生在10个小时内学完普通人每天2小时也要一年时间才能学完的普通和声学，简直是天方夜谭，哪里还有时间来学习歌唱？故而指出《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是拟定课程标准者不考虑音乐教育实际情形的纸上空谈。陈洪先生对《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的批评意见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后来，萧友梅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937年萧友梅先生发表《中学音乐教学的实际问题》对《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做出反思。他指出：“若依照课程标准规定的时间数，想在初中高中六年内把初中的音乐课程教完，已经是不大可能（大约只可教授十分之七），至于高中的音乐课程，更不必谈了。”在萧友梅先生看来，“它的症结是因为教育行政机关人员和编订音乐课程标准起草者没有内行的人在里边”。 [4]故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关于改进中学音乐教学的一些建议。[BW（D（S，，）][BW）] 陈洪先生结合基础音乐教育实际和中学生身心特点对《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存在的问题，毫无避讳、切中时弊。他的检讨是他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理性表达，也是当时基础音乐教育现实的生动反映，同时也体现了他面实际、敢直言的高度责任，彰显出他说真话、勇批评的自觉意识。
二、持续关注：毕生倡导基础音乐教育
基础音乐教育是音乐教育的基石，在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贺绿汀先生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音乐文化建设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小学音乐教育又是关系到整个后代文化修养、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的大事，决不能可有可无，等闲视之。”[5]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音乐教育拓荒之际，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陈洪先生也将目光投向音乐教育，致力于中小学音乐师资培养。
1946年，陈洪先生以“作猷”的笔名发表《市府交响乐团与露天音乐会》的乐评，认为“音乐教育本来应由音乐学校去负责，但对于一般社会的音乐教育则市府乐团必可有很大的贡献”。[6]也就是说，社会音乐教育是学校音乐教育的有益补充，也当承担基础音乐教育的职责。陈洪先生指出，社会音乐教育机构要优待学生参加音乐会，为学生提供所藏书谱等参考资料，要深入学校，协助学校推行基础音乐教育。
1956年，陈洪先生与老志诚、陆华柏、张肖虎等联合撰写发表了《应重视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文中指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的音乐教育是整个音乐教育事业的基础，这也是音乐艺术繁荣的真正基础”。[7]可见，对基础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视是陈洪那一代音乐家共同的志向。他们认为分布在全国广大地区的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境况凄凉；并且专业音乐教育与基础学校音乐教育严重脱节。建议教育部撤销取消初中三年级音乐裸的决定，保证高中课外音乐活动时间，并给指导教师一定的工作量；进一步改善和充实中小学音乐教学设备。如小学必须有风琴、收音机、留声机、一些民族乐器，中学必须有钢琴、收音机、留声机和较多的中外乐器；加强中等师范音乐教学工作，分批培训中小学师资，提高业务水平；召开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会议，澄清轻视音乐教育的错误看法；成立音乐教育委员会，解决音乐教育问题等。
陈洪先生等人的上述见解，直指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础音乐教育的症结所在，提出的建议为当时的基础音乐教育实施提供了方向的指导。遗憾的是，20多年过去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1980年，陈洪先生将他出席江苏省音代会时的发言稿《让我们更多地关心中小学音乐教育》[8]发表于《江苏音乐通讯》。他指出“各中学不重视音乐教育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还有师资不够、教学经费紧张、教学设备不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他赞同丁善德1979年在全国音协会上的提议：恢复初一音乐课每周两课时，初二、初三每周一课时；高中设選修课及课外活动。
1983年陈洪先生在其发表的《给高师音乐系科同学的一封信》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各中学还不很重视音乐的情况是存在的”，其中音乐师资不够是最严峻的问题。当时就职于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的陈洪先生指出，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应加强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培养，鼓励高师音乐系科的同学们强化自身素养，并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基础音乐教育事业。同时，向社会、向领导呼吁，赋予音乐教育在基础学校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因为“音乐教育不仅是培养心灵美的有效手段，同时也能促进人的逻辑思维的发展，它和人的心灵、才智、科学、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9]可见，陈洪先生对基础音乐教育的高度责任感。而他1984年发表的《改进和加强中、小学音乐教育》[10]则体现出他对基础音乐教育发展的自觉使命。文中再次强调音乐师资匮乏、音乐课程不受重视是制约当时基础音乐教育的主要问题。“为使我们的音乐事业不断发展光大，为振兴中华服务，必须改进和加强我们的音乐教育，特别是中、小学音乐教育。”陈洪先生提出，加强宣传教育，让领导、学校、家长、学生都认识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充实中小学音乐教学设备；加强音乐师资培养；中小学教师认真开展音乐教育活动，提高教学质量。同年，陈洪先生在《努力把我校办成名副其实的师范大学》[11]中指出师范院校当以培养优秀的中学师资为中心，把教学法课程放到重要位置上来，认真开好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要办好附中、附小等“实验工厂”；学报要联系中学实际，用一定篇幅来反映中等学校和本校的教学工作；还当更多地了解中学教学情况，加强同本校毕业生的联系，以改进师范院校教学工作；尽快改善教学条件和师生生活条件，以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努力。
此外，为了更好地践行其基础音乐教育主张，对接基础音乐教育实际，培养合格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陈洪先生对高师音乐教育教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于1987年发表的《歌曲、伴奏与和声——高师音乐系科教学改革的一点意见》[12]中明确主张高师音乐课程教学要面向中小学音乐教育实际，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而在其1993年发表的《师范院校的钢琴教学应面向中学》[13]中以高师钢琴课程教学为例，再次强调了“高师音乐教育要面向中小学教学实际”的主张，才不至于让学生“到了中学便感觉学非所用，甚至因此导致对中学教学厌恶，不能安心工作”。
陈洪先生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抓起，提高全民的音乐素质”“把美育放到民族素质提高的高度予以足够的认识”作为他持续关注、毕生倡导基础音乐教育的座右铭。在他相继发表的系列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密切关注，以及对发展基础音乐教育事业的缜密思考和高度责任感。
三、 启迪意义：与当下音乐课程标准比较
回望20世纪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比照陈洪先生《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检讨》，陈洪先生在八十年前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定位，以及指出的问题都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和基础音乐教育实际中得到生动的反映。《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强调人文性、审美性和实践性的课程性质；“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突出音乐特点，关注学科综合。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的十大课程理念，以及“情感与态度”“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的三维课程目标和“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文化传承”四大价值等，已在八十多年前陈洪先生一辈音乐家那里奠定了雏形。陈洪先生在《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中批评的“不切实际”，其持续指出基础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今天依旧存在，中小学校里不重视音乐课，将音乐课视为“小三门”是常见的事；城市乡村的基础音乐教育发展不平衡，老少边穷地区基础音乐师资依然缺欠，音乐设备场所还比较简陋；中小学校里的音乐课常被数学、语文等主课排挤占用现象普遍存在，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有不少仁人志士发表独特见解，力图解决之，然而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常说，但依然存在。 从陈洪先生直面《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始，到2002年试用版和2011年修订版的九年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近八十年过去了，当年陈洪先生提出的问题却依然存在，我禁不住要问，这是为什么？这值得我们每一位音乐教育工作者深思。也是我由陈洪先生的《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所引起的问题和思索。我想，若陈洪先生天上有知，将怎样回答我们？在此向陈洪先生的在天之灵致敬！
结 语
音乐课程标准是规定音乐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实施策略的纲领性文件，是编写音乐教材、评估教学效果、制订评价方案的重要依据，也是音乐教育质量在特定阶段应达到的具体指标。因而音乐课程标准的制定当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实用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初创期，直面教材匮乏、师资不足、学生音乐能力差等现状，陈洪先生深刻指出《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存在教学内容容量大、课程时间安排少，既不符合初中音乐教育实际，也不符合初中学生生心发展特征。他的观点一针见血、切中时弊，体现出他敢直言、勇批评的独立品格和责任担当。从1934年发表《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到1936年该文被《音乐教育》转摘，陈洪先生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再到后续的音乐教育实践探索中，陈洪先生屡次指出基础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他反复强调音乐教育不受重视、音乐师资匮乏是制约基础音乐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身为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工作者的陈洪先生始终将目光聚焦并服务于基础音乐教育，致力于培养合格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体现着他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论从他的《部颁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来看，还是从他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做出的理性判断和实践探索来说，陈洪先生都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史上持续倡导基础音乐教育的代表，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陈洪先生提出的观点及他所作的努力不仅为基础音乐课程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参照，而且对深入推进基础音乐教育发展贡献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范式。陈洪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敢于直言、勇于担当，有血有肉、鲜活有形的生命个体，就全部献给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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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洪全）